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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与“听”道

       

发布时间:2010年04月24日
来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作者: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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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是古代道家的重要著作,一般认为它内容驳杂,是一部融合先秦道、儒、墨、法诸家学说为一体的道学经典。但过去一向被认为是伪书,因此,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一般音乐史上一直无一席之地。然而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残简,经过整理,发现其中有六章与今本《文子》相同,还有一些不见今本的佚文。汉简的出土使得《文子》得以部分恢复原貌,证明它是汉代前已有的一部道家文献,而绝非伪书。文子是作者,《文子》是文献。我们之所以谈《文子》,是因为它的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听”的哲学和文化值得我们探索和研究。

一、中国人“听”的文化

中国人自古有“聪明”一词,耳听为聪,目视为明,耳目都是所谓智慧的器官,故古代圣王常常是善听善观者,如所谓“禹耳三漏”、“舜目重瞳”的古老成语所说。古代音乐故事里,善听的神瞽(gǔ)可以听见天道的运行,帮助帝王安排生产和礼仪,如《国语·周语》里的那位著名的盲音乐家;善听的师旷可以知道军事活动的结果,预测最终的吉凶和成败,如《左传》所载南风不竟,楚师必败的断言。由此“听”的观念而引申发展出“兼听则明”的政治哲学,形成了古代政治非常重要而有特色的“听政”;汉代以来,还有采诗夜诵而能够“观风知政”的艺术社会学,而造成了对民间音乐的极端重视的“听治”;古代圣哲和文人常常有“听于无声”的行为,如孔子所谓“无声之乐”、陶潜所谓“无弦之琴”,而形成超越性质的所谓“神听”;古代以来,还有着刑官处理罪案诉讼的“听狱”等,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听”的哲学,“听”的文化,造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听的态度、听的对象、听的目的,且都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这样一种“听”的哲学,当然也不可能与音乐无关,它们有天然的联系。

二、《文子》的“听道”

《文子》的作者是非常懂得音乐、能够欣赏音乐、经常思考音乐的。如前文所论,《文子》的音乐美学与它的作者的“听道”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其中的学术内涵需要我们深入地开掘。

《文子·道德》篇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此三层次的论说,值得音乐美学研究和思考。

先说第一句。“学问”一词,一般指学习、问难,但这里的意思更加深刻和复杂,以《文子》对天道地理人文的丰富知识来讲,此处的“学问”一词,不妨理解更宽广一些,它可能含有关于天地人的一切知识和认识,如此,则可以理解为什么“学问不精”就一定“听道不深”,因为你不懂得律调中蕴含的天道和地理,就不可能懂得音乐中的人文。“精”,是精深、至诚的意思,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听,听道自然不深。

第二句,是讲听的目的。在《文子》看来,显然听的目的不是为了今天所谓审美,而是为了达圣哲之智,成仁义之行,得功名之业。精则明,深则达,精深而明达。这里说的听道之“道”与抽象的哲学常道有别,指可物之道,具体之道,它是非学不知,非问不精,非精不达的。所以,不能有所谓听道,岂可成就功名智圣?有意思的是,西方哲人常常强调“看”的意义,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就指出过,看是分离性的,与理性有关;听是浑朴的,与非理性有关。而中国哲人却更看重“听”的价值,认为“听”是智慧的来源,也不能说完全与理性无关,仁义、功名不可能由非理性造成,所以才有精明深达之谓。

第三句,与音乐美学的联系最为紧密,是音乐欣赏论、音乐接受美学应该研究的重要思想。但要开掘这里的理论思想,必须准确地理解原文。联系上文“学问不精,听道不深”一句,本文作者认为,下文“上学”、“中学”、“下学”所谓的“学”,似乎不能解释为“学习”,它还是在讲“学问”,意思是上等学问的人,是以神听的;中等学问的人,是以心听的;下等学问的人,则仅仅是以耳朵听的。在此,不仅是说有三个高低不同层次的学问,还是说存在三个等级的听者,与《老子》的第四十一章中“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的“上士”、“中士”、“下士”的三分有相近的意思。下文所谓“皮肤”(表面)、“肌肉”(内里)、“骨髓”(实质)三个层次的深浅之别,与下学、中学、上学正相对应。从音乐美学的音乐欣赏论来看,或可这样解释:一般学问的耳听者,是听见了对象的表面东西,如音乐的声音和音响;中等学问的心听者,则听见了对象的内涵,如音乐的审美意义;最高级的是学问很好的听者,他们能够以神听的超越性的态度听见精神的意味和哲学之道。由此可以说,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如果没有神听,岂可理解!道家的“神听”似乎比较神秘,其实主要是以超越性的精神和态度来倾听世界和音乐罢了。

三、《文子》听道的开掘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的音乐美学一直在向社会表达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即音乐是审美的对象。这当然不错,但是如果把这个当成音乐唯一的价值,唯一的功能,是不是也有偏颇?显然这个思想是从欧洲18世纪以来的音乐美学中而来的,“听”只是为了“美”,音乐只是为了美或审美,娱耳甚至成为音乐唯一的价值,许多人也只是把音乐当做娱耳的工具而已,所谓现代音乐美育,其进入通道也是以娱耳为起点。这样,“听”便被物理化、生理化了,“听”的许多其他功能便被这唯一的听娱遮蔽了,《文子》所谓下学之听,成为了唯一的耳朵功能,“心听”几乎很少进入审美生活,“神听”则近乎神秘主义或观念表演而被彻底抛弃。看看我们周围的听者便知,耳听者甚众,心听者不多,神听者则已亡矣!那么,难道《文子》关于听的智慧就完全没有开掘价值了吗?

本文认为,古代许多重要美学思想,包括《文子》的“听道”,应该加以激活,使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被人们所认识。

首先,在我们今天的审美文化建设中,应该建立起“听道”的观念。听道,是人类以“听”的姿态进入世界的道路。为什么我们是“在世”的?其证明可以是“言”,可以是“思”,当然也可以是“听”,我们应当以“听”建立起人类的本体论;同时也是人类以“听”的行为思考世界的道理,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你“听”见了什么?我们应当以“听”建立起人类的“听”的认识论;听道观念,是现代人“听”的文化的根本,其听的行为、听的对象、听的意识,听的内涵,都与人的安身立命有关,从而建立起“听”的价值论。当然也是人类以“听”的观念去对待音乐的道德,为什么“音乐”是美或不美的?从而建立起我们今天的“听”的审美论;可以这样说,听道,是今天审美文化建设的最根本的东西。

其次,是建立起“听道”的现代内涵,扩展“听”的内容。不仅听“音乐”,听音乐之声美、声义、声德,能够听在“皮肤”、听在“肌肉”、也要求听在“骨髓”;还要听“世界”,听大自然的无为无欲、有情有理;更要能够听“宇宙”,听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之道,从而开拓人的内在世界的无限空间,进入哲学层面的“存在”。这个存在,与天心、天性、天然、天道、天音、天乐,是完全浑朴元一,众声喧哗而静默冥漠,宇宙无声而音乐奏鸣,人因此进入了万物变化不居的永恒流动之中,汇入了宇宙不灭的大音希声之中。

再次,是建立起“听道”的行为模式,美听与智听不能偏废。娱耳是最低层次的意义,娱心是再高一级的意义,娱神是最高级的意义。娱耳与生理快感有关,娱心与审美愉悦有关,娱神则与精神的超越性有关。仅仅是能够“美听”,还不是听道高人,应该还有“智听”的关键环节,所以,《文子》言说:“学问不精,听道不深”,是应该深刻思考的命题,现代人在听方面的知识空白和认识疏浅,乃至心智闭塞,不正是听道缺失的结果吗?古人关于耳听只是下学的警语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引起重视?神听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死亡,是不是要加以思考?耳听--心听--神听,是统一的听道,也是统一的行为,由耳入心,由心近神,由神得道,不正是今天要建立的听的哲学吗?

伯牙子期故事里的听道,不只是要听懂对方的音乐,也是期待听懂对方的心灵,更是听中双方精神的汇通,也是耳听--心听--神听的统一,琴,只是这个听道的道之器罢了!

听道,应该进入我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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