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信仰原因考——郑筱筠

考察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整个发展传播史，不难看出观音信仰在中国这块异质文明的土地上发展之快，流行之广，信仰民众之多是远非其他大乘菩萨可比拟的。同为大乘佛教宣扬救济思想的菩萨，为何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甚至地藏菩萨，虽然在中国都曾流行一时，并至今还在中国这块地域辽阔的土地上保存有自己的道场，但观音菩萨却以其独特的信仰魅力在上到社会统治阶层集团，下及民间平民百姓中广为流传，以至于最终淡化了其佛教色彩而走上“俗神化”的民间信仰神坛？究其原因，当代时贤所论者甚多，但多围绕着观音菩萨女身化的原因作论述。本文暂且不对观音菩萨女身化的原因再作考证，而是着眼于观音信仰的理论根据来对观音菩萨流行于中国的原因作一简单论述。鉴于此，本文拟分为以下三个部份：一、观音信仰之缘起；二、观音信仰在中国流行之概况；三、观音信仰之原因考。

一、观音信仰之缘起

对观音的信仰源自印度。早在印度原始佛教产生之前，观音的雏型早已在印度为人所熟知。据考证，观音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印度吠陀期文化。在著名的《梨俱吠陀》中。观音的原型是孪生的双马童神。在吠陀文化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演变为黎明女神的儿子，并且成为光明，善良的化身。围绕着他俩的事迹，“四吠陀”（《梨俱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手摩吠陀》）中均或多或少有所赞颂，其中仅《梨俱吠陀》一书中就有58首赞诗。在吠陀期文化发展之后的婆罗门教早期也吸收了这一文化原型，但此时他的形象已衍变为一合掌的婆罗门形象，其外形颇类似大梵天像。在公元前六世纪，原始佛教产生之后，佛教僧侣在创建、巩固、宣扬自己的佛教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吸收了部份婆罗门教的东西。尤其是大乘佛学的出现，菩萨救济思想广泛流传之后，观音菩萨与普贤菩萨、文殊菩萨一样，被佛教徒们从婆罗门教中借鉴、吸收过来，并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在佛教神系中的观音以弘扬大乘佛学救济思想的菩萨面目出现，虽然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它在佛教各个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宣传重点，但它的慈悲普渡，怜悯众生的救苦救难形象却从未曾被淡化过。相反，在印度佛学发展的各个时期，佛教僧侣们完全是本着慈悲救济的观音菩萨形象来进一步发展完善观音信仰的。

在印度大乘佛教看来，菩萨果位是通往成佛的涅槃境界的必经之路。要修成菩萨果位，就必须严格遵守“六度”（即“六波罗蜜多”，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谓“波罗蜜多”。即“济渡”，“到彼岸”之意。布施可度悭贪；持戒可度毁犯；忍辱可度嗔恚，对于横逆违意之境而不起嗔，是为忍耐。对于诸法实相之理安住不动是为安忍；精进可度懈怠。断恶修善，利乐众生都要勇猛精进，不退初心；禅定可度散乱，扫荡一切妄想杂念，不为利、衰、毁、誉、称、讥、苦、乐等“八风”所动，令心专注于一境：智慧可度愚痴，通达事理，简择正邪，决断疑念，时刻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六度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只要六度齐修，便能具有菩萨的高尚品德。除此“六度”为菩萨必须奉行的行为准则外，菩萨还修持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只有这样，菩萨最终才可以修成正果。然而，在修成正果之前，菩萨必须以慈悲救济的思想为指导，拯救众生于苦海之中。拯救、帮助众生从苦海中解脱出来，广积福德，这是菩萨成佛的必要基础，也是其必须具备的基本品德。这即是大乘佛学极力宣扬的“自利利他”思想。围绕着此宗旨。大乘经典中着重塑造菩萨形象，以期通过弘扬菩萨的奉献。慈悲精神来感召民众，从而达到扩大宣传影响的效果。

在大乘佛典中，对观音菩萨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妙法莲华经》、《华严经》、《悲华经》、《观无量寿经》等等。其中最早记录的经籍是《妙法莲华经》。在《妙法莲华经》这部宣扬三乘归于一乘的大乘经典中，专门有一章是宣扬观世音菩萨普渡众生的救济思想。即《观世音普门品》。据考证，《妙法莲华经》最早体式大约于公元200年左右。此外，在英国人A·A·麦唐纳所著《印度文化史》一节中，明确论述“崇拜观自在的风尚在公元四百年前就已有了。”而且，后世有《伽难陀毗优诃》（Karanda—Vyuha）一书，颇近于印度古史记（Purana）之类。此书特别崇扬观自在菩萨（Avalokitesvara），说他无限的悲悯众生，除非众生都得超脱，他是不愿成佛的。“从来没有像这样博爱的佛教人物将获得超脱表白得那样有力。”

观音菩萨的形象一经在大乘佛学时期确立，马上就为印度民众所认同。故而在整个漫长的佛教发展史中，随着各时期佛学发展的特征，随时得到加强和补充，以至于在印度密教盛行时期（公元七、八世纪）最终形成阵容庞大，形态各异，各具神通的观音系列。

在印度密教时期，观音信仰获得迅猛发展。出现了多种形象，例如：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马头观音、不空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准提观音等。此外，根据密教的修行理论，只要按照规定祭祀观音，并诵持密咒，就会有求必应，可得到各种现实功德或利益：或治病、祛灾、灭罪、得福，或迅速觉悟成佛。

在印度，虽然观音信仰持续时间较长，但在公元11、12世纪，当穆斯林教大肆侵入印度，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之时，观音信仰与佛教派别、寺庙一样，也受到重创。然而，观音信仰也如同佛教教义一样，虽然在其原始发祥地因受重创而一蹶不振，但却在异域他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甚至还掀起远较印度本土更为狂热的观音信仰浪潮。

二、观音信仰在中国的弘传之概况

中土民众对观音菩萨并不是在佛教传入、慧风东扇之时就马上对之顶礼膜拜的。观音菩萨信仰在中国的广泛流传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过中土高度文明的文化传统吸收、改造之后的。然而观音信仰一旦在中土这块异域文化的领土上出现，便立即在社会上蔓衍开来，成为印度佛教为中国民众接收的典范。

“观音”一名是“观世音”的简称，其梵文为Avalokitesvara，音译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阿那波委去低输”等，或简化为“庐楼桓。”我国关于观音的译名，西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公元286年）译出《正法华经》，将之译为“观音声”；接着，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无罗叉译出《放光般若》，译为“现音声”，这是确切可知的最早译法。与竺法护大体同时的聂道真自太康初至永嘉末（公元280年－公元32I）译有缺本《观音受记经》，又其所译《文殊般若涅槃经》、《无垢施菩萨应辩经》等。则都已用了“观世音”的译名。但对于观音的意译名，随后还出现了“观自在”一名。如后魏菩提流支于正始五年（公元508年）所出《法华经论》，出现了“观世自在”的译法。故而后世又有称观音为“观自在”的用法。这两种不同译名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梵本拼写的不同造成的。事实上，如果追本溯流的话，其实两者的佛学内涵是一致的。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依修音声法门而获“耳根圆通”，得证菩提。而由此法修证成功的行者，能彻万法根源，十方三世无不自在，故称观自在。

观音信仰在中土弘传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目前国内一般学者认为，观音信仰是自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译出《妙法莲华经》后，随《妙法莲华经》在社会上的流行而逐渐为人熟知。到南北朝梁代才开始盛行，后来流传到唐代，经过唐文宗（在位时间为公元827年－公元840）的极力尊崇，然而观音信仰在唐代之发展到极点，并不意味着印度佛教在中国完全渗透、影响并控制了中土文化，相反，这一宗教现象恰恰说明了中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量。因为观音信仰在中土的发展并不以佛教弘扬者的意志为转移，在宋代以后，观音菩萨形象几乎妇孺皆知，而在明清以后，观音信仰的佛教色彩逐渐淡化，乃至于后来完全发展为民间信仰，没有严格的仪轨限制，而观音菩萨形象也逐渐俗神化，从而走上民众信仰的宗教神坛。

三、中国观音信仰之原因考

观音信仰在中国之所以能得到流行，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有观音信仰本身所蕴含的佛学教义方面的原因，又有观世音菩萨形象本身的原因，还有其流传的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信仰所宣扬的佛学教义而言，它是易为中土上层贵族阶层和下层普通百姓接受的。

大乘佛学思想继小乘禅学之后输入中国的，它所宣扬的般若空观思想立即在中土与小乘禅观思想并行。此外，在大乘佛典中提倡的菩萨救济思想一经传入，便迅即发展起来。就观音信仰来看，早期流行的是主要以《法华经·观音普门品》为典据的救苦观音。后来自六朝后期至唐代传入瑜伽密教，又输入一批密教的变形观音，其中以千手千眼观音即大悲观音最为盛行。无论流行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观音，其佛学教义都是深受中土民众欢迎的。

在早期开始流行的救苦观音是与《妙法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及其它与观音有关的佛经之传入中土并被翻译为汉文密切相关的。《法华经》据传六出三存。三存的译本是：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三品，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出；后秦鸠摩罗什《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六品（后增加一品为二十八品），弘始八年（公元406年）出；隋朗那崛多和达摩笈多《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六品，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出。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记载，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于，若有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在佛教世界中，观世音菩萨位于佛的护法弟子之列，佛才是真正的至高至善，法力无边的。然而佛作为众生向往的最高境界，他毕竟是超脱于现实人世，独立于芸芸众生之上。他与阎浮提世界众生是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大乘佛学宣扬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但只要众生为无明烦恼所遮蔽，无法认清世界真如实相，那么佛与众生的这段距离永远都会存在，而且永远不能逾越。相当于佛高高在上的地位而言，菩萨与芸芸众生的距离是很近的。甚至按《维摩诘所说经》提倡的居士佛学理论，菩萨为教化众生而化身市井，善权方便，随机说法，菩萨与众生之间毫无距离。在《法华经》中，观世音菩萨与芸芸众生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作为佛与众生的中介，这种距离是需要的，而且也是实际存在的。因为据《法华经·普门品》记载，观世音菩萨本来已经可以成佛，但他看到现实世界众生万象生活于困苦之中，于是发下弘天大誓，除非现实世界众生都得到解脱，否则他永不成佛。其中解脱受诸苦恼的众生离诸苦恼便是他的救济功能的一种体现。植根于解脱众生诸多烦恼的现实功能，其中具体列出观世音菩萨能解脱风、水、火、罗刹、刀杖、恶鬼、枷锁、怨贼“八难”以及满足众生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的心愿。对于这些现实苦恼的解脱正是观世音菩萨以救苦救难菩萨形象出现的重要基础，同时正是由于救苦观音与众生有如此密切的现实基础，观世音菩萨信仰开始在中土逐渐流行开来。

中土观音信仰的发展又与净土信仰有密切关系。印度佛教中的净土思想，是在原始《般菩》《法华》等经典出现以后形成的，是大乘佛教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潮流。最初出现的净土经典是《阿佛国经》，描述的是东方妙喜国不动如来的佛国土。接着大约于公元200年以前形成了西方净土思想。据考宣扬这一思想的主要经典之一《无量寿经》是公元一至二世纪库欣王朝时坎达拉地方的化地部教团集成的。《阿弥陀经》则在此之后形成于北印。《观无量寿经》集成较晚，应是四世纪末形成于西域地方。这些都是宣扬阿弥陀佛净土的。据经录记载《无量寿经》有十二译，五存七缺。现在流行的最早的译本一般以为是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康僧铠所出，在此经中，无量寿佛成就无量功德庄严的安乐净土，众主分上、中、下辈往生彼国。而观音和势至是那里的“一生补处菩萨”：“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一弘誓愿而自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所谓“一生补处”，即一转生补佛处，观音菩萨因发下弘愿要度脱一切众生才成佛，故为‘一生补处菩萨’。

《观无量寿经》为宋元嘉年间（公元424年一公元453年）良耶舍所出。在此经中，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侍而出现的：“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待立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可为此”。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可以作为阿弥陀佛的代表去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众生。这是后来“西方三圣”的依据。我国东晋著名高僧慧远曾组织当时有名的文人学士刘遗民等103人结成白莲社，并发愿死后往生西方净土世界。慧远此举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净土信仰的弘扬。而在西方净土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音菩萨也由此更以其另外的职能而为民众熟知。体现在观音信仰中则表现为观音菩萨日后的净土观音的形象而为信徒崇拜。

在中土观音信仰中，观音形象系列颇多，除救苦观音、净土观音外，隋唐以后，又流行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索观音等，其中尤以千手千眼观音为著。这是与隋唐时期印度密教输入中土密切相连的。

隋唐以来，宣扬密教的佛典开始传入中国。而唐时外籍僧人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三大士的极力弘扬则使密教在中土开始盛行起来。就密教而言，它不重视理论义学的修养，强调的是以陀罗尼、曼陀罗、密印及其祭祀等为宗教修持之法，强调神秘启悟，重视神通。密教的主张在中土这块以实用理性为特色的异域上很快便以其现实功利性特色为人接受。在印度密教中发展起来的观看系列更以其迅捷的神通救济功能而使本已在中土盛行的观音信仰发展到顶峰。其中千手千眼观音又以其神通最大而称著于世。

其次，观音信仰之可以能在中土流行，除其自身的佛学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其与中土传统文化有某种相似相通的契合之处。

佛典《观无量寿经》上说：“佛心者大慈悲是。”佛教以慈悲为本。在梵文里，慈与悲本来是分开的，慈总是给人快乐，悲是解除人们的痛苦。慈与悲合起来意译即是“拔苦与乐。”《大智度论》卷二十六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大慈大悲的实质内容表现为利他和平等两个方面。这两方面与中国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主张具有某种暗合之处。

就利他主张而言，这是大乘佛教区别于小乘佛教的特色。菩萨救济思想之基本即是自利利他。其中利他是自利（亦即修证佛果）的前提。为了实现利他主张，菩萨必须修持“六度”。而布施作为“六度”之首，着重对人的贪欲进行度脱。批《大乘义章》卷十二曰：“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辍已惠人，目之为施”布施一般分为财施、法施和无侵施。当菩萨布施时，要求无论财施、法施，还是无畏施，都要忘记自己，忘记施物，忘记受者。也就是要空掉对布施者，受布施者，施物这三者的执着，做到“三体轮空”。具体来说，就是要“施时不选有德无德；施时不说善恶；施时不择种姓；施时不轻求者；施时不恶口骂詈。”（《优婆塞戒经》）总之，要求菩萨布施是要出于伟大的同情心、清净菩提心和无私的怜悯心。

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系统是非常重视义利关系的。在义与利的权衡中，义总是首位，而利总让位于义的。对义的选择，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利益，选择对他人有利的行为，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他行为。

义和利作为一对伦理道德哲学范畴，最初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据《论语·阳货》记载：“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又据《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将义和利对举，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事实上，从利益的取舍来看，孔子已经把利他和自利作为划分君子的标准。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义利观，比孔子更强调义的重要性。孟子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行动必须以义为标准，合乎义者而言、而行。故《孟子·离娄下》云：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荀子也把对义利的取舍作为衡量君子和小人的准绳。在《荀子·荣辱》中记载：“为事利，争货财，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义之可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垂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主张持义不挠，为义而死，则为君子；唯利是图，为利而争利，则为小人。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为其后继者所推重和继承。汉代董仲舒也提倡重义轻利的观点，他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主张仁人应以道义为先，不要急功近利。后世儒者也都在义利选择上，重义轻利，并且以讲究义而轻利为衡量君子的标准。这在实质上显然与佛学利他主张是相似的。这也正是观音信仰得以在中土流传的道德基础。

观音信仰在中土的弘扬除以上原因外，更重要的还是观音菩萨所体现的平等博爱观。这仍可以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得到共鸣。

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创立自己以仁、礼为我核心伦理纲常系统之初，就力倡爱人修己。要求学生要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作为仁人的起码要求是爱众人以亲仁，否则不为仁人。孔子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孟子进一步把孔于爱人的主张明确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提出要以一颗爱人之心对待别人，以平等博爱的胸怀去容纳别人，极力弘扬亲亲爱人，推己及人的仁爱思想，后世儒者也都力倡平等爱人的思想。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创立原始佛教之初，正是针对印度当时种姓等级制度森严这一社会现象而明确主张众生平等，大乘佛学菩萨救济思想更以众生平等，菩萨应以博爱之心度脱众生为宗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门阀等级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尖锐、战乱频频，民众生命得不到保障之时，故观音信仰一经宣扬，便立即赢得众多下层百姓的信仰崇拜。而其也开始在上层贵族阶层流行，则主要是因为其所体现出的平等博爱精神也正是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倡的。

综上所述，观音信仰在中土流传之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其佛教系统内部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土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支柱的传统文化主张。故而观音信仰才逐渐成为佛教在中土最广泛的信仰，甚至褪去佛学色彩，逐渐融入中国民间信仰，从而走上俗神化的宗教祭坛，演奏出一曲曲动人的宗教乐章。

作者：郑筱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