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九十高龄的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教授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他，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并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了一位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丁则良来给他教《孟子》。在少年与青年时代，杨振宁可以背诵《孟子》全文。《孟子》使杨先生一生受益无穷。

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吴征镒教授，一辈子遵守其父母传下的“五之堂”的家训。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吴家六兄弟中出了三个院士。《中庸》使吴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与治学之道。吴教授从幼年起即恪守家训，成年后又把这治身治学的格言传给了后辈的科学家。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价值，四书的主要内容，又通过私塾乡校、教书先生，通过唱戏的、说书的，从各种渠道流向社会，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1]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那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再严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会的伦理道德；进一步说，健康的现代化的法治社会恰恰是建立在民众的底线伦理、民众的伦理共识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包括“四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陶冶现代人的性情，治疗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通过了一个《世界伦理宣言》，这个宣言有两条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推广为现代国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相互对话与交往的金规则。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以《论语》作为培训工业企业管理人员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现代大企业，例如松下、丰田、三井集团公司等，其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的建构，对管理层与员工的轮训，运用《孝经》与“四书”等儒家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丰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来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达德”，来源于《论语"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来源于《礼记"中庸》：“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产人，同时生产电器。”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培训中心，每年可以轮训五万员工。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三井集团等创办的日本现代商学院，要求学生每天上午背诵《大学》、《中庸》、《论语》的片断，并对儒家伦理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礼、义等内容进行辩论。可见，儒家资源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管理有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诵读一些中国经典。法国的小学、中学的国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训练，中学生即开始学笛卡尔、马勒伯郎士的哲学，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学等。

德国特里尔大学的文学院长、汉学家波尔教授（他的中国名字叫卜松山）曾经在北京与特里尔多次郑重地对我说过：“你们中国有很好的伦理资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们放弃了，没有用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教育后代，这非常遗憾！”

几十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中，缺乏国文、国学基本知识和传统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来虽有所好转，但仍然不令人满意。就取得全社会普遍的族群认同与伦理共识而言，就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可持续发展而言，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国文、国学教育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谐社会的建构，对长治久安，对人的全面发展，百年树人的大业与共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文明的健康发展来看，应当有法律条文严格禁止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中小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国语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