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见红楼--说“情”

谁都记得起，一部《红楼》，“大旨谈情”。这是作者曹雪芹自定自诉的，我们不能离开它另做文章。所以先要讲这个“情”字。

　　可是问题立刻就来了：“情”可以讲，但今天要听的是《红楼梦》与中华文化，那么“情”难道会是中华文化的最大最主要的主题吗？（未见有何人何书曾如此说过写过。）

　　好，这一问就引入我们的讨论之核心了。

　　如要举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典籍为证，则位居“六经之首”的《易经》里就有一句话，叫做“圣人之情见乎辞”。这就大有意味，由这一句就够我们讲一个“学期”了。

　　只这一句，便昭示了三个“亮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人—情—辞。这三者，也就概括了中华文化的主要内涵。先须将这三者的定义“界说”粗略一讲。

　　圣人也是人之一员，所以称圣，是因为他有道德学识，足以垂范于永久。古语云：“人为万物之灵。”今日科学还是承认、沿用了这个“灵”字而将人归入动物学的“灵长类”。灵是什么？古人又说：“人为天地之心。”可知这“心”与那“灵”是一回事，故又曰“心灵”。

　　心灵所司何事，有何功用？它“掌管”思维与感受，领会与表达。思维，是理智的考虑；感受是情意的振动；此二者皆由口之语与书之文而得以“发表”与“传达”。

　　这就是：人有情感，有情感必然表现，而表现则以文辞为载体。

好了，如果你要我用最简捷的方式给“文化”下个定义解说，我就是这么回答你了。

　　——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我们中华对“文化”的认识，这观念与西方不同。西方对“文化”culture的定义是人类先进力量之发展，里面虽亦含有“进化”之义，但绝不见其重“文”与讲“化”——而“文”与“化”方是中华所谓“文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说过，讲古代文化，“杞、夏不足征也”，因为没有文献是主要不足；及至周兴而克商，这才“郁郁乎文哉”！所以他的结论是“吾从周”。

　　即此可知：中华文化的“文”，实以周代文化为之真正的肇兴、发扬、光大。

有了“文”，这才谈得到一个“化”字。

　　什么叫“化”？——不就是“变化”吗？

　　不错。但“变”不即是“化”。

　　变是快速而可显见的改变；化则是非一朝一夕，并且是不易立即察觉的改易。比如“变故”乃突如其来之事也；而“潜移默化”是时日、功夫的事情，是“教化”“感化”的陶铸造就的“务虚”之功业。（因此，今日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等语词，实际也绝不指一下子突变，仍然是个有待于“化”的问题。）

以上说的是，中华文化之中心是“情”，如果能以真善美的情来感化普天下万民，那就是“文化”的本义了。

既然如此，就还要讲解“情”这个核心要害。

　　上文说过，人之所以不同于别物，只在他是万物之灵，天地之心。这句可悟《红楼梦》以小说的外相来讲这个“情”的来源，说是娲皇当日补天，同时也造人——古书神话记载是她以黄土和水做泥而造成人的，所以曹雪芹才能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种听起来离奇荒唐的话。然后才又讲明，一块石头要想幻化为“人”而下凡历世，就得先有了“心”“灵”，而这就是石经女娲炼后也通了灵性，命之曰“通灵”，方才具有人的心灵情感——人的第一条件。　　石能通灵，化玉，化人，这是物质进化的象征，物质进化到了高级阶段，就产生了“心”、“灵”，即“通了灵性”，有了感情。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

　　《红楼梦》为何单单是“大旨谈情”？到此已可晓悟。

　　“情”这个字怎么讲？

从我们的汉字的“文字学”来说，凡以“青”构成的字都表示精华之义。我曾说过一段话：米之核曰精，日之朗曰晴，水之澄曰清，目之宝曰睛，草之英曰菁，女之美者曰靓，男之俊者曰倩，故一切人、物的最宝贵的质素都借米之精而喻称为“精”，而单指人的精神方面之“精”即是“情”。

如此看来，“情”之于人，是何等重要而宝贵了。

　　若问为何“青”如此可贵？这大约是以物为喻：“青”字篆文下半是个“丹”字（不是“月”），丹、青皆是自然界矿物颜色最美也最珍贵的宝物，连我们的绘画也是“丹青”二字代称，道理在此。画山水的，以用朱砂、石青、石绿为上品颜色，正缘此义。“人”若加“青”，则是“倩”字了，男之美者也。而“靓”则形容女性，今人尚知。

既然“情”是人的灵性之宝，那么为何孔、孟专讲仁义道德，却不大强调“情”之作用呢？

　　这就连上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大题目。

　　其实，孔、孟讲仁、义、忠、孝等等伦常社会之德行，总归内核却都在“情”上分出来。比如说，一个孝子，孝顺父母，有两种可能：一是从观念上生出的“孝道”，一是从感情上生出来的“孝心”。

　　儒门似乎有点儿怕“情”，因为它容易放纵、流荡，过分而不能控制，遂成病患。但内心的活动又是“文”的基本，不能说“灭情”（如佛家）或“忘情”（道家，即超越感情），所以用变换方法改用“感”字“思”字，偏于“理智”了。如“诗言志”，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最是好例。

　　从文学史看，似乎汉士尊德，不敢言“情”；汉之后一到六朝，“情”就不再“羞怯”而正式露面了。如陶渊明敢作《闲情》之赋了，还遭后世讥为“白璧微瑕”呢！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才公然不客气地在赋分类中列出了“情”之一目，这是件大事，莫要忘记“情”赋中选的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曹子建的《洛神赋》。

　　这一现象，好像一方面重“情”了，同时又将“情”的本来内涵之广阔皆变得狭隘化，限在男女之“情”——即今之所谓“爱情”了。

这又需要懂得：一个来自《离骚》《楚辞》的文学传统是以“美人香草”来喻指对“君之忠、对贤之爱”的艺术特点。既咏“美人”，难免就涉及“情爱”而引发后世之影响了。

　　这一点，知道就行了，此际无暇细说它。

　　然后就是唐、宋以及以下各朝代的“情”之形势状况，可是也无法细讲。宋人尊儒，讲“理学”“道学”，不讲“情”学，没有这名目——我们今日所讲，倒不妨起个新名称就叫做“情学”吧。

　　大约到了明朝，小说家辈出，“情学”大盛，例如冯梦龙一大家，就辑撰了一部《情史》，此书给了曹雪芹以极大的影响。冯氏将古今关于“情”的故事，广搜而精析，按内容分成了24类。就是说，照冯氏之见，“情”是包含了这么多的不同内容的，这是一大贡献。此人识见可称沿到清初，就出现了一大代表，把“情”提升到一切的顶峰，这就是洪昇的《长生殿》剧作。

　　洪先生第一次放言无忌地大声呼唤：“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

　　提起剧曲，元代之极盛时期，所有人物、社会之多样性、多面性最可惊叹，英雄、少女、忠孝节义，无所不有，悲欢离合情节也丰富无比，却不以“情”字作为标目，而是《长生殿》在第一支曲子里作出了概括，昌言一切故事的感动人心，总在一个“情而已”。

　　这又是一个“突破”式的明言至理，影响了《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和《长生殿》又有什么异同呢？

　　《红楼梦》是受了《长生殿》的感召，这无疑问；但它更是“接过”了所有的“情”——从《易经》的“圣人之情见乎辞”直到宋玉、曹子建、王实甫、冯梦龙等所有的“情”字而加以再扩充再提升，最后写出了“大旨谈情”四个大字。

这个“大旨”是以前未曾有的，超越了洪公。这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真内核——因为它比仁义道德的儒教更为高尚广大。

　 儒教不敢多谈“情”，把人的真情装裹在伦常、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服饰”箱框里，而曹雪芹则把这“情”从那箱框里“释放”出来，并且赋以更新、更高、更大的精神文化涵义和容量，比那更真、更善、更美。

　　《红楼梦》的“情”，已不再仅仅是“人际关系”了。

真善美，这种口号式的理想标准早已盛行于世，但在乾隆时代，尚无此种提法。那么，说曹雪芹彼时就倡导“真善美”，这话“通”吗？又有何为证？

先说“证”，有了证自然“通”就不必再辩了。

　　《红楼》一书，开卷到第五回，提出了“真”的问题，在此以前就先提出善与美的标准。三者俱见于书内，不是向外搜求比附。

第五回写“太虚幻境”的对联，开口即道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妙理与感慨之言。他说人世常常是真假不分，以假混真，而人们偏偏甘愿崇假而弃真——于是真不如假，真的反而当成假的。脂砚一条批语云：

“一日卖了三千假，三年卖不出一个真。”

　　可见其感慨之深且重也！

　　所以，宝玉这个被误解的人，事实本乎真，憎恶假东西。流行说法，说他“反封建”，其实他对伦常礼法并未“反”过，他处处重礼，只是厌恨世俗假礼假应酬，其中并无真情，全是“演戏”——有的还不如戏之含“真”。

　　他祭晴雯特笔提出“达诚申信”之大义，何尝反对“封建道德”？他说，如是真情悼念，只供上一杯水，一片真诚感召，那受祭者是会来享的。

　　——哎呀，这不是“迷信”吗！

　　呜呼！人们怎么理解贾宝玉（或写出了他的那位曹雪芹）的心意？

　　他是说，世俗之讲道德，说仁义，多无实谛，只是变质弄成了一派假外表！他之崇真恶假，证据已明。

再讲善与美。

　　也是开卷不久，就提出了“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小才，或微善……”这是有意的谦词。善虽微，已是性情之本；才虽小，又即美好的材质。

　　什么样的善才是至善？曰以情待人，即以真情体贴他人的甘苦辛酸，悲愁喜怒，这才是最大的善心——不是仅仅救济贫寒、舍衣施米的慈善行为。因为，那种救济举措，也有真有假，有搏名，有取利。

　　贾宝玉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这方是出自深衷的真美。一念似微，功德至大。

　　至于美，那倒不必烦言而自明。这部伟大悲剧性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悲壮而哀艳之大美。书写一百零八位女儿，脂粉英雄，闺阃豪杰，美好的心田，才华的表现，精能的才干，高洁的品格……一一具备。她们“命定”在薄命一司之中，流逝于沁芳之闸，即悲即美，亦美亦壮。

　　能达斯境，真、善、美三者合而一体者，是谓中华文化之精华，民族审美之命脉，何其伟丽崇弘而难以数语尽

　　末后，附说一义：贾宝玉的至真至诚的“情”，由人及物，一视同仁。他的“平等”“博爱”观与西方的也并不相同。他视鱼儿燕子与己为同类，可以交感，体其悲音，谅其情愫。他说凡物皆有情、有理，与人无异。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本真，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化及草木，赖及万方”的精神境界。

　　中华文化是个至大至高的题目，岂是小文如本篇所能尽万一；只因是为了讲说《红楼梦》名为小说而实具吾华夏文化的精义在内，故为之简言浅讲，略申大概。倘能有助于理解，则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