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费孝通老师九十大寿

费孝通老师九十岁了！真有点叫人不相信，跟他在一个大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前几年，还在早晨见到他在院子里跑步，锻炼身体，见人点点头，微微一笑，没觉得他有那么大年纪。他当学院的副院长、当教授，我是他的下属和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与他在“牛棚”同榜；到了“五七干校”又是同科；朝夕过从，晨昏与共，很多人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而总是见他笑吟吟地、乐呵呵地，似乎是永远不老的！怎么猛一下子九十岁了？！可不是吗？静静一想，连我都过了七十了嘛，那他还能不是“年增岁月人增寿”？自然规律！自然规律！

费孝通老师有令人羡慕的高寿和健康〔自小曾见家里门上横批——“花好月圆人寿”，后来，太虚大师（1889－1947年）把它改成“花好月圆人健”，道理是很明白的，只有在健康的条件下才能欣赏花好，才能领略月圆；否则，没有健康的身体，花再好、月虽圆又有什么用？〕，九十高龄了，还经常在电视中“出镜”，经常在国内飞去飞来，或是考查，或是视察，工作多而累，可是他总是笑吟吟地，笑吟吟地。

费孝通老师有令人钦敬的学术成就。且不说等身的著作，也不说他获得的国际上的荣誉奖项、头衔，单单数一数由他开创的或者由他主持、由他牵头或倡议的若干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就够了。作为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他一直带领着一大批年轻人行动在“发展小城镇”（这个想法可说是费氏版权）、“开发中西部”这一类关系国计民生、千秋万代的大事上。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

费孝通老师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骨。在人生旅途上历尽风波颠沛，备尝险恶宦情，但是他始终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品格：他关心大众；他热爱祖国；他孜孜矻矻寻求富民强国的道理，一旦找到了这条道路，终身无悔，真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

在国外，不止一个人以费孝通为题材撰写博士论文，说明他有代表性，他代表了中国一个时代的一个类型的知识精英。他具有传统文化深厚的基础，又受过西方的完整的教育熏陶。目睹祖国的苦难，人民的悲运，和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总想急起直追，献身报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封建势力的猖獗，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这些丑恶现象，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促使费孝通更贴近社会，更贴近政治。明显地可以看出：费孝通不同于王国维、陈寅恪和钱穆这几位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国学大师。费孝通也不同于胡适之、傅斯年、罗家伦等醉心西学、一心以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的新型学者，把希望寄托在“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上的大师。

费孝通是在救亡图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和实际活动中与共产党人结成联盟的左派知识分子。在残酷、血腥的抗日战争中和空前激烈的解放战争中已经明确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而且不止一次地表露自己的政治态度，参加并组建中国民主同盟。可以说他是在血和火的锻炼中寻求救国的道路上，着眼于中国现实的务实派人物，代表了一批在剧烈的社会伟大变革中经受痛苦的磨难而探索真理的知识精英。如闻一多、李公朴、吴晗、潘光旦等这一批涌进了时代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洪流的人物。他以十分欢愉的心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九五○年，刚刚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不久，他从颇令学人景仰歆羡的清华大学教务长的位置上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院长是由政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兼任的。可见对这所新型学院以及对它的领导者的岗位是何等重视。费孝通感到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心情是激动的。他愉快地挑起了这副担子，真有古人那种“既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的慷慨心情。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并担任一个分团的团长，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去慰问，去宣传新的政府、新的政策、新人新事，向少数民族同胞允诺在共产党领导下将有光明的、和平的、幸福的明天。中央访问团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成功的访问，大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而且为建立区域自治的政权做了准备。作为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老师承担了民族识别工作的担子。他组织了一批专家来做这一项非常细致、非常严肃的工作，从而了解到许多我国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情况，使人们对于我国的历史、民族关系的衍变和发展都增加了很多新的知识。所有这一切，大大地鼓舞了民族研究工作者。在此基础上，经过酝酿和准备，又进行了国家级规模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这些都是亘古以来没有的事。参加工作的同仁，连费孝通老师都很兴奋，而且令远在国外的学者朋友羡慕不已。

一九五六年，费孝通老师被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副局长。我们曾跟他开玩笑：“您这是官拜理藩部侍郎兼署翰林院掌院大学士。”他忙得很，风尘仆仆到全国各地去做调查研究；去做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去做少数民族团结工作；这时，他的政治气候是晴，无云，无雨。

到了一九五七年春天，他的那篇传颂全国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成了转折点，给他带来了声誉，但更多地带来了麻烦。此时他的政治气候变成了晴转多云。到了夏季，《工人阶级说话了》和《文汇报的方向应该改变》两篇煌煌熠熠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就像一场七级风暴刮来，他的政治气候不用说，已经是“暴雨和大暴雨”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露、批判、声讨、痛斥、控诉，没有理可讲，没有任何申辩的可能。瓢泼的大雨一边倒地向费孝通劈头劈脑地泼来，当时这就代表了“舆论”，代表了“人民意志”，“全民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压力之大，火力之猛，费孝通老师从未经历过，他也无法理解。可怜的知识分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百无一用，只好违心地写了他那《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在人大常委会上低下了头。从此，这一位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一位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风雨与共的盟友，一位资深的民主斗士，就与地、富、反、坏分子并列，跟奸、盗、淫、邪的刑事犯同类了。这一重压千钧的帽子顶在了头上，委屈、苦闷、烦恼，随之而来的种种屈辱和忧伤，伴他度过漫长的岁月。然而，费孝通老师却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他相信共产党最后会了解他、会认识他、会重新相信他。尽管撤消了他所有的职务，连教书这一行的教授一职，也从二级降为四级。书，不让教了，只能做一些资料工作。搜集、整理和翻译一些西文书刊。但是，信不信由你，费孝通先生还是笑吟吟地、笑吟吟地。在校园里，你仍可看见他骑着自行车在研究部、图书馆和家属大院里穿行，神情还是那么欢快、明朗，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似的。公历一九五七年是农历丁酉年，如果时光向前推进整整三百年，正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费孝通老师的同乡吴兆骞（1631－1684年）在一场科场冤案中受到诬陷残害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经历，他哪能不知道？！诗人顾梁汾（1637－1714年）也是吴兆骞的同学和好友，在《金缕曲——怀吴季子》中已说的够透的了：“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同是吴江人，同是知识精英，遭遇如此巧合，莫非天意？！

在当时反右斗争烽烟弥漫的气氛和环境中，著书立说、切磋研讨都成为一种可笑的梦境：“江村”？“瑶寨”？都已变成遥远的过去。只能安贫乐道，顺应自然。按费孝通老师自己的话说：“这是历史的安排！”一九五七年，丁酉之难对费孝通老师来说也许是一种别开生面的锻炼，是一种人生旅途上难得的经历。如不信，可以看看，当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兴起，以及在批判“三家村”的锣鼓响彻云霄之时，那雷霆万钧的声势排山倒海而来。廖沫沙同志在他事后回忆时有两句颇带有幽默感的诗句：“岂有文章惊海内？惹得全国动干戈！”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是处于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之中（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正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在这当儿，费孝通老师听了他的恩师潘光旦先生（1899－1967年）的忠言：“大运动来了，要避风躲雨啊！”“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文革”是什么？不懂！像老朋友、老战友吴晗成了全国大批判的对象，实在出乎意料啊！自己又是什么？难道自己真的像大字报里所写的那么坏？难道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么？不懂！在“文革”中自己又是什么？横扫，要扫到哪里去？全国该有多少人啊？还是不懂！只有把它当作一场自然灾害，跟大水、大火、地震、瘟疫一样，躲开、逃避，乃至幻想有个世外桃源去藏身！但是逃也逃不过去！六月二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出来了。学院的青年人紧跟、快上，红卫兵竖起了大旗，掌握了运动的主流：“将帅轮流做，今天轮到我。”好吧，先抓软的、名牌的，那就保险不会犯错误！拿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祭旗。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老右派”当然成为监管所也就是俗称或戏谑地称为“牛棚”里的第一批“客人”。他们有过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反而能处之泰然，没有那些院党委书记们、院长们忽然降尊纡贵进入牛棚来得那么惊慌、那么尴尬。他们有过一九五七年的经历，显得从容和平静，在红卫兵小将们的吆喝、挥斥之下，顺从地听候批判，从事体力劳动（当然是惩罚性的）。在接近40℃的毒太阳底下排队、训话、拔草、搬砖等等，确实“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但却看不出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味道。有这样一个镜头，它将永远留在亲眼见到这一情景的人们的心头：费孝通老师每天早上扶着潘光旦先生（大家知道潘先生是肢体残缺的“独腿人”）来接受惩罚性劳动，晚上又扶着潘先生回家，逆来顺受，默默无言。红卫兵总部又命令费孝通老师跟我们一起去打扫学生宿舍的厕所。我跟他在同一层楼里分扫两边的男女厕所。他老先生真还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扫厕所也很认真，自己还做了工具把厕所里长期留下了的污垢刮得干干净净。似乎这个厕所从来没有这么光鲜过，也真是发挥了“博士”的水平。可怜的潘光旦先生竟受不住这样的折磨，终于患了尿毒症并且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过早地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那时候，天气寒冷，每天，费孝通老师推着小推车，车上面是打扫厕所的工具。除了打扫厕所他还兼管替家属院的厕所生煤球炉子（为防止水管被冻坏），一天下来只见他搞得满脸煤黑，东一块西一块，成了大花脸。而此时费师母孟吟老师已被当作地主分子勒令离京，遣返老家，不许逗留，只有费孝通老师孤零零单身一人，形影相吊，显得人也苍老了许多。日子这么一天天熬过去。到了一九六九年十月，忽然驻校的军训队传下命令要将我们这一批“问题人物”下放到湖北沙洋（后来才知道确切地点是潜江县王场区一个劳改农场）。由学院的大多数教职工组成的这么一支奇奇怪怪的队伍，男女老幼混成一团，去了叫做“五七干校”的地方。时髦的名字也改变不了变相集体流放的实质。“流放”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刑罚，介于杀头和鞭笞之间。“流放”算什么？苏东坡才华盖世，做过高官，可也是一生流放过多次，他的名篇《赤壁赋》、《水调歌头》都是在流放中创作的呢！他被流放到黄州，也在湖北省。作为犯官，没有朋友的来往，没有官员同僚的关注。他在《致李端叔书》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信中流露出孤寂、落寞和无可奈何的悲苦而又带有一点自嘲和幽默：自喜渐不为人识。而此时此刻的费孝通老师连这样的“不为人识”的“自喜”也不可得，每天在劳动之余还要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还要写检讨、写心得、写思想汇报……所幸的是同去的都是教师，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师生之情，何况又都沦为“待处理的废次品”了呢？“同是天涯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费孝通老师硬是挺过来了。在干校的两三年中，他干过哪些活儿呢？

大田劳动：种棉花。从播种、间苗、打药到摘花、打岔、收棉花、拔棉秆。指向哪里，打到哪里。

基建劳动：淋灰或者叫洗灰。就是把生石灰浸泡在水里，分解后，让石灰水流到一个槽子里，沉淀成石灰膏，供砌墙使用。这种活儿粉尘很大，属于“微尘作业”，有害肺、气管等呼吸道健康。干活的人经常要戴个口罩。费老师和吴丰培、程溯洛、马荣生、王伟和我几个人居然把一百八十吨的石灰洗淋成石灰膏，可谓成绩“卓著”了。

厨房劳动：做炊事员。学会生火、做饭、压面条、洗菜、切菜、炒菜，以及搬运饭、菜到食堂。按人分配，一人一勺从他手里接过饭菜。你看他，费孝通博士一本正经地分饭分菜，也还是笑吟吟地、笑吟吟地！

你在那里能有什么人生乐趣？费老师居然别出心裁。他在劳动之余，或在雨天不能下田、出工时，拿起长长、细细的竹针，编结起毛衣来了。你说神不神？他真的打成肥肥大大的毛衣，合身不合身，那并不重要。

军宣队的头头们花样翻新，组织人去部队学习解放军，好！费孝通又被选中了。进了部队，六十岁的老汉去学军，受军训，真应了那句老话：六十岁学习吹鼓手——有心无力。可是费老师用他那招之即来的神奇之笔写道：“老人也能学军，打破了神话。”军宣队的老爷们听不出绵里藏针的、骨子里的话味儿，反正我们这些人听了，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在干校期间，每两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日休息，叫做大礼拜，可以用来洗洗衣服、写写家信；也可以到附近江汉油田石油勘探钻井队所在地去洗个澡；还可以放松一下，骑上自行车（费老师和其他好几位老师都带了自行车到“干校”）去三家村的面馆里吃一碗面。在那远离“五七干校”（约二十华里）的地方，可以随便谈谈说说。费孝通老师不忘本色，还会在一碗面条下肚后，就着花生米，说一些事，哈哈一笑，“偷得浮生半日闲”。他是很重友情的人，有了朋友，再大的痛苦也能减轻，再糟糕的环境也能对付过去，友情是温暖的，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日，军宣队领导通知费孝通老师和我到“礼堂”去参加听文件的大会，那是令人震惊无比的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报告会（能参加听会的人算是确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身份，非同小可）。散会时，费老师对我说：“明天是大礼拜，在老地方见面。”意思就是到王家场一家面馆去吃面、聊天、分析形势。那天，他透过近视眼镜微笑着说了许多高论，最后说：“我，快要回北京了！”叫人难以相信，也弄不清究竟会发生什么新一轮的运动，费老师怎么能摸得出时局的变化？实在猜不透他的玄机。果然，很快他和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一起回北京去了。把他们连行李带人送上了车，费老师坐在汽车上，又一次扬起手说：“我们先走了，你们也快回北京了，等着吧！北京见！”费老师他们回北京去了，我们留在湖北的人心底里升起一股念头：阿弥陀佛，几位老人总算免除了眼前的灾难性的处境，为他们祝福，为几位老人祝福。

费老师他们回到北京后，紧接着是邓小平同志复出，全国政协恢复了一些活动。由费孝通和几位政协委员：杜聿明、郑洞国、溥仪（宣统皇帝）、宋希濂等组成的全国政协委员学习组（当时还不敢用“视察”二字）到四川、湖北走了一趟，回来后他给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时他的政治气候又逐渐到“阴转晴”的时刻了。

以后的事就不用多说了。反正他在人生旅途上越来越顺心，真正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评价是：“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意义，其在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对于老师，学生能说什么？就这些点滴回忆，归纳为“潇洒无尘，耿介绝俗，崎岖历尽，书生面目”这四句话，算是自己的认识吧！祝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