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评杨凤岗《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

一个人的身份有数不清的重叠。在这个多元与一体共融共生的时代，如何处理身份认同或者说“我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移民多、杂居明显的一些欧美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还是正在迈向多元化并卷入全球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人民都面临的问题，当今中国亦是如此。无论是旅居海外的华人移民还是奔波在外的异乡客，也都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经历着民族、国家、文化、宗教等多重身份认同再建构的挑战。

杨凤岗博士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所描述和分析的北美华人基督徒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儒家文化的相关讨论，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素材和参考。在多元与跨国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认识身份叠合与认同变迁是富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叠合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不仅能够解决个人人生的困惑和迷茫，从国际政治层面来说，对于推动文化的融合与整合以及追求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身份的叠合，是人生常态；认同的变迁，是时代使然。

“华人”、“北美”和“基督徒”，这是杨凤岗博士《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标题中的3个关键词。也正是这些耳熟能详、却再次映入我们眼帘的词汇，反映了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但远远超出我们驾驭能力的时代的来临，由此亦触动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宗教与灵性、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寻根与拓展等问题的种种思绪。

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日趋复杂和多元。一方面，“全球化”大变革实际上已造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传统意义上“国界”的“淡化”及“主权”的“弱化”，当今中国在不少领域同样也不可能避免这种变化；而另一方面，至少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探亲、经商、打工、移民和与“外国人”通婚之流变，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再次掀起高潮，其规模之大更是远远超过以往历史中的任何时代。这些中国人已走出国门、正融入世界，因此，其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必须看到由此所经历的民族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社会生存处境的变动，但在其内心又必然会有更为复杂的心灵、精神“家园”之寻觅和安居。在著作中，杨凤岗博士对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种划分：一为从“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国人”，其在政治立场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认知和认同上的不同理解、侧重及倾向；二为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的“华人”，这些“华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而有着文化寻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尽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异的生活道路，却共有着一种“中华”情结使之魂牵梦萦；三为从“血缘或种族身份”上相关联的“华裔”，体现出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和魂灵。从这3种身份认同中，杨凤岗博士突出了从“文化”身份及意义上认同的“华人”身份，此乃其撰写这本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然，他所理解的“华人”已是具有开放、开拓、闯荡精神的行者，并已走入其世界之旅。因此，杨凤岗博士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上所强调的是“具有世界性的华人文化身份认同”，而且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华人也就意味着是不断超越既定界限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精神求索对华人来说会有内涵式或外延式两种走向，前者指回归其传统文化、寻找其故乡孕育的灵性资源，而后者则是设法跳出其华人传统文化之圈、在新的处境中发现并把握新的精神源泉，以新的灵性境界来超越自我传统身份之限。

美国是一个年轻却非常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发展中正起着不可否认的某种“引领”作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美国历史正是由移民来谱写的，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美国已成为不少移民所向往、追求的“乐园”和“天堂”，去美国“淘金”、“冒险”和“寻梦”乃是他们的一种“理想”或“时尚”。本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土及文化恋情，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文化“自恋”曾使不少中国人希望守住故乡的“热土”、“家园”而不“远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曾形成其相关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然而，在近代、尤其是现代发展中，正如杨凤岗博士所言，“许多当代中国人，在战争、社会动荡、政治运动、自然灾害中经历了不只一次深重的灾难。许多中国人被迫加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情愿的移民行列。”因此，在这种“脱离苦难”和“追求幸福”的矛盾心态中，这些中国人逐渐远离其“特殊的政治依恋”和强烈的乡土或“祖国”意识，以各种方式走向了大洋彼岸。从其“不情愿”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远行的华人之踌躇、犹豫、矛盾、迷惘、困惑、自责和“违心”。而他们在新大陆的成功、满足或挫败、失望，则既有“美国梦”中的惊喜和“醒后”的失落，亦有与故土的对比和思乡的眷恋。这就形成了他们作为“美国人”却仍有“中国心”的复杂交织，显示出其“与众不同”。其“创业”的艰难使这些他乡的“旅居者”往往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家可归之感”，因而会有对其往日的“暖巢”和亲情的回忆及思念。马思聪先生在海外谱写的《思乡曲》，正是生动地表达了这种凄婉、悲凉的心境，让人动容、催人泪下，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海外华人浪迹天涯，在寻找其新生活中与其“祖国”渐行渐远，“中国人”的身份亦慢慢淡化，但“中国心”仍然留存，“故乡梦”亦不能彻底忘怀。实际上，对许多华人而言，其美国之旅也并不就是人们理想中真正寻得的那方“静土”、那块“乐园”。在美国的复杂经历显然会强化这些华人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更多地寻找“精神慰藉”。

在很大程度上，精神之旅与文化之旅有着密切关联，这种灵性“苦旅”又往往会与“宗教”联系起来，从而使人能“苦”中求“乐”、达到解脱或超脱。一般而言，这种精神求索对华人来说会有内涵式或外延式两种走向，前者指回归其传统文化、寻找其故乡孕育的灵性资源，而后者则是设法跳出其华人传统文化之圈、在新的处境中发现并把握新的精神源泉，以新的灵性境界来超越自我传统身份之限。在美国华人的寻觅选择中，杨凤岗博士有着如下非常精辟、却令人震颤的分析：本来，“面对社会戏剧性变化带来的种种困难”，这些华人可以靠“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以发现生活的意义、获取生存的力量”。然而，杨凤岗博士笔锋一转，写下了值得仍在寻找文化身份认同的当代中国人反思的评语：“在狂风暴雨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受到无情的攻击、毁坏，直至被撕成碎片”！这样，“没有文化传统作为屏障，现在的中国人在选择意义系统方面既是自由的，也是必然的”。顺着这一思维逻辑，他进而指出，“作为选择之一，基督教充分满足了许多这些经历了太多的危及生命伤害的华人的精神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会“到基督教所允诺的天国世界中去寻求永恒或终极关怀”。不仅在美国的华人中如此，甚至在当代中国本土，基督教亦得到了迅猛发展。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就在于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及其宗教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其造成的“荒地”或“真空”自然会有新的灵性生命来填补、滋蔓；而另一方面，则或许是以往身心受到深重创伤的中国人会在灵性渴求上有“另一种选择”，期待着“柳暗花明”！

宗教乃是人类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精神及文化生活，它在以其独特的灵性方式来“神化”或“圣化”人之衣、食、住、行，宗教组织机构亦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层支撑。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谈，一般中国人会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和“代表”，因而是“异质”文化或“洋教”，对中国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张力或对峙。过去曾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之说，当基督教被视为“洋教”之际，“中国的皈信者”亦可能会被当作“叛国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排外”、“斥洋”情绪已有了明显好转，中国人的心境显得更为开阔、有着更大的包容性，这为基督教与中国的重新对话提供了社会环境。此外，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虽然给强调“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发现、体认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上带来了惆怅和茫然，但这种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义者”实质上主张的“全盘西化”却使“外国性”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达成了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开明。这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国人”，并不一定会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于对已移居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而言，则可以体会、体悟或体验到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则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并无灵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压力。成为“基督徒”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美国或西方社会文化，更能适应其社会及社团生活。对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极为自然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基督教会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会细胞结构，所以其“皈信”在这种氛围中就显得平常、自然和普通。当然，除了社会团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华人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触及到“基督徒”与“中国人”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些海外华人基督徒在“国籍”上，即政治社会身份上已成为“美国人”，从而出现实际上的“多”与“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缘意义上，这些“华人”不可能丢掉或忘掉其“中国”或“中华”情结及情感。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遂成为极有意义、颇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基督教会使这些在美国的华人虽然意识到其“美国人”和“基督徒”身份，却仍在保持着、维护着其“华人”身份，延续着其与“中国”的“文化”或更多层面之关联。

从其“原初”和“当代”意义来看，基督教又不只是一种“西方”宗教，而更为强调自身乃“普世”宗教，有着鲜明的“世界性”。这样，对于基督教的“宣教”，则不能仅有“政治上”的“警惕”，而也必须有“文化上”的“分析”和客观认识及评价。尤其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态势中，海外华人“皈信”基督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少”了“中国人”，但实际上也可从积极意义上发现有更多的中国人成为“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有着“普世”意识和“世界性”参与。而这种“意识”和“参与”乃充满“现代性”、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即当代时代发展的呼唤和要求，它可能会让“更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其中。而这也是使其“从地域化向普世性变化的过程”，当然，这些基督徒如何在世上“作盐作光”，会决定其“参与”的性质与意义。对此，我们也需要有“平常心”来看待和对待。

杨凤岗博士以其平实、质朴、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其对北美华人教会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华人基督徒由此而出现的“皈信、同化与叠合身份”。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缜密的实证研究及其宗教社会科学方法，使我们亦得以与他一道走入美国社会，走进其华人教会、接触到华人基督徒的灵性生命。这种经历让我们观察到人生百态，进而洞见人之社会处境与宗教心境的密切交织、复杂共构，而我们由此所获得的感悟和启迪同样也非常真实、充满意义。从其观察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乃是人类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精神及文化生活，它在以其独特的灵性方式来“神化”或“圣化”人之衣、食、住、行，宗教组织机构亦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层支撑。可以说，宗教体现出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和灵性意义，它与人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密切交织、不可分离。宗教中的喜怒哀乐乃是人们生活音符的起伏跳跃。这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亦然。在现实生活中，忙碌、奔波的人们往往需要一个让心灵不时能得以憩息的宁静港湾，希望能平静、安然地跨越生与死的鸿沟，他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从而只有将自己的期盼和信心托付给信仰，在宗教这一“神圣团契”中寻找和感受温馨，获得直面人生困难和超越死亡恐惧的勇气。因此，哪里有期盼，哪里就会有宗教；哪里有理想，哪里就会有信仰。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言重其政治上的“异化”或社会上的“卷入”，而应该平静地、客观地体会宗教在平常生活中的返璞归真，对其“神秘性”和“神圣性”有一种“生活”及“生命”性解读，对其“神性”之思多有些“人性”理解，这样也就可以使我们逐渐悟出并进而细细品味其作为“人类学常数”的本质蕴涵和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