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华的文需涵咏玩味的功夫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毕业，先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顾问。他是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和诗人。他评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和《书法艺术答问》为学林推重；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此后又出版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夺目红》、《曹雪芹传》、《红楼小讲》、《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十二层》、《石头记会真》等二十多部红学著作。1954年双耳失聪，1974年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治学至今。

　　记者：您说自己身上的“矛盾”很多，也很大。大学读的是西语系，教书教外文系，可是真心喜爱的还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学艺术，文物衣冠，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民族审美的意境等等，为什么？

　　周汝昌：有些批评家说汉语文“不科学”、“不准确”、“太模糊”———所以比不上概念清楚、逻辑周密的西语好。我说，这种评比是既不晓西方，又昧于汉语，全是盲论。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仰观俯察、感受体会，有自己的价值观、美学观，更有自己的表现才华与方式———它有浓郁的诗质在，不单是1＋1＝2之类。在我看来，汉字汉文有一种大美至美。就拿诗来说，中华诗是情思美、声韵永、文采彰、境界高的综合与升华，是以魅力最大，涵咏无穷，其上品真不愧是透肝沁脾，生香满颊。

　　读雪芹的书（其实包括读中华的文），最需要的是这种涵咏玩味的功夫。这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儿总离不开修养、陶冶、涵咏、玩味———即功夫的层次与品位。我的研红心得是，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里面有诗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记者：您一再强调要有涵咏玩味的功夫，这个功夫怎么培养？

　　周汝昌：治学不易，要有才、学、识、德、勇、毅、果、静、谦……也要有悟。悟有顿、渐之分：顿是一见即晓，当下即悟；渐就是涵咏玩味，积功既久，忽一旦开窍，洞彻光明。

　　现在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要补课，这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补？用灌输的方法、填鸭的方法教学生，肯定不行，要培养、诱发学生的兴趣。中国文化中的宝贝东西太多了，文学艺术、嘉言懿行都有精彩处。比如，一个弟子问孔子：老师，你教的东西太丰富了，你送我一个字做座右铭好吗？孔子说：其恕乎？这完全是商量的口气，翻译成白话就是：这个恕字怎么样啊？接下来对恕又做了这样的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循循善诱，你说孔子伟大不伟大？大家都知道“水落石出”这个成语是比喻真相大白，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后赤壁赋》，原是写景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年毛泽东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两句诗评价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之间的友谊，引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诗，很贴切。这就是门径，要让学生自己有钻研的兴趣，慢慢地，他才会摸到传统文化的门。

　　以我的体验，中国文化和艺术最忌一个字：死，最宝贵的是：活。要教活学生，就要教他们这种涵咏玩味的功夫，不是照本宣科，不是读死书。

　　记者：您说自己平生下功夫最多的是诗词、书法、英文、红学，红学排在了最末位。但无可否认，您在诗词、书法上的造诣，对您的研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的红学队伍，人数远比以前壮大，新成果却没有多少，这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是否有关系？

　　周汝昌：肯定有关系。我前面说过，读雪芹的书，要有涵咏玩味的功夫。这不是说要像《红楼梦》里写的那样开诗社，做诗，而是说，整个《红楼梦》是一个诗的境界，它的表现手法是诗，而不是讲故事。研究《红楼梦》，我不讲情节、故事、人物性格，而是包含我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我既不把《红楼梦》叫做什么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性理小说等等之类，而独称之为“文化小说”，是因为这部书里仪态万方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光彩和境界。

　　对现在的红学界，我模模糊糊的印象是比较沉闷，没有新见解新突破。但我是一个乐观者。这个沉闷是一个过渡时期，哪一个契机、因缘到了，红学会有一个新气象。

　　记者：您评曹雪芹是“大慧若痴”，您痴红六十年，进而把握中华文化情与理谐、天人合一的精髓所在，可否也算是一个大慧若痴之人？

　　周汝昌：曹雪芹完成《红楼梦》的时候才三十多岁，但他有大智慧，他的知识库那么丰富，我只能称他是特殊的天才。用一般的情理、一般的形式逻辑，研究不了红楼梦。一般人理解《红楼梦》是一部反理教的小说，其实不然。在伦理社会关系上，曹雪芹承认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独处自便之境中，他则将“情”诗化起来，艺术化起来。曹雪芹被称为情痴，或者叫情圣，此痴，非本义“不慧”之谓，相反，那正是大慧若痴，如同大智若愚之理。在曹雪芹的世界里，情与理并不构成绝对矛盾冲突，甚且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情，即“天”是也。理，即“人”是也。情与理谐，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与精髓所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发过这样的慨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自号“解味道人”，意为懂得些许“味道”的人，并非“道人”、“居士”之义也。我说过，第一流的学者有自己的事业，不会去研究《红楼梦》，我不是第一流的学者，差得远，最多三四流。说是第一流，那叫骗人。但我也有股痴劲，曾有一诗言志：“梦解红楼日月长，奇情异彩细参商。零笺碎墨皆堪念，中有微怀一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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