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节”——中国慈善日

　农历腊月初八，是春节前的第一个节令，此后“年味”日渐浓郁起来。腊八吃腊八粥以祈求丰收和吉祥的食俗，在我国已有千年之久了，在这一天，寺院都要举行纪念法会，称为腊八会，并以“腊八粥”供佛飨众，这也是行善积德的一种途径。

　2007年1月26日，中国传统的“腊八节”这一天，去年满街飘香排队领粥的场面再次在全国多个城市上演。“腊八节”这一传统不仅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气氛也变得愈加浓烈。这是因为在时代的变迁中，“腊八节”沉淀下来的不仅是一种施善祈福的民间风俗，更是一种乐善好施的民间慈善的温情文化。

　“腊八节”，慈善会，只有“道济天下”，才能“天下为公”。

　用慈善文化助推和谐

　随着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引进，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素，要达到和谐目标，就必须建立起一种人人乐善、个个好施的社会氛围。

　如今市场经济所特别强调的竞争、效率等，不可避免地为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地区发展愈发不平衡等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只有有效弥补这些缺陷，构建完善的财富分配体制，才能使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消除紧张态势，这在当下是十分必要也是很紧迫的。

　依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完善的财富分配体制至少需要3个层次：第一层次以市场分配、劳动所得为主，目的是提高效率；第二层次以国家财政税收及其再分配为主，目的是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促进社会公平；第三层次的分配便是社会广泛开展慈善活动，通过慈善活动均衡财富分配，弱化收入两极分化，并消除贫富阶层之间的可能敌意，拉近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距离。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前两种财富分配体制均已基本成型，正在逐步走向完善；但在通过开展慈善活动进行“三次分配”方面还有着较大的欠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当前的慈善氛围不够浓厚，致使许多人捐赠意识还很差，而且捐赠途径有时也不怎么可靠。这已经形成了许多问题，或使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

　比如，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众多的孤儿、流浪儿童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对人口众多、经济底子薄弱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来说，要真正实现对这些弱势群体较好的照顾，需要全社会共同付出努力和帮助——主要借助慈善手段来实现的努力和帮助。

　再比如，最近屡有迹象表明，中国富人的整体道德形象在不断退化，甚或导致了“仇富心理”正在社会的某些角落不断膨胀，不少舆论事件、群体性事件因此而发生。这种现象与某些富人吝于慈善捐赠却特别热衷于个人的无度奢侈应该有很大关系。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意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甚至在2003年“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而恰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富人却不断名动世界奢侈品业，奢侈消费纪录不断被刷新。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关注弱势群体，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借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而慈善事业发展又必有赖于慈善文化的助推。

　“兼济天下”的慈善传统

　在当下，发展慈善事业和慈善文化，用慈善文化助推和谐社会建设，这并不是一种“急来抱佛脚”的拿来主义。事实上，乐善好施，以慈善为荣，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瑰宝，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仁”便与慈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是已经被传颂了两千多年的古训。这些古训中无不体现出浓厚的以慈善为本的价值诉求。可以说，是否乐善好施，愿否兼济天下，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是儒家基本伦理观中一种重要的构成。按照这种伦理观，能够超越眼前和自身，舍利而取义，便为君子；而如果汲汲于利益，对周围邻人苦痛漠然置之，便等而下之，难入“主流”。正是因为受到儒家伦理观的濡染，古代众多儒者大都重义轻利，孜孜致力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即便被列为“四民之末”的商人，亦有许多在经商致富之后，通过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提升自身道德形象和社会地位，由“四民之末”而跻身社会名流贤达。可以说，对慈善的重视和提倡，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自从“独尊儒术”以来，无论从官方还是到民间，中国慈善事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及至讲究“济贫修福”的佛教传入中国，又与儒家文化形成合力。到两宋时期，社会福利性救济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体系，如官方设立了安济坊、居养院等官方救济机构，民间也积淀下各种传统性的救济弱者的习惯。经常为人所提及的范仲俺所办的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便都是这种救济传统的具体例证。有研究者认为，宋朝虽然时有外侮战乱，但百姓生活却是“幸福指数”相对最高的时期。若从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看，应该说此论有一定道理。

　迄至明清两代，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此时的民间慈善活动到达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先后出现了多种非宗教性的、非宗族性的、持续性的、志愿性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团体。有研究者指出：到清代中叶全国至少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收养贫病）399个，清节堂类（救济青年寡妇）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

　只可惜，这些优良的民间慈善传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几乎中断，民间延续达数百年的慈善形式遭到毁灭性地破坏。再到后来，由于战乱频频，建国后又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慈善文化的传统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得以恢复。

　慈善事业的合适“抓手”

　众所周知，美国拥有成熟的慈善事业，眼下美国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已经占到了9%，仅美国的富裕阶层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达6700多亿美元。2003年，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人们认为，美国慈善事业的良好局面，就有赖于其慈善文化的发达；进一步说，则是有赖于其慈善文化有着丰富的载体。譬如其圣诞节、新年等，虽然名称不是“慈善日”，但慈善早已经成为圣诞等节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喜欢送糖果分礼物的“圣诞老人”也早已经慈善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参照于此，要发展我国的慈善文化，以助推慈善事业发展，除要注重为现有节日注入慈善内涵，为慈善文化确立清晰的载体就非常重要。慈善意识如果无从落实，就只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观念，要使观念能够顺利“兑现”为行为，只靠喊虚飘飘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

　这并不是“平地起高楼”，这是慈善活动合适的“抓手”，用一些成型的、相对固定化、程式化的活动，以有效唤起民族记忆、光复传统文化。

　当下看来，不妨将“腊八节”当作为“中国慈善日”。年总是要过的，然而一年来收支状况或遭遇事情的不同，使一些家庭可以轻松享受过年的富足愉悦，但另外一些家庭则可能遭遇“过年如过关”。因此，时令一进腊月，世态人心的碰撞就分外激烈起来，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在这个时候，贫与富之间的落差是那样显然甚至还被放大，诸多阶层矛盾由此时而沉淀积蓄，在愈发浓烈的年味背后，往往也隐藏着诸多的不协调因素。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人们特别注重在腊月的行善施德，通过施予救济帮贫穷者度过漫漫严冬，顺利熬过“年关”。

　“腊八节”成为“中国慈善日”，是与传统的对接，是双重意义的“雪中送炭”，也是最终将慈善基因注入到其它节日当中的前奏——此时的慈善活动容易与即将到来的春节、元宵节等气氛溶为一体，潜移默化地改造春节的内涵。只有当所有节日当中人们都能产生一种慈善自觉，慈善文化才可以算是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