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与彼得大帝治国不同 因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

人类进入18世纪后，中、俄两国渐行渐远，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方向。俄罗斯在彼得开创的工业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中国则在康熙营造的小农经济形态下盛极而衰。

两国命运的缩影，从康熙和彼得的军事生涯中最能找到最生动的印证。

1685年2月，31岁的康熙正当雄姿英发的盛年，他亲自指挥大军进攻雅克萨，痛击沙俄军队，打得俄国人抱头鼠窜，誓不再犯。此时的彼得还正在乡间玩他的战争游戏，年龄正好和康熙倒过来：一十三岁，一个毛头孩子。

康熙一生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扫叛军，攻城掠地，捍卫领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尊严。然而短短一百多年以后，众所周知，中国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饮尽苦酒，同时也沦为俄国的阶下囚。

彼得的军事才能与康熙相比，相形见绌。他一生吃过很多损失惨重的败仗。1700年，28岁的彼得在与18岁的瑞典国王尔十二世交手时，在著名的纳尔瓦战役中俄国军队全面惨败，颜面尽失。瑞典人专门制作了一枚讥讽的徽章：画面是彼得带领俄国军队拼命溃逃，沙皇一路哭哭啼啼，丢盔弃甲，用手帕擦眼泪，上面写着“一败涂地，痛哭流涕”。

一方面是中国在康熙的守土御侮、维护统一的政策下，一步步丧权辱国，铸成民族奇耻；另一方面彼得则驾驭着侵略扩张的疯狂战车，用无休止的拼杀为俄罗斯的腾飞开辟道路，取得节节胜利。历史，在这里似乎再次受到无情的嘲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经济的体现，并以经济为基础。中俄两国在战场上的胜败异位，其实是由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所决定的。

正当康熙和他的子孙雍乾二帝，把一代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几乎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社会动荡加剧、行政体制僵化、内部调控失灵，中国社会长夜无歌，如一潭死水。小农经济萎缩破败，手工业生产也陷于停滞。传统政治捉襟见肘，已无力消弭各种社会矛盾，诸如“地少人多”、“通货膨胀”，孤陋寡闻的统治者一筹莫展，无力应变。

相反，在俄国，朝气蓬勃的崭新帝国飞速崛起。彼得树立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启动了社会内部存在的潜能。他结束了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开创了海洋化、西方化的俄罗斯新时代，把一个黑暗愚昧的俄国引向了一条全新的光明之路。

康熙和彼得正是这样两个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影响了中、俄两国命运走向的巨人。彼得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抗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俄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康熙尽管也是一代雄主，他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甚至远在彼得之上，但在超越阶级、环境的局限，引进新技术和学习、了解外国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上，却明显逊色于彼得大帝，始终没能为中国指出一条通往近代化之路。

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康熙与彼得治理国家的最终宿命。看似个人选择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文明的撞击。

古老而持久的中华文明，具有非同一般的坚韧性和超乎寻常的消融性，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封建大国，中国长期处于孤立封闭状态。中华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独立发展、内部协调的道路。千百年来，试看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无论是纷扰如斯的五胡乱华，还是铁骑横渡的蒙元入侵，都不过是一段段小小的插曲，中华文明从未出现过彻底推翻和重新建立的局面。

岁月长河静谧而缓慢地流淌，难以激起惊天的狂澜。康熙王朝只是一朵绚丽的浪花，缺少左冲右突的磅礴之势，只能沿着原来的河道奔流到海不复回。他不是圣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在理学唯尊、儒学治国的环境下，英明的康熙内心深处，是否也有无尽的苦衷？他把自己关在深宫中研习西学时，也许最能体味这种滋味。身为一国之君，他连看一本书也要偷偷摸摸。当他的教师法国人巴多明要将人体解剖学绘图准备出版时，他深知解剖人体是与儒家观念直接冲突的。他小心翼翼再三告诫说，这在中国可是“特异之书”，你们可千万不要让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同时要求传教士们翻译西洋书籍时只能严格按规矩在衙门里工作，禁止带回家去。

而只要看一下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你就会明白这个国家的特性。这只视野广阔的猛禽，它雄视东西，兼有东西文化的渊源。俄国地跨欧亚，又以开阔的东欧平原为其发祥地和中心，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影响。古代俄罗斯文化是在东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最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19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这是俄罗斯人对自己的期许。”

彼得给俄罗斯带来的是一场全面的真正的蜕变。他手操一把剪刀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彻底的革命。三百多年前，长胡子是俄国人最自豪的标志，东正教甚至把胡子看做是“上帝赐予的饰物”，身体的灵魂全部凝聚在胡须之上，把刮胡子视为异端。而在彼得看来，这却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1698年，当俄国的贵族们举行一场宴会，欢迎彼得顺利从欧洲返回时，穿着西式服装的彼得却二话不说，掏出剪刀就动手剪他们的胡子。第一个牺牲品竟是俄国元帅、对他忠心耿耿的谢英。贵族们大惊失色，号啕大哭，不明白他们的沙皇为什么这样做。剪胡子遇到上上下下的顽强抵制。彼得完全不管这些，他宣布：剪胡子是全体居民的义务，要想保留胡子就得交重税。官吏和贵族每年要缴60卢布，平民30卢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税种了。他要剪掉俄罗斯上千年的积弊和不文明，打破闭塞守旧的价值观念，重新为俄罗斯注入全新的活力。正如列宁所说：“彼得为加快野蛮的俄国学习欧洲文化，不惜采取野蛮的方法和野蛮作斗争。”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大清国初创之始，同样喊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口号。中国人的辫子，俄国人的胡子，似乎遭遇到同样的厄运，都维系着一国之前途。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剃发是满族人家天下的标志，剪胡子则是一场新革命的开始。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改革的艰难，甚至于远远胜过流血的革命。

剃刀与剪刀背后，是两个民族命运的挣扎。强盛的汉、唐王朝当年就想跨越荒凉的西域大漠，寻求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然而巍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挡了中国人的视线，也阻碍了欧洲人的东来。长此以往，沉醉在唯我独尊的“天朝”迷梦里，闭关自守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小小的化外蛮邦，何曾入我大清国的法眼？殊不知此西洋非彼西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唤醒了思想的觉醒，欧洲一改从前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向前发展。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此其时也，彼得生正逢时，天时地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俄国人民，一路高歌猛进。而同一时期，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中国起自14世纪的凶潮毒雾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新生的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一旦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的雾潮又将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反扑而至。整个中国社会，都被酱死在即将迈步前行的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