余秋雨谈佛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这两年似乎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不但频繁现身于大大小小的重要佛事，还写下好几篇文章，成为佛教的“义务宣传员”。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余先生接受了《凤凰周刊》的独家专访，畅谈了他心中的佛教。

　　佛教与我的生命俱在

凤凰周刊：您这两年经常参加与佛教有关的活动。请允许我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您信佛么？

　　余秋雨：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这么说吧，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庭，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是一个和我的生命俱在的宗教，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寄托都和佛教有关。我没有皈依佛教，但是我对它有着高度的评价和巨大的尊重。

　　凤凰周刊：您最尊重佛教的哪些方面呢？

　　余秋雨：我最敬佩它在中国民间社会文明的延续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想用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知道我的故乡余姚，出过黄宗羲、王阳明这样的“大儒”，但到我出生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人知道那些大儒的名字，甚至连认识字的都没有几个。在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世道中，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成年后每每念及于此，我就不得不感谢佛教，感谢它在普通民众的心间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

　　凤凰周刊：想想有点不可思议：相比较其他的重要宗教，佛教的义理可以说是最高深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智者宗教，竟会如此深入中国的民间百姓。　　

　　余秋雨：你所说的这一点，牵涉到我对佛教另一个重要的兴趣点，那就是，佛教究竟为什么能够传入中国，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如果佛教传入的是一个文明的荒漠，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但是，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超浓度的存在了。诸子百家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完成构建，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诸多学派的文明体。佛教能够传入这样一个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样、自身文化已经超浓度的地方，并且不是一般的传入，而是广泛的传入——这是奇迹，文化的奇迹。这样一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非常吸引我。

　　凤凰周刊：按照逻辑推理，佛教必定是具备一些诸子百家所构建的中华文明中不具备的东西。

　　余秋雨：非常正确，佛教具有特殊魅力。在对人生的关注方面，它补充了中华文化的严重不足。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诸子百家，没有特别关注人生本身的。道家，道法自然；墨家，提倡“兼爱”；儒家，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那么多的先哲，唯独就没有专门研究生老病死的。在这一点上，佛教大幅度地补充了中国文化的因素。　　

　　凤凰周刊：没错，佛教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非常的专注和纯粹。

　　余秋雨：而且痛快！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有许多的学派，众说纷纭，但因为语言太多，有些道理就讲得不太痛快。而佛教非常痛快，生、老、病、死，就四个字，但足以振聋发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无法对这四个字等闲视之。它的义理也很痛快：每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都会遭遇到大量的灾难，这些灾难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苦”；而苦的原因也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欲”；而要摆脱这个“欲”，就要把这个世界看得简单一点，也就是“空”。多么简单直接，多么痛快淋漓！

台湾让我对佛教前途产生憧憬

　　凤凰周刊：对于佛教的智慧和慈悲，以及它在中华文明史中的价值和地位，我们已无需多言；不过在今天，我们更关注它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古老的佛教好像有点跟不上时代。

　　余秋雨：佛教的式微，其实从明清末年已经开始了。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一种祈财求福的手段，由此出现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

　　凤凰周刊：您说的这种情况，在今天实在是太普遍了。佛山名寺一片香火旺盛，却全为了升官发财。穷苦人看着动辄几百元一柱的香，只能望而却步。

　　余秋雨：是的，而与此同时，许多佛学大师钻研和讲解的经文，一篇篇都好像天书，一般人难以理解，更别说接受。这两种极端，共同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凤凰周刊：我还想提到一点，就是佛教的老年化问题。许多人现在一想起佛教，就觉得那是老太太的宗教。但佛教原本是一个年轻人的宗教，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只有24岁，六祖慧能得到衣钵的时候只有26岁，玄奘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时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佛教慢慢远离青年了呢？

　　余秋雨：如果我们回到释迦牟尼那个时候，当年他传教的时候，那个弘法队伍处在一种生机勃勃的、充满朝气的、行动团队的状态。那个团队充满欢乐，充满行为，于是就非常容易把青春的生命裹卷起来。然而，在那之后，很多的大师对佛教进行研究和注释，让佛教越来越高深。高深当然很好，但是当它高深到需要很多人花毕生的心血才能取得发言权的时候，这种最讲究缘分的宗教就慢慢离开了那些刚刚走入人生的人——也就是年轻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总是以为佛教是对苦难的回答，而年轻人还没有经历过足够的苦难，苦难总是写在你说的那些老太太的脸上。这样种种的误会组合成了整体上的隔阂，好像佛教和年轻的生命关系不是很大。

　　凤凰周刊：当佛教远离穷人、远离青年、远离那些知识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时，它其实已经远离了大众。

　　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为，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传播乃至发扬光大，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宗教的传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传播方式。话说回来，今天的台湾传播佛教的方式，就已经很值得大陆这边学习。

　　凤凰周刊：您好像很了解台湾对佛教的弘法传播。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余秋雨：我就以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与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为例，这两个佛教组织都拥有百万信众。证严法师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现在“救助”二字上。慈济功德会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任何地方发生灾难，它一定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我们承认，证严法师和慈济功德会把佛教精神简化了，但这种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记得住。

　　星云大师传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办学。我到台湾，曾经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他们一个个都笑得那么澄澈，每天忙着利益众生的大事小事，想出佛茶、滴水书法等开导人心的弘法手段。人类的毛病，说到底不就是两个么？一个是“病”，一个是“笨”。证严法师更多地针对“病”，而星云大师更多地对“笨”开刀，他们两人在这两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凤凰周刊：而且他们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去解释佛教，让这种高深莫测的教义一下子贴近世俗民心。我听说，星云大师当年在传教的时候，会骑着一个三轮车，一路走，一路讲。

　　余秋雨：对，无论是证严法师还是星云大师，都没有停留在中国文人历来喜欢的高谈阔论、玩弄概念上。他们切切实实地做事、传教，是毫无疑问的行动派。

　　凤凰周刊：这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佛教的历史重要性，而这些大师今天的实践，证明了佛教的现实重要性。

　　余秋雨：你说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这种证明已经展现得非常辉煌。台湾经历了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这样现实的例子和榜样，让我对佛教的前途充满喜悦的憧憬。

　　佛教应吸引第一流艺术家

　　凤凰周刊：宗教传播还有一种经典方式，那就是艺术传播。佛教要在今天继续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不是仍然可以依靠艺术？

　　余秋雨：这是必然的。并且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好好学习西方的宗教。他们找到了佛教不太有的一个魅力，那就是大量世界第一流艺术家的介入。文艺复兴时期顶级的艺术品，其实都是宗教画、宗教雕塑；古典音乐的黄金时期，巴赫、莫扎特等人所做的音乐，大部分也都是宗教音乐。这些美丽是连宗教之外的人都怦然心动的。相比之下，佛教艺术要弱一些，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世界性的佛画或佛曲。

　　凤凰周刊：佛教艺术也很棒啊！敦煌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么？　　

　　余秋雨：敦煌当然很棒。但我的观点是，佛教艺术比起基督教艺术、伊斯兰教艺术来，还差了那么一截，尤其在音乐方面。我们说佛教音乐是“西天梵音”，但实话实说，它感动人的力量，伟大苍茫的力量，比起巴赫的《受难曲》、莫扎特的《安魂曲》等就有点不够。当然，这其实有着历史原因。

　　凤凰周刊：什么历史原因？

　　余秋雨：佛教本来是不在乎艺术的，对万物都看得比较穿嘛！它的艺术起源于犍陀罗，这个地方现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我曾经去考察过。犍陀罗在公元前4世纪，遭遇到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亚历山大东征的军队中有古希腊的文化大师，也有古希腊的雕塑和绘画，由此把艺术注入了佛教文化。从那时起，佛教才开始有了形象感。最早的释迦牟尼雕塑带有希腊雕塑的特征，鼻梁很高，眼窝很深，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你还能看到希腊廊柱。总而言之，当希腊文化和印度文化组合在一起，才出现了佛教造型艺术。

　　这个起源给我们一个体会，那就是跟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比起来，佛教艺术总的说来属于“后起”。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世界性的震撼度上，佛教的实际行为超过它的艺术成就。

　　凤凰周刊：这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又是什么呢？会不会是因为西方人本来就比我们更热爱艺术，更尊重艺术家？我知道英语里，上帝和艺术家甚至共享一个称谓——Creator。

　　余秋雨：有这个可能性。你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看那上面的壁画，上帝的下面是艺术家，然后才是圣徒。这说明，西方的宗教界对于艺术家有着极高的评价。不过，他们的艺术家也明白，最顶级的艺术就是追求彼岸世界，于是当他们以宗教为题材的时候，就开创了人类最高峰的艺术。务宣传员”。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现在的佛教界应该恳求着、寻找着大艺术家来参与佛教艺术的创作，因为倒过来，艺术的终极目的也总是和宗教情怀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家也应该主动向宗教靠拢。这是一种双向的高度的融合。

　　凤凰周刊：事实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主动投入佛教艺术的创作中。比如这次论坛举办地——无锡梵宫，就凝聚了许多艺术家的心血，并且受到媒体的赞叹和好评。您对梵宫怎么看？

　　余秋雨：还不错，但还是有点小问题。我觉得，这个建筑空间里呈现的信号过于密集，引导员的讲解又过于具体——又要讲佛经传说，又要讲建筑特点，要推广宗教理念，还要介绍景泰蓝、东阳木雕等工艺品的制作方法——给人的听觉和视觉造成了拥塞的压力。佛教场所原本需要的是一个大空间，让人们在里面心灵疏松，以干净的心态去接受佛理；现在这样，似乎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空灵感有一些距离。简而言之，现在应该做减法，而不是加法。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艺术一定需要宗教情怀么？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倡“以美育替代宗教”，您对此怎么看？

　　余秋雨：蔡元培的这个观点，我当然不同意。“五四”一代往往过于简单，比如鲁迅会说梅兰芳是“梅毒”。我们只能肯定蔡元培先生弘扬了美育这一点。至于宗教，那当然是不能被替代的。

　　我盼望见到中国的宗教界与艺术界的双向融合，因为一方面，佛教艺术确实有待于提高；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艺术也有待于增加宗教精神。缺乏宗教精神，可能是中国艺术一直上不去的原因——始终没有好艺术是在彼岸的。唯一对彼岸世界有过朦朦胧胧的向往的，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里勾勒出一个太虚幻境。贾宝玉到底到哪里去了？应该是到那里去了。曹雪芹有这样一个天才的感觉，那就是只有到彼岸，才能结束他的艺术。　

　　总而言之，我无法想象，一个最好的艺术，会离开宗教情怀，离开了对彼岸世界、对终极状态的关怀；我也无法想象，一个人会拒绝这种艺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是在拒绝文明。宗教加艺术，或者说艺术加宗教，就是人类精神的终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