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叶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前夜

　　《北京》：您特别早就提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我还记得乾元国学博客圈开通的时候，就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国学应该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不能哪儿热往哪儿跑。您当时对于这些说法还发表了一些观点。

　　汤一介：从中国的传统讲，无论儒、释、道哪一家都是关注社会的。我并不否认确实有些学者坐冷板凳钻研一门学问，比方说钻研甲骨文，这是可以的。但从儒家来讲，孔子是希望天下有道的，“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说他是要有作为，要改造社会，要为社会献身的。不能说做学问只是单一地坐冷板凳，其实关注社会同样可以对学术发展有很大贡献。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大学者都是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比如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是从道德角度来关注社会。庄子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顺应自然，还有要追求自由等等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而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有的学问可以只是为学问而求，还有的可以为关怀社会而做。中国文化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可以走很多条道路。

　　《北京》：曾有一位记者问您书院是不是在坚持传统文化，当时您回答说这个说法不准确，您说书院是在弘扬中国文化，介绍海外文化，而且是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汤一介：对。从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来看，我们确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我们的导师有不同的思想：有的是马哲主义的学者，比方谢龙教授，他是北大搞马哲主义的教授；包遵信是反传统主义的人；像李泽厚是走中间道路的人；像我就是带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团体，而不是定于一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大家内部可以相互讨论切磋。我认为，实际上，文化的发展常常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互动来促进的，如果是单一力量的发展，激进主义越发展就越偏，就会变成极左思潮，最终变成危害；保守主义不能接受新的东西，不能跟上时代形势；自由主义的发展有的问题就会发展成相对主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变得没有标准了。假如这三种力量相互制约、合作、协调就会比较好。

　　《北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去寻找主体意识。他们发现，其实他们寻找的是在中国文化中能让自己、让国家、让民族安身立命的东西。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汤一介：这当然是一方面，在自身文化里找力量当然没有问题。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吸收别人文化的长处，就不能适应整个世界发展的节奏和要求。

　　从现代来看，其实文化的发展既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如果仅是民族的，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但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了，不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民族化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也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文化实际上有一个“源”和“流”的关系。我们的文化有很长的文化流程，同时也有源头，我们的源头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也就是现在的“五经”，《易》《诗》《书》《礼》和《春秋》，《乐经》丢失了，这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如果一条大河从源头开始流，一定要有很多支流丰富它才行。长江之所以为长江，是因为有嘉陵江、汉水等各个支流，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宽阔。从文化上讲，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就已经具有多元性，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还有吴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到汉朝才把它们统一成庞大的汉文化，后来，佛教进入，如今则是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的文化从源头流下来，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广阔。

　　《北京》：您觉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汤一介：西方文化是一个外在超越型的文化，特别是哲学这方面。中国文化，就中国哲学而言，是内在超越型的文化。西方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发展而来，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哲学来看，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二分的，两者没法沟通。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西方近代，特别是发展到笛卡尔哲学，它认为人和自然或者说人的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世界，只要研究一个就可以不研究另一个，这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讲到的。所以，从西方讲，他们要超越就要靠外力，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人自身没有超越的力量。

　　但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儒、释、道”三家都主张内在超越。儒家讲，经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可以超越自我和世俗。比如《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一切以修身为本。而且，孟子还讲过“上下与天地同流”，是说靠人自身的力量，人的精神境界可以达到跟天地合一，这也不需要外力。再说佛教，中国的佛教实际上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是禅宗。印度禅宗主张“静”，通过“静”来体现境界的提高。中国禅主张“觉”，只要觉悟了就可以成佛，“一念觉即佛”，也就是说坐禅、念经这些外在形式并非是最关键的，重要的在于是否觉悟，这就是一种内在超越的东西，完全要靠自身。最后说道家，特别是道教，有一句话表达得非常清晰，“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两套哲学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路子。

　　《北京》：这两套哲学体系可不可以互补呢？

　　汤一介：我想应该可以互补。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了这个观点，可当时也没有再继续把它深化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是一两年或十几年、几十年就能做到的。两方面的文化传统都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要把这么长时间的两个传统汇通成一种文化，要花很大力气。不过，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把这两个哲学汇通起来，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

　　罗素有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每次人类文化的交流，都使得文化有一个大的提高和飞跃。比方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我们才产生了宋明理学。西方文化则是在希腊传统下，后来又有希伯来文化等进入。可见它们都要有外力的参与才会有发展。当年，我们遇到了印度佛教是一件好事，今天我们再次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不过现在我们遇到的是西方文化，这就要看我们的本事，看我们能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文化，如果消化得好，那我们的文化就会有大发展。所以，现在我们至少不应该害怕西方文化的进入，而要把问题落在如何进行吸收这一点上。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吸收其他的文化。

　　《北京》：您一直主张弘扬国学，一方面要站牢根基，另一方面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那么这两点做起来是应该有先后顺序，还是同时进行呢？

　　汤一介：当然是同时进行，不可能先后进行，特别是现在，因为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北京》：在您看来，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之势，现在的主流大环境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还是有的人对于吸收外来文化还心存顾虑？

　　汤一介：现在的状况应该算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比如儒学，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先生叫蒋庆，就曾提议把儒学变成儒教，成为一种宗教并上升到国教的高度，这就比较麻烦。因为原来袁世凯曾想把儒学变成儒教，立为国教已经失败了，这比独尊儒术还厉害。而现在已不是一个单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所以这更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五四运动已经把孔家店砸垮，现在又要恢复儒学那就是历史的倒退，这个思想甚至在北大校园里也有一定的市场。北大的一位教授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讲，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现在要想在这里建国学院或者儒学院，这就是历史的倒退。这两种极端的思想都存在，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不同思想的冲突和撞击中来发掘和找到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