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的生命哲学

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作为人生安顿之地。

——徐复观

《文子》是一部由秦末汉初的道家人物依托文子，根据流传下来的文子言并结合当时的需要加工而成的黄老学著作。它曾长期被视为伪书，直到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中的竹简《文子》出土之后，学术界才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地位与价值。《文子》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它以“道”为宇宙本体，将道解说成“窈窈冥冥，混而为一”的“气”，其自然无为而化生人和天地万物。这基本上是沿着老子的道论发展下来的。

道家哲学向来关注生命，虽然讲天道讲得多，但最终还是将社会人生作为落脚点，其终极目的是要指导现实社会的人生日用，解决人生问题。《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秉承了这一特点，它籍由“道——气——自然”的宇宙论为理论根基，结合秦汉之际的时代背景，推演出的一套涵盖肉体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个层面的生命哲学思想。

一、对肉体生命存在的呵护

秦末汉初，人的生命存在所受到的威胁并没有因为封建制度的确立而得到缓解，相反，由于战乱频仍、社会斗争复杂，人们稍不留意，生命便会受到威胁；另外，刚登上政治舞台的统治者也幻想通过神仙方术、灵丹妙药等种种手段来达到长生不老以期永享富贵。可以说，如何呵护肉体生命是那个时代提出的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文子》对此问题的解决集中表现为主张“重生”，即呵护肉体生命，以保持身体健康。“重生”思想是道家学派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老子。《老子》第十三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此，老子不仅提出了重生思想，而且还将其作为治理天下的基础。其后继《庄子》同样关注生命，强调个体生命价值，并将养生尽年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文子》继承并发扬了老庄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生、养生的主张。

首先，它主张贱物贵身。耳目声色之欲是人之本能，本无可厚非，但凡事都有一个度。《文子》认为，“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藏动摇而不定，血气滔荡而不休，精神驰骋而不守”，即过度追求身外之物，必然伤害身体。如因身体受损而造成短寿，那么即使有天大的福份也无法享受了，所谓“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文子》在《符言》篇中还分析了三种使人短寿的原因，它说：“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饮食不节，简贱其身，病共杀之；乐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杀之。以寡犯众，以弱凌强，兵共杀之。”《文子》所列举的这三种情况究其原因都是由于过度追求外物造成的。故它在分析了这种“以身役物”的行为后指出人应该“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适情而行”，强调“能尊生，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认为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知大己而小天下，贵治身而贱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乱情”，甚至还可以“全性保真，不亏其身”，而达于“真人”境界。

其次，它主张形气神兼修。《老子》已经初步窥察到了“形神合一”的重要性，其第十章说：“载营抱魄，能无离乎？”这里的“载营抱魄”，指的就是形体与精神相结合才能使生命长久的意思。《文子》发展了《老子》的这种思想，它从“道——气——自然”的宇宙观出发，把人看作是阴阳气化的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形气神合一”的主张，认为“形”、“气”、“神”三者结合生命才能存在，即谓：“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伤矣。”因此，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就必须从“形”、“气”、“神”兼修入手，使三者都达到均调和谐，既要避免寒暑燥湿对形体的伤害，又要避免喜怒哀乐对气和神的影响。

再次，《文子》在主张形气神兼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对精神的保养。因为在它看来，精神具有统帅作用，可以控制人的心智，进而可以控制人的各种欲望和喜怒哀乐。如果精神修养得好，达到神清智明、心境平和的境界，就可以调整好人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使其合理地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养生的目的，所谓：“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这里《文子》将“养神”看做是“养生”之本，可见其已经认识到了人之精神的能动作用，这种思想既是对秦汉时期王侯将相单纯追求肉体长生的针砭，又为那个时代不健康的养生风气作了理性校航。

二、对精神生命存在的呵护

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智能、理性的生命，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完善人格是人类除养生尽年这一生命的基本需求之外给自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也便理所当然成为生命哲学所关注的不可或缺的层面。那么，什么是心灵的最高境界，什么是完善的人格呢？在将人看做是阴阳气化的结果，是秉“道”而生的肉灵存在的《文子》看来，那就是要做到“与天同心，与道同体”，即做到与“道”的属性相统一。“道”的属性在该书中是以“道之形象”被表述的，《道原》说：“虚无、平易、清净、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在《文子》看来，符合“道之形象”的人，即是达于最高境界和人格完善的人，这种人也可称为“真人”、“圣人”。而要成为这种“真人”、“圣人”，《文子》认为应该从治“心”入手，这是因为“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那么如何来治理“心”呢？《文子》认为，首先要精诚内藏，诚而不自欺。李定生先生在其《文子要诠》中这样解释“精诚”二字，他说：“精者明也，诚者信也，诚者天之性，精者人之明，诚以志之，明以辩之，精诚感物，通于道也。”他将精诚理解成笃实无欺的天道关照，将达到精诚看做是实现人性与天道相通的途径，这一解释切合《文子》的思想。在《文子》看来，人如果能将精诚存于心内，求己以精，待人以诚，则可“神气动于天也。……至精之感，弗召自来，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为者而功自成。”这种以精诚治心通于天道的观点，显然是吸取了思孟学派的思想，显示了《文子》作为黄老学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整合道儒的致思倾向，这与后来汉代所宣扬的神学目的论有很大不同。

其次，《文子》认为要致虚守静，恬淡无为。《九守》篇说：“静漠恬淡，所以养生也，和愉虚无，所以据德也，外不乱内则性得其宜，静不动和即德安其位，养生以经世，抱德以终年，可谓体道矣。”这是说，致虚守静、恬淡无为，是养生、修德、体道的关键。反之，如果人心充满欲求和巧诈，不虚不静，争胜好强，就会因过分贪恋物欲和巧利而招致灾祸，以致丧失秉道而生的“虚无、平易、清净、柔弱、纯粹素朴”之本性。《文子》还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这就进一步阐明，追求物欲和滥用智识都是生命冲动的表现，它一害身体，二害精神，因而只有以虚静修身，才能使人性达于无为而复归于道。总而言之，《文子》所说的以虚静修身也就是要克制自身，不使欲望泛滥，即要“适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以防止滋生出种种贪婪之心。《文子》认为无论是治理天下还是追求至善，都不应违背无为的原则，所谓“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也；能有名誉者，不以越行求之，诚达性命之情，仁义因附也。”故它强调人只要做到以虚静修身，即可达到“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澹然无事，势利不能诱，声色不能淫，辩者不能说，智者不能动，勇者不能恐”的“真人”境界。这种以“无为”治身、治心的观点，对抑制当时帝王君相的贪婪、纵欲和专横独断，确有某种警戒意义。

三、对社会生命存在的呵护

人作为肉灵之存在不能孤零零地生活在世界上，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之人，都要和他人、社会乃至自然界发生一定的关系，都扮演着一定的社会角色，并承担着与自身角色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有一个如何完善人的社会生命即如何处世的问题，这也是生命哲学所关注的一个更为高级、复杂的层面，它是人之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在社会领域里的延伸。在原始道家中就有这方面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文子》在继承这些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呵护人的社会生命的见解。

首先，《文子》主张无为，顺性合时。《老子》第二十九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它倡导人的行为要顺应天道之自然、无为，但却没有深入论述。《文子》对此进行了补充发展，归纳起来有三点：其一，物有自在之性，不应以人为妨害物之自在之性，而应顺性而动，法天道以行人事。即谓：“圣人内藏，不为物唱，事来而制，物至而应。天行不已，终而复始，故能长久。轮其所转，故能致远。”其二，《文子》在强调尊重物之自在之性的同时，又指出在充分了解物性的基础上人可以利用物性，使其符合人的利益，无为并不是完全的无所作为。它举例说：“欲致鱼者先通谷，欲来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当然，《文子》所说的人为有前提，那就是只能引导物的自在之性，使之变得更完美，而不能超越其自在之性，否则只能导致人性与物性两伤，“夫顺物者，物亦顺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其三，《文子》认为人为应把握好“时”。所谓“时”，就是人为与物性感而生和的条件。《文子》认为“时”的变化是经常的，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时之变则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日回月周，时不与人游。”故人应当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动随时调整人的行为，“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寸之阴，难得而易失。故圣人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守清净，拘雌节，因循而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静，安徐以定，功大靡坚，不能与争也。”这样，《文子》在要求人“法天道”的同时，又加入了随时而动以“合天道”的主体因素，这显然是一种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客观规律相结合的思想。

其次，《文子》主张为人行事要从小处做起，防患于未然。这种思想在《老子》中已见端倪，其第六十四章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子》继承发挥了这种重视量变的“积”的思想，它说：“积薄成厚，积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并且针对当时人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皆知救患，莫之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于救患难。”在它看来人只有从小处着眼、谨小慎微，预见未至之势以采取相应的行动，才能做到法天道、合天道、不失时，即谓“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行，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君子慎其微”。倘若等到祸患不可避免时再补救就迟了。《文子》的这一主张显然已经渗入了主体的选择性和能动性，这无疑把如何处世的主动权交给了那个时代的主体个人。

最后，《文子》主张为人处世要守柔贵雌，明己之能与不能。《老子》第二十八章提出了“知其雄，守其雌”的概念。“守雌”含有持静、处后、守柔、内敛、含藏等意义。《文子》转承了这一主张，它说：“欲刚者必以柔守之，欲强者必以弱保之，积柔即刚，积弱即强，观其所积，以知存亡。”如果不能守柔、处后，而是妄为，妄言，恃己之能处处争强好胜，必然会招致怨恨。而且，个人能力也是有限的，所谓：“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势胜火，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因此，《文子》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保持内心的虚静、有自知之明，真正聪明的做法在于明白自己的能与不能，并且做到不以己之能与人争，而是能因人之性，守柔处下用他人之能，使己之不能与人之能相通。这样，一方面可以借助他人的能力使自己免于困境，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众人欲尽其能，顺其性的愿望，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强者，必用人之力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综观《文子》的生命哲学思想，可以看到它既吸取了老庄道家的营养，又继承了稷下黄老学的资料，并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作了发展，从而超越了以前的道家。在秦汉之际那样一个养生成为关注焦点以及处世愈加艰难的社会情景下，它的关于如何呵护人的肉体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一系列思想，总的来说，既对迷恋于长生不老的穷奢极欲的统治者有抑制作用，又为当时的养生处世之风作了理性校航，呈现了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因而其价值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