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古国”、“方国”到“帝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期。60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收获巨大，产生了许多重大发现，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其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

专家在简陋条件下清理，修复出土文物(拍摄：金钟）

　　对于旧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河套人，而如今又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和县人、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标本近百种、遗址数百处，时代涵盖早、中、晚各期，基本勾画出了从直立人到现代人及其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这些重要发现，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只要研究与人类起源发展有关的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些材料，不能忽视中国这块土地。

　　对于新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而如今又发现了仙人洞文化、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区。其中，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应有尽有。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基础。

　　对于青铜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安阳小屯殷墟、益都苏阜屯、宝鸡斗鸡台等为数不多的重要商周遗址，而如今又科学勘察和发掘了夏时期的偃师二里头、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广汉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岐山周公庙、洛阳北窑、北京房山琉璃河、曲沃曲村等众多青铜器时代遗址。建立了中国青铜器时代比较完备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廓清了各文化的源流及其关系，为重建中囯上古史准备了条件。

　　提出了中囯文明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

　　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是建立在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时代乃至以后文化的连续发展基础之上的。随着文化不断发展，文明因素逐渐孕育，当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文明起源于本土，并不等于说文明的起源只有一个源头。中国土地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比如新石器文化，根据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不同，分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六大区系。随着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及其城址群的发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及其邻境地区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因此，我们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

　　虽然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其发展的趋势是逐步走向一体的。在大约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先后出现了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所谓“古囯”的政治实体。但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其中，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因其客观上避免了以神权为中心的“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模式对社会财富的极度消耗，从而促进了社会正常发展，不仅脱颖而出，走在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经过60年研究，中国古代囯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文明、国家，都是发展的概念。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开始出现维持人类基本生活之外的剩余生产品的时候，文明因素便应运而生；当文明因素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开始分层，阶级开始形成，国家开始出现。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学界称为“古国”，大体处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500年这个阶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个阶段被称为“万国”，又叫“万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古国不同于部落。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一般以崇尚神权为特征，是神权国家，这在“红山古国”、“良渚古国”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从距今大约4500年开始，由古国阶段逐步发展到“方国”阶段。方国的范围一般要大于古国。方国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社会基本结构虽然像以前一样仍靠血缘关系维系，但“国土”概念已开始萌生。方国阶段从距今大约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礼制不断发展与完备，礼制成为维护商周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这也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色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帝国时代开始，直到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帝国时代方告结束。帝国制度的核心是中央集权。

　　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据的更为可信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

　　以汉朝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构建而成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古史体系，几千年来可谓根深蒂固。上世纪20年代初兴起了“古史辨”思潮，对旧的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于是，走考古学之路重建中国上古史，便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1928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发掘工作共进行了15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恢复，殷墟发掘又得以继续进行，相继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商王陵墓、甲骨文、青铜器、玉器以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址。这些确凿材料证明了此地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殷墟所在地。而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研究，则又证明郑州商城是商朝开国之君商汤所建的亳都，从而将商朝的存在由传说史变成了信史。

　　据史籍记载，商朝之前还有一个夏朝。夏朝究竟存在不存在？郑州商城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寻找商朝之前史迹的序幕。1959年开始，对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等遗址进行了发掘研究。学者们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可能是夏代最后的王——桀的都城斟寻所在地。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以后，学术界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三者综合研究得出结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寻，郑州商城为商汤始建之亳，偃师商城为商汤灭夏后监视夏遗民所建西亳。这是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为了重建中国上古史，上世纪30年代，围绕周秦文化起源而进行的发掘工作就已展开。经过70多年的努力，迄今已发掘周原、丰镐、成周、周公采邑以及齐、鲁、滕、薛、虢、应、燕、晋、芮、邢、郑、蔡、秦、楚、徐、黄、钟离、吴、越等宗周和封国的都邑或墓葬遗迹，基本理清了各自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其社会结构、礼制、文化的面貌。

　　在确立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国上古史基本框架基础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历谱推定、文献梳理、考古与碳十四测定等课题研究成果加以整合，提出了夏商周年表。尽管这个年表还有不够精准之处，但它的提出毕竟标志着中国的上古史已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可信的历史了。

　　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展示出中国古代高超的文明成果

　　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经济技术的发展。60年来，中国考古学既未局限于艺术史考古，也未单纯侧重于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经济技术领域考古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农业考古方面，确认了中国不仅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同时也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在冶金考古方面，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和姜寨遗址发现有黄铜器，龙山时代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区发现有红铜器，夏代开始青铜器的发现已几乎遍布黄河、长江及北方广大地区，证明中国是世界上青铜文化发展水平高而且又有自己特点的地区；商代发现有陨铁，西周晚期发现有块炼铁，春秋发现有铸铁，证明中国是发明铸铁最早的国家。在陶瓷考古方面，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北徐水南庄等处陶片的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陶器较早的地区之一；而早至公元前2000年前原始瓷器的出土和西周烧制原始瓷窑址的发现，则以更充分的根据证实了中国的确是瓷器的故乡。除此之外，在制漆、织染、造纸、机械等领域，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也都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　

　　中国文化、文明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环境中孤立进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文化的交流，既有对外的传播影响，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作为典型事例的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东传及其汉化过程，生动地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排外的文化，它具有宽广胸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精华，通过融合重组不断壮大发展，以求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1996年出任“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至2003年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