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

近年来，随着文化分区研究的日渐深入，辽海地区的古代历史文化在中华国家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作为人文地理区划，“辽海”一语，自晋、唐、辽、宋以来，就是一个与“中原”、“燕赵”、“巴蜀”、“荆楚”、“齐鲁”、“江淮”等地相互对举的概念。如西晋倾覆之际，北族纷纷入主中原，北魏崔鸿论其时局时即把“辽海”与“燕赵”对举，所谓“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魏书》卷67《崔光传》附《崔鸿传》)。《魏书》的作者在评价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曾言其有过“平秦陇，翦辽海”之功(《魏书》卷4《世祖纪》)。《旧唐书》卷53《李密传》赞语曰：“隋政板荡，炀帝荒淫，摇动中原，远征辽海”。

　　关于“辽海”这个地域概念的最早出处，在金毓黻先生编撰的《辽海丛书刊印缘起》中，将其追溯到北齐时成书的《魏书》。近年有人据《三国志》卷42《蜀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晋阳秋》轶文，指出早在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就曾在写给晋穆帝的表文中有过“管宁之默辽海”之语，因此今辽宁地域古称“辽海”的时间不晚于东晋（陈涴：《“辽海”古称由来考》，《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其实，东晋之际，称我国东北一带为辽海的文献典籍，并不以《晋阳秋》一种为限。如袁宏也曾在所著《后汉纪》卷14《孝和皇帝纪下》的结语中提到过辽海，所谓：“三代建国，弗勤远略。岐、邠、江、淮之间，习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域，戎服不改。”桓温出身安徽，孙盛祖籍山西，由此可以推知，“辽海”在东晋时期已是一个南北习知的地域概念。既然是南北习知，那么就应该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流布传播过程。如此说来，这个地域概念出现的时间，应该早于东晋。

　　《后汉书》卷73《公孙瓒列传》载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公孙瓒“破擒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乃于易水之滨营建易京作为都城，“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据同书，公孙瓒出身“家世二千石”的辽西令支(今河北迁安县西一带)望族，由于辽西和辽东一带是其起家的根据地所在，故史言其势力范围曰“临易河，通辽海”。

　　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尽管《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刘宋之际，但所记公孙瓒移镇易京，“临易河，通辽海”之语，宜有所本。因此“辽海”一词出现的时间，不应晚于东汉。其二，早期的辽海地望，主要是指东汉时期公孙瓒据以起家的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辽西郡和置于辽东郡西部的辽东属国一带，地当今滦河中下游的河北东北部至辽宁中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其三，襟带辽河，地濒渤海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区位，是“辽海”作为地域概念在汉代出现的物质基础；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一地域特殊厚重的人文历史传统和战国秦汉以来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背景下，乌桓、鲜卑和汉族等多种民族混居杂处而形成的胡汉文化交融的区域文化内涵，则是“辽海”一词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

　　已有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成果表明，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原生型文明一样，中国传统的早期国家也是植根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文明。农业发生以来最近一万年间中国古代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国家和国家时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上观察，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阶段，社会管理主要是通过祭祀神灵来运作和实现的，可称为“神权时代”。国家出现后，管理社会的主要机制不再是神的权威而是政治权威，即主要是王权的运作，因此可以把国家文明时代称之为“王权时代”。在国家早期发展的夏商周之际，国家的最高管理者曾长期称“王”，秦以后直到清朝则称“皇帝”。这期间，古代中国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内在管理机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大体说来，三代之际是王国与诸侯国相对分权的邦国联盟体制，秦汉以后则是中央统辖地方、君主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学术界又依国家元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以及国家权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运作内容，把古代中国的王权时代划分为夏商周时期的“王国”和秦汉以后的“帝国”这样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由于生态和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三代以来，在传统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中国北方地区的牧业文明也日益壮大，并于春秋战国之际，发展成为与华夏诸国对垒抗衡的政治势力。当秦汉王朝在长城以南建立起统一的农业帝国时，长城以北的匈奴也统一了北方草原诸族，建立起相对统一的多民族游牧汗国，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汉书》卷94《匈奴传上》)，中国历史由此形成以长城为界，南部农业文明与北方牧业文明长期互存并立的局面。秦汉以来，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等族先后在北方牧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有别于中原传统的“王国”和“帝国”的部族制国家，可称之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的续生形态。

辽海位于北方农牧交壤地带，其南侧的燕山山脉和西侧的大兴安岭山脉，分别构成了我国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以及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分界。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决定了古代辽海的历史文化在中华传统的原生型农业国家和后起的续生型游牧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历史角色。

据最新的农业考古研究结果，世界上最早的水田稻作农业和旱地粟作农业分别起源于中国南方的江淮地区和北方的中原与辽海一带。2003年，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兴隆洼文化房址居住面和堆积层中发现了1500余粒碳化谷物标本，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粟类谷物颗粒实物遗存。经鉴定，这些谷物包括黍和粟两种人工栽培植物遗存。其中，黍的比例占90%，粟占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聚落遗址2002至2003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7期)。无独有偶，在沈阳新乐文化遗址，也曾发现有年代稍晚的人工栽培黍类作物遗存。因此，有理由认为，辽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黍、粟类农业作物的中心区域之一。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能够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复杂社会——即国家文明形态的到来。通过辽海地区现已取得的大量史前考古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3000年间，中国原生形态的国家文明产生的初始历程。

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角度观察，兴隆洼文化时期，稀疏分布于辽西一带的定居村落表明，当时同一血缘系统的人群都聚族而居，社群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彼此分散、相对隔绝的氏族共同体。而从兴隆洼文化的村落存在着有无环壕的区别和村落内部的房屋都呈街区状成排分布的特点分析，当时的社群组织可能经历了由氏族到部落的历程，社会分层现象已经发生。到了红山文化时期，辽海地区的古代社会在分化出以环壕聚落为标志的中心村寨基础上，进而出现了规模庞大的聚落群体，这种现象暗示着更高规格的社会共同体开始出现。联系这种共同体的纽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还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关系。那些分别簇拥着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体，构成了辽海地区早期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古国形态。

其次，就观念形态的发展而言，以服务于宗教礼仪生活为基本功用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已经初步萌芽。到了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大型祭坛和神庙的出现，说明当时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继传统的龙神崇拜之后，建立于公共意志之上的以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合一为基本内容的统一宗教神

权和族权的产生，而以高规格玉礼器随葬的中心大墓和二次捡骨葬同处一冢的现象，则意味着具有多层结构的、规模庞大的社会政治实体的出现。当数量众多的原本彼此分散、相对隔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在某种动力的驱使下，通过和平的或是战争的方式，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社会实体之后，支配现实世界的最高首脑人物和为各方各部所共同接受的统一祖神便应运而生。如果说，牛河梁积石冢中心大墓的主人是这个新的社会政治实体形成之后而受到人们广泛尊崇的祖先神的话，那些中心大墓之侧二次捡骨葬的小型石棺墓所代表的应该是新加入的部落从原来祖居之地迁来配享的祖先。因此，5000年前出现在辽海地区的“红山古国”之于后世“三代”之际出现的具有邦国联盟性质的早期国家政体，具有开创先河的奠基之功。

从距今约3000年前后开始，由于全球气候转向寒冷与干旱，致使森林覆盖面积减少和无树旷原增多，从而导致辽海地区的生态环境由复杂生态系统向简单生态系统转变，生产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由农业向游牧射猎的过渡。近年考古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便是这次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大转型的物质文化遗存。

春秋以后，由于东胡的崛起，辽海逐渐进入了以牧业为主的时代。《战国策》卷19《赵策二》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时说：“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据此可以知道，战国之际，先于匈奴而崛起于中国北方，同时构成了燕、赵等国严重边患的东胡，其活动中心即在地当辽海的燕北辽西一带。从这个时候起，辽海地区不仅与中国北方后起的游牧民族崛起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中华续生型国家文明的重要策源地。

继东胡之后，战国、秦汉、魏晋之际，匈奴、鲜卑等古代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先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都属可汗制度下的部族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机制都具有官分左右、集体议政的分权特征。十六国北朝之际，慕容鲜卑以今辽宁朝阳为都建立的“三燕”、拓跋鲜卑以今山西大同为都建立的北魏、宇文鲜卑以今西安为都建立的西魏，都属这种续生形态的国家政权。而北魏和北周的管理制度，则成为隋唐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直接来源。公元十世纪初，契丹以辽海地区为中心，建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辽朝，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一国两制式治国方略，成功地维系了这个空前强盛的草原大帝国的统一。金元以后，满族人崛起辽海，入关统一全国后，在塞上创建了避暑山庄议政制度，使伴随续生型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阻隔南北的长城界限最终化为陈迹，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