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和：乡村孝道调查让我们忧心如焚（下）

在受访的外地人中，自养的老人占78%
　　调查组原先设想通过人大系统走村串寨，现实令他们感觉“不好使”。被拒绝的理由是“你们黑龙江人大代表管得也太宽了”。他们遂另行他法，即由摩的、三轮车夫引领至被调查的村庄。自我介绍也随之改口，“我们是民政部门退休人员，没事了出来转转，顺便了解了解老有所养情况。”这样的介绍令三个调查组兴奋“好使得很”。
　　三个调查组录制的录像印证了托尔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陕西永寿县马坊村李老汉，71岁，腿残疾，住一间破窑洞。他有四儿一女。四子同住一村。他说：“儿子一结婚，儿媳就不要我了。”一年中他只在春节和中秋时吃两次肉。2005年春节，三个儿子共给他40元，一个儿子不给。

　　四川沐川县宋村王老汉，67岁，有五女一儿，患白内障，被一个女儿勉强收留。王老汉对盛春华抱怨：“晚上，他们点灯我点蜡。要是他们孩子有眼病，砸锅卖铁也得张罗治啊！”同是一个村的刘姓老夫妇，一个69岁，一个66岁，他们奉养着93岁的老母亲。刘老夫妇有四儿一女，子女皆不赡养他们及带他们长大的祖母。刘老夫妇以养猪、卖包子维持三人生计。翟玉和从刘老夫妇举动中得出“老一辈较好地继承了传统孝道”。官铁村童老太，61岁，寡居四年，有三儿两女，与儿子同住一村。三个儿子都不要母亲。二子每年春天送一头仔猪让她喂养，杀猪时给她一公斤左右的肉算是报酬。春节时，女儿回来看她，她陪女儿去儿子家时可以再吃上一次肉。“一年就吃两次肉”，童老太对盛春华抹泪，“老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不是宝我是草。”
　　云南水富县新寿村万老太，79岁，寡居，有五子，五子皆外出打工，儿子们将四个孙子孙女甩给了年迈的母亲。万老太是典型的留守老人带留守儿女。万老太卖果树为生。她一手扶着残疾的腰部，一手扶着树干对盛春华的采访摇头：“不说了，不说了，说了难受……”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了心里话。“这年头，有了儿子咱就成了儿子，有了孙子咱就成了孙子”、“小人是老人，老人是佣人。”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三家村潘老太，89岁，丧偶独居，有两儿一女。二儿偶尔接济老母一点米。长子、女儿对老母不管不问。盛春华来到老人居住的地方。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院子里长满一人高的蒿草，屋内墙壁由木板搭成，缝隙有大有小。逢刮风下雨，屋内屋外几乎没有区别。盛春华问她“没跟大儿子、女儿要赡养费吗？”老太摇头：“他们也不容易，娃多，开销大，哪顾得上我呢。”做爹娘的，逢说起不肖子孙，盛春华深感“家丑不外扬”的根深蒂固。“他们要么欲言又止，要么替不孝子女遮掩、开脱。”盛春华仅听到唯一一位老人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女儿的不满：“她家日子过得好，可她心黑的很。”
　　贵州镇宁县雷召村，盛春华在几家目睹同样的场景——一个孤独的老人，一口悬挂的棺材，阴森可怖的氛围令盛春华放弃了采访，“还用问吗？肯定是无人赡养。”
　　广西龙胜县都坪村粟老汉，62岁，丧偶。独生女嫁到梧州后，十多年无音信。2004年，粟老汉遭遇车祸，肇事方赔偿8000元，亲属告知此事，女儿很快回家，明确为赔偿金而来。村委会拒绝了粟老汉女儿的要求，因粟老汉吃穿住多年由村委会包管。粟老汉、女儿、村委会三方在签协议时，女儿表示，不要钱也不管老父。第二天，女儿返回梧州。村委会向翟玉和念叨此事时，顺便让他过目刚从城里印制回来的乡规民约。翟玉和感觉其条款“倡导有余，惩戒不足”，他由乡规民约联想“过去孝道写在心上，如今孝道写在纸上。”
河南民权县杨龙村张老夫妇，一个84岁，一个78岁，有四儿一女。老两口原在洛阳二儿家养老，一天，二儿媳发话：“你们有四个儿子，不能总靠我们养活呀。”老两口遂与其余三个儿子商量，但他们都表示因种种原因不能接走。三个儿子商量结果，划出二亩地，父母自己过。老两口商量着分工，78岁的老太种地，84岁的老汉上县城打短工。
　　通过对10401人的调查，统计表显示：孝18%，一般52%，不孝30%；好8%，较好39%，差53%。被调查者人均收入650元，自养者78%，儿女供养22%。调查组总结“吃得最差的是老人，穿得最破的是老人，住得最小的是老人。空巢老人大多没精气神，眼神茫然空洞，脑筋迟钝，面无表情。家里清风冷灶。有电不使，有电视不开，不烧煤……”这些得不到物质赡养的老人，更难得到精神赡养。比较而言，调查组感觉“少数民族地区老人过得不错”。
　　翟玉和走了六个省。走过之地，他称之“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沉重在于礼崩。
　　不肖子孙突出表现在刁、泼、蛮、野的儿媳妇身上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动物尚有感恩之心，为什么众多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会大逆不道呢?一路上，翟玉和、盛春华与各村支书探讨。支书们异口同声将不孝归罪于“文革”中的“亲不亲，阶级分”及对孔子“愚孝”的批判。政治上，孝道这一德行被扼杀后，人性中被德行抑制的兽性抬头。市场经济又让带着政治烙印的一代转向拜金——“世上只有钱最亲”。由此，孝道在部分中青年农民中渐行渐远直至失传。
　　翟玉和、盛春华问不孝子女为什么不养老人？答案多为生活琐事。如埋怨爹娘偏疼偏爱，责怪他们在自己结婚时厚彼薄己。此心结致使儿媳记恨公婆，自然，记恨转为不孝。对此，翟玉和开导她们的话是复述母亲语录“赶上骑驴就骑驴，赶上骑马就骑马”。调查组共同发现不肖子孙突出表现在刁、泼、蛮、野的儿媳妇身上。她们大多小学文化甚至小学没毕业。她们眼里只有小家，孩子。视体力不济、疾病缠身的老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另有儿女怨父母无能，没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所以，当父母生活困窘，他们亦以“无能为力”推掉赡养之责。调查组听到不少老人异口同声地抱怨:“老话讲，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现在的人养了儿也不知父母恩。”

　　调查组行至河北，翟玉和委婉地指出某家儿子不孝时，不孝子反问“他们没冻着没饿着，怎么就不孝了？”如此诘问让翟玉和自然联想到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另一种不孝现象表现为冷暴力、软折磨。父母与子孙同住一个院，但长年不说话，视同路人。还有“啃老族”，他们对父母无限索取，直至榨干。
　　对不孝子女，调查组调查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预状况，结论是监管不力。部分村庄的妇女组织名存实亡。干部们直言不便插手的苦衷“清官难断家务事”。不便插手导致不孝恶行膨胀。每当被虐老人找村委会告状时，村干部象征性地登门调解。然而，事后虐待依旧。如果说村官不便插手，那么乡风文明也可成遏制恶行法器。如口诛笔伐、黑板报、标语等，然而调查组没听见没看见。反而，一些村民对不孝见怪不怪，不笑话不谴责。行政束缚的失效，小气候的放任，以致不肖子孙在不孝路上越走越远。
　　调查组听到不少子女这样承诺：“我现在没能力，等我有能力了一定好好孝敬父母。”说这话的多在外乡的致富路上奔忙。这话让翟玉和忆起他失去父亲的日子。1985年，翟玉和父亲去世，尽管他有“大孝子”之名，但他仍蘸泪赋诗“痛痛痛，痛心疾首把父葬，悔悔悔，悔不尽孝后悔难”。父亡21年，翟玉和现仍不断检讨当年的自己“哪句话惹老人生气了，他要求的哪件事没顺他心思”。如果没及时行孝，翟玉和体会“那是一辈子的痛一辈子的悔”。所以，他劝诫承诺者“行孝要及时”。及时行孝既是向父母还债，亦是为自己老年储蓄。即对上行孝，对下收效。
不孝后果还导致高离婚率及高犯罪率。离婚儿女将孙子孙女扔给父母，缺爹少娘的失去管教的孩子极易走上犯罪道路。其后果是给父母添忧，给社会添乱。
　　《孝经》言：“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72村村干部承认，“孝经，当今时代一本难念的经。”
　 《说文解字》诠释“孝”，意为儿子支撑老人。调查显示，52%的老人身下悬空，而全国还有多少身下悬空的老人？！
　　提出五大对策，联名将议案提交全国人大
　　俗话,百善孝为先。《孝经》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仁德之本。微观看，孝道为齐家之用，宏观看，则是治国平天下之器。翟玉和经验，在家不孝，为人必定不忠不义，为官必定不清不白，为商必定不诚不信。翟玉和留心众曝光罪犯，同谋者多为妻子儿女，而天下父母少有纵子为祸的，所以走上刑场的罪犯，诀别之言多为“对不起父母”。因此，翟玉和认为弘扬孝道不失为反腐良策。
　　当今时代，翟玉和认为应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孝道。这是成本最低成效最大，无需政府投入，只需大力持久倡导的德政工程。为此翟玉和提出五大对策：
　　一、修改《老年人权益法》。因该法对不孝者没有惩戒，所以，不孝者不知晓不尽孝是违法。
　　二、孝道从娃娃抓起。将《二十四孝》作为影视、图书的启蒙教材。
　　三、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弘扬孝道、鞭挞不孝，形成孝子人人敬，逆子人人谴的社会氛围。如在市、省、全国评选“十大孝子”、“十大孝媳”、“十大逆子”。给孝子劳模待遇。在各种晚会上宣传孝道。建议增设重阳节晚会。韩剧中渗透的德政工程，文化部门应从中借鉴。
　　四、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特别是妇女组织的建设。成立“村老会”，专门协调、裁断、处理不孝纠纷。
　　五、加强农村托老机构建设，探索社会化养老之路。
　　“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孟子·万章上》）。身为民营企业家的翟玉和，此次调查非孤立行动，横向看，当他有能力“以天下养”时，他遂以天下事为己任。麻山区敬老院，是他个人长年扶贫点。他对资金困难的养老院的支持是“收一个给2000元”。每年春节前，翟玉和回麻山给钱送米接济困难户。逢此，翟玉和必带上小儿子，旨望扶贫济困可持续。
　　“为老人说句话，向政府进一言”，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翟玉和以人大代表之责、人子之心已联合30名代表形成议案提交全国人大。他寄希望该建言在全国刮起“以德治国从孝始”的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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