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存仁先生的去世看中国国学热

存在一种国学热吗？

8月13日，海外汉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柳存仁先生在堪培拉病逝。相对于季羡林、任继愈逝世后的备极哀荣，柳先生终究还是寂寞生前身后名，除了中新网援引澳洲《星岛日报》发了一条不长的报道，不要说各大纸媒对此集体失声，就是一向反应迅速的百度百科，截至8月21日，“柳存仁”的百科词条上仍未有有关其逝世的任何信息。何故厚此薄彼，一时冷热？

柳存仁为什么重要？他在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方面的突破性贡献在汉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出名的，莫过于他在《西游记》研究方面扔下的几颗重磅炸弹。1985年，柳存仁在香港《明报》月刊第233—237期上发表《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一文（后收入《和风堂文集》），指出《西游记》第八回、第五十回、第七十八回和第九十一回的开篇引首词和《道藏》中收入的冯尊师及丹阳子马钰（即全真七子之首）等人的词作仅有个别词句之差。这四首“抄袭”之作的考证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柳存仁提出的重要观点:《西游记》和道教——特别是全真教——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从而他大胆推论，在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之前，可能有一个受到全真教影响的本子存在，这个本子的作者也有可能就是丘处机本人。

如果说胡适是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开山鼻祖，那么自柳存仁之后，《西游记》研究又为之一变，道教对《西游记》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已经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虽然不乏争议，但是依据其深厚的道教学识功底，柳存仁的观点和方法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外汉学有别中土正统国学的一大特征:剑走偏锋、鞭辟入里，不疑处存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他们的重要武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高彦颐讲述的缠足的故事、美国河滨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尤金·安德森对中国食物的精彩解读，还有黄仁宇和孔飞力笔下的万历十五年和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把人们带入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世界，比较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我们就知道海外汉学界开放的视角和固守正统观念的中国传统学术之间在趣味上的巨大差异。

但在中国学界，海外汉学的名声恐怕并不那么动听。这次“五经”的多语种重新翻译，当然是建立在之前传教士和汉学家的翻译往往错误百出这样一个基本预设之上的。诚然，早期汉学家的工作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史景迁、史华慈、谢和耐、费正清……不管是不是外籍人士，一座又一座丰碑让中国还停留在读经、讲坛阶段的国学热黯然失色。翻译五经以及国学热的背后有没有主流意识形态输出软实力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有一点恐怕是肯定的:为季羡林的一句自谦争破脑袋的“摘帽盖帽”辩者，大概没几个有耐心读完季老翻译的《罗摩衍那》，更不要说柳存仁先生厚如砖头的《和风堂文集》或者五经翻译主持人施舟人的《道藏通考》。

所以寂寞的兀自寂寞，狂欢的依旧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