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直上大象山

这篇散文的标题如此浅露，是我当初没有考虑的。几个月来，激荡的情感难以自抑，我只能用这种直奔主题的方式，完成一次心灵的朝圣——世界上最大的巴米扬立佛，在阿富汗已被摧毁，人类的一切拯救，都被硝烟所笼罩吞没，文明也因此变得昏暗惨淡无光。

　　就在那个时节，那个夏天，我接近了大像山。

　　在甘肃天水的日子里，住在宾馆里，开了好几个座谈会，接着又下乡调查，关于基础教育的普及情况。

　　中国五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游人摩肩接踵。

　　麦积山又名麦积崖，本是西秦岭小陇山间一座突兀的奇峰，因其形状如麦垛而得名，佛窟则分布在山峰南面的悬崖峭壁间。不仅仅是佛教的教义，在何处开凿供佛，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某种意愿作出的选择——难道麦垛还与精神家园有什么联系?

　　麦积山的游历总体上令人失望，层层铁栅栏围住了“麦秸垛”，使我想起了农家的场院。门口几个穿制服、戴大盖帽的人吆喝着。看到背相机的人如同发现了小偷，立即兴奋起来，伸出手来阻拦。不照不行吗?不照也不能带相机进去。

　　远望“麦秸垛”。密密麻麻的游人，成群成队，上上下下，如同搬家的蚂蚁。

　　门票不菲。(进有些洞窟还得另收费)——漂亮的导游大声地点着人数，神态就像是在点钱。在宏伟的西魏、隋、唐佛塑像下，在菩萨、罗汉、弟子们慈祥的目光中，“点钱的”不慌不忙。显得十分从容。走进洞窟，身后“咣当”一声，铁栅门上落了锁——“钱”进了铁皮柜。

　　宗教、文化和艺术，已经满身铜臭。

　　天水宾馆大厅里，摆着两只形如葫芦的暗红色巨大瓷瓶——据说伏羲与女娲这对兄妹，在大洪水来临之际，就躲在这只大葫芦里漂浮逃难，而且成婚繁衍……史书记载，伏羲与女娲，均生于古成纪，即今天的天水。伏羲是三皇之首，但我对这类中国的“亚当”“夏娃”传说，总是将信将疑，一片混沌，也不想去考据求证断代。毕竟，那时人类并没有真正走出蒙昧时代。兄妹成婚，遗传基因上的问题，是绵绵至今中国弱智人群太多的原因之一?!

　　倒是在墙上一幅示意图上，发现了拉梢寺和大像山。我怦然心动。

　　山以巨大的佛像命名，这使我想起了阿富汗的佛像谷，想起了玄奘法师。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大佛的记载：“梵衍那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

　　“山阿”即山岙，巴米扬大佛是在山谷里。为了建立佛和寺院，这个王国耗尽了国库。银两不敷时，国王干脆使个苦肉计，把自己“捐”了进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此时不得不赶紧掏钱，又把国王赎了回来——这是巴米扬大佛“诞生记”中的小插曲。

　　从十六国时期起，长安——秦州——金城——凉州道路，成了丝绸之路主线的东段。巴米扬大佛不是朝圣之路的终极，但无疑是西域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坐标。一东一西，你无法割断大佛山与佛像谷的联系。

　　当年，唐僧西行就是沿着渭河，走上陇东高原，走向西域的。他是否到过大像山呢?

　　没有留下记载。但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贞观三年玄奘离开长安西行后，就未登大佛山。在玄奘法师看来，秦州离长安不远，当然不算“西域”，即便是僻静幽深的灵岩胜境，也不便多留笔墨。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即阿耆尼国，即今天新疆博斯腾湖边的焉耆。

　　骆宾王在《陇山诗》中写道：“陇坂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但他写的“陇坂”，应该在天水附近，这里是诗人流连盘桓，反复吟唱之地，可以东望关中，西眺巴蜀，唱出离愁别绪。而一旦离开此地西行，渭河再也没有大的谷地了，登上高原，风沙扑面，行程变得艰难起来。

　　大像山在甘谷县，东距天水麦积山石窟100公里。

　　甘谷大像山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佛像的本身——毫无疑问，陇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渭河上游的谷地，曾初露中华文明的曙色。

　　即便只有距今七八千年前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一处发现，也已经足够。考古是史学的基石。大地湾200多座房址、100多个灶台遗址、出土8000多件石、骨、陶器和生活器皿等，清晰地勾画出延续了3000多年的文明。

　　不知何故，距今4800年，大地湾的文明忽然消失了。沉入黎明前的黑暗。直至进入三皇的“神话时代”，这片土地重新出现了奇迹：走来了伏羲与女娲——还有那只在滔滔洪水中不知漂向何方的可疑的大葫芦。

　　天水城中有规模宏大的羲皇庙，历代到天水来的有头脸的人物都要拜谒，还留下许多墨宝碑刻。但我对庙里那个赤裸双脚、树叶遮身、手持八卦、双目圆睁、情神呆板的塑像，总存有一些疑问，明代的雕塑艺术实在拙劣，远不如汉唐造型气魄宏大。高悬着的“人文始祖”之类题词，很容易把我们的想象引入歧路与误区。

　　探讨追溯天水文化包括佛教文化的源流，不妨说得更远一些。

　　这里古称秦州，是统一六国的强大秦国的发源地。

　　CHINA，中国的词根永远带上了CHI——“秦”的印记。

　　在《唐诗三百首》中，有王勃的五言律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当时记住了这首诗及其注解中的每一个字和标点，是因其中的名句，常用来比喻中国与巴尔干半岛某社会主义“明灯”国家的关系。

　　随着知识和阅历的丰富，我倒更喜欢王勃这首五言律诗的开篇。

　　域阙。三秦。五滓。包含了多少历史的地理文化的学问!

　　《诗经》中就有：“佻兮达兮，在城阙兮”。通往巴蜀的路上，有哪五个古渡?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感旧赋》，其中有“地不改其城阙，时无异其风烟。”王勃的诗句是不是从这里“脱胎”而出的?“风烟”的古意，就是风景。有烟云舒卷，才有景致——这又有点像传统的水墨画了。

　　一深究，往往便陷入了考据。文字也显得枯燥无味。

　　深夜，在旅途客台中再读唐诗，我觉得逼近了蕴藏的真实，也因此快活起来。

　　确实，每一个字都不能轻轻带过，而值得吟味再三。如何理解“三秦”曾一直使我疑惑。唐诗的注解：项羽灭秦后，曾将秦国旧地分为雍、塞、翟三个国家——但这三个小国都不带“秦”字，为什么称为“三秦”?

　　到古称秦州的天水后，才知道晋代十六国时期，有过前秦、后秦和西秦——我更相信这种说法。天水正是西秦，过去从渭河流域入四川，这是一条重要的线路，是丝绸之路与蜀道的交汇点。于是天水也留下很多三国故事。诸葛亮六出祁山，就在这一带。

　　历史的长河，也是从上游开始涌动。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邦、冀之戎，初县之”——其中冀县就是今天的甘谷，至今建县已有2900年。可以说，甘谷是中国最早的两个县份

之一。这不仅仅是巧合。

　　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向东考察，如果说，敦煌是中国的门户，那么天水则是从西域千劫万难后抵达内地的大门。

　　借助交通东进的佛教文化，不能不在这里留下撞击的印痕。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接着便是大像山——它是麦积山高潮前的一个巨大回澜。

　　说是“直上”，还是追述了太多的历史。去大像山吧——在麦积山已看不到唐代气象——据说是因为地震，造成大面积的崩坍，唐朝已从麦积山“蒸发”了。

　　同属一个石窟文化圈，在更偏僻一些的大像山，还可以领略盛唐的宏大。

　　与麦积山的喧闹相反，通往甘谷的山道车辆很少，但路还好走。两小时后，谷地开阔起来，已抵近了县城。同是河谷，同是高耸的峭壁。与巴米扬立佛不同，大像山是秦岭西端的一条独立的支脉，一面是宽谷，一面是山涧。山形如龙腾，在甘谷县城的西南平地拔起，蜿蜒直上天际。由于公路贴近山脚，这时近处反很难看到大佛像。

　　甘谷大佛像则端坐于悬崖之壁，其洞窟高34米，造像高23米。峭壁上的佛像与地面的相对高差竟达200余米，是全国大佛开凿相对高度最高的造像——从山下仰望，如在云端，更有一种神奇神圣之感。

　　大像山拾级而上，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山上的伽蓝寺庙随着山势起伏，殿宇窟龛错落有致。结构严谨，布局奇妙。但土地庙、梅葛殿、伏羲殿、文昌阁、无量殿之类，多为世俗所染，土神与“洋佛”共聚一堂，看不出当年这座佛教名山的森严气象来。从山脚海拔1300米左右的牌楼，沿着腾龙之势的山脊，直达海拔1500米的大佛殿。在短短三华里险峻山路中升高了200多米。如果途中没有这些殿宇院落供歇息，其难度可想而知。这些建筑群依山就势，各具特色。

　　大像山上的大部分木结构建筑，毁于清同治年间，包括石窟前的五层高大的殿宇。

　　我不想细说原因，因为这是极敏感的话题。当然，也可以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战乱。破坏是相当彻底的，除了这尊几十米高的大佛由于在峭壁上，一把火烧不掉。破坏者进行的也是“圣战”。

　　战火刚刚过去，人们又在这悬崖峭壁上重新着手修复建筑——这也是信仰的力量?千百年来，在大像山上，也许毁灭与重建一直没有停止过。

　　于是，在通往大佛像的陡峭的山路边，有一个个北魏时期的石窟。几眼坐禅窟和较小的供佛窟，破坏严重，有的门锁着，已空无一物，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

　　佛教开凿石窟，主要是两种功能，一种是供佛，一种是僧人坐禅。坐禅是印度僧人的传统，传人中国后被僧众所接受，所谓面壁。坐禅窟一般较小，有的成了僧人居住之所。供佛窟与坐禅窟共同组成了大像山上的石窟群。

　　大佛像位于石窟寺的最高处。

　　辉煌的佛像，石胎泥塑。脸呈椭圆形，眉细长，鼻修直，眼窝略凹，着贴体的服装。面部表情庄重，流露沉思、内省的神态，头后的圆光等，标志着他的佛陀身份。整个佛像形体姿态、线条处理，衣褶线条的走向变化，质感厚重而柔和，有着典型的健陀罗艺术特征，令人叹为观止。

　　塑像的制作与洞窟的开凿是同时进行的。年复一年，红沙岩出现了石窟和佛像的大体形状，然后又在躯体上凿孔插桩再在表层敷泥塑成，最后才彩绘。我想象得出，在几百米高的石壁上，衣衫褴褛的工匠，小如蝼蚁，长年累月，一凿一錾地在脚手架上劳作，劳累眩晕，稍有不慎，便坠入万丈深渊。他们就住在大佛像脚下的小石窟里——这里以后又成了禅房。当然，这群开拓者中，一定也有高僧，有技艺高超的大师——就像我刚才上山时，见到修复古建筑工地上那位八旬老人一样。人们介绍说，修葺明清时期建筑，他是国宝级人物。

　　这其实也是生命和信仰力量的凝结。

　　在摩崖石像下沉思徘徊，突然有了一种“幸福感”。

　　在古代印度，在佛教诞生的最初年月里，人们是见不到大佛形象的——佛具有超人化品格，不可能表现其相貌。人们能见到的也是某些“圣迹”，如足迹、佛法、法轮、伞盖、宝座，以及沉思所在的菩提树等等，仅此而已。几百年后，随着希腊文化进入印度，造像的观念有了改变。佛像出现后，先是兴建寺庙作殿堂式供养，由于寺庙局限性太大，才又有回归山林，创造了石窟供佛。石窟与寺庙结合，成为石窟寺。

　　巨大的佛足就比人高——1000多年的风雨，屹立不动。我们如此亲近，触手可及。

　　大佛像建于何时?北魏或是别的什么时代?

　　文馆所长介绍，不久前修复大佛时，在其下部脱落的泥塑上，露出了明显的唐代衣纹——曹衣水纹。这座须弥至少建于唐代可以肯定。

　　是不是有更早的时代的印记，这还需要考证。

　　23米，7层楼高的大佛，是渭河流域现存的最高佛像。

　　作为一种文化，大像山依然展示出一种恢宏的气象，是渭河流域唐朝文化的一个重要景观，重要标识。这就够了。

　　就中国的石窟演变历程而言，有由龟兹模式向凉州模式，再向平城模式发展的中国化之说。大像山只是一个里程，哪怕它仅存一尊大佛——百年孤独。

　　下山途中，登上危楼，下临千仞绝壁。风来楼动，格格有声。我感到处境的险恶。

　　景色很美。凭栏眺望，河流如线，田畴如锦。俯瞰人间城廓，烟生云起。

　　我想起“山间明月”、“楼上清风”、“高处不胜寒”等等许多话。人生不仅仅是一种际遇和对机遇的选择，更多的其实是无法逃避。于是，在人与人，人与时问，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展现的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态度。

　　很难超然物外，很难随缘自娱——即使是在离“佛”很近的地方。因为大多数人注定还要生活在世俗的滚滚红尘中。

　　回头是岸?!

　　(选自《西北断筒》朱幼棣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