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修身和基督的救赎

一、孔子和儒学的良知——德治

孔子和由他创立的儒学遵守的是一套良知－德治的修身路线。

人生是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要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注意修身就处理不好这些关系：要处理自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天人关系；要处理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人际关系或者叫社会关系；要处理自己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心身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就会被人尊敬，就是会做人。

因此，人生在世，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会做人。做人，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己，自觉地进行自我完善的过程。贯穿在这一过程中的，就是做事和人际交往。做事和人际交往会表现出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其主要表征就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追求、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中国自古就有“做人难”的说法。处理天人关系难，处理人际关系难，处理心身关系也难。要学会做人，必须从每个人的修身做起。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于市场经济刚刚确立，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还显示出混乱无序现象，如三角债问题、制假贩假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都是不良的经济行为。对这些不良经济行为，尽管采取了“中国质量万里行”、“3·15”消费者投诉、“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种经济不良行为还是此起彼伏。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决不是市场经济的调味品，而是不可缺乏的组合因素。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诺思教授说过：自由市场本身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的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建立起自己的道德体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道德体制。道德体制的核心是修身。

修身之重要，中国儒家学者向来十分重视。儒家的修身理论，是从良知－德治展开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提出从天子到一般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修身要天天坚持，一天里要多次进行，为此，他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就是每天要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忠？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老师所传学业是否复习了呢？

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儒家经典《大学》，详细阐述了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大业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说：《大学》之道，在于显明做人的美德，在于亲民，在于得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而要得到这种境界，别无他法，只能以修身为本。从曾子开始，修身养性便成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强烈追求，也奠定了中国人注重人生的人本主义倾向。

唐代大臣张九龄将儒家的修身之道概括为四方面：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因为心志所思所虑不精，心思不一，就会喜怒无常，好恶多僻，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主。只有持其志，深其虑，才能勤修致敬，而修身之本确立。容貌不肃，形体不端，颜色不恭，就会举动轻浮，辞气粗鄙，修身也就会无所为依。只有言行有法，行动时才会有规有矩。学问之重要，在于有操守而无学问，就会择而不精，语焉不详，而身之所不知求善，只有博稽众理，深识典文，那么什么可以效法，什么应该警戒，才能知道所以违者，和所以效者，而修身之鉴也就齐备了。涵养之重要，在于有识力而无涵养，就会行为多苟且之举，修身也就达不到纯美。涵养深厚，就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无偏无隘，修身就可完满了。

张九龄概括的四个方面，被宋代欧阳修简化为八个字“内正其心，外正其容”。

为了正心和正容，古代人想出了不少办法。明代徐溥采用“投豆法”。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随时修养品德，积善除恶。他仿效古人，用两个瓶子装豆子，一个装黄豆，一个装黑豆。头脑里有善念，说善话，行善事，就在黄豆瓶子里装一粒黄豆。有恶念，说粗话，行恶事，就在黑豆瓶子里装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便不断扬善抑恶，慢慢地，黄豆与黑豆差不多了。日积月累行善，黄豆到底比黑豆多了。就这样，他一直坚持修己，就是官做到华盖殿大学士，也没有忘记积善除恶，修身养性。

人的一念之差，可以为圣人，也可以为狂徒。这是周公提出来的思想。他特别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讲究个人内心的平静与廉耻。他强调要以德配天，处处要小心谨慎，如同面临万丈深渊，如同脚踩薄冰。这样来待人处事，以保住“天”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作为一个君子，他不仅在白天要奋斗不懈，在夜间同样也不能松懈，时时戒惧自省，就是面临危险，也会免遭咎害。

孔子把修身之道具体化为九个方面，称之为“九思”：看要考虑看明白，听要考虑听清楚，脸色要考虑温和，仪态要考虑庄重，说话要考虑忠实，做事要考虑认真，有疑要考虑请教，发怒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到可得的东西要考虑是否该得。

“九思”要有“三戒”来配合。三戒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所以戒之在色；及其长大成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绝对不要贪得无厌。

人生在世，自然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境遇，或贫贱，或富贵，或落魄，或通达。在与人交往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两难选择，比如说，是利己，还是利他？是为私，还是为公？

对于贫贱和富贵，孔子的态度是：即使贫贱得吃粗粮，喝冷水，把胳臂弯曲起来当枕头，也乐在其中。相反，如果因为是干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而有了富贵的日子，也只能视之为浮云，没有什么价值。孔子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一生有十几年时间，游于宋、卫、陈、蔡之间，不如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但他都能泰然处之。在陈地绝粮之时，连弟子们都有抱怨，而孔子却独自弦歌不绝，依然乐观。

对于落魄和通达，孟子的态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穷困落魄时也要独善其身，得意通达之时，则要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人要崇尚德，喜爱义，自得其乐。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意时，不离开道。只有穷困时不失掉义，才能自得其乐；得意时不离开道，才能使百姓不致失望。这就必须对人提出起码的要求，不断地修养个人的品德。

在己与人、我与他的关系上，孔子的态度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想干的事，也让别人干；自己想达到的目标，也让别人达到；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不要让别人去做。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6500名代表制定并通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会议上，人们对包括孔子所说的一些“金规则”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些“金规则”包括：

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督教所说的“你不要别人对你做的事，就不要对别人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

伊斯兰教所说的“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

佛教所说的“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

印度教所说的“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悦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

在上述的“金规则”中，孔子只用八个字就把其他宗教所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

透视这句话的表面，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孔子没有明确说出来的另一句话，那就是：“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应该成为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点。从小处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用这个原则。从大处说，国际之间的交往也可以用这个原则：你不想让别的国家欺负你，那么，你也不要欺负别的国家；你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希望别的国家来援助你，那么，别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你也应该去援助别的国家。依次类推，我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基本精神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怪这样简单的八个字，会被国际宗教界当作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伦理。这几个字，可以使人宽容平和、善解人意、心地善良、助人为乐、胸怀坦荡、涵养高迈！也难怪积累了九十年丰富人生经验的季羡林老先生，非常动情地说：“能做到这八个字，到共产主义也不过这个水平。”类似这么精辟的话，在儒家经典中多得很。历史上宋代的太祖时赵普说过一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实真做到了，几句话就能治天下。比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容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我们的往圣先贤，大都教导我们要容忍。民间谚语中，也有不少教人忍让的内容。有的说法，看似消极，实际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忍辱负重”，越王勾践和韩信就是两个有名的例子。勾践十年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都是忍小耻而成大业的典型事例。

张耳忍小忿以成大事，也是“忍”的胜利。张耳和陈馀都是魏国的名士。秦灭魏之后，秦重金悬赏要两个人的头。两个人改名换姓逃到陈国，靠在当地当看门人维持生活。一天，有一个小官吏因为陈馀犯了过错，要鞭挞他，陈馀怒不可遏，欲起而反抗。张耳踩了他一脚，示意让他忍耐。官吏走后，张耳对他说：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想为一个小官去死吗？张耳能忍耐，所以他辅佐刘邦成为开国功臣，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世同堂，唐高宗问他睦族之道，张公艺提笔写了100多个“忍”字，递给皇帝。从那以后，姓张的多以“百忍家声”为荣。修身也就是心性修养。心性修养的核心是诚心和去欲。不必多加留意，我们都可以听到、看到身边所流传的美妙话语：心诚则灵、童叟无欺、诚招天下客……可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信一直作为民族精神的一缕血脉，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言必信，行必果，是非常难做到的。

有一天，曾子之妻要上街。小儿子拽着母亲的衣角，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母亲被缠得没有办法，就弯下腰哄骗孩子说：“好孩子，快回去，妈妈回来就给你杀猪吃。”孩子听说会有猪肉吃，便不哭不闹了。曾妻从市场上回来的时候，看见曾子正拿着绳子捆猪，杀猪刀亮闪闪地放在一旁，正准备杀猪。妻子慌了，拉住曾子，阻止他杀猪，说：“我是故意哄骗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上街，你怎么当真要杀猪呢？”曾子非常严肃地对妻子说：“小孩子天真幼稚，是学父母的样子做事的，你现在哄骗了他，就是教孩子哄骗别人。母亲欺骗儿子，儿子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母亲，这可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呀！”说完，曾子便把猪杀了。曾子以此证明，“诚”不仅是大人之间交往所需要的，对孩子也必须待之以诚。

什么是诚呢？元代理学家许衡论说：“诚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谩别人，便是诚意。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此便是诚意，虽独坐时，也常把心来休教纵了。小人于人不见处，什么勾当不做出来，及至见人，口里则说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的歹了，那肚皮里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见了。”看来，所谓诚，也就是诚实无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诚还要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对人来说是要求十分高的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的核心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说”。

慎独说是一种反身内省、独善其身的道德修养论，是一种道德自律。这一点正是当今社会所应该大力提倡的。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到国内旅游景点无处不在的“***到此一游”的涂抹之作，大学校园里不文明的所谓“厕所文化”，车站、影剧院、会堂、港口、码头等公共场所中的乱吐痰、乱丢烟头和垃圾现象，个体商贩甚至超市里都存在的短斤少两现象，都是不慎独的表现。针对这些现象，应该大力提倡慎独说。

慎独说要求人们在做只有自己知道而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上，能够严格谨慎、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因为个人独处之时，欲望不加节制，于隐微之处显露，自然比在众人面前更为严重。所以要用慎独的修养功夫加以节制，加以戒慎自守。通过慎独，将欲望遏制在将萌之时，使其不会滋长在隐微之中。

当前社会状况的大方向是向上的，但是也有道德失控、水平下降，甚至所谓道德滑坡的现象。其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条原因是大家都承认的：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动摇。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由此引起的负效应是滋生了一些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思想，人的价值哲学发生了变化，社会中于是发生了不少不良现象，如接受红包和回扣，乱收费，乱摊派，至于见危不救或者救人以前先讲价钱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切都与金钱有关，是拜金主义在作怪。金钱果真那么重要？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到底应该往那方面倾斜呢？修身在这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明确价值观。在儒家的价值哲学中，一向认为人的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孔子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奠定了义利关系的基础。在义利之间，就价值地位说，义高于利，就价值比值说，义重于利。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合义的利可取，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也可以去干。不合义的则坚决不取，把它看作眼前浮云。经过后来儒学家的发扬光大，儒家在价值观上基本定型为“先义后利”、“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儒家的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社会的应用，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道德上的以义率利和经济上的义利双成。在道德上价值标准不能只强调利，而必须导之以义。有了“义“的引导，使得利也可以在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达到“善化”。而在经济上，属于客观面的救世济民（如政法工商农医等），不能不讲利，但也不能只顾利，而不要义，必须义利双成。社会伦理状况的改善，在于社会成员个人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使个人道德水准提高，就必须加强个人的修身养性。儒家的修养学说在今天仍然是有实用性的。

修身养性的关键是正确对待物质欲望。人活在世界上，首先需要衣食住行，必须满足人的一定物质欲望的需求，不满足，人就无法生活。需要是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初始原因，人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需要满足了，新的需要又产生了，从而又引起为满足新的需要而展开的社会活动，新的需要的不断产生，就成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不断产生和发展的持续动力。而且需要还推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在婚姻生育中结成血缘亲属关系。然而，人类为了需要的满足，既可以激发积极性，创造出人生的辉煌，也可以走向纵欲和贪婪，毁掉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去对待需要、对待人的物质欲望？是无限制地去追求物质方面的高层次享受，使饮食男女的欲求得到高度满足，还是控制欲望或者禁绝欲望？

宋明理学因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被指斥为用“理”杀人。人是不能灭欲的，灭欲就等于不让人有物质追求，使人无法活。所以禁欲说和灭欲说在现实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寡欲说和节欲说是可以提倡的。

孟子主张寡欲说。他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食色之欲和求生的正当欲望，肯定生是人所欲，好色是人所欲，富是人所欲，贵是人所欲，欲贵欲富是人的共同欲望。既然人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那么，统治者要治理天下，就应当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正当欲望，使老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什么不满，施仁政于民。

但是，人追求物质的欲望与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原则不会完全一致，如果发生矛盾，该怎么办？比如，扭断哥哥的胳臂，抢他的食物，就得到吃的，不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就不能得到吃的，那就去扭断哥哥的胳臂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孟子认为就要考虑礼与食哪一个重的问题。孟子主张，当欲与礼矛盾时，要用礼节制欲，生命与礼义不能兼得时，要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承认一切私欲都是合法的，从而使求生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使生之欲望和礼义兼得，孟子提出了“养心莫善于寡欲”的主张。人不做所不当做的，不想所不当想的，就是寡欲。通过寡欲，可以培养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独立于天地之间，使心不为物质所动，从而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寡欲用流行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抑制激情”。这四个字是一切值得称颂的人类品质的根基。事实上，这四个字体现了世界之光明，体现了人类所有灵性特征的坚实基础。这四个字是一切行为的平衡之轮，是使人类所有美德保持平衡的手段。因为欲望是使饱学之士一生的无数收获化为灰烬的火焰，是他们那日积月累的知识之海也无法熄灭的吞噬一切的大火。欲望会使人远离正义，步入危险而黑暗之途，追随激情与欲望只能使人堕入恐怖之海。

人类通过抑制激情和寡欲，最后能够做到：

富足时能够慷慨，贫穷时不要失望。一个人如果在路经遍布黄金的河谷时，也能够视如浮云，毫不迟疑地直行而过，不屑回顾，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抑制了激情、控制了欲望的人。一个人如果在遇到一个绝代佳人时，他的心灵丝毫不会被贪恋美色的阴影所吸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称颂的人。

己与他、公与私之间的关系，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修身是否成功。

人无时无刻不碰到公与私、己与人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以奉公精神解决公与私的矛盾，用严于律己的态度对待己与人的矛盾。

荀子提倡“以公义胜私欲”。战国时，魏文侯问大夫解狐：“我想派一位西河的官吏，你看派谁去合适？”解狐胸有成竹地说：“荆伯柳是个有贤德的人，我看他可以担当此重任。”魏文侯感到奇怪地问：“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解狐轻松地回答说：“国君您问的是谁能担当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啊！”于是荆伯柳被派往西河去任职。途中，荆伯柳问随从：“你们知道是谁在国君面前推荐我的吗？”随从们回答说：“是解狐。”荆伯柳得知之后，去拜见解狐谢罪。解狐不以为然地说：“向国君推荐你，这是公事，而怨恨你，这是私事。现在公事办完了，而我们之间的仇恨还是如同从前一样啊！”

我们古代有许多律己的典型事例。三国时蜀国与魏国在街亭作战，诸葛亮派得意将领马谡为先锋。没有料到马谡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骄傲轻敌，致使蜀军大败。诸葛亮不循私情，将马谡斩首，以明军纪，并上书君王，引咎自责，情愿降三级以记住这个教训。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修身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孔颜乐处”。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儒家学者重视精神生活，尤其重视道德价值，把自身在道德修养和学业方面的长进，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从而予以格外重视，而对身外的物质生活，则漠然视之。一句话，人生忧乐所系，不在富贵利达，而只在道德学业。孔颜乐处是一种很高的涵养。涵养指的是涵蓄存养其心性，它注重的是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含有直接培养心性本原、追求卓越的内心体验的成分。真正有涵养的人，会在行动上表现出风度。涵养是内心修养的功夫，而风度则是涵养的外在表现，要通过一系列举止仪态表现出来。

晋朝宰相谢安被认为是涵养很高的人。在北方秦国大举进攻时，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使长江断流。晋人为此都大为震惊，但谢安却非常镇静、寂然，指派自己的侄子谢玄，领兵去抵抗秦国侵略。在有名的淝水之战中，谢玄取得决定性胜利。当胜利的消息传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开报捷的信，看了以后丢在一旁，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下棋的朋友问前线传来什么消息，谢安还是一样平静，慢条斯理地回答：小儿辈大破贼。写《世说新语》的刘义庆把这种涵养称做“雅量”。

有雅量的人，陶渊明也是一个。他写过一首《神释》的诗，诗中几句说：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北宋邵雍则写了一首《安乐吟》来表达自己的涵养观：

安乐先生

不显姓氏

垂三十年

居洛之俟（左为三点水，右为矣）

风月情怀

江湖性气

色斯真举

翔而后至

无贱无贫

无富无贵

无将无迎

无拘无忌

窘未尝忧

饮不至醉

收天下春

归之肝肺

盆池资吟

瓮牖荐睡

小车赏心

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

或著半臂

或坐林间

或行水际

乐见善人

乐闻善事

乐道善言

乐行善意

闻人之怨

若负芒刺

闻人之善

如佩兰蕙

不佞禅伯

不谀方士

不出户庭

直际天地

三军莫陵

万钟莫致

为快活人

六十五岁

有了邵雍这样的涵养，自然会在待人处事时，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合乎礼仪规范，自然会令人肃然起敬。

涵养高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风度，确实让人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是对有涵养的人的一种褒奖。这正是修身与做人达到的最高目标。

二、基督教的原罪——戒律

基督教所遵循的是原罪——戒律的救赎路线。

“原罪”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出自《旧约·创世记》第3章。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出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将生气吹入其鼻孔，使之有灵魂和生命。上帝又取亚当的一根肋骨为其造出配偶夏娃。二人被上帝安排，在伊甸园内看管生灵万物。因为违背上帝意愿而犯下原罪。

“原罪”说认为，上帝创造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让他们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明确嘱咐他们：不可吃伊甸园中那棵能够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这种果子叫禁果，“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魔鬼的化身蛇，去引诱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经不住诱惑的夏娃，偷吃了“禁果”，还劝诱亚当也吃了。两人吃了“禁果”之后，眼睛突然明亮起来，发现各自在赤身露体，有了羞耻感，赶快用树叶编织裙子遮住自己的裸体。因为这个原罪，上帝惩罚魔鬼的化身蛇，也惩罚亚当、夏娃，命令他们离开伊甸园，并且把死亡和灾难降临到人类头上。除了原罪，人还有违背上帝意志而犯下的种种“本罪”，人不能自我拯救，而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

基督的救赎，追求的是一种宗教境界中的神圣拯救。犹太教本来有“救世主”的观念，是从指涉三种人祭司、先知、君王的“受膏者”意义上演化、发展而成的，形成犹太人对其复国救主“弥赛亚”的期盼。“救赎”蕴涵一种危机感、危难感和悲剧意识，象征着一种挺身而出、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意味救赎对象自身的希望和喜乐，也突出对救赎者本身的奉献、牺牲。
在基督教看来，人违背上帝的意志就是犯罪。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导致整个人类犯罪，因此成为人类一切罪孽的肇端。这罪是违背上帝意愿而犯下的，人类自己无法补偿，只能世代相传下去，成为“原罪”：人一生下来就有“原罪”，就是上帝面前的罪人。上帝为救赎人的“原罪”，不得不制定一个计划，差遣自己的亲生儿子耶稣降生，耶稣基督虽然没有罪，却担当了人们犯罪的刑罚，上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作“赎罪祭”，替世人受死，从而免去了人们灭亡的结局，完成救赎计划。基督徒既然得到救赎，就从上帝那里领受圣灵，成为上帝的儿女。人类得到圣灵的引导，就可以战胜各种罪恶的钳制，行各样善事。耶稣基督为接受他作为救主的人，设立洗礼，表示愿意接受他的救赎。洗礼也表示从前罪恶的旧我死去，重新获得新的生命，而受洗者不再作罪的奴仆，就像基督死而复活一样。所以，《圣经》这部经典，就被认为是记录“救赎计划”完成经过的，是一部“救赎史”。假如没有“原罪”说，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不会有基督教的产生。因此，“原罪说”被看作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圣经》说：

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上帝只作犹太人的上帝吗？不也是外邦人的上帝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上帝。（《罗马书》3：21-29）

有学者认为，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西方“罪感文化”的根源，它认为人类在“罪原”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人类必须有宗教戒律来管理。

在西方，原罪的思想深入人心此，以至于有以此为题材的电影和歌曲。美国电影《原罪》，以19世纪末多姿多采的古巴为背景，咖啡业大亨路易斯，腰缠万贯，被美国女子茱莉亚所仰慕，他决定迎娶这位与他素未谋面的邮购新娘。第一次见到她，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但娶回来以后，才知道老婆是个外表妖艳、满肚子阴谋的坏女人。婚后生活表面看很美满，但他意外发现妻子并不单纯，她编织出的一个个谎言，就是为了路易斯的万贯家财。这样，幸福生活发生了宿命般的转变，渐渐被阴霾所笼罩。

让人心醉的摇滚《随原罪飘逝》则唱着：

我爱你的肌肤是如此光洁，我爱你的触摸似冰般冷酷，我也爱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以及你正迷失生命的方式，宝贝,你是这般的美丽，亲爱的，你已被美丽彻底的撕裂，宝贝，你已经随着原罪飘逝，是如此的美好。亲爱的，你已随着原罪飘逝。

我迷信着你眼中绝望，我膜拜着你如酒红唇，我贪恋着你的气息，让它穿越我的身体震颤着我的脊髓，我就是喜欢你如此耗尽自己的方式。宝贝，你是这般的美丽。亲爱的，你已被美丽彻底的撕裂。宝贝，你已经随着原罪飘逝,是如此的美好。亲爱的,你已随着原罪飘逝。

我们知道，原罪作为神学语汇，导源于人祖亚当的堕落。人原初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有公义和自由，能够自由自在地选择追随神或背离神的道路。然而，人不听上帝吩咐，吃分别善恶的禁果。违背上帝的诫命，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同生命树隔绝开来。自那时起，人灵受到严重扭曲，人的道德生来染上痼疾。人灵作为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变得残缺不全。《圣经》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58：3)“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侯就有了罪。”(《诗》51：5)这在告诉人们，人不是长大以后才变坏的，而是本来就是坏的。人犯罪不是学来的，而是本来有罪，本来会犯罪。孩童逆反的天性同样源出于人的原罪。原罪使世人丧失道德上的自由，身不由己走向邪恶，成了魔鬼撒但之奴仆。人是生而有罪，而且一生常常犯罪。

按照一般的说法，原罪有七种，基督教用撒旦的七个恶魔形象来代表七种罪恶：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傲慢。但是原罪仅是为恶的倾向，而不是恶行。做罪恶的举动，就有罪。神不因人有为恶的倾向而处罚人，而是按照做出来为恶的事给予惩罚。婴孩不会为原罪而下地狱，因为他们未曾犯下任何罪行。为避免人的犯罪，有人要普及教育，有人要提倡道德，有人要借改良社会，基督教认为，人是从心里败坏的，从外面修理无济于事。上帝的作法是对人说：“你们必须重生。”（《约翰福音》3：7）重生才能进神的国。重生的人是天上的国民，是耶稣的门徒。圣灵自然会引导思想意念，在俗世走天上的路，趋吉避险。基督徒有属灵的生命就是重生。真正愿意跟随耶稣走永生的路才能重生。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可以逆转向罪的定势或趋向，因为在基督里获得重生，灵被更换一新，与圣灵相通，能在主里过一个纯朴圣洁的人生。人单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这一步。使徒保罗与自己堕落的本性斗争的结果，明白一个道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1)“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罗马书》8：2）在耶稣基督里人的更新和变化，使世人从原罪下解脱出来。

重生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信上帝，信耶稣。人要悔改，在思想意念上根本转变，承认是罪人，而耶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于“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 。”(《使徒行传》16：31) 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凡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耶稣复活的大能,，就能确保他获得永生。《约翰福音》1：12 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罗马书》1：13 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人始终要认清自己是个罪人，不管在哪里，都要通过祷告，把心交托给神。

上帝对人的救赎，是一个非常简易让人相信的方案：首先承认你是个罪人，你若不愿意信耶稣，信他为你的罪而死，你就只有在地狱里受永火刑罚煎熬的痛苦。你若信耶稣为你而钉死在十字架，并且埋葬、复活，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的罪就都会得到神的赦免，凭这种信心便得到上帝所赐的礼物——永远的救恩，即永生。“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马可福音》8：36－37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13 ）基督教告诉信徒：上帝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在得到救赎以后，为了使灵性长进，每天应当作三件事：祷告——对神说话；读圣经——神向你说话；作见证——你为神说话。这样的活动要得以保证，你必须毫不迟延地听从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去施浸礼, 公开见证上帝对你的救恩, 然后加入一个信仰圣经的教会。“ 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提摩太后书》1：8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马太福音》10：32 ）

与原罪说相接近的是性恶论。西方除卢梭等人外，占主流的道德判断是性恶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被认为在西方是最早倡导法治的。亚里士多德相信万物向善，宇宙之灵的人类是向善。但人类既有向善的德性，也有向恶的倾向。他在《政治学》中写道：“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这也可说是由于人的恶，所以需要法律来约束。

　 基督教的原罪说、西方普遍流行的性恶论是以对彼岸的神圣信仰为坐标，而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一种否定，对人的此岸性欲望的一种无条件压抑。　　

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主题。弗洛伊德提到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以原始的冲动和欲望为主，遵循“快乐原则”，以欲望的满足和最大程度的快乐为最高目标。超我是人后天接受的道德原则，抑制本我的泛滥，约束自我，形成持久而稳定的人格取向，塑造人的理性与良知。它是社会道德层面的内化，包含崇高的信念与高尚的行为准则。超我遵循“道德原则”。自我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意识活动，介于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一个中介，它负责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让本我的冲动在超我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得到满足。自我遵循“现实原则”。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人需要满足，需要宣泄，但人又是社会动物，需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和道德法律。因此他强调，自我的力量越强大，一个人的心理往往越健康。反之，如果本我或超我的力量过于强大，则容易造成一些异常。他肯定人的本能是最终的人生动力，而后天的文化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因此是人生痛苦与焦虑的根本原因，甚至造成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患有神经病。人后天的文化禁忌，对本能进行约束与节制，形成凝聚与秩序，把当下激越的、盲目的、个体的欲望，转化为持续稳定的、自觉的、社会的张力，驱动人们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与劳动，从而走出动物的自然状态。因此，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现代民族，所有的文化都基于自己特殊的禁忌、敬畏、信仰。因此，对本能欲望的合理抑制是人类文明的永恒主题，并不只是生产力较低时的权宜之计。在古代社会，也并不总是生活资料匮乏，即使是在相当充裕的情况下，也要求人们消费有所节制，要懂得感恩，不能暴饮暴食，不能暴殄天物。

　　旧约《圣经》“摩西十戒”的多半内容是要人无条件服从唯一的上帝。基督教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禁欲主义。新教的禁欲主义，以理性方式抑制欲望的放纵，将现实里验证自己是否可以来世得救的心理，转换为持续的敬业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宗教改革执着于信仰，但不是盲目服从外在权威，主张把信仰带进世俗生活，以自己的理性和行动，更好的体现信仰，因此人们不是走出宗教，相反是更加深刻地走进宗教世界。

　　北美开拓者以“五月花”号船的103名清教徒为代表，不是为发财致富的，当时北美连印第安文明都没有，更没有现成的财富，他们是因为欧洲的宗教冲突，被迫到新大陆去实践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的。他们是信仰虔诚的禁欲主义者，最后形成了韦伯所描述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是盲目的，会走向无限的消费和占有，吃到肥胖还要吃，喝到烂醉还要喝，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打造豪华宫殿、陵墓，购置昂贵的车马衣裘，追逐豪华与虚名，直到这种欲望泛滥到生命的极限，或者撞到自然与社会的底线而崩溃为止。物欲的放纵不能带来人的持久快乐，反而让人陷入焦虑、疲惫与迷失。都市倒掉的过期食品越来越多，漂亮的塑料和金属制品把消费品一层又一层包装起来，为的是撩拨人的消费胃口。于是，地球数亿年演变才形成的矿物，被人充当瞬间的道具，然后扔进垃圾堆。这种超出际需要的消费泛滥，造成人类生活及其环境的严重失衡。环境灾难与资源枯竭，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共同恶魇。很少见到灿烂的星空，城市人被资本软禁在精致的鸟笼里，伴随他们的是污染。

　　从物质世界回到神圣世界，是“回归人本身”。而“人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超我”成为桎梏时，“本我”的伸张就显得更加真实；而当“本我”泛滥时，“超我”就显得更是人的本质，更显得崇高。回归某种有精神追求的状态，并不是简单回到过去。欧洲文艺复兴直接走出宗教束缚，但人们在短暂放纵陷入迷失，一些人重新回归天主教寻找精神庇护。而宗教改革摆脱了罗马教会的外部束缚，却在每个人内心里形成更加虔诚和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在今天新教国家里，理性精神已经内化到人格中。　　

在原罪说的基础上，基督教证明了人人平等的理由。因为人人有罪，而且从本质上说人是不能摆脱罪性的，为此造成人人平等的基础。既然人在道德上都有原罪，那么所有人这种先天的不完满，是谁也无法摆脱的，所以都是完全平等的。基督教鉴于人的原罪说，提倡人人都有获得基督的宽恕、大爱和救赎的权力，享有平等、自由、安全和尊严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来自于上帝的赐予。所有人都不可能圣洁，人的道德合法性来自神的赐予，人格平等由此而来。

就这样，基督教借助“独一神的创造”，“人类始祖的堕落”，“神人之间立约”，“耶稣基督的救赎”，“爱心黄金律”，“世界末日审判”等观念，由下而上，由点及面，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影响广大信众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弘扬爱心，赎罪从善，生成个性自由、众生平等、爱己及人、入世务实、权力制衡等 “心态文化”。（庞忠甲：《重新解说西方文明史——孔子神性版比较实验论》，http://www.tianya.cn）

为这种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是4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354－430），他是基督教原罪说的重要奠基人，他明确地提出了自由意志是罪恶的原因。奥古斯丁发展《圣经》原罪说，认为人生来是有罪，只有通过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对人进行洗礼，遵循教会规定，人类才能得救。他甚至认为教会是人类得救的历史转折点。他的《论上帝之城》，论证世界上存在两种价值共同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爱心构筑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则是人性败坏的产物。“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就是罗马教会；“世俗之城”的体现就是罗马帝国或日后的王权邦国。此论深为教会喜闻乐见，被教会作为神权高於王权，教权得自神授，教会代表最高和最后的权威，俗权不得僭越的理论依据。对于原罪与救赎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属于人类原罪的恶有二类：“认识的恶”是由人类理智的不完善而造成，属于认识上的谬误；“伦理的恶”，这类恶是真正的恶，它选择了它不应该选择的目标，放弃了不应放弃的目标。他的《论自由意志》具体论证这一点，那就是对上帝的背离。而这种背离上帝造成的伦理的恶，其根源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但是上帝给人自由意志并不是为了让人能犯罪。人不能无自由意志而正当地生活，这是上帝赐之的充分理由。任何人若借助自由意志犯罪便迟早受罚，这就是自由意志赐予的本意。当意志背离了不变的和共同的善，追求个人的善，即外在于自身，低于自身的善，他便在犯罪。为了抑制人类犯罪，上帝制定了永恒的法律，这种法律永远是公正的。政治社会也利用“人法”作为克制恶欲的上帝之法的补充。

而加尔文则用“预定论”，来论证人是否能得到救赎，不在于任何其他原因，而是由上帝的永恒判决决定的。他认为，人生来有原罪，罪的代价就是死．只有信耶稣才能避免一死。而人要相信神，只能是由于神出于怜悯仁慈，首先拣选了你，你才能体会神的恩赐，从而去信他。这个拣选是“无条件拣选”，要是神不拣选你，无论你怎样努力，都无用。“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马书》9：16）“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8）。当然，　而神一旦拣选你了，就不会出尔反尔抛弃你，只要信了，就能上天堂。但是现实是，只有部分人是基督徒，这就说明只有部分人会被神拣选，进一步，耶稣的死只是为了部分人，而不是为了全人类，所以赎罪是“有限的赎罪”。只是教民可以通过自己在现世的奋斗和成功，来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从而给予救赎的人。加尔文派还认为人经商办企业，发家致富，积蓄资产，放贷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神圣，均是受命于上帝。世俗职业和个人奋斗因此被视为神圣事业。人发家致富，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应该以事业的成功为天职，通过个人奋斗，彰显上帝的荣耀、圣化上帝的英明。这种理论适应资产阶级的心理和需要，对促进资本主义的繁荣影响巨大。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在新生的婴儿身上已带着原罪，不过要在他成长时才显出来。……亚当不幸，我们所有的人也在亚当中不幸。——实际上原罪（意志的肯定）和解脱（意志的否定）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的内核的巨大真理，而其他的一切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或附件。”（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56页）叔本华作为独具慧眼的哲学家，指出了原罪说和解脱说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最核心内容的事实。实际上，原罪说被作为基督教的人性论，而这种人性论与荀子的人性论相近，主张人性恶。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说：“教会上有一熟知的信条，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并称本性之恶为原始的罪恶。依这个说法，我们必须放弃一种肤浅的观念，即认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本性是恶的，我们无法想像除认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91页。）在黑格尔看来，原罪不是偶然的，而是性恶使然。

如此看来，基督教教义的基础是性恶论。事实上，假定人性恶，上帝的存在和他对人类的救渡才是必要的。这种性恶论强调了人人都有作恶的自然倾向，因此制约人行为的诫律就是必要的，耶稣对他的追随者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对诫律的这种肯定，转化为对现代民法精神的认可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人性恶，那么一切掌权人按其本性来说，在实施权力时，就必然会滥用权力，因此在政府中，权力必须得到制衡。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54页。）而且由于人性恶，上帝和宗教就是不可缺少的。基督教之所以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性恶论导致的必然结果。

基督教的性恶论被认为包含着一个内在的悖论：一方面，因为人性恶，上帝的存在和救赎才是必要的。据《约翰启示录》，信基督救赎是指任何时代、任何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牺牲而永久赎掉。另一方面，也因为人性恶是先天的，所以人最终是无法救赎的，那么。作为救赎者的上帝就成为多余的。德国哲学家尼采看到这一点。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这种人是什么？一种众病之集团，众病从他的精神伸出到世界；在那里，它们要得到它们的俘虏。这种人是什么？扭作一盘的许多野蛇，在它们中间没有和平，——所以它们分蹿前进，在世界上寻找食物。”（《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所以上帝作为人的拯救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上帝已死：上帝死于他对人类的慈悲。”（《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英国牛津大学威克理夫学院院长麦葛福认为，早期教会并没有成熟的救赎理论。较成熟的救赎理论教义，真正始于坎特布里的安瑟伦，他在一本书中，发展出满足说，尝试抑制（虽然未能完全克服）旧有声称基督的工作是得胜魔鬼的神话传统；他扬弃了旧有的、有关“实际”救恩的观点，提出他的新观点，亦即救赎是由罪疚中得拯救。最重要的是，他清楚的提出“客体”救赎，亦即神是基督救赎之工的客体，基督对神的公义提出来的赔偿，得以与神和解。他提出，有一种救赎立场，称作“戏剧说”。此说的中心主旨在于：救赎是基督战胜魔鬼的势力。基督——胜利的基督——与世上的邪恶势力争战，并且得胜。人类原本受这“暴君”的捆绑及折磨，但是神却在基督里，使全世界都得以与他和好。在此需要特别强调两点：首先，这是一个完整的、适切的救赎理论。其次，此种救赎理论有其特色，与另外两种理论相当不同。因此，首先，我们不可理所当然地视此概念只不过是一种救恩论的教义，与后来发展出来所谓的救赎理论有所不同。“戏剧说”形容救恩的工作，是救恩的戏剧；但这种救恩同时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救赎，因为藉着救恩的工作，神令全世界与他自己和好，同时他自己也得以和解。此概念有双重背景：将神描述为在基督里与敌挡他旨意的邪恶势力争战，并且得胜。这便是救赎，此剧乃是一场宇宙的戏剧，神胜过敌挡的势力，带来一种新的关系——神与人之间和解的关系。同时，就某些程度而言，邪恶的敌挡势力被视为是神旨意的执行者，神是审判万有的，此邪恶势力则执行他的审判。由此观点看来，神胜过敌挡的势力，使他自己得到和解。他藉着使世界与他和解的作为，自己得到了和解。他认为戏剧说为救赎理论的“正统观点”。（《奥连论正统的赎罪理论》，《信仰之门》，/www.GODoor.net，转载自麦葛福编，杨长慧译《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9年12月）

罪恶的根源在犹太教经典《旧约》中，就已经提到，就是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遭上帝惩罚的故事。但是这种始祖犯罪尚未形成深重的原罪意识，《旧约》通常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祖先和族人对上帝的不敬和不洁，而不是归咎于亚当、夏娃所犯“原罪”。当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时，提出具有彼岸情调和唯灵主义色彩的“救赎说”，替代犹太教具有现实社会解放意义的“末世论”。伴随“救赎说”的是“原罪”意识。基督教的“救赎”与“原罪”构成了一对最基本的辩证范畴，基督由死而生的过程无非就是为了完成对亚当所犯“原罪”的“救赎”。“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15 ：20－22 ）基督教把犹太教的“失乐园”涂上形而上学色彩，把亚当、夏娃的个人过失转化为具有普遍和决定论意义的原罪。原罪是现实世界一切罪恶的根源，通过神秘的遗传使亚当的子孙无一得免，只有靠同样具有决定论意义的上帝“恩典”或基督“救赎”才能彻底消除。深重的原罪意识被看成为高悬于基督徒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既然说世上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又是全知、全能、至善和仁慈的，那么世界上的罪恶怎么会产生呢？哲学家伊壁鸠鲁就质问道：“上帝或者希望消除所有恶事而不能，或者他能而不愿意；或者，他既不愿意又不能；或者，他既愿意也能。如果上帝愿意而不能的话，他是软弱——这与上帝的品格不符；如果上帝能而不愿意的话，他是恶毒——这同样与自己的品格相冲突；如果上帝既不愿意又不能的话，他就既恶毒也软弱，因此就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既愿意又能——这唯一符合上帝，那么，恶事到底从何而来？或者说，他为什么不拿开这些恶事？”（转引自莱布尼茨：《神义论附单子论》，香港道风书社 2003 年，中译本导言 XX-XXI ）。

对恶的实质，奥古斯丁认为恶不具有实体性或本体性，它只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就其“自然”而言是善的，这些创造物因其客观实在性都可以被称为“实体”，上帝并没有创造恶，恶只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善的东西的一种缺失。“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忏悔录》，第 7 卷第 16 章，商务印书馆 1963 年）。“所谓恶，岂不就是缺乏善吗？在动物的身体中，所谓疾病和伤害，不过是指缺乏健康而已……同样，心灵中的罪恶，也无非是缺乏天然之善。”（《教义手册》，第 11 章，载《奥古斯丁选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 1986 年）。面自由意志问题，奥古斯丁指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包括自由意志在内，都是善的；上帝把自由意志赐予人的原因，在于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不能正当生活，就不能超越自然事物而成为真正的人；上帝赐予人自由意志是为让人正当生活，不是让人藉此作恶。人滥用自由意志作恶，错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人本身。“试想一身体若无双手是失去了多么大的善，但人却错用双手行残暴可耻的事。你若看到有人无双脚，会想他的肉身存在因缺少如此大之善而是残缺的，而你也不会否认人若用双脚来伤害别人或辱没自己便错用它们了……正如你认可身体中的善，赞美赐它们的上帝而不顾人的错用，你也应承认自由意志——没有它无人能正当生活——是一神圣的善的赠与。你当谴责那些误用这善的人，而不当说上帝本不该将它赐予我们。”（《论自由意志》，第 2 卷第 18 章第 48 节，载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有人诘难：上帝是否预知人会运用自由意志犯罪，如果他没有预知，说明他不是万能的：如果他预知到了，人犯罪就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人就不应该为罪恶承担责任了？奥古斯丁解释说，上帝的预知并不等于强迫，人选择犯罪虽然为上帝所预知，但是犯罪的原因却不是上帝的预知，而是人的自由意志。这就好比你预知某人会犯罪并不等于你强迫他犯罪一样，犯罪的原因在于他自身而不在于预知者。上帝的预知不是为了发动罪恶，而是为了惩罚罪恶：“未来之事，没有躲过他的预知的；而一切罪恶，没有不被他的正义惩罚的，因为罪是由意志所行，不是为上帝的预知所迫。”（《论自由意志》，第 3 卷第 4 章第 11 节，载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强调上帝预知而不是预定罪恶这个观点，使他在罪恶问题上为上帝开脱了责任。在他看来，自由意志是一种中间的善，可以趋向德性、真理、智慧等永恒之大善，可以沉溺于肉体快乐等俗世的小善，前者构成美德，后者会导致罪恶。因此自由意志是人性善恶的最终根据。其中灵魂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灵魂总好于有形之物。有罪的灵魂，无论堕落到什么程度，总不会变为有形之物；它绝不会不再是一灵魂。因此，灵魂绝不会变得比有形之物还低。如是，最低的灵魂也仍好于光，尽管光居于有形之物的首位。”（《论自由意志》，第 3 卷第 5 章第 16 节，载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在宇宙和整个创造的巨网中，在时间和位置最有序的关联里，没有一片树叶受造而无目的，没有任何一种人是多余的。”（《论自由意志》，第 3 卷第 23 章第 66 节，载奥古斯丁：《独语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如果使“圣灵”充溢于心间，人在内心中必然会树立起坚定的信仰，在行为上必然表现出美德和善功。

奥古斯丁创立了预定论思想，认为尽管人性最初是纯洁无邪的，但自亚当堕落后，人就被注定为有罪和邪恶。上帝对亚当所犯罪过的公正惩罚，是使人由原来与天使一样不朽而变成有死的，并且将人逐出乐园让其遭受各种自然的灾难和病痛。原罪的原因是由于人滥用自由意志，其结果是构成了一种不可逃避的决定论：亚当子孙的全体人类的邪恶本质、必死命运和苦难遭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人由于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堕落，受到公正的谴责，生下有缺陷的、受谴责的子女。我们所有人都在那一个人中，因为我们全都是那个人的后代，而那个人受到女人的诱惑而堕落犯罪，这个女人是在他们犯罪前从这个男人中造出来的、我们作为个人生活的具体形式还没有造出来分配给我们，但已经有某种能遗传给我们的精液的本性存在。当这种本性受到罪恶的污染，被死亡的锁链束缚，受到公义的谴责时，人就不能在其他任何境况下出生了。就这样，从滥用自由意志开始，产生了所有的灾难，人类在从他那堕落的根源开始的一系列灾难的引导下，就像从腐烂的树根开始一样，甚至走向第二次死亡的毁灭。（《上帝之城》中册，香港道风书社 2004 年，第 184 页）。从亚当犯罪之后，意志就丧失了“自由”的含义，成为一种从恶的意志。人类有犯罪的自由，但是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之所以犯罪是因为自己要犯罪。始祖堕落的后果，彻底败坏了他们的动机和愿望，所以若不是神的恩典介入，犯罪就是他们所要的一切。因此，他们就“自由地”犯罪。（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89 页）

奥古斯丁说：“但那一部分得到上帝应许，蒙赦免，被恢复，承受上帝之国的人，怎样得救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决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事实上，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才把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一个人自杀，自然必须是当他活着的时候。到他已经自杀了，他就死了，自然不能自己恢复生命。同样，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为罪所胜，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教义手册》，第 30 章，载《奥古斯丁选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 1986 年）按照奥古斯丁的预定论，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根据某种理由预定了哪些人将得拯救，哪些人将受永罚。“按公义论，世人都该被定罪……假若他们都被定罪，受该得的刑罚，无疑，这是按着公义而行的。所以，凡靠着恩典得蒙拯救的人，不得称为功劳的器皿，而是称为‘怜悯的器皿’。这是谁的怜悯呢？岂不是上帝的吗？他差遣耶稣到世界来拯救罪人。这些罪人，是他所预知，所预定，所选召，并称他之为义，使之得荣耀的。”（《论本性与恩典》，第 5 章，载《奥古斯丁选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 1986 年）

面对着这个毫无希望的现实世界，既然得救的根据不再是自由意志，而是某种神秘的恩典，那么一切现世的道德努力就都成为徒劳的，正因为如此，预定论就导致一种“道德废弃论”的消极后果。由于预定论在理论上的这种矛盾和实践上的消极后果，中世纪它逐渐被善功得救的自由意志论所取代。

古犹太文化传统孕育了一种救赎精神，追求一种宗教境界中的神圣拯救。犹太教中有救世主的观念，它从“受膏者”意义上演化、发展，形成人们对其复国救主“弥赛亚”的期盼。受膏者的原意，指犹太民族传统中的国王或部族领袖涂油受膏，有临危授命、肩负拯救民族的重任之意，象征授任者被神祝福、赋予神圣权威。显而易见，救赎精神蕴涵危机感、危难感和悲剧意识，有挺身而出、自我牺牲的象征意义。在基督教所主张的基督的“救赎”，当然意味着救赎对象的希望和喜乐，但更突出救赎者本身的奉献、牺牲。

古犹太传统中在“神人立约”的意义上有一种契约精神。《旧约》对犹太初民与上帝至少有三“立约”的契约关系。第一次在“洪水灭世”后上帝与义人挪亚及其后裔以“虹”立约，彩虹便成为神圣立约及神人沟通的象征。第二次是上帝与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立约，定“割礼”为其神圣立约的标记和秘密。第三次是上帝在西奈山与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英雄摩西订立“十诫”律法。基督教继承并发扬了“十诫”律法。这种契约精神经犹太教、基督教的传承和弘扬，在西方文化中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契约演化出以平等为原则的社会契约、人际契约。契约精神既有神圣性，又有平等共构的法治原则，保证了西方国家立国、立教所应有的民主制度得以实施和维系。《旧约》《创世纪》第一次讲到了上帝与犹太人祖先立约的故事，书中写道：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由于人的原罪，这种契约就成为社会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