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逐渐演变成一个公共文化事件　曹操墓真假之辨成为跨年度热点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京宣布，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出的一座东汉大墓，经专家认定系魏武王曹操高陵。但这一“千古之谜”的告破，却引来多方质疑。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认为下定论“为时尚早”，他说河南方面的“六大证据大都是推断出来的”，结论令人生疑。收藏界名流马未都则担心发掘出来的证据可能是盗墓者伪造的赝品。

刻有“魏武王”的石牌

考古学相关专家则回应“力挺”最初的鉴定结果，并认为学术讨论不能说“外行”话，要说符合学术规范的话。

一拨拨的质疑，一次次的回应，从“魏武王”谥号的真伪，到曹操墓女骨是不是卞夫人的疑问，再到曹操墓DNA鉴定引来的网友认亲……元旦假期，这个2009年“最后的悬疑”蔓延为一个公共话题。关于“曹操墓”的真伪之辩，竟然成为跨年度的大新闻，引起各类媒体高度的关注。

复杂因素导致公众的本能反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一直关注与曹操墓相关的新闻。他相信专家们的专业判断，但他也认为，社会质疑声是由多重的复杂因素造成的。“比如曹操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影响比较深远，关于他的传说也太多，因此上千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旦被确认，公众本能地会进行质疑，这也是正常的。再加上，现在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利益部门的关系若即若离，很容易被本能地怀疑成是地方政府的炒作行为，是为了商业目的。”

国外学术成果的发布大都是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的，我国现在对文化资源的争夺较激烈，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旦被确认，意味着其他与曹操相关联的地方的文化资源被相对剥夺，因此会引起其他地方的反弹。尤其是曹操墓的争论还没停止，已经有学者计算出曹操墓每年可为当地带来至少4.2亿元的经济收入。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上的某些舆论倾向。质疑不能说外行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业内权威”与公众质问如兵戈相向，不可调和。作为多年从事秦汉都城与帝陵研究的专家，刘庆柱认为，已经公布的六大证据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曹操墓也已经申报第七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考古相对比较专业，学术含量较高，一般的社会公众有质疑是正常的，专家也有责任积极回应以答疑释惑。

“但一些并非考古界的人士，一未到考古现场，二没有确实证据，便下一些似是而非的断语，误导公众，这是非常不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质疑的权利，提出疑问也是正常的，但作为学者，尤其又不是考古专业的学者，隔行如隔山，轻易否定专家组的考证似乎不妥。”刘庆柱举例说，比如，有质疑问到墓里为何没有墓志铭，“魏晋时期还没有墓志铭，这种疑问就好像问曹操为什么不穿西服一样，只能误导大众。”

逐渐演变成公共文化事件“对于曹操墓的断定，不能仅仅用考古学的知识，应该接纳史学、地理学的专家共同进行研究，很显然，仅仅用考古学的知识是回答不了公众的诸多质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指出，“目前拿出的考古学的证据都非常专业，但大众的常识与之有偏差，比如考古学认为曹操墓出土了魏武王用过的武器，但大众认为古代君王都有将自身之物赏赐部下的习惯。又比如在陆机的《吊魏武帝文》中记载了曹操遗令，曹操临死前嘱咐连他剩下的衣服都要分掉，据此推论，那么曹操的兵器更可以分掉。考古界与历史学界在很多问题上一直有争执，一个挖的是材料，一个研究的是文献，在材料和文献之间需要很复杂的论证才能恢复历史的面目。”

由于三国故事的广为传播，曹操在国际上颇有知名度。因此曹操墓的被发现，也引起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考古中心研究员刘国祥认为，对于曹操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公众表现出的敏感与质疑已充分说明，这一项考古发现不仅仅是考古界自己的问题，而是逐渐演变成一个公共文化事件，不管是专家还是民众，不管是专业还是非专业，都有充分的表达欲望和权利。《中国人盗墓史》的作者倪方六在自己的博客撰文，回应刘庆柱老师“业内人士不能说外行话”。他引用了与刘庆柱是同事、同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超的观点。赵超对此曾专门作了考古研究，并著书出版了《墓志溯源》，该书罗列了墓志起源的四种说法，有西汉说、东汉说、魏晋说、南朝说。赵认为，以“西汉说”最有说服力，西汉时期出现的“告地状”为墓志的滥觞。

曹操画像

三国其他人葬身何处“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也带热了关于“三国其他人物葬身何处”以及盗墓相关的讨论。台湾媒体的一篇报道还提到，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武则天墓最难盗，成吉思汗陵墓则最神秘。

据报道，东吴孙权的陵墓，长久以来传闻深藏在南京的“梅花山”里。2006年曾有学术单位探勘，发现梅花山的博爱阁下面，的确有人为建筑物，与传说似乎吻合。而刘备的下葬地则众说纷纭，至少有三种主要说法，第一是葬在成都市武候祠正殿的西侧，第二种是他死在奉节后就地下葬，而第三种说法则是葬于四川彭山的莲花坝。至于“一代军师”诸葛亮的葬身地，似乎争议较小。一般认为，陕西省勉县的武侯墓就是他的长眠之地。这位中国历史上足智多谋的代表人物，葬身地没有让后人猜个不停。

古时候中国的皇帝或王侯都习惯用金银财宝陪丧，所以他们的坟墓常常成为盗墓者下手的目标。对盗墓者来说，至今仍有两个帝王墓还没寻获，一个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她的坟墓有如铜墙铁壁，被盗墓者认为最难攻陷；另一个则是元朝皇帝成吉思汗的墓地，至今仍没人晓得地点在何处。

据传闻，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与唐高宗同葬于陜西咸阳的乾陵，里头藏有五百吨金银珠宝，因此成为盗墓者锁定的目标。但王陵由花岗岩砌成，再加上铁汁浇注形成铜墙铁壁，想进去十分困难。唐代17座陵墓，至今只有乾陵没有被盗墓者得逞。甚至唐末黄巢之乱发动40万人挖墓，最后却只挖出40公尺的大沟，并称为黄巢沟。诡异的是，1000多年来，武则天的乾陵经历3次盗墓风波，每次都是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使得盗墓行动难以进行，更增添此墓的神秘色彩。

如果说武则天的墓最难攻，那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的墓则最难找。因为他死后陵寝落脚何处，至今仍是个谜团。内蒙古有一座成吉思汗陵，据说有8户人在此守陵长达700多年，但这只能算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冢。

据传说，成吉思汗死后采秘葬，工匠千人、卫士800人一概都被处死灭口，陵寝由马群踏平，派人看守直到长草无法辨识为止。2004年，曾有一支考古团队在乌兰巴托东北方找到一处遗址。他们认为这是成吉思汗陵，但一般人却认为这仅是蒙古王公贵族开会用的夏都而不是陵寝。

考古专家回应主要质疑

质疑一：“魏武王”称谓是否正确？回应:河南省考古所专门对历史上曹操的封号、谥号、庙号、陵号作了说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其生前被汉献帝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之子曹丕称帝之后，追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出土刻铭石牌称“魏武王”符合当时历史背景，“只石牌不大可能铭称‘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称‘武皇帝’和‘魏武帝’”。

质疑二：“魏武王”石牌是否可信？

回应:河南省考古所表示，其实证实曹操墓的刻铭石牌等物件，远不止从盗墓人手中追回的那一个“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和一个慰项石，而是总共60多件文物，部分已经残缺不全。这些形制、质地的文物应为首次考古发现，基本未见于传世品之中。从大墓出土、征集刻铭石牌及慰项石等文字资料，包括刻有官称的画像石，无论从汉字书体特征，还是铭文体例，其年代都定在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没有疑问。

质疑三：女性遗骨为何没有卞夫人？

回应:在曹操墓考古发现说明会上，对于两位女子的身份，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认为，那个20多岁的女子应该是宫女或丫鬟。虽然在《三国志》中有记载卞夫人死后与曹操合葬，但郝本性认为墓中年龄大的女性并不是卞夫人，因为卞夫人出生于170年，死于230年，死时为60岁，而经过骨龄鉴定，那位年长女性只有50多岁。

郝本性称，两女尸骨目前能认定的是其与墓主有密切关系，不排除是“从死”的婢女或殉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