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中庸观

世纪的社会风云中，“中庸”之道被冠上了各种帽子而不断遭受各种误读、歪曲，甚至认为它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更有甚者，将中庸之道与折衷主义、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原动力，其不偏不倚、守中持中让人圆滑处世，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个体刚健清新的生命塑造。于是，人们在“反中庸”中全盘采用西方的过度“竞争”手段、对自然掠夺的“竭泽而渔”方式、“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理论，以竞争、斗争、战争的现代性观念来取代传统“中庸”节制合度的观念。这导致了“现代性的恶果”和“后现代性的颓败”。在现代知识谱系和单维时间发展观上，“中庸”精神似乎显得落伍而不够现代，在人类新价值坐标中成为被边缘化的陈旧观念。其实，这是建立在误读中庸之上的偏颇之见，必须正本清源。

正确揭示“中庸”的内涵尤为重要。中庸有很强的法度和原则，不是随便折衷、轻易妥协的。中庸要求不偏不倚、择善持节；而折衷主义是一种无原则性的调和，一种平均主义的随波逐流。中庸的原则性具有不可调和的刚性，因为任何不公和偏斜就会导致整体的倾斜颠覆，故而要求把握好事物对立矛盾之间的和谐度，洞悉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这尤为重要；而折衷主义是混淆是非和稀泥的“乡愿”，是在对立矛盾中无原则地调和的伪善之人，“乡愿，德之贼也。”

“中庸”的内涵可表述为“中和”。子思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中庸》全书的主旨是“致中和”，即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处理万事万物，使人们达到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而“致中和”的前提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恢复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要恢复人的善的本性，首先要努力做到“诚”，因为诚是“物之终始”，是沟通天道和人道的桥梁，因此“诚”是中庸的关键所在。更深地看，《中庸》的主旨虽然讲“中和”，强调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但讲“至诚”似乎有一味强调“诚”的深度、“至”的极度的极端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庸与诚的关系，值得深加追究。

中庸的“诚”有三个维度：（1）连结天和人（“天命之谓性”），“诚”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规范，既重天又重人，体现了从“礼”到“仁”，从“天”到“人”的重要历史转折；（2）“诚”是贯通天、地、人的一种普遍规范，使天和人、地和人、人和人、人和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的理想状态；（3）“诚”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诚既是道德本体，也是道德实践，既是个我自身的修养，也是人际关系充分协调的原则，更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准则。诚要求以双方之诚去寻求对话，寻求沟通以避免恶性战争、竞争、斗争，最后达到和平。换言之，中庸追求的是人与事的“中和”境界。正因为尚“中”所以达到“和”，正因为达成“和”所以返求“中”。世间万物与人事总的要求就是“中”——世界的平衡发展需要遵循“中道”，人的思虑审事行为方式要求“中庸”，顺“中”则“和”，反“中”则败。

“中庸”思想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但并非仅仅为东方所独有。中庸精神具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共性，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具有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

古希腊有“中庸”思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潘季里特在他的《祈祷诗》中说：“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也有许多关于“中道”的言论：“当人过度时，最合适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合适的东西”；“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上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这些论述表明，古代希腊社会很早就存在着以“中道”为佳的思想，但中道思想的系统理论化，是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都对“中庸”作了深入分析。亚里士多德说：“德性作为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过度与不及，均足以败坏道德，因此，过度与不及是过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而只有达到中道的合适范围，才能成为道德的”。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分成：怯懦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吝啬与奢侈之间的是大方，淡薄和贪婪之间的是志向，自卑与骄傲之间的是谦虚，沉默与吹嘘之间的是诚实，暴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争斗与阿谀之间的是友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美丽的和谐来自对立双方的中间把握，人们应否弃相反的两端尽可能地向“中道”靠拢，并最终取得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时中”，认为：“在一切可称赞的感受和行为中都有着中道。一个有德性的人自然应当时时求中。”哲学家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总结道：“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竭力倡导过中庸思想，他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做到中庸才是正确的。……柏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希腊七贤开创了中庸传统，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刻下了‘物极必反’的箴言。”罗国杰对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评价很高：“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和鲜明的态度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衷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仔细考察东西方的关于“中庸”、“中道”思想的论述，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孔子“中庸”的“中”有很浓的人性仁爱意味，注重以内在的心灵之“诚”去把握世间万物，而亚里士多德“中道”的“中”表达出西方哲学智慧知性的对象化特征；东方“中庸”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致中和”而达到的心灵“和谐”境界，而西方的“中道”寻求的则是城邦法律的平衡“公正”；孔子的中庸之道的底线是国家的“礼法”，要求个人服从社会的整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在社会准则中选择符合中道的同时，对个体意志自由的充分尊重；中国的“中庸”思想，更多地强调日常人伦的中节、持中、现实和谐感，西方的“中道”更多地强调本体论中的人的知识和美德的形而上思考。通过中西方思想中“中庸”的比较，可以看到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中国先秦和古希腊思想“中庸”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相对而言，中国的“中庸”思想发展更具有体系，而且更具有人生在世坚持“中度”、“中节”人生操守的意义。可以说，东西方的“中庸”思想都产生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人类思想的发源地，影响东西方的重要思想历史进程。

东西方到了当代都遇到了“反中庸”思潮，表征为中庸思想的失落或中庸之“度”与“用”的失落。不难看到，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节奏和生命观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庸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被东西方人们所普遍质疑。在西方，由于片面强调发展、竞争和大国霸权，人们逐渐越过了中庸不偏不倚的平衡发展之道，导致过度开采、涸泽而渔、盘剥自然、国际霸权，最终出现大面积的精神缺钙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导致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双重失衡。如果说，西方是因为“过”而要退回到中庸，那么，东方正在“过”与“不及”之间重新寻求已然偏离的中庸之道。

事实上，东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欠发达第三世界，正在史无前例地抛弃中庸精神。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不断照搬西方模式，人们对技术对财富对社会话语权力的渴望大幅提升，从过去注视个人的内修道德到现在过分注视外在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然偏离了中庸之道。东西方社会在偏离了中庸之道之后，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困境和社会弊端。在全球化时期，“中庸”作为一种人类精神遗产被重新提了出来，表明“中庸”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魅力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重提中庸就是要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性当中去发现过去那些思想当中还有生命力的部分。

中庸是一种哲学本体论，之所以在一百年来逐渐失效，大抵因为它生不逢时——现代社会“反中庸”。在反中庸时代重新提倡中庸，显得更为迫切。因为社会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人类思维更加成熟，也更加希望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充满冷静的思索和辩证的互看，从而把握中庸之道。今天，中庸的意义正在显示出来，在反省现代之路的偏激和极端之后，人类才会迷途知返遵循中道，而走向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诗意地栖居”。人类和平和谐才会成为手中之物，而不只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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