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筑”新院 贺清大国学研究院成立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恢复设立国学研究院，学术界众所瞩目。清华国学院起源于1925年，最先成立的是国学门，因此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值此大事因缘，海内外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台湾大学教授黄俊杰等撰文祝贺国学院的重建，并期待着它浴火重生。

清华大学于十一月一日举行国学院成立大会，我的老朋友陈来先生希望我能写一短文，简论历史上清华国学院的精神风气。这是中国人文学术界一大事因缘，我觉得无论在公在私，都义不容辞，因草兹篇，以代祝贺。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增设研究院，最先成立的是国学门，因此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也简称清华国学院。当时负责主持院务的是吴宓，所以关于国学院从初创的重重困难，《吴宓日记》中记载得最为详细;这是第一手史料，值得将来写院史的人予以充分利用。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多及。清华国学院一开始便声势浩大，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这是因为它网罗了当时几位超一流的学者任教，让我引用亲自参与创院的李济的一段回忆如下:

　　民国十四年，为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的第一年，这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清华为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有王国维、梁启超及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我是受聘去作讲师的一人。(〈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台北，八卷一期)

　　王、梁、陈、赵并称“四大导师”，李济后来则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国学院得人如此，一鸣惊人是丝毫不必诧异的。但是李济指出国学院的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点一向少有人注意，而其实却是最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当时清华校长创建国学院，幕后设计人以胡适最为重要，从制度构想到教授聘请他都曾积极参与其事。王国维接受清华聘约，胡适的努力尤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早在一九一九年便由胡适正式提出，作为“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二三年他为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撰写〈发刊宣言〉则是进一步实践这一主张。现在清华学堂又为“整理国故”提供了一个扩大和发展的机会，他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了。这样看来，李济以当事人的身份所作的证词是完全可信的。

　　澄清了这一事实之后，我们才能比较正确地认识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地位。过去，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把国学院看作一个保守的学术团体，甚至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对立的地位。这是因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导师的文化取向和政治观点恰恰与“五四”以来的革命潮流背道而驰。但这一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国学院作为一个集体的学术取向和导师作为个人的政治、文化倾向严格地加以划分。如果将视线完全集中在学术研究的业绩上面，我们便无法不承认:王、梁、陈三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世界级学者。

　　我愿意在这里指出清华国学院两点重要的现代特色。首先是国学院对于多元观点所表现的兼容并包的精神。上述之导师在专业上超一流的成就是他们受清华礼聘的唯一凭藉，至于他们在政治或文化取向方面的不合时宜，则丝毫不影响校方或师生对他们的尊敬。这和同时蔡元培延揽辜鸿铭、刘师培等人执教北大，先后如出一辙。这正是“五四”精神的一种表现。其次，清华国学院的开放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四大导师和讲师李济在精神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向世界最新学术保持完全开放的态度。王、梁二导师在这一方面是开风气者，固不必论。陈寅恪的东方学目录和佛经各种译文比较两科都是为了把西方最新研究传入中国，然后再运用中国资料的优势而超越西方。至于赵元任的普通语言学、方言学、音韵学和李济的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验等科目更是不折不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开放精神的另一附带表现是国学院一方面避免民族主义的激情，另一方面却不失民族文化的自尊;怎么将“汉学”中心从巴黎或日本京都搬回北京，是全院师生长程奋斗的目标。

　　清华国学院是一九二九年结束的，距今整整八十年。我以最诚挚的心情祝贺国学院的重建，并期待着它从劫灰中浴火重生，展开第二度的辉煌!

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重读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
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

　　1925年成立的清华研究院，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有一个《章程》，见于该年出版的《清华周刊》第360期。这个《章程》是国学研究院的纲领，可以说代表着研究院的精神。

　　《章程》并非随意撰作，而是由吴宓和王国维、梁启超等先生共同草拟的。当时吴宓是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据《吴宓日记》，1925年2月21日(星期六)上午，他自清华“入城，访王国维，未遇”。王国维住于织染局胡同，所以吴宓就“在北京大学近旁川菜馆午饭”，“下午，再谒王国维(商章程事)”。第二天(星期日)，他又赶赴天津见梁启超，当晚返京，不及出城，住在车站旁边的旅馆，星期一早晨回校。到了3月1日(星期日)，吴宓又“访王国维”对《章程》作了定稿，6日在学校通过。由此可见，这个《章程》反映了几位学术大家的意图，得到校方领导的承认。

　　《章程》文字较长，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开宗明义，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另一点是明确“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关于前者不需要多说，后者则应该讲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特色。

　　众所习知，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并对周围国家起过不小影响。古代学在官府，周襄之后，孔子首倡私学，讲学杏坛，有教无类。到宋代，学风丕变，以讲学为中心的书院于是兴起，成为传承学术文化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在官学腐败荒废，被程式化的科举制束缚的时候，书院发挥出匡救补正的效能。季羡林先生曾有《论书院》一文，论述书院对现代教育可能有的启发，其中便举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例。

　　至于《章程》说的英国大学，我体会是指牛津、剑桥特有的那种“学院”。我们中国学者，习惯于国内已经长期采用的大学下面设学院，学院下面分系所的学校结构，对牛津、剑桥等校的传统制度，每每一时不很了解。那里的学院，其实是一个兼学术与生活的集体，包括了不同学科的教师、学生，所以每一位教师或者学生，都要在一个学院，又在大学的一个系所。比如我在剑桥的时候，所属学院是克莱亚堂，里面学什么方面的都有，大家生活在一起，也有种种学术活动，便于彼此交流，到了上课，就分往大学各个系所去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借鉴于中国书院及英国大学，强调“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章程》的这方面也有两点可说:

　　其一是突出“以教授个人为主”，具体说来是“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而学生也可“与各教授自由谈话，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择定研究之题目”。

　　其二是“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在研究院中实际是导师、学生经常共处，“教授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章程》还规定:“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薰陶之效”。

　　从国学研究院的运作实际，以及当时学生若干年后写的回忆录看，以上两点都是真正做到了的。

常有人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仅仅存在了四年多时间，却培养出那么一大批杰出人才，许多位成为学术界的领军人物，这样的奇迹是如何造成的?好多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请来了那几位导师，这自然是对的，然而我以为《章程》上述制度，尤其是制度体现的精神，或许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即使有最好的导师，不能言传身教，也是枉然。

　　时过境迁，今天的情况当然大有差别。听说有的地方，研究生很少机会见到自己的导师，更谈不上“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了。这样读研究院，只好说是本科的“五、六年级”，继续听听大课而已。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其结束迄今正好80年，大家在追思纪念的时候，能否从这方面作一番思考呢?

清华国学院之精神
夏威夷大学教授　安乐哲

　　中华国学运动蓬勃开展，引来全世界汉学家深切关注。目前全球已经开办近三百所孔子学院，国学运动国际化俨然指日可待。一种界定国学的方式是将其适当英译，我想最合适的莫过于“C h in e se can o n ical le arn in g ”(中国经典研究)——经典及日新不已的注释言说每代人生活其间的文化传奇，因其历史境域融会先人智慧，并昭示未来传承者善述其志。

　　孔子本人就是“述而不作”的典范，在关于家庭、孝悌、忠恕、友情、耻辱、教化、邦国等人类恒久不变的日常经验方面，他确有所见，并力图将它们一以贯之。孔子的教诲蕴含深厚且因适世情，这本身就映证出国学的一大特点，保证其源远流长。当今时代变动不居，恢复儒家之效用就要合乎其原创精神。

　　并非人人都为“国学”的提法欢欣鼓舞。其实不少从事传统文史哲研究的学者并不以为然。一些学者觉得倡导国学就会提倡民族主义，这令人担忧，而将政治与教育搅和在一起，则令人遗憾;另一些人认为国学若作为一门学科则宽泛无当，不知所归。我不同意这些学者。如今，清华大学复兴国学院，延聘当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鸿儒共担大任，真是恰逢其时，容我略述端由。

　　首先，不同学科多倾向于发展自身的术语、方法和理论框架，以至学科之间难以沟通，大学因此沦为巴比塔。国学研究保持着最宽泛和最整全的文化理念，足以向这种学科沙文主义开战。在我看来，芝加哥大学因其保持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项目，从而成为全球最佳大学之一。芝大的许多最佳成果出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清华国学院的成立意味着在中国这所与芝大媲美的大学里，不同学科之间将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

　　其次，在当今世界，各种差异巨大的不同文化之间彼此适应、互相尊重，更重要的，相互之间逐渐意识到彼此差异将成为共生互助的源泉。即使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力图增进自身独特性的努力却有增无减，注意到绵延的当下意味着文化的过去与即将发生的未来息息相关。我们愈加了解过去的兴衰起伏，就愈能塑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庆贺清华国学院复兴的第三个理由是，传统经典研究的功能之一是从文化自明的角度，力图全盘解决当代社会的迫切问题。清华大学的大科学家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国学作为框架，以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贡献对于生活本身的意义。国学是科学的必要补充，而科学进步则必须为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作出贡献。

　　第四个与清华特别有关的理由是，国学提醒人们教育绝不仅仅是职业训练，而是一个“教化”，即文化内化的过程，它应帮助人们提升每一刻人类经验的内涵。最杰出的化学家和最成功的机械工程师是那些通过修养他们的能力，从而能够过上美的、道德的甚至灵性生活的人。

　　最后，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人也当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变化。G7峰会已经成为G20峰会，如今中国已然挺立其中。中国正在迎来她的经济和政治时代，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足以参与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之中强有力的一分子。那么，文化将走向何方?

　　在许多方面，当前西方正在经历的危机是文化危机。这一危机可以视为美国式畸形个人主义的必然恶果，如个人不负责任地铺张浪费，集团贪得无厌等，而以布什时代国家式单边主义宣称“你若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为甚。

　　国学的中心是培育关联性自我，以期达到如儒家经典《大学》所提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天是中国展示其“平天下”的领导能力的时代了，其方法恰是通过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推进人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共同合作。

21世纪中国学研究的新展望
台湾大学教授　黄俊杰

　　清华大学恢复设立国学研究院，这是一件海内外学术界众所瞩目，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曾经大师辈出，研究论著引领那个时代的人文学术思潮。在21世纪重新恢复设置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将为未来中国人文学术揭开新的一页，是可以预期之事，我特申祝贺之至忱!

　　回顾20世纪下半叶国际人文学术界的中国学研究固然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在各别领域也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有两个倾向值得关注:第一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学研究方法与观点，深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或支配，在客观化的要求之下，倾向于将人文现象加以数量化、标准化。例如以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史就是当时一种风潮。第二，二战以后的中国学常常是作为一种国族论述而进行研究，港台地区的“当代新儒家”虽各有其研究方向与课题，但都有心于以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怀，抚慰“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为民族文化召魂。他们的悲愿直到今天仍令人动容，他们的名山事业直到21世纪今天，仍然“不废江河万世流”!

　　但是，展望未来的中国学研究，随著21世纪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文明对话”的新趋势的茁壮，21世纪的中国学研究，必须有一番新的面貎。以儒学研究为例，随着中国崛起而带动的亚洲之崛起，21世纪的儒学研究也许更应严肃思考将儒学视为东亚文明共同的精神资产。事实上，跨出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作为研究之范围，正是21世纪人文研究的新动向。进入21世纪以后，随著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兴起，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东亚人文学界开始从20世纪常见的“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格局，逐渐转而以东亚为研究的视野。举例言之，日本东京大学原有的“中国哲学”讲座，就更名为“东亚思想文化学”讲座。日本各大学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OE)计划，也大多以东亚为视野。韩国所推动的“21世纪韩国头脑”国家级计划(简称BK21)以及后续的“人文韩国”(简称HK)研究计划，在人文学科方面的计划也是以东亚为研究范围。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所属“东亚儒学”、“东亚民主”、“东亚法治”、“全球化”以及“华人的人观与我观”与“生产力与效率:从东亚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计划，均在不同领域与程度上说明了21世纪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新取向。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国界的、跨学科的、多语言的多重视野。这种学术社群必然是管弦呕哑、众声喧哗的，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学术社群。

　　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中，儒学作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资产的提法，必然会开创“东亚儒学”这个新领域。所谓“东亚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或“两汉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所以，“东亚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所以也不存在“中心vs.边陲”或“正统vs.异端”的问题。因为“东亚儒学”的视野涵盖东亚各地域，所以较诸“宋明理学”或“德川儒学”的传统研究视野，更能透视儒学传统的多元多样性，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出新解于陈编。

　　最后，我祝愿清华国学研究院在21世纪大放光芒，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新方向与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