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下的公益拯救

1932年春夏之交，一场巨大的瘟疫突然登陆中国。4月26日，上海海港检疫处报告发现首例霍乱症患者。紧接着疫情自东向西、由南向北不断蔓延扩散，波及到全国多个省份，酿成了一场民国时期最为惨烈的霍乱疫情。

这场扑面而来的瘟疫为清代嘉庆、道光之际才传入中国境内的真性霍乱（Cholera），其症状表现为极其剧烈的无痛感腹泻和呕吐，最终导致患者因严重脱水而死亡。这种致死率很高的烈性传染病，近代的中国医学界根据其西文名称音译为“虎列那”，因此当时社会上又简称为“虎疫”。真性霍乱自传入中国后，已频繁暴发过多次，其惨烈的情状骇人听闻。

1932年的霍乱疫情，来势比以往更为凶猛。霍乱首先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大城市间传播，随后沿着铁路、公路和水路迅速扩散到中小城市，最后进入乡村。5月，南京和南昌相继出现疫情。6月初，疫情蔓延到了天津，并传入北平。6月19日前后，陕西潼关发生疫情，并波及到邻近的山西、河南以及甘肃等省。7月底，疫情蔓延全国，在大江南北和城市乡村遍地开花。

突如其来的瘟疫不仅使大量的人口死于非命，而且造成极大的社会破坏。在此次疫情的重灾区陕西，据8月15日的《大公报》报道称“关中虎疫已蔓延四十二县，死亡数有报告者达二万二千余人，西安日死百余人”。尤其是潼关，几乎成了一座“死城”。在河南，“洛阳疫炽，死者万人，病者达五万”。关于这次霍乱所造成的死亡人口总数，7月24日的《大公报》社评中称“即概略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

面对炽烈的疫情，整个社会从官方到民间都投入到同瘟疫的殊死抗争之中，掀起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拯救。在疫情最早暴发的上海，一些社会团体、慈善组织以及市民绅商各阶层纷纷行动，展开了一系列的应对举措。霍乱流行期间，上海紧急开办了二十处医院，其中十七处为红十字会、华侨联合会等社会团体或个人创办。当时的“海上闻人”杜月笙筹建了“高行时疫医院”，还出资拍摄关于霍乱的影片，向民众宣传防治传染病的知识。旅居沪上的官僚吴醒亚等人也筹办了“时疫医院”。这些医院对霍乱患者进行免费医疗，并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同时医院方面还商请地方公安部门详加调查，一旦发现未投医的霍乱症患者，立即护送入院治疗，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由于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和医疗措施的到位，上海在这次霍乱疫情中的死亡率仅为7.4%，创造了全国死亡率最低的纪录。

当时对于霍乱的防治，主要有隔离治疗、消毒饮用水、注射霍乱疫苗等具体措施。从7月份开始，江西对城乡居民施行强制性注射防疫针。除挨门挨户进行注射外，还先后组织10支巡回注射队深入到偏远疫区推行防疫注射。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江西的疫情被完全抑制。在北方的天津，市防疫委员会专门设立防疫所，对市民注射防疫针。然而由于经费不足，无力采办足够的疫苗，天津对市民推行普遍防疫注射的计划一再搁浅。这时，天津救济事业联合会拨款2000元，委托红十字会采办疫苗，使普遍注射的计划得以实施，有效控制了疫情。

1932年的霍乱大流行，触发了一场官方与民间共同组织的社会大拯救，而且正是由于社会各界的普遍参与，从而为这次的防疫赋予了社会公益的崭新内涵。这种公益性的社会拯救和共同的应对努力，也促进了公共卫生防疫建设的推进。疫情结束后，西北的陕西、甘肃相继成立了常设的卫生防疫处，国内其他地区开始在县乡两级推广设置基层的卫生机构。尽管步履蹒跚，但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事业依然在艰难中缓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