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对中国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皈依

履霜坚冰人已老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

　　撰稿·秦 嘉

　　一代哲学宗师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骤然西去，堪为学界椎心之痛。任继愈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师承熊十力、汤用彤、钱穆、贺麟等大家，是1949年之后新一代学者中的翘楚人物。

　　六十年来，任先生为中国哲学贡献良多：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1963年出版后，长期作为高校哲学教材，影响了数代学人；1964年他创建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育人无数；他提出“儒家是教说”，极大地开拓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

　　任继愈先生1916年生于山东平原县的小康之家，193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因战事赴昆明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所读硕士。彼时的西南联大，可谓群贤毕至，硕学通儒不胜枚举。他师从汤用彤诸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史及佛教史，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直至1964年转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任继愈是最早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之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开此先河，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继之，随后又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整个60年代，哲学界学者纷纷开始服膺马克思。为此，任继愈与其老师熊十力还有过一段君子之交的故事。

　　熊十力是新儒家的开山祖师，但任继愈1956年给熊写信说：“您讲的儒家、佛教那套哲学我不信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称其“诚信不欺，有古人风”。60年代左倾狂飙之时，熊十力备受批判，被认定是“反动复古主义”，熊曾独自一人在上海街头大喊“中国文化亡了”，惨不可状。

　　任继愈虽然在哲学观点上已经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但他也没能避免如火如荼的各种运动。1970年他被下放到信阳五七干校劳动，在捡牲口粪的时候见到一堆人粪，心里颇为踌躇，此时想起毛泽东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认为粪不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为此写诗说“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他的内心是真正服膺毛泽东的教导的。

　　上个世纪中国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张岱年都曾多次修改自己的著作以适应环境。这些变化可以从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大纲》的三次序言中看到。张岱年 1937年的《自序》颇为自信，而1957年的《新序》与1980年的《再序》中，却从唯心唯物对立的角度，对自己进行了语气严厉的批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初版中则一再寻求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同时向苏联学习，力争运用唯物史观去否定自己过去的认识。冯先生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后来冯重写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任继愈与这两位前辈均有亲谊。张岱年之妻冯让兰是冯友兰的堂妹，而任继愈之妻冯钟芸则是冯友兰之弟冯景兰的女儿。也就是说，任继愈是冯友兰和张岱年的侄女婿。冯友兰与张岱年分别在1990年与2004年过世。虽说三人均为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但任继愈的学术观点却自成体系。

　　在建国之初，任继愈就已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试图以此重新建立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体系。他是最早为毛泽东所注意到的哲学史家，在毛的支持下，他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宗教学。他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达二十多年，门下弟子众多。他的弟子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人在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在张岱年之后，他当选中国哲学史学会的第二任会长，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图书馆馆长等职。

　　任继愈晚年埋首于古籍整理，成就斐然。他名为“继愈”，自云是中学入学时老师给起的名字，希望他能“继承韩愈”。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皈依。他晚年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大的理想，在这点上，任继愈做到了。

当时未必是寻常
任、季二公临终未曾说出口的话

　　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或许是解读季公复杂晚年心态的一把钥匙。

　　撰稿·卞宁

　　任继愈、季羡林二公一天之中相继去世，像是约好了一般，造成今日之独特风景与悠长意味。季公在北大的灵堂在其去世第二日即开放，任公在国图的灵堂只好屈尊到第三日开放，想必是要让悼念者们能够分身。

　　任公低调，名声限于学界，与季公同日仙去，也引得媒体关注，算是“沾”了季公的“光”。

　　季公高调，声震四海，近年轶闻不断，若无任公相陪，想不出人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悼念他，因为所有的景仰与赞美都已经毫不吝惜地在季公在世时奉献于他。

　　对于公众而言，任公是个十足的陌生人，偶尔有些人知道他是个图书馆长。季公则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人人皆知季公的家事逸事绯事文事，又有谁知季公的学问？单说本《糖史》，恐怕少有人见。

　　二公仙逝当日下午，刚下飞机回京的我老婆采访二公身后事，打了一圈电话给北大闻人和季公弟子，大都关机了事，估计已经不堪媒体其扰，除了钱文忠。等打电话给到南京大学教授、任公“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赖永海时，赖先生说，这是当日第一个采访他关于任老的电话。一冷一热立在当下，也是二公晚年公众知名度的真实写照。

　　二公晚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不同的选择，主动抑或被动皆有之。然而综观二公人生，又是一条相似的人生道路——同乡、同执教北大、同时入党，同样官阶，同是“大师”，可谓“七十年来万事同”，并且同样是充满了被动式的人生。

　　上世纪40年代，任、季相继入北大执教，留德多年的季年长五岁，学界地位稍高，学术辈分似乎也高了半辈。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1956年，季公以45岁的中青年龄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64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季羡林排行58，仅何其芳、胡乔木、冯至、邓拓、刘大年、于光远六位年轻于他，而任继愈彼时在学界尚未有此地位。

　　夹缝中的1956年，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难得又短暂的喘息，在1955年胡风案和1957年反右之间，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时入党。

　　是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着眼于如何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大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3月起，全国就竞相刮起了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破格入党，整个上半年全国发展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其中除了季、任外，鼎鼎大名的还有金岳霖、冯至、严仁康、侯仁之、邓稼先、谢希德、戴芳澜、曹靖华、蔡楚生等等等等。那年，梁思成也递交入党申请书，终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与79岁的陈垣同时入党。再说句后话，陈垣79岁的高龄入党纪录22年后被任继愈的业师贺麟一举打破——80岁，而一直没有入党的是季羡林的业师陈寅恪。

　　三年后的1959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任继愈被毛泽东表扬为“凤毛麟角”，终成不是学部委员的学部委员级学者。

　　若不论职称的级别待遇，单看“文革”后季、任的最高行政级别，皆为正厅级。官阶不高，但都在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单位任职。1978年，季羡林任北大副校长，北大今为副部级单位，副校长自然是正厅。1987年，任继愈出任新馆落成的北图馆长，这是直属文化部的一个正厅级单位，后北图改名国图。

　　二公晚年表现出的品格与学术精神亦有相通之处，皆为公认的“好人”，始终活跃在学术领域。但总的来说，季、任二公的晚年的路并不一样。

　　任公还是低调，醉心于《大藏经》研究，与世无争。季公则活得更加入世，素有文名的季公明显粉丝更多，散文、杂文皆因关注现实且言语朴实而著名。90岁以后，季公更是因为古董级年龄成为国宝级人物，偶像的色彩愈加鲜明。再加上季公的东方文化复兴论、和谐论深得执政者赏识，给人感觉，季公离政治越来越近。至于这种靠近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则很难说了。一个在世的偶像，内心的纠结为常人所未知。更何况，偶像遇人不淑，晚年杂务风传。

　　举一例八卦，2001年，季公入住301医院后，相当平易近人，不但来讨题字、讨序的不断且很易得手，直到去世前一天季公还在题字。季公与301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处得甚为愉快，我就检索到季公写了四篇散文、一篇报告文学献给他的医护人员。更绝的是2006年，季公写给301医院的一首诗足够让人品味季公的性格：

　　301是中国的标志／301是中国的符号／301是中国的光荣／301是中国的骄傲

　　我能够在此养病／也分得了光荣一份／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

　　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或许是解读季公复杂晚年心态的一把钥匙。季公住在高干病房中，常常扪心自问，正在进行的现在是寻常还是不寻常呢？每一个现在都变成“当时”后，是寻常不寻常呢？季公说不出，他觉得也许到了若干年以后，他才能说出“当时只道是寻常”。

　　九旬的老人忆往时更多地读出了“不寻常”，这实在可以多维理解的晦语，也算是晚年的反思罢，或许相对平静的任公也会有这样“不寻常”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