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带来丰足自在（一）

佛法应缘一切智，以大悲为上首；修行布施，则能摄受一切智慧，疾无上菩提。

——摘自《大般若经知津》

　　爱是满足人性需求的方法中最合理、最具创造性的方法。　

　　它带给我们自在、丰足和神采奕奕的生活体验。爱的本意是给予而非接受。是一种能力而非教条。爱的要素是关怀、负责、尊重和知识（了解）。

——摘自《爱的艺术》

　　博爱是布施的一种，它是人类天赋的情感，是自己与别人间情感的关系，其品质端视人格是否健全而定。有些人表现的爱是完美的，有些人表现的爱却有缺陷，有些人的爱表现了生命的光辉，有些人所表现的爱却损及生命的成长和人格的完美。一般言之，接受和占有的爱容易破坏个人心理的统整；拥有和控制性的私爱容易演变成暴力和纷乱。只有根据佛法中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发的爱才是真爱，它表现出人类的生命力，提升人性尊严，成就现实的人生。

　　《圆觉经》云：

　　轮回爱为根本。

　　《华严经》云：

　　众生无智智，爱利所毒害。

　　《楞严经》云：

　　落爱见处，失菩提路。

　　从表面上看，爱似乎均被认为是无明和烦恼，是一切业力的根源，是般若的障碍。但就另一个角度看，《大智度论·二十七》所论及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从心理意义层面上则是现代人所谓的博爱。

　　《大智度论》上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简单地说，慈就是给予别人幸福，悲就是协助别人消除痛苦，喜就是给予别人欢喜，舍就是无所求而行于布施。《大智度论》上说：

　　慈名爱念众生，常来安稳乐事以饶益之；悲名愍念众生受五道中种种身苦、心苦；
　　喜名欲令众生从乐得喜欢；舍名舍三种心，但念众生不憎不爱。

　　从经典中有关爱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爱”本身可以成为烦恼和苦乐，障碍人类智慧的发展；但亦可成为般若，成为人性提升的动能。六祖慧能说：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一念智的时候，爱成为慈悲，所以常生智慧；一念愚的时候，它化为私爱，因而成为烦恼，私爱即是爱执、爱欲、爱见、爱法。上述属于有为法的爱，无疑会障碍心灵的成长，破坏心理的平衡，因此它是烦恼，是业力的根源，是大智慧的障碍。博爱即是人性之光，是智慧和实现的动力，是安全感和自在的来源。因此，我们不能怀疑爱的价值，相反地，我们应确认博爱的本质，以“四无量心”去行博爱、去救世、去奉献、去普度众生。现在我们要从心理历程上来检讨爱的性质，将它弄个明白，好使我们在修持上有个遵行的理则。

　　人的诞生，无论就全人类或就个人而言，都表现了从一个确定稳定的情境中被抛出，这个抛出代表两个特有的涵义：其一是理性思考的出现，使他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是分离且对立的；其二是他离开了原有朦胧中的安定情境，面临着孤立、多变和不安。人一旦意识到自己之孤立和不安，就必须设法和他的同胞建立关联，或设法在本周景物中找寻安全感，这种寻找安全感的情感，便是爱的原始动力，而最原始的爱执和最完美的博爱都由这个原始情感演化出来。它对人生而言，既是心理生活的需要，又是生命的活力，它可以演变成政治统治、军事征服、逃避强迫性工作、对神的迷恋、对物的囤积；同时也可以化为慈悲、温柔和博爱。

　　人类与生俱来就带着不安，因此他必须寻找解除不安的途径。很不幸的是，人类愈想逃避不安，愈是造成更多不安的现象，同时也愈显得自私和执著。如何解除不安求得解脱，成为人类不断努力追求的答案。关于人类“不安”的本质，在禅宗公案里有一段写得非常精彩：

　　慧可有一次向达摩说：
　　“我的心不安，请师父替我安。”
　　达摩说：
　　“请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
　 饼了好一会儿，慧可说：
　　“我找不出来。”
　　达摩说：
　　“好！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据说，这次对话使慧可大悟，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这个公案明白地指出，心的不安是人类精神生活上的大问题，而不安本身即在企图予以克服的心情下，造成更多的不安。换言之，愈想以“有”来巩固自己，私心就愈造作、愈严重，因此禅师教他的学生放下，而“放下”就能“给予”，就能“布施”，就能博爱。“博爱”是古今中外的至德，是大智慧的表现，是完美人生的途径。

　　人类为了克服原始的不安，大抵采取麻醉、拥有和博爱三种方法，但三种方法之中，只有博爱才能真正解脱不安。佛陀为了使人类精神生活能从苦恼中超脱出来，便提出了慈、悲、喜、舍的布施精神，并附带了五戒，以免堕入恶道而造成精神生活的灾害。兹分别说明如下：

麻醉与戒酒、戒淫、戒妄语

　　人类为了克服不安，第一种方法就是麻醉。寻求麻醉的手段很多，例如酗酒、集体狂欢、性的狂乱、药物迷乱等等都是。从原始到文明社会，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懂得酿酒，它可能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其主要原因是为了解除苦闷的“需要”，因为喝过酒后，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麻醉，就可以逃避现实的苦闷，忘掉不安和未可预知的一切。原始民族在打完猎后要大喝一顿，作战归来亦要大喝一顿，接着就是集体的狂欢，有时明明知道这种狂欢会给敌人偷袭的机会，但还是坚持狂欢下去。

　　在文明社会的人们，酗酒和酒精中毒的更多，特别是在紧张的工业社会里，心理焦虑加上名利薰心，竞争的失败者往往借酒消愁。据报导，近年来酒精中毒和喝酒闹事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特别是现代的青少年，他们为了解除焦虑，很多染上了吸食迷幻药物的恶习，利用药物来麻醉自己，以寻求暂时的解脱。至于色情的狂欢泛滥，在现代社会里更是普遍，因为性交时的短暂狂乐，可以使人忘怀一切。这些麻醉自己的方法，在竞争愈剧烈的社会里愈是严重，因为紧张的生活会带来太大的不安。

　　由于借助酒精和药物只能逃避一时的痛苦，事后总免不了有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惆怅。性交的狂乱，因为缺乏真情，一时的亢奋却带来更多的心灵空虚，而且循环下去形成性的饥渴。麻醉的结果引起更多的麻醉需要，于是堕落就从此开始，其终点是无尽的深渊，是生活的溃败。佛陀有鉴于此，故设教戒酒和戒邪淫（于出家众则戒淫），希望世人要当一个能面对现实、能勇敢承担下去的觉者，不要当一个自我麻醉的堕落者。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习惯性饮酒或酗酒以致乱性者，才是违反酒戒。没有爱情的野合，沉迷于色欲，才违反淫戒。但酒若用于正当用途，如在特殊情况下的御寒，或是健康上的特别需要，自不在禁戒之列。至于夫妇之间的正常性行房乃属伦常，亦非淫乱。

　　人们除了用酒精、淫色与狂欢来麻醉自己外，也爱听好听的话来自我麻醉，或者批评别人来自我安慰或补偿。爱听甜言蜜语的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过错，更不敢面对失败或缺点，心胸开朗不起来，智慧的发展也就大受限制。爱批评别人的人总是深深地自恋，他无法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别人，这种人的人格发展不免有了缺陷，因为负责辨别是非及处世能力的“自我”会渐渐丧失创造力，而无法发展服务、给予和爱人的能力。佛陀有鉴于此，才定下“戒妄语”的戒律，因为只有戒除这种防卫心理机制，才能使自己真正地清醒与活泼。《坛经》上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当一个人能从是非妄语中超脱出来时，他才具有健全的人格，能爱人，能助人。

拥有、结社与戒盗、戒杀

　　人类解除焦虑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寻求拥有和结社。追求“拥有”，形成财产的观念；追求“结社”，建立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寻求结社的需要，导致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可以说是本于天性的反应。不过人类为了结社，在制度上却造成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为民主政治，它建立在自由和人性尊严上，在彼此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个个自我实现；这是独立的结社，而非统治与屈服共存的结社。其二为集权政治，它要求个人抛弃独立感和自由；这种结社往往被少数人操纵，在群众寻求结合的需要下，操纵者乘机诱惑，利用人性的弱点，造成集权统治，以逞其一己之私欲──占有，它成为人类杀与盗的根源。

　　在人格特质上，有些人倾向于主动地寻求结合，有些人倾向于被动地寻求结合，两者配合起来，就表现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前者成为控制者，后者成为屈从者。在病态的层面上，两者相互需要而成为共生结合。控制者以控制为手段而演变成虐待狂，把别人严格地控制，命令他们服从，剥削其情感和财产，伤害他们，凌辱他们。希特勒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同胞，而他的同胞在一开始，却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盲目服从，直到被诱入彀时，则悔之已晚。很不幸的，这种悲剧一开始是以爱做幌子来完成的。共生结合是一种盲目的结合，它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把自己和他人当做物来操纵，为了达到共生结合的目的，杀戮与胁迫成为必要的手段，它根本违背了人类追求自我实现与人格统整的天性，因此导致人性的萎缩，社会文化的破产。

　　佛陀为使弟子免于迷恋控制和占有的心态，酿成社会的紊乱及自己在人格上的溃败，因而立下杀戒和盗戒。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开杀戒并非限于杀生，其他诸如杀气腾腾的咒骂、愤怒时的捣毁，甚至对生命及自然生态的破坏，均属犯戒。至于盗戒的内涵即是不当取者不取，不当得者不得。它绝非限于贪取财物的偷盗，在现代社会里能取则取，而不考虑当取或不当取，在财物生产上能生产则生产，不考虑当生产或不当生产，均属于犯了盗戒。因为这种愚昧的行为必然会自作自受，造成伦常的崩溃、心灵的空虚和落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