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之间

充满希望的21世纪已经到来了。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道教的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问题在于道教怎样去面对机遇与挑战？如何在新世纪对人类的文明与和平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每一个教内人士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道教研究者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

从根本上看，宗教起源于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认识，并企望通过这种认识而建构一条解脱现实苦难，确立终极意义世界的通途。道教从创立之初，就以老子《道德经》为理论基点，围绕着人应当如何修身养性才能达到升玄之境而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道教信仰是人对超越有限存在的无限整体——道的体悟和把握。这种对绝对无限整体之道的体悟和把握既超越世俗之人的经验之外，又是生活于具体时空中的世俗之人通过日常的修道来实现的，它体现了神圣与世俗的统一。所以说“道之在我之谓德”，“德言得者，谓得于道果”。

道教的这一特点与其所信仰的“道”的内涵精神相一致的。道一方面表现为形而上之神圣的绝对，另一方面又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同时也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超越世俗的神圣之“道”与世俗生活中的人伦日用之事并非完全隔绝，而是相即不离的。正是由于作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源和主宰之“道”，既超越于人，又内在于人而存在，因此，道教强调“一切众生，皆含道性”，同时又认为，修道者依持道性，以“至静元心”来因循事事物物的自然本性，就能返朴归真而与道相契。

这样道教信仰就形成了两重性：一方面极力宣扬超越世俗而追求与道相契的神圣境界，另一方面，又并不要求人放弃世俗生活，甚至强调只有在世俗生活中先修人道，再修仙道，成为一个完善的人，才有得道成仙的可能。道教所说的修人道，是要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确立少私寡欲、恭廉无争的观念，通过提倡道德修养而促进人们自觉地追求神圣而高尚的境界。从《太平经》强调的“积德不止道致仙 ”，到东晋葛洪所宣扬的“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道教将“积德”、“为善”、“忠孝”、“仁信”等道德原则神圣化，既包含了对世俗社会道德准则的认定，也体现了希望通过弘扬道教信仰来提升人类道德精神境界的愿望。神圣化构成了道教提升世俗生活的精神情怀，世俗化也构成了道教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在社会中能够得到广大群众信仰的条件。

二

二十世纪，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展开，各种宗教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为世俗化打开了大门，强调完善的世俗生活才是进入神圣之境的有效门票。这虽然与古代道教所遵循的即世而超越的态度颇为相似。但毋庸置疑，今天以现代化为背景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对当代宗教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因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发展，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方面。宗教世俗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故宗教的世俗化现象也让人眼花缭乱。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在分析基督教的世俗化时就指出：“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宗教教义中的神圣性在科学、理性的衬托下正在逐步地淡化与减少，以至于不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共同的终极意义，从而导致一些现代人对曾经奉为绝对神圣的传统宗教产生信仰危机。“世俗化影响普通人的最明显的方式之一，是对宗教的‘信任危机’。换言之，世俗化引起了传统宗教对于实在的解释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溃。”这就是当代宗教普遍强调要改革传统教义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根本原因。

虽然中国道教所面临的现代化之路与基督教不同，但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存在都有赖于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我们时代的命运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识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对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准确地说，终极价值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如果说宗教的世俗化是以科学的理性化和知识化为前导而展开的，那么，这就会在客观上导致宗教的神圣性对现实人生指导意义的削弱与淡化，从而将当代宗教从社会生活的中心推向了边缘。

但是，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人类一直努力去建立一个神圣的参照系来解释人类日常生存的境况和缘由。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宗教教义垄断着为个人存在的意义和社会生活的合理性的终极论证。例如，道教之“道”就作为直指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东西，可谓“神冠阴阳，功成造化，先天地而独立，后尘劫而无昧”，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对宇宙、社会和人的根本看法之结晶。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曾在历史上与儒佛并列而成为中国人精神支柱，其信仰本身所蕴含着神圣与世俗的两重性，使它有可能在现代仍然能够比较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需要。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实用与功利成为重要的价值与信仰。这种世俗化的潮流不仅使当代宗教走向社会的边缘，而且还使其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够沿袭传统，保持宗教信仰的无上神圣性，以为社会和人生提供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说；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世俗化的道路，能够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当代道教如何在各种挑战中走出这两难的困境？

虽然历史上的道教信仰因内蕴着神圣与世俗之两重性，而比较灵活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教，在明清之际就出现了颓势，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国家用船坚炮利送来的科学、理性与民主，转而反视中国道教，就更觉得道教所崇奉的长生成仙近乎梦幻，道教典籍中的神之诰谕充满着玄奥之语，斋醮符箓在外行人看来似乎是演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道门中如缺少励精图治的精神，那么道教的发展自然如雪上加霜而一蹶不振了。因此，道教虽然在历史上能够圆融神圣与世俗，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却似乎比其他的宗教更为严峻。虽然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道教视为智慧的源泉之一而不断地从中汲取着精神养料，但21世纪的道教仍然能够接受挑战而在神圣与世俗之间走出它特有的道路来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道教如何通过自我更新而在 21 世纪重新焕发神采？

三

在二十世纪后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道教逐渐得到了恢复与重振，其对社会的相适应的功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博大灿烂而富有智慧的道教文化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道教的发展虽然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挑战也就意味着机遇。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 21世纪中，道教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对神圣与世俗的辩证，来回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强烈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而引发出的信仰虚无、精神危机、价值混乱、道德衰败等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道教的关注。当代道教只有发扬道教的优秀传统，从强调道教信仰的神圣性出发，以为现代人建立价值坐标，提升精神品位提供一种参考；同时，也应当以神圣性来克服当前有人将世俗化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赚钱这么一种庸俗化的倾向。这样，道教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既以自己的特有智慧来积极地回应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又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它的生机与活力。

道教力求以老子《道德经》为根本基础，通过对尊道贵德、道法自然、清静自正、重生贵和等教义的阐扬，来帮助现代人实现根本的精神转变，走出执著于一物一事的困境，建立人生的价值坐标，以安顿疲惫的身心；力求以“善即寿”的道德观为指导，将此岸世俗生活中的“为善去恶”、“清静修心”作为走向神圣的基础，以促进人类文明观念的不断发展；力求以济世利人的精神与世俗生活相衔接，以作为今天人们努力创造美好家园的文化资源；力求以得道成仙的观念中所内蕴的人们对生命升华的渴望，作为人们完善自身，净化道德，优化生命，改造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现代是一个趋同化和普遍化的时代，由此而出现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世俗化不能不受此影响。道教只有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以其独特的神圣性来观照其世俗化，才能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据此，笔者认为，当代道教如果要在21世纪得以发展，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仍然应当是神圣性，但基于神圣性的道教又必须时时面向社会生活，以求在神圣与世俗中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

换言之，道教一方面要始终高扬“道”的超越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以“道”的神圣性来对治人因过分的自私自利而导致争权夺利，因无边的贪心而导致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因信仰危机而导致人的道德失落；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关注、主动参与现实社会生活，将当下的现实生活作为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只有在神圣与世俗的这种动态平衡中，道教才能一方面用世俗化来克服那种因过度神圣化而导致的对人的生活的忽视，因为当人一旦虔诚地匍匐在神灵的脚下，他会忘记自己的生活，甚至毫不犹豫地扼杀人性。另一方面，则用神圣化来克服过度世俗化而导致的信仰和神圣性之消解并趋于平面化。道教如果从神圣性出发，以道教智慧为基准，在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就能使道教信仰对现代社会与人生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