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其人

黄心川教授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在东方文化研究领域，他的哲学、宗教、经济研究，尤其是印度哲学、宗教以及近年对亚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现代东方哲学研究奠定 了基础。

黄心川教授在讲座

（一）

黄心川，原名黄顺康，1928年出生常熟农村，在故乡浒浦，度过了童年的中学生时代。1943年，黄心川毕业于省常熟中学前身的中山中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杭州进入之江大学文学院读书。1948年，黄心川参加了一系列进步的学生运动后，对国内形势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他即将毕业前夕，毅然离开了之江，奔赴苏北解放区，转辗盐城、淮阴等地，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

新中国刚刚诞生，朝鲜战争的火焰烧到了鸭绿江边，1951年黄心川听从组织的召唤，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立即入朝参战。他在志愿军第三兵团即陈赓将军司令部担任参谋，多次挺进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收集和研究敌情，不幸在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铁原定洞里的一次深夜战斗中负伤，成为一名光荣的荣誉军人。回国以后，黄心川历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中央人民政府冶金部驻鞍山钢铁公司国家监察员、党书记等职。

1956年党号召全国向科学文化进军，建立了我国最初的博士学位制度，黄心川同志在沈阳参加了副博士研究生的选拔考试，他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为研究生，最初他师从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任华、洪谦学习西方哲学。1958年留北大哲学系任教后，他又跟随从我国著名的佛学家汤用彤教授学印度哲学、印度佛学，因此他对东西的哲学都有相当的造诣。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直接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所，黄心川同志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

黄心川先后担任过北大哲学系讲师、哲学编译室副主任，以及北大与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韩国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现任该院亚太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南亚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北京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长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玄奘研究中心主任、印度龙树大学荣誉教授、印度加尔各答国际文化研究协会研究所（ISISAR）荣誉研究员、山东大学、杭州大学兼职教授等。此外，他还担任国内外多种社会学术团体职务，活跃在东西方哲学战线，积极参与一系列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二）

黄心川早年勤奋求学。他师从北京大学老一辈著名哲学家汤用彤、朱谦之、洪谦等教授，学习希腊和印度哲学，进入了外国哲学研究的殿堂。随着学术主攻方向的确立和研究工作的逐步展开，他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的宗教哲学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和论文。黄心川通晓英、日、俄等多种语言，还懂梵文，这对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提供了诸多方便。他多次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应邀到国外许多著名高等学府讲学。他在巴黎国际梵文研究协会、国际太平洋学会、国际印度哲学会等机构担任了领导职务，进行学术活动，荣获奖励，受到尊重。黄心川的国际学术活动，既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也使自己加深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

他近年来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情况的研究，尤其是对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经济情况的宏观研究，既为祖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又外对外开放，进一步实行改革作出了贡献。他对韩国经济文化的研究，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价值观的分析在报刊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的注意，有的还加上了评介。他对印度、韩国佛教的研究，造诣极深，他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交流——新罗来华僧侣考》曾获得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国际佛教学术奖是韩国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在韩国获得独立后建立起来的。自1978年召开第一次国际国际学术会议后，已召开了十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东西方著名的佛教学者、教授。在会议上组织选评小组，颁发在国际上做作出杰出成就的学术奖。迄1995年，第十一届会议共颁发过四次，得奖学者有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镰田茂雄、日本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松冈文库馆长古田绍钦博士，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闵泳圭，中国黄心川教授四人。黄的论文依据中国各种史籍，详细考证出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有117人，这个数字比韩国学者李能和统计的64人，日本学者中曾功统计的66人多了近一倍。文章和获奖会议得到了社会的好评，不少学者指出这次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与世界学术活动接轨，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所长孙世海教授说：“黄心川教授是获得国际佛教学术奖的第一位学者，这不仅仅是学术界的荣誉，也是亚太所的荣誉，我以为黄教授得奖是当之无愧的，希望通过这次学术奖活动，能推动中韩两国学术界的进一步合作交流。”中国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在1987年《法音》中评论说：“（此文）表明国内佛学研究者在反省中逐渐摆脱空泛的学风，转向具体、深刻，更富特色的道路。”日本著名佛学家镰田茂雄教授在《五台山研究》（1991）上评论说：“明确了在隋唐时代有117位新罗僧留学中国的历史事实，研究清楚了朝鲜佛教在受中国佛教影响的同时，进行了独自发展的历史事实。”

对于宗教研究，黄心川化费了很大的精力。他认为，从思想史看来，宗教哲学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值得人们重视研究。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宗教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直到当今，世界上起主流作用的思想文化，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跟宗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泱泱大国，宗教在中国人民身上虽然不像西方各国和东方印度民族中表现得那么虔诚，但是，宗教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中国人没有宗教情绪，那么印度佛教何以能在中国立足，并且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哲学、文学、艺术、建筑……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黄心川以为，我们过去比较注意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这固然是必需的。但是，对两者的相通之处却还缺乏仔细的研究，通过宗教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就会发现人类思想发展的共同点在这方面尤为明显。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住东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

40多年来，黄心川在印度哲学宗教、韩国佛教文化、东方佛教文化、东西方宗教与哲学交流，中国儒释道三教等研究领域中共发表著作21种，论文140余篇。其中重要的有《东方哲学家评传》（五卷本，1999—2000）、》《现代东方哲学》（1998）、《东方哲学的现代意义》（日文本，1999）、《印度哲学史》（1989）、《印度近现代哲学》（1989）、《印度佛教哲学》（1979）、《印度近代哲学家辩喜研究》（有英译，1979）、《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副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外国哲学编副主编）、《南亚大辞典》（主编，1997）、《宗教大辞典》（副主编，1998）、《世界十大宗教》（有越南文全译和英文节译，1979）等等。

黄心川在上述领域中作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嘱目的成就。他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他撰写的《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僧侣考》获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现代东方哲学》获得了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三等奖。

他负责编写的《汉字信息系统工程》所属“汉语主题词表”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上述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印度佛教哲学》、《现代东方哲学》（主编及作者）、《东方哲学家评传》（五卷本及作者）。后两种著作是在1999年以后出版的，这些著作对东方各国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搜集了大量极其丰富的史料，特别是主编的《现代东方哲学》和《东方哲学家评传》是集中了我国研究东方哲学的力量而编纂出来的，这些书的出版也可以说为我国现代东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填补了空白。

另外，日本农山渔村出版社文化协会为了纪念中日和平条约签订25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于1999年翻译和出版了黄心川的论文集《东洋现代思想的现代意义》一书，该书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主要内容包括：东方哲学模式、范围和现代转型、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文化模式，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与融合，亚洲的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此书的出版在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欢迎。日本晶文社、农文协和弥涅罗三家出版社联合发表的《出书要目》重点介绍了此书，说“此书是黄氏多年来巨大的研究业绩，阐明了东方各国和伊斯兰圈中多种民族的思想、文化、东方哲学的真正价值，著者在民族纷争的今天，用东方思想的睿智融合东亚文明，很有重要意义。”日本著名的东方思想研究家近畿大学教授高坂史朗评论说：“我立刻手不释卷加以拜读……令我思潮澎湃，如何来对待儒教、道教宗教诸概念加以定义，我心中一直存在疑问，你的著作使我的疑问得以解消，令我由衷佩服。”

日本新泻大学教授中西启子说：“从印度到韩国、日本，这么博学多识之学者，在日本也越来越少，实在鼓励我们后辈。”《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出版后，其中主要的章节和全书摘要被译成英文和孟加拉国国文，在印度、孟加拉国国的很多报刊上转载或加以评论，其中“辨喜论中国”一章曾被编入印度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出版的《世界思想家论罗摩克里希那和辨喜》一书(1983)，印度驻华大使馆、印度亚洲协会(前亚洲皇家学会)、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在中国和印度分别召开了这书的专题报告会。在1962年《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安藤昌益与“自然真营道”》是我国最早对日本这位“被遗忘了的哲学家”的研究论文，因此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演的《朱舜水的学术思想及其在日本的交流》，在印度德里大学所作的《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的报告，在韩国“中韩论坛“第三次会议上讲演的《中韩文化的共同性及其相异性》的讲演，在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上所作的《“三教合一”在中越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的报告等都在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反响。

1996年10月，黄心川从亚太所所长岗位上离休，行政职务卸掉了，科研任务却并不减少，到去年底，黄心川离休后发表的著作已有7大部，论文31篇。

黄心川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１９７９年来，已为国家培养10 余名东方哲学和宗教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目前正在国内外大学、社会科学院担负科研、教学任务，极大部分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东方哲学和宗教教学的骨干，有的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或做研究工作，有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中央党校主持国家的重点研究项目或担任领导工作。

黄心川每年都有好多国内外学术活动，2001年上半年，在香港博物馆组织的学术会议上讲学，下半年参加了“东方社会哲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第十二届中国哲学大会”和“21世纪亚洲与文化、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黄心川就东方的哲学与文化作了主题报告，受到了学术界、舆论界的关注。

（三）

黄心川虽已年逾古稀，但他精力旺盛，工作与生活紧张而富有节奏。他几次跟我说起，想空下来对自己走过的道路作个回顾，对学习、探讨的知识作个整理，生命之火不熄，他的脚步是不会停顿的，前面的道路还长，他要在印度辨喜哲学里继续和泰戈尔的情思沟通，像鸟飞一样翱翔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浩瀚广袤的空间里。这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胸怀全球，心系祖国，他要在东方各国前辈哲人所点燃的圣火指引下，不管跨越多么遥远的时空，只要力所能及，薪火不替，代代相传。他宝刀不老，青春依旧，继续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

黄心川有浓厚的故乡情结。1988年，他在常熟主持了由北京和上海7个单位共同举办的“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1994年，他专程来常参加中国史学会组织的“甲午战争与翁同和”全国学术研讨会。1997年，又回到故乡参加了市博物馆开馆典礼。在北京时，思念桑梓，接待乡亲访问，参与家乡组织的有关活动。回乡时，漫步古城，徜徉园林，重访母校，拜会师友，品茗话旧，促膝谈心，浓重乡情，满怀的乡恋，使新老相识由衷地感受到他对故乡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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