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才有生日的父亲

父亲在四十岁时才确定生日。那时乡村人柜子里都要有户口薄。户口薄一下子让许多原本被遗忘的东西又清晰起来。比如出生年月，甚至姓名，这可是和二十四节气毫不相干的。

二叔和四叔已争得面红过耳，他们都在“月”前面的“——”上填了“六”，又在“日”前面的“——”上填了“十八”，并说这是奶奶亲口告诉自己的。这时父亲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我才是六月十八生的呢。”

这官司只得告到奶奶那儿。奶奶搔搔头，“阿文是这个日子生的，另外几个人的我忘了。”奶奶总共生了五男二女，父亲是长子。她终日与庄稼周旋，孩子生日的事连农务的缝隙都挤不进去，难怪她会不记得。

不久奶奶去世了。这事便成了一桩悬案。爷爷少言寡语，春种夏耕秋收冬藏之外，就再想不到别的。大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问问爷爷。

待小叔成家时，爷爷已六十多岁了，只得放手农活儿，后来连地边也不能遛了。那日不知是什么扯起了关于生日的话头儿，爷爷很肯定地对我说：“你爸是六月二十四生的，那天我用独角公牛换了齐老兴的玉石眼儿马。”

这一天看来就很确切了。

这一年父亲正值不惑。

以后父亲接过祖父的锄头，开始为我们姐弟四个劳碌。日日铲出一个太阳，再种进一个太阳。

同父辈相比，我们幸运得多了。父亲以认真的态度侍弄庄稼，父亲以更认真的态度时刻关注我们的成长。他习惯于让儿女们从他的行动中悟到什么，而不去说教。每次我们做错事，怀着一种羞愧或恐惧的心情时，总能遇到父亲宽容的微笑。

高考时，我因为身体的变故，情绪沮丧，全没了考下去的勇气。父亲恰在此时，从四十里外骑车赶来，他安慰我：“还有三门课，那就是说至少还有一半希望，磨了一年的刀枪，全为的是今天，咬咬牙挺下来吧！”

这次考试成绩，居然把我送进了一所大学。

父亲常把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体验、感悟借助一种极为朴素的形式指给我们。就在我们六口之家辗转于贫困线上的时候，父亲时不时送到我们眼前一只火蝈蝈、一只花尾鸟或一只漂亮的用一种虫子的房子做的口哨……此时想来，父亲顶着烈日在路边的蒿草里搜寻蝈蝈；在密匝匝的柳条丛里追赶鸟儿；爬上高高的杨树，逼近那虫子的家……这对于总在农事中颠扑的父亲来说，是怎样的难能可贵与用心良苦，自然界的美妙与生活的曙光，全在父亲浓眉的闪动之间了。

一位朋友找我办事，而父亲正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找到父亲时，他正与人打扑克，见我来，他丢下牌就跟我们走了。

那一回是父亲近二十年第一次摸扑克；姐姐又在给父亲洗衣服时，发现了他在兜底儿的两张没来得使用的游戏券。

父亲瘦弱的腿，一刻不停地朝他心里的目标迈动，忽略了一切他认为与此不太相干的东西，包括激增的年龄和流转的时光。

有一次从家中返校，父亲告诉我在车站等他。我在那儿东走，西看看，偶一抬头，父亲正在反光镜里飞奔，手上举着他刚领到的钱，“怕你误车，就快走几步。”

这虽是个露天站，可车也不少。我顶多就是误一班车吧。

现在，连最小的弟弟也做了父亲，而我们的父亲早已是苍苍白发了。

此刻，我们姐弟几个从四处流淌到父亲的身边，以一张张成熟的、幸福的面孔，表达那份久有的感怀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