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救世主类型：“人子”与“天子”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这两件大事对中华文明近百年来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不过，学术界往往只是论述和评价其正面的历史作用，而忽略了其反面，即把20世纪中国人引进了“精神荒原”！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和专制皇权就建立了共生关系。随着满清王朝的进入历史，作为帝制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自然也会跟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句话说，即使是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孔家店”迟早也得关门歇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问题是，当儒学不再是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作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指导思想的功能也跟着消解了，于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出现了价值真空的危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发现到此一精神困境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还曾为此前仆后继地尝试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例如康有为提出以孔教为国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太虚和尚提出建设人间佛教，冯友兰、熊十力等则致力于建设新儒学，另有些人则主张应以基督教精神作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但是这些努力都一一失败了。

　　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儒学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曾经一度为毛泽东思想所替代，但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中国人的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可以为了金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便提出了“两个文明”，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可是，近二十年的历史发展却证明，物质文明仍然一枝独秀，精神文明始终还是无法建设起来。
　　
　　中国有宗教吗？

　　一个民族只有物质成就而欠缺精神生活是不行的。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在90年代则出现了“国学热”和 “宗教热”。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学者在努力为中国人为什么面对“精神荒原”求解时，已经不再满意于以经济、社会等“形下层面”作为研究出发点，而开始把研究重心转向“国学”和“宗教”等“形上层面”上，并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注1】

　　由于本文的研究侧重点是比较宗教问题，因此笔者将不讨论当代中国学者在国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只会关注他们对宗教问题的看法。

　　要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或者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具备了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宗教？

　　根据流行的说法，中国有三大精神传统，即儒家、佛教和道教，简称儒释道三教。表面上看，除儒家是否能称为“儒教”争议较大以外，其他两者都有固定的信仰对象、信仰者、信仰仪式、信仰活动场所等宗教四大特征，如道教有三清、道徒、斋醮祝咒、道观，佛教有佛菩萨、佛徒、颂经拜忏、佛寺，因此都算得上是宗教。

　　问题是，如果深入一层地看，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无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从印度“进口”的中国佛教，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到了明清以后，都成了功利性很强的所谓“世俗宗教”【注2】，而宗教学意义上的宗教精神刚好相反，所强调的是超功利和超世俗。

　　因此，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人今日之所以面对近乎无解的精神困境，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传统精神资源中缺乏宗教精神，甚至还引申出中国没有宗教的结论。【注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祖先崇拜才是中国人共有的宗教，在现象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比儒释道来得更深刻、更本质。【注4】

　　不过，这些研究都没有触及一个宗教学上的重要课题，即救世主的问题。【注5】那些主张中国没有宗教的学者，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世界上的其他主要民族都有本身的救世主传说，而中国竟然能够例外？至于那些认为中国有宗教的学者，他们也没有说明中国的救世主是谁？


人子与天子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笔者好长一段时间。最近，笔者在阅读之余，突然发现基督教神学中的“人子”和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天子”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两者都是“弥赛亚”（Messiah）【注6】，但却是不同类型的救世主。

　　什么是“人子”？

　　“人子”（Son of Man）是希伯莱人独特的称谓词，在《圣经》中总共出现了192次（《旧约》107次，《新约》85次）【注7】，但其词义在却不完全一样。

　　根据《天主教百科全书》（Catholic Encyclopedia）Son of Man词条的解释，在“摩西五书”、“智慧书”和早期的“后先知书”等公元前六世纪以前产生的旧约经典中，“人子”主要是一种诗歌修辞语言，通常用来修饰 “人”和“世人”，有时也指“理想的人”（the ideal man），例如：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民数记 23:19】【注8】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以赛亚书 23:19】【注9】

　　（便说），人算甚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么？你竟眷顾他。 【诗篇 8:4】【注10】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诗篇 146:3】【注11】

　　在《圣经》中，《以西结书》是“人子”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卷，总共有93次，而且都是上帝对大先知以西结的称呼，例如：

　　他对我说，人子阿，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以西结书 2:1】

　　他对我说，人子阿，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以西结书 2:3】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阿，葡萄树比别样树有甚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甚么好处？【以西结书 15:1～2】

　　在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但以理书》中，“人子”这个词又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了“弥赛亚”的同义词。例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 7:13～14】
　　
　　到了《新约》成书的时代，“人子”的词义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成为耶稣的专用称呼之一。除了在《启示录》中出现的两次，以及在《使徒行传》和《希伯莱书》中各出现的一次，是作者对耶稣的尊称以外，其余在“四福音书” 出现的81次，几乎都是耶稣的自称。例如：

　　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 26:64】

　　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马可福音 10:33】

　　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路加福音 17:22】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约翰福音 6:26～27】

　　根据《简明基督教全书》的解释，耶稣自称“人子”，除了强调他是人以外，也在暗指他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提到的“人子”，即弥赛亚。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子”的词义为什么会从早期的仅具诗歌语言意义的“人、人群或理想的人”，演变到后期充满了浓厚宗教色彩的“耶稣的自称”？

　　上文提到，“人子”不仅在《以西结书》中出现次数最多，也是耶和华上帝对大先知以西结的称呼，而上帝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以此名号称呼任何先知。换句话说，“人子”的词义是在《以西结书》成书的年代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的。

　　根据传统说法，《以西结书》是大先知以西结的作品。以西结出生于祭司家族，公元前597年与犹太王约雅斤等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往巴比伦【注12】，公元前571年蒙召在被掳的同胞中作先知，先后共22年，因此又被称为“被掳的先知”。

　　发生巨变的历史时刻，往往会激发人类的反思。犹太国灭亡后，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包括以西结在内，也不能例外。当时，最令这批“巴比伦之囚”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不再庇佑以色列？不再保佑他的选民犹太人？经过深刻的反思后，他们的结论是因为犹太人自己道德败坏、不再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崇拜偶像等，因此被耶和华上帝遗弃了。

　　大先知以西结就是此告诫当时被俘的犹太人的。例如：

　　他对我说，人子阿，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以西结书 2:3】

　　人子阿，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以色列的众山哪，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邱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像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以西结书 6:2～5】

　　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密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城邑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毁灭临近了，他们要求平安， 却无平安可得。【以西结书 7:21～25】

　　既然导致以色列灭亡，使犹太人陷入苦难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不守律法、道德败坏、崇拜偶像，以致触怒了耶和华上帝，那么要摆脱苦难就只能重新得到上帝的眷顾，而讨上帝欢心的不二法门就是严格遵守律法、道德高尚和坚信上主耶和华。

　　在希伯莱人的观念中，能“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恶”（以赛亚书 23:19）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这是希伯莱的理想人格，也就是所谓的“理想的人”—— “人子”。

　　就在“巴比伦之囚”的心灵呼唤着“理想的人”之际，具有伟大人格的大先知以西结应运而生，而且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于是，“人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以西结的名号，并以耶和华上帝对他的称呼在《以西结书》中大量出现了。

　　到了《但以理书》时代，“巴比伦之囚”的复国情绪更加强烈，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成为讨耶和华欢心的“理想的人”，而更加希望有一个“理想的领袖”出来领导他们“再出埃及”。于是，“人子”就成了政治意义上的“弥赛亚”。

　　巴比伦在公元前六世纪末被波斯帝国所灭后，犹太人虽然得以重返故土，但是犹太王国并没有复兴，以色列仍然是波斯帝国治下的一个行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以色列又先后受到亚历山大帝国、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总之，《但以理书》所预言的“弥赛亚”在这几百年间都没有出来领导以色列人复国。

　　期望如果太久没有实现，往往就会变成失望乃至绝望。就在犹太人将近绝望的时刻，耶稣出现了。

　　耶稣自称“人子”，显然是以“弥赛亚”自居。不过，他却偷换了概念，不再强调重建人间王国，而强调进入天国。

　　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宗教革命。耶稣传播的新教义，在给传统的犹太教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精神彷徨无依的犹太人带来了新希望——既然无法在人间重建王国，为什么不坚信上帝，积德行善，以求死后得以升天，进入耶和华上帝的天上王国呢？

　　耶稣的新教义还有一点是十分深刻的，那就是较传统的犹太教更加超世俗。例如，在法利赛人质问他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帝国的问题时，耶稣答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福音 20:25），说明了耶稣认为政治和宗教是两回事，在政治上不妨坦然接受罗马统治，尽一切应尽的义务，如纳税等；但是在宗教上，犹太人却是耶和华的子民，除了耶和华外，不能信仰其他的神。

　　耶稣的此一主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还成为了西方文化中的政教分离传统的理论渊源之一。

　　此外，作为“人子”的对立面，耶稣还是“神子”。根据基督教教义，耶稣之所以一再强调自己是“人子”，是要说明他具有神人两重性——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却奉天父之命降生人间，在人间传播天国的福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用自己的鲜血为世人赎罪。

　　于是，耶稣就成了耶和华上帝和世人之间的沟通者。世人要获得救赎，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因信称义，才能进入天堂。

什么是“天子”？

　　接着，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天子”，除了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君权神授”的最高统治者以外，是否还具有宗教学上的含义？

　　首先得从中国的远古宗教形态说起。根据中国学者谢谦的考证，“自从进入父权时代即殷商奴隶社会以来，直到本世纪初满清王朝结束，上下四千年，中国古代宗教一直保持着对天神、地祇、人鬼三元系列神崇拜的格局。”【注13】

　　在这个三元神格局中，天神的地位无疑是最高的，而上帝，或称天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等，就是古代三元神宗教中的至尊神。【注14】

　　不过，这个至尊神并非一开始就是全民族的至尊神。在商代以前，人神未分，上帝即是天神中的至尊神，又是氏族或民族的始祖神，到了西周以后，统治者为了造成一种超氏族的大一统宗教格局，才把上帝至尊神与其始祖神完全分离开来，并将上帝和天结合在一起，称“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自此以后，上帝才不再是某一氏族或民族的始祖神，而是全民族的至尊神。【注15】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除了确立上帝作为全民族至尊神的地位，还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义革命”——由于武王伐纣取得胜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注16】，因此周武王和周公等周初统治者在胜利后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 17】，有上帝庇佑的殷商“天子”商纣王，竟然会被击败，以致灭国的问题。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注18】，认为天命只会眷顾“有德之君”，凡是“失德之君”都会被天命所遗弃，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自此以后，中国的宗教伦理和政治伦理就挂钩起来，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格局。

　　行文至此，已经可以十分肯定中国古代确有宗教，而且还有全民族的上帝至尊神。可是，中国古代却没有像犹太教祭司、印度教婆罗门那样的专业神职人员。

　　为什么呢？答案还得从中国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寻找。根据历代史书记载，中国早期的诸侯，后来的地方郡守，除了处理日常政务、教化民众之外，还得负责各地方的祭祀工作，所祭祀的对象包罗万有，除山川、圣贤以外，甚至还包括动物，如韩愈之祭鳄鱼，但就是不能够祭天，因为这是皇帝的特权，而皇帝之所以能够祭天就在于他是“天子”。

　　换句话说，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职业祭司”，却拥有一支庞大的“兼职祭司”队伍，而“天子”就是唯一一个能以祭天仪式来和上帝沟通的“大祭司” ，是全民族和上帝沟通的唯一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天子”的宗教功能和基督教的“人子”（耶稣）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人子”的任务是劝喻世人信仰上帝以登天堂，而“天子”的本职则是确保治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既然上帝的眷顾与“天子”的个人德行息息相关，而“天子”失德与否又会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因此如何体会“天意”就成了“天子”朝思夕想的头等大事。

　　既然上帝居住在天上，那么天灾人祸自然就成为了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每逢历代皇帝遇到天灾时，总是惶恐不安，怀疑自己因失德而触怒了上帝，几乎都会 “下诏罪己”，希望能获得上帝宽恕。例如：

　　闰月戊辰朔，诏御史台置考课监司簿。丙戌，以金主新立，命四川谨边备。己丑，诏湖北监司、守令振恤旱伤。癸巳，雷。甲午，史弥远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高宗宝训、皇帝玉牒、会要。乙未，大雷。丙申，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新校本宋史／本纪卷第三十九／宁宗赵扩三／嘉定六年】

　　蓟镇总督赵光拚提调援兵。戊子，张献忠陷无为。己丑，辽东督师侍郎范志完入援。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新校本明史／本纪／卷第二十四／庄烈帝二／崇祯十五年】

　　二月辛巳朔，修成都都江堰。……丁酉，赈呼兰灾。己亥，下诏罪己。赈山西、河南饥。丙午，瘗灾地遗骸。庚戌，免侯官被水丁粮。【新校本清史稿／本纪／卷第二十三／德宗／光绪四年】

　　 “天子”遇到天灾人祸频频“下诏罪己”，除了希冀上帝宽恕以图皇图永固的私心作用以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三代遗留下来的代民受罪历史传统。例如：

　　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尚书·汤诰】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尚书·盘庚中】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泰誓上】

　　从这个方面看，“天子”和“人子”又有了共同点，即同样都是为世人承担罪过的“救世主”。所不同的是，“人子”为世人赎罪是要让他们上天堂，而“天子”为黎民承担罪过则是为了国泰民安。

　　不过，这两者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子”只有一个，即耶稣基督，随着他为世人赎罪而被钉上十字架后，世人只能够通过信望爱三德的宗教实践才能进入基督的生命而获得救赎。从此以后，弥赛亚再也不会来到人间重建世俗王国，因为他已经降临了，并且已经建立天国了。另一方面，因为耶和华上帝只有耶稣一个独生子，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借耶和华之名，在世间行使上帝的权柄。换句话说，西方文化中的政教分离历史传统，早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奠定基础了。【注19】

　　相反的，中国的“天子”却是可以世袭的，但却不像日本天皇那样可以“万世一系”。由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因此每逢中国遇到严重的天灾，而朝廷又无法妥善处理，造成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严重问题时，老百姓就会归咎于当朝“天子”，认为他已经“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转而支持那些勇于揭竿起义的英雄豪杰。经过几番征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位豪杰，就会被老百姓视为是“天命所归”的“有德者”，于是便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了新的“天子”。

　　结论

　　本文对中国的“天子”和基督教的“人子”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比较后，结论如下：

　　“天子”和“人子”都是唯一能与上帝沟通者。

　　“天子”和“人子”一样具有“救世主”功能。

　　“天子”可以世袭，“人子”只有一个。

　　“天子”是世俗政权的 “皇帝”，也是中国古代宗教的“大祭司”，是中国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最高统治者；“人子”来人间是为了建立天国，而非建立世俗王国，从而奠定了西方的政教分离传统。

　　今日中国人出现精神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辛亥革命所推翻的“天子”不仅是世俗政权的皇帝，也是宗教领域的“大祭司”。帝制废除以后，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职能，虽然由总统、国家主席等给继承了下来，可是“大祭司”却后继无人，但这并不意味者当代中国人不需要“大祭司”。【注20】

　　如果中国当代统治者不能想出新的法子，以某种新的形式让传统上由“天子”扮演的“大祭司”角色得以延续下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恐怕会进一步恶化。

　　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积淀了几千年的“天子”观念并没有随着帝制的废除而消失，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仍然期盼着“有道之君”为他们建立一个能安居乐业的“王道乐土”。老百姓不可能接近最高统治者，又是怎样衡量“天子”是否“有道”呢？只能通过考察政府政绩和官吏行为来加以判断。如果政府的政绩不佳，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就会认为“天子失德”，反之就会认为“天子有道”。

　　如果中国当代统治者既无法解决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也拿不出好的政绩，又不能有效地打击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种种不利因素一旦超越了临界点，老百姓就会根据“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古训，另觅“有德者以据神州之神器”！

　　（本文写于2001年，是我读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时的作业）
　
　
注释：

　1.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传统文化（国学）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研究成果还超越了原本在此研究领域居领先地位的港台学者，例如陈明在其北大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就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儒学研究的空白；余敦康的《内圣外王的贯通 ——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则全面研究了北宋五子（程颢除外）及司马光、苏东坡等北宋思想家的易学思想，丰富了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在宗教研究的领域，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虽然没有本身的丰硕理论建树，但却相当全面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程世平的《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则首次（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从宗教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失落、屡次反封建却越反越封建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十分明确地论断中国的固有宗教就是祖先崇拜。
　2. 儒释道三大精神传统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出现了向世俗力量低头的苗头，其表征之一就是所谓的“三教合一”。表面上看来，“三教合一”是中华文化圆融无碍的体现，实际上却是这三大精神传统个性消解的开端。也正是因为如此，“以儒处世，以道养生，以佛送终”才会成为现当代中国人（广义的中国人，不仅仅是指中国大陆上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3. 我手头上没有文献资料足以证明当代中国学者有此一主张，但是从杨正润教授在新加坡授课期间的讲课内容和私下请教所得到的印象，这似乎是中国学界当今的流行看法之一。
　4. 程世平在《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中明确提出了祖先崇拜是中国国教的看法。他认为，只有祖先崇拜所表达的精神，才具有联系中华民族的纽带之资格。有关论述可参考《文明之源》页131~157。
　5.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和救赎理论正文将论及，此处略过不论。伊斯兰教虽然主张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但是十叶派教义中对最后一位伊玛目（即所谓“隐遁伊玛目”）的期盼，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弥赛亚信仰，而其救赎理论就是真诚信仰真主、完善“五功”来净化灵魂；在印度教信仰中，保护神毗湿奴（Visnu）会十次下凡救世，过去已经下凡九次，最后一次将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化身为迦尔吉神（Kalki）下凡，其救赎理论是通过祭祀、修炼等方式来达成“梵我一如”，重新回到造物主的怀抱中；即使是神话色彩较不浓厚的佛教，也有类似弥赛亚信仰的弥勒佛（未来佛）信仰，而其救赎理论就是“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6. 原意为受膏者，古代以色列国王即位时都要举行膏油涂抹额头的仪式，后来引申为以色列复国的未来国王的别称。
　7. 此统计是以詹姆斯国王本《圣经》为根据，如无特别注明，本文所采用之英文圣经引文，均出自此本。
　8. 此例中的“人子”显然是指于神相对的人，英文本为God is not a man, that he should lie; neither the son of man, that he should repent: hath he said, and shall he not do it? Or hath he spoken, and shall he not make it good? (Numbers 23:19)
　9. 此例中文本圣经没有译出“人子”，而译作“人”，英文本为Blessed is the man that doeth this, and the son of man that layeth hold on it; that keepeth the sabbath from polluting it, and keepeth his hand from doing any evil. (Isaiah 56:2)
　10. 此例中文本圣经没有译出“人子”，而译作“世人”，英文本为What is man, 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 And the son of man, that thou visitest him? (Psalms 23:19)
　11. 此例中文本圣经没有译出“人子”，而译作“世人”，英文本为Put not your trust in princes, nor in the son of man, in whom there is no help. (Psalms 146:3)
　12. 这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最惨痛的时期。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围攻耶路撒冷，将犹犬王约雅斤及臣民等约一万人掳往巴比伦，另立西底家为犹太王。前588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军队再次围攻耶路撒冷。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巴比伦人把圣城、圣殿全部焚毁，将犹太国上层人士全部掳走，犹太国正式灭亡。这两批被掳的犹太人, 史称“巴比伦之囚”。
　13. 见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明》页9，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14. 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中是否存在上帝概念的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议。笔者采用的是英国权威宗教学者麦克斯· 缪勒（F. Max Muller）的观点。缪勒在其《中国人对神的称呼》一文中，明确表态支持《诗经》和《书经》的英译者莱格教授，把这两部经书中的“上帝”都译成God，可见他同意中国古代宗教也有上帝概念。此文是缪勒名著《宗教学导论》的其中一篇文章。
　15. 见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明》页12。
　16. 根据《尚书· 武成》记载，在武王伐纣的决定性战役“牧野之战”中，造成纣王一方失败的关键是殷商士兵的阵前倒戈。
　17. 《尚书·西伯戡黎》
　18. 《尚书·蔡仲之命》
　19. 在西方历史上，罗马教皇虽然用很大的权力，但毕竟不是世俗政权的统治者，世俗政权的最高统治者还是皇帝和国王。
　20. 中国当代国家领导人显然不能扮演“大祭司”的角色，但是又没有主动扶持任何主流宗教，于是只能出现“法轮功”等邪教大行其道的情况。


参考书目：

1. 《文明之源——论广泛意义上的宗教》，程世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2. 《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谢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3. 《宗教学导论》，［英］麦克斯· 缪勒著 陈观胜 李培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
4. 《简明基督教全书》，马可· 泰勒编 李云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5. 《书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
6. 《中英文圣经网络版》（http://www2.ccim.org/~bible/）
7. 《二十五史》，（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电子文献检索系统，（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8. Catholic Encyclopedia,（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