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大学堂：风声雨声读书声

夕阳下，庙港依然还是那个普通的苏南小镇，镇里的居民除了知道南怀瑾三个字之外，对于传统文化依然知之甚少。但毕竟，院墙之内，“少数人的复兴”已经开始……

这是一个教育探索，一次经营，还是一场少数人的复兴？

2006年，温州口音浓重的老人南怀瑾，在九十高龄之际，选择了江苏省吴江市庙港镇，开办太湖大学堂。

这个性质上仅为“民办学校”的机构，却以一套集成传统文化的“佛教修行”，吸引了正统高校的知名教授和政商两界的名流追踵而至。其中，包括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皇甫平”）、中科大校长朱清时等人。

东吴古文化的复兴，儒商传统的滥觞，似乎在这个小小的苏南小镇，奔汇。

其开办的小学教育更是兼具先锋的实验性质，全日制的寄宿学校在课本之外，还教授武术、中草药、书法等传统文化的课程，且收费高昂。

“百花落尽啼无尽，更向乱峰深处啼。”开课之际，南怀瑾如是说。

这位国学大师的声望所及，还有一些“草根”私塾应势而起，分别从东北和河南而来，落户在同样由太湖孕育的苏州。

南怀瑾的大学堂

2000年，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站在苏南小镇庙港，突然为景动容，并决定选择庙港开创太湖大学堂。

一入庙港地界，眼前赫然开阔。脚下滚滚，乃是太湖奔海的唯一通道，太浦河。

太浦河上横跨大桥一座，名为“庙港大桥”。站在大桥上西眺，对面便是著名的“东山岛”。太湖在此展开了它最宽阔的一面，一望无尽。

2000年，国学大师南怀瑾就是站在这里，突然为景动容，并决定选择庙港开创太湖大学堂。

这可能是南怀瑾晚年的最后一件大事。1949年，南怀瑾离开了温州故土，前往台湾定居。十数年间，南怀瑾对传统文化之儒、道、佛皆有造诣，并融汇西方文化，曾在美国开办佛吉尼亚“东西学院”。

10年前，这位年逾古稀的国学大师甚至亲历亲为，投资数千万元建设连接家乡的金温铁路，轰动一时。

“区区一条人间铁路算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想修一条‘人道之路’开始的基地，再启动一下。”2006年初夏，就在太湖大学堂启动的第一日，返回故土的南怀瑾说。

他继而引用两句诗句表明初衷，“‘百花落尽啼无尽’，说明时代已经过了，可是这个时代很想挽回文化。所以‘更向乱峰深处啼’，在庙港这个地方还搞这个（太湖大学堂）。”

这个名为庙港的小镇，原本是一个普通的苏南小镇。长久以来，它秉承了环太湖小镇“靠湖吃湖”的特征，以螃蟹养殖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毗邻蚕丝之乡，常住人口4-5万之间。

大学堂的正门就选择在庙港大桥不远的环湖路旁。高高的黑漆栅栏，细密的柏树环绕，栅栏门口还张贴一张告示，大意是，谢绝所有访客。

透过栅栏，里面隐约有四栋三层高的楼宇，一栋为古朴的白墙青瓦，另一栋则有西方钟楼的风格，其中两栋以回廊相接，颇有中西合璧之味。

这个大学堂历经整整6年建设，据称围墙之内的面积多达200亩左右，处处草坪，乃是南怀瑾相中此地之后，围填湖沼所得。

这个性质上仅是吴江市属的民办教育机构，气势和神秘度却不输任何学堂，出资方为台湾薇阁集团董事长李传洪。

正门的右边，就是这个“民办机构”的所有合作单位，包括人民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中科大（中科院选键化学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等等一长串名单。

一时间，整个庙港小镇都知道了“南怀瑾”的名字。不过，大多数居民都无缘入内，只有当地的几个建筑小工，随着建筑队进去过一次。

听众“非富即贵”

聆听该学堂授课的门槛确实很高。在太湖大学堂的规定中，明确不接受私人报名听课的请求，只接受学术机构的团体预订，且需要有“合适”的项目内容。不开课之余，南怀瑾就和一些弟子在这里自修。

2006年的第一次课，共分七日，由南怀瑾亲自讲授，基本以佛家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为主。

听其讲课的学生说，南怀瑾的精神依旧矍铄。虽然拄着拐杖，但走路轻快，好似“一溜风”。

事实上，“乱峰”之处的“啼声”的听众非但不少，且名流济济。第一次开课，南怀瑾本打算通知一起筹办庙港的“自己人”听第一讲。名单上只有十几个，最终满堂达到八十人。

此后的学生更为显赫。听众名单中，有周瑞金（“皇甫平”）、周国平（中国社科院哲学教授）等知名学者。亦有正统教育体系下的高校教授，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孙家州、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等。

人大国学院的学生李清（化名），是2007年11月间随院长游学至庙港听课的成员。整个课程为100分钟左右，由南怀瑾讲授。

“我们是下午2点到的，必须穿鞋套进课堂，” 李清回忆说，“课堂里聚集有200-300号人，除了国学院的学生，还有不少是商人。”

这个讲座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复兴有关，重点是唐诗和清诗，没有“讲经”。对于北方人李清来说，此行的象征意义更甚。南怀瑾浓重的温州口音不太容易辨别，且思维发散，“我有点跟不上，只好回去慢慢体会”。

不仅是学者蜂拥，不少政界和商界的精英，亦对貌似无关的“国学”趋之若鹜。

南怀瑾讲经济问题，由国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亲自联系，“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从中介绍。讲《黄帝内经》，则是应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游说邀请。

在给银监会人士讲经济时，南怀瑾就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以及班固《汉书》中的《食货志》为例，讲解这些中国的经济学著作。

这样的听众层次，用庙港镇镇民的话说，是“非富即贵”。

聆听该学堂授课的门槛确实很高。在太湖大学堂的规定中，明确不接受私人报名听课的请求，只接受学术机构的团体预订，且需要有“合适”的项目内容。不开课之余，南怀瑾就和一些弟子在这里自修。

“南老师一开始就讲过，太湖大学堂既不是教育机构，也不是宗教场所，更不是社会团体。”南怀瑾的弟子、香港著名报人魏承思说。

在庙港之外，太湖大学堂还在上海青浦的国家会计学院，创办了一个“国学经典导语讲习班”。主办方是南怀瑾的弟子、台湾斯米克公司董事长李慈雄。

这里的学员标准比大学堂宽松一些，共招收了60名学员，多是公司白领。上课之前，老师和学生必须互相鞠躬致意。

除了办学之外，更早年间（1977年），南怀瑾还创办了“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包括南怀瑾的书籍为主的一些国学著作。这个出版公司的规模蔚为可观，在上海等地都有分部。

国学教育实验田

不过，小学部的收费颇为昂贵，每学期的学费在8万-10万之间。而开设在国家会计学院的国学班也同样价格不菲。老学员5000元/人，新学员7000元/人。

每到周末，大学堂的门口就停满了外地牌照的一溜车，以浙江和上海居多。张炜（化名）就是来自浙江诸暨的一个生意人，每隔一周的周末，都从邻省开车过来，接孩子回家。

太湖大学堂的教学分为两个部分，在成人讲学之外，还有一个小学部。这又是南怀瑾的一个“国学试验田”。

不同于普通的民办教育，这里更为强调古文、武术、中医等传统教育，以诵读和释义为主。这学期，小学部的四个年级一共有60多名学生，27名老师。

小学部的每个学生被要求早上6点20分起床，七点开始练习武术半小时。早餐后，诵读经典，曾诵读的有孟子的《尽心章句》和《梁惠王篇》。中午午休的时候，直接躺在地板上，练呼吸功。

张炜的孩子从小喜欢古文，背诵能力很强，在小学部如鱼得水。为了到太湖大学堂来念书，他甚至放弃了公立学校上初一的学历，在这里最高的四年级开始学起。

在原先的计划中，这个旧时学堂的“实验性”更强，教学就是从四书五经开始，全都采取旧时学堂的诵读和释义方式，数理化都不涉及。

南怀瑾的弟子魏承思称，这个开办小学班的想法最早是由他提出来的，“为了保留点文化火种”。“培养10年，200个孩子，出几个国学大师就行了”。

不过这个不符合“教学大纲”的教学模式并没有被教育部门认可。为此魏承思还去找过新教育改革发起人、时任苏州副市长朱永新。最终，小学部还是按照通行的教学课本授课，但加入一些国学元素。

这样的教学方式却很符合张炜的预期，“我打算让孩子在这里上课，能上到几时是几时，实在没有班了，就送到国外去。”

在每个暑期，学堂还增办“国学”夏令营，南怀瑾会亲自授课两小时。每年三月便开始的报名，虽然价格同样不菲，还需审核学生资料，但时常爆满。不少课程是让大陆和台湾的孩子进行交流。

不过，小学部的收费颇为昂贵，每学期的学费在8万-10万之间。而开设在国家会计学院的国学班也同样价格不菲。老学员5000元/人，新学员7000元/人。

昂贵的学费，使得庙港镇上的孩子基本念不起这个学堂。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学堂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是本地的，是开给“外面人”的。

不过，在生意人张炜的眼里，这点学费并不多。

在所有的授课中，基本都是实行小班化教育。“这里的一个班最多十几个孩子。”张炜提起这一点颇为得意，“有些老师暑假去非洲做义工，把照片带回来给孩子分享，素质也比较高。”

小学部校长叫郭姮晏，是台湾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她12岁起追随南怀瑾至今，论辈分是南怀瑾的徒孙，小名叫“沙弥”。

“维持这个学校的成本也高，学堂估计还要贴点钱。”张炜甚至担心，等到这个学堂更有名的时候，要报名就不这么容易了。

最新的动向是，这里的办学可能马上将延伸到初中阶段。据称，江苏省教育厅已经批复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三的教学。南怀瑾本人也承诺全额资助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学生。

苏州私塾：另一种国学复兴

从2007年开始，薛岩汲开始自己动手编写儿童国学的教材，突破点选在了诗词。他坦言，目前课程里最受家长欢迎的课，就是“对对子”。“因为这个看得见成果。两周之后，家长回去一看，小孩会对对子了。一个月，能写五言诗了。”

释义和诵读，不远处的两个苏州私塾也采用了同样的教学方法。

在“复兴私塾”里，一个17岁的女孩休学在此跟读达一年之久。她平时的课本以《黄帝内经》、《茶经》和《易经》为主，有课时听老师讲解含义，平时就是自己背诵和阅读。

“一遍遍读就能懂，到了火候就自然懂了。”女孩说。

2005年，两家“草根”私塾都选择了小桥流水的苏州老城作为落脚点，紧挨着有古老历史的苏州大学。

复兴私塾（亦称淑女学堂）的创办人叫傅奇，身材敦实，河南开封人。早年在老家开办一家书店，后来来到苏州，开了一家学堂。傅奇自己就很喜欢讲“国学”，对于教育的理念激进且出言大胆。

哈尔滨人薛岩汲则个子高削，穿一身中式改良长衫。他在苏州开的私塾叫菊斋私塾，教学点是一个两层的居民楼，悬挂着传统的竹帘，木制书桌上铺盖着蓝印花布。

来苏州之前，他在哈尔滨从事的是毫不相关的外贸行业，教育背景也同样是外贸。

正是因为创办者本人的非专业背景，他们的私塾被称为“草根”私塾。但草根们的国学教育实践，还大都停留在技术层面。

从2007年开始，薛岩汲开始自己动手编写儿童国学的教材，突破点选在了诗词。他坦言，目前课程里最受家长欢迎的课，就是“对对子”。“因为这个看得见成果。两周之后，家长回去一看，小孩会对对子了。一个月，能写五言诗了。”

作为成果展示，菊斋私塾墙上最显赫的位置，张贴了不少学生的联句和五言诗。

这样的妥协，加上几年的声誉培养，给薛岩汲带来了井喷的学生数量。2008年，菊斋私塾的学生数量比2007年翻了一翻，达到了30名。

这个变化，被薛岩汲总结为突破了国学的“实用性”。但这种突破似乎与国学本身的“务虚”要义有所背离，甚至有些“舍本逐末”。

魏承思则完全不同意此类的做法。他是国家会计学院国学班的讲师，但他对于课程名称“国学与经营管理”的“实用化”倾向，非常不以为然。

“这也就是一个名头，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魏说，“进来之后我并不讲经营。”他的讲授方式就是逐字逐句讲解，基本不加发挥，只解释字面意思。

“这个没有办法避免。”薛岩汲在现实和理想的选择中也有点无奈，“以前的科考制度是国学的最大‘用处’。现在这个用处没有了，只能先学习技巧，然后慢慢领会深意。”

这个改变，还使得他与一些圈内朋友之间产生了分歧。一些朋友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国学的根本，而诗词之类都是细枝末节。薛岩汲的这位朋友，也在用他的实践探索自己的理论——他在家带着2-3个孩子，用一年的时间一起生活，一起读论语。

相比而言，复兴私塾的规模更加可观，日常学生上百个。它的成功，更得益于借助苏州这个“国学场”里的人和文化。

为之奔走的人中间，最出名的就是朱季海。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还是鲁迅的同门师弟，陈寅恪的同辈学人。他今年已经92岁了，作为苏州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学贯中西，精通英德日语，由于生性怪癖，长期穷困潦倒。

这位国学怪人就是傅奇的私塾顾问。此后，苏州沧浪区政协11位委员也结伴来考察。这其中还有吴门琴派的主要传人苏州琴师汪铎。

在记者到访的傍晚，汪铎只面对两个学生依然认真，“现在全世界教授古琴的琴师大概只有百来人，如果现在不趁着自己还有精力去传播，等到以后老了就没有机会了。”汪铎说。

不过，这两家草根私塾的经营都难如人意，甚至称得上“失败”。

媒体的热炒，使得不少人慕名而来，想学习两家的模式并复制到其他城市去。但他们自身的经营却始终没有好转，菊斋的学生数量没有大幅增长，在3年之内都只有个位数。傅奇本人的学生数量虽多，但也没有太多的收入，自称4年办学欠了10多万的外债。

但他们都始终排斥把这个私塾成为“产业”。“我一直没有把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不然早改行了。如果一定要称为产业，这也是一个寂寞的产业。”薛岩汲说。

在他们俩的学生中，都有一些家境不俗的学生，后来转去太湖大学堂的小学部念书。

国学“复兴”？

“国学是没办法发扬的，一发扬就死了。难道还要恢复繁体字和文言文？”谈及国学的“复兴”，魏承思非常不以为然，“这个只能小众化。”

“我和大环境是一体的。”傅奇这样概括自己和国学“复兴”之间的关系。

同样在2005年，人民大学合并了文史哲三个文科院系，组成“国学院”。翌年，太湖大学堂开课，一档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栏目“百家讲坛”也开始走红。

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五四”运动，白话文和简体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声音则渐默渐远，长达一个世纪。

事后，有人惊呼2005年为“国学复兴”元年。但这个呼声也许过于乐观，这很可能只是一场少数人的复兴。

曾有一些形式上的回归出现。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9年8月30日，杭州朝晖中学全体初一学生都穿上了汉服，在山东孔庙的鼓乐声中，向孔子像三鞠躬来表示恭敬之意。也引发大众哗然。

就在不久前，苏州市的电视台还组织过一次大讨论，是否应该推广“国学广播体操”。

一时间，支持和反对者都掀起来巨大的声浪。支持者认为，推广这个广播体操，至少可以增加学生对国学的认知，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多数人则觉得这个纯属“表面功夫”，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

在现有的少数国学教育者中，大都还秉持完全传统的国学教育方式，和“小众化”的教育理念。傅奇直接激进地说，“人多了会乱”，只能维持在少数人。

这个观点得到了各个层面的同意。

“国学是没办法发扬的，一发扬就死了。难道还要恢复繁体字和文言文？”谈及国学的“复兴”，魏承思非常不以为然，“这个只能小众化。”

薛岩汲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觉得国学不可能有绝大多数人的关注和感兴趣，传统文化可能会回暖，但谈不上复兴。

甚至在这个很小的国学教育圈内，都很少有讨论，几无往来。

菊斋开办不久，2006年，就有一位南怀瑾的弟子造访。“当时太湖大学堂即将开办，听说我这里有一个私塾，他就过来看看。”薛岩汲回忆说。

这是国学教育的两端第一次交集，也是唯一一次。

分散且不往来，这是古代私塾在形式上共有的特点。但对于目前的国学教育，这些完全按照传统方式的小众化教学，有些仅是技术上的改良，和形式上的回归，是否能够提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基础，则无人问津。

事实上，就连太湖大学堂这样规格的学堂，确实也没有给庙港镇带来太多痕迹。

夕阳下，庙港依然还是那个普通的苏南小镇。镇里的居民除了知道“南怀瑾”三个字之外，对于传统文化依然知之甚少，对正在进行的“复兴”也毫无兴趣。

秋季的捕蟹季节将至，他们各家的木质小船已经停满了水巷，不时发出木桨相碰的呀呀声。

（特约记者衣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