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辉映下的信仰力量——王小梅

“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们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是围绕着人而旋转。”①佛教正是这样一轮“幻想的太阳”，在时而炫目、时而黯淡的佛光之中，佑护人能够充满希望的走过人生旅途。中国佛教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涵盖面几乎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伦理、文学、史学、艺术、教育乃至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灿烂的中国佛教文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弘扬祖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一代新人的今天，我们理应对中国佛教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发掘、继承和发扬光大。特别是作为教育工作者，面对21世纪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水准滑坡，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更为突显的现实，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对现行的道德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和重建。希望通过挖掘中国佛教文化中的道德内涵，可以给我们道德教育的改革一些启示。

（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佛教文化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汉代，佛教初传，就与华夏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发生了碰撞、冲突，并在依附当时黄老神仙方术的过程中和通过“格义”等途径开始了其漫长的中国化进程，最早的汉译佛典《四十二章经》就已初显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魏晋时期，中国佛教文化开始初具规模，并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佛教特有的戒律传授、寺院建筑、净土信仰等也都于此时行于中国。在玄学的刺激下，中国佛教学者的崛起和中国佛教理论的初步形成，成为这个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西行求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三教一致论的提出为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佛典的进一步大量译出则为中国人全面理解并融合吸收佛教文化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趋于繁兴。佛教经论的讲习，促成了佛教学派的林立；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寺院经济的发展，标示出中国佛教的特色；佛教音乐、绘画与石窟、寺院艺术等的成就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丰富灿烂。当时南北的分裂与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三教的相融与相争，帝王的兴佛或灭佛，都对中国佛教文化的特点与演变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中国佛教文化也在其演进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在帝王的支持下走向鼎盛，佛教文化空前繁荣。天台、华严和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文学艺术与社会性活动的发展反映了外来佛教成为民族宗教后获得的新的生命力及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佛教在西藏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于汉族佛教的特点。这个时期儒、佛、道三教关系的新发展以及唐武宗灭佛，为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社会和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特点，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及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民的友谊。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性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入宋以后，相对独立的中国佛教文化趋于衰微，但其对社会生活与文化各领域的渗透却进一步加深。佛学对儒学的影响，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出现。佛教与政治的结合，构成了蒙藏地区社会的重要特点。在衰微趋势中持续发展的中国佛教文化，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佛教内部禅净教的融合与儒、佛、道三教的合流以及佛教的世俗化的倾向构成了此后数百年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画面。

不论历史处在哪个朝代，佛教对缓和社会冲突发挥过重要作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战争破坏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往往使农民失掉原来的生产和生活场所，他们被社会抛弃后无奈流入佛门，在那里找到重新生活的天地。佛教中的佛、菩萨、诸神，曾慰籍过苦难世界中的受伤心灵，描绘的极乐世界情景，曾引起芸芸众生的虔诚向往，它传授的求助诸神佑护、达到个人解脱的种种操作方法，曾使许多人不顾一切去模仿修习。建寺造塔、开凿石窟、写经塑像，名目繁多的功德佛事曾蔚然成风，至今还留存数不胜数的珍贵古典艺术品。当人们对自我丧失信心时，很可能去抬高佛神的价值，赋予诸神以无边神通和无限能力，然后拜倒在自己塑造的神灵的脚下祈求恩赐。

（二）

一种文化现象的长期存在，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文化的内在精神和社会人生的需求是其依存的最重要条件。从中国佛教文化来看，其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至今不绝，就在于它能给予信徒坚定不移的信仰。信仰是人生的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佛教的信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俗世界的否定，但是却与人的日常的道德生活糅合在一起。也可以说，佛教的信仰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主要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道德的指导上。如果离开了人间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信仰的超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生活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个价值信念与价值实践的关系。真正有了这种特定的信仰的人，就一定会找到相应的实践或追求信仰的生活方式。

佛教的道德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一、树立一个最高的道德完善者的形象——释迦牟尼，就是“佛陀”，由他创教并创立出一系列教义体系，要求每一个修行者信奉恪守，比如最初宣说的“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既是修行正果的途径和方法，也是修行者行为善恶、邪正的基本道德准则。由此出发，逐渐演绎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厌、不嗔怒、不邪见等十不善条目。大彻大悟之后的释迦牟尼成了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圣人，觉悟了人生之究竟，得到了解脱苦难的真谛，而且成佛后也并非循世的自保之徒，不仅自己大彻大悟，又以慈悲为怀，帮助众生获得觉悟解脱痛苦。这种入世与献身精神的统一，不仅成为佛教信徒仰望的对象，即使不信佛教者，也会为之钦服。释迦牟尼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面对现实中的人时，就会使人有一种对现实人性的不满足感和向上的趋动或追求（成佛），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这一过程一方面是信仰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修身过程。不仅会提升信徒的价值生活质量，而且会从内部强化进一步践行道德原则的动机。

二、佛教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对于道德行为的奖惩理论——讲究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佛教认为人生的本质是苦，而其对功德圆满者的酬报乃是摆脱轮回，彻底解脱，进入“常、乐、我、净”的涅磐之境。中国佛教讲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②佛教的一奖一惩，尤其是惩罚的严厉与彻底，的确使它的信徒及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产生心灵上的震撼。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少作恶多端者不得不有所收敛，个别人甚至皈依佛门或通过佛事活动企求免责或者解脱的真实原因。因果报应思想将爱人与爱己、自利和利他结合起来，通过洁身自好、对自己负责，可以达到对他人负责的目的，通过自利实现了利他，同样通过利他、帮助别人也会达到自利的效果。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有自利利人、爱己爱人的心愿，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自然会得到提高。事实上，因果报应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扬善抑恶的有力工具，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水准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三、佛教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佛教有它的教义、理论，有它的组织、仪式，有它的建筑与心理氛围，等等。这些文化形式为其道德的实现提供了修养的途径与情景。佛家的经典著作如《无量寿经》、《金刚经》、《华严经》等，除了内容上有大量的道德劝戒，诱人思考，好像永远有咀嚼不完的精华之外，又都有优良的文风，平实古朴，想象非凡，辞采飞扬，有韵律感，蕴涵丰富，感染力极强，所以它们同时亦即人类的文化经典。有人曾这样评价佛教经典：“绝大多数佛典苦心孤诣地将义理置于一定的情节、规定悟境、特殊氛围中呈示出来，使闻经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信徒闻之，会强化宗教的崇敬感、认同感和亲切感；非信徒闻之，也无不为其闻所未闻的情事谕理形式所吸引，并进而对所宣谕的义理发生浓厚的兴趣…”③不难想象，阅读、闻听宗教经典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种文化的陶冶过程，而道德的洗礼亦蕴涵其中矣。另外佛教也有祈祷、祭祀（供奉和道场）以及庆祝浴佛节（佛诞）、佛成道节等节日，通过这些礼仪，加强神人关系，巩固和强化信仰，满足信徒心理需求，使之获得信心、希望和安全感，也可以维持佛教信仰的永续性。同时佛教信仰的场所、情境也使人具有极高的艺术享受，如寺院的外部形式和内部构造都给人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感觉，千姿百态的神雕、浮雕，栩栩如生、动人心魄的油画、壁画，又伴有音乐，使信徒们完全置身于超凡脱俗、和谐美妙、飘渺欲仙的神圣氛围。好像这一切利用了人类文化全部可以利用的成果，这也正是佛教道德教育能够深入人心的一大奥秘。

（三）

通过对佛教信仰中道德内涵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提供一些启示。信仰指“人们对于某种思想、学说、主张、宗教或个人的信服和仰慕，并用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动指南。信仰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实践基础上和心理活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通过心理过程制约着人们的实践活动。”④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阶级和时代，人们有着不同的信仰；作为人对社会存在的掌握方式，其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就广泛地存在着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科学信仰等。当我们将信仰的目光移向社会的道德存在即具有了对一种道德的信仰时，也就被称之为道德信仰。因而道德信仰从其最直观的理论意义来看，常常被理解为“对某种道德目标及其理论的信服和崇拜”。⑤从狭义的道德信仰来看，它是对某一道德体系的信仰。道德存在的前提是精神的自由，只有在主体将其纳入自身的信仰观念之中，道德才事由己出，才是道德。道德对人的约束和管理完全依赖道德主体本身，这就完全决定了道德必须依托于信仰才能存在。信仰是道德的根本，失去信仰的支撑，道德就成为无源之水，只是一种外在于人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上升为人的自觉追求；失去信仰的支撑，道德就成了僵死的教条，毫无意义可言，也决不可能给人的生活以指导。因而，建立信仰是道德教育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能通过教育学生确立宗教信仰的方式去确立道德生活的信仰，但我们必须考虑学生对于精神家园的正确寻找。所谓“精神家园”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家园是人始终不离的场所，是人生存的最切近的处所。人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是人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之一。所谓精神家园也便是人所确信不移的精神努力目标，是人的终极关怀，是被人认做自己生存之根本的精神理想。精神家园给人以价值方向和精神寄托，有了这一家园，人的生活即是有航向、有目标、有“神性”的，反之就有一种空虚感、疏离和价值无根感。在这个家园里，既有最基础的规范准则，又必须向学生展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最高尚的人格榜样，使具体的道德规范的践行同最崇高的人生追求相结合，而坚定不移的信仰贯穿始终。学校道德教育的最低限是建立起最起码的文明习惯，而最高限应该是确立人生的精神信仰并引导学生在信仰的追求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人生意义和幸福的所在。

同时要认清道德教育的根本。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确立教育对象道德学习的主体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必然限制人们的“为所欲为”，它用其特有的手段如道德评价、道德监督等来促使人履行一定道德规范。从古代到近代乃至现代，以国家法律形式标明道德是极普遍的现象。没有他律，道德不能立足。但是道德若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若不能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义务，道德与法律就没有了区别，其弃恶扬善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完善的道德只能是自律与他律的内在统一。在他律向自律的转化中，一个根本的条件是信仰，只有获取信仰的支持，这一转化才能最终实现；若无对道德的执着和信仰，只能永远处在他律阶段，即使能进入自律阶段，由于道德约束的宽松性，没有信仰的支持甚至连对道德的一点敬畏也没有，道德的防线也只能一触即溃。以自律为特征的道德，没有硬性的强制，它要求人出于自愿，这就决定了道德必须要以信仰为基础。佛教道德教育以因果报应的奖惩来引发信徒的“自律”，实质上就是构筑道德主体的心理防线。忏悔、祈祷、禅定等宗教活动方式又时时让信徒从精神上反省，与神沟通，既促进了主体的自律又强化了宗教道德行为的精神性。这种教育方式是十分精致和具体的，学校道德教育虽然不能引入佛教仪式，但是让学生参与道德实践的同时，增加德育对象自省、体悟的情境却是可行的。

道德教育的效果更多地取决于学生的体悟而非单纯的道德宣讲。克服单纯的道德灌输和形式主义的实践训练之弊的出路在于更多地创造学生真正体悟道德的学习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必须要有充分的情感交流和融会，一个人从认同价值，产生动机，激励行为，并最终形成人格，其间都需要依助情感的作用。对信息进行道德加工，认同价值，激励道德行为，这个过程不仅需要理智而且需要启动情感的活动，因为情感有动力作用，有强化作用，同样的信息有了情感色彩就会被放大和渲染。因为信仰本质上就既有“信”又有“仰”，“信”侧重于理性，指道德的认知，是第一位的；而“仰”是有更多的情、意成分，具有非理性色彩，建立信仰就是要达到知情意的统一。

建设道德信仰，还必须通过仪式化的形式使之不断地巩固和强化。信仰是一种思想的状态，它的维系必须通过必要的仪式来保证。在中国传统中，重大的民间节日都有其相应的礼仪规范，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在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同时，强化着人们团结、和谐、爱国、尊老、相亲等道德理念，营造了一个崇尚德性的、执信德性的氛围。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在不断地巩固。因而，如何利用传统礼仪与现实的重大节日如国庆、元旦等，创设出一系列仪式化的社会道德教育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哲学大师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顶上的星空和道德法则。”⑥幸福是人生的主旋律，只有都遵循道德法则，我们的旋律才会唱响心扉，美化灵魂。

注释：

①马克思·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62

②慧远·《弘明集》·卷五

③王海林·《佛教美学》·第33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④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第82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⑤李德顺·《价值学大词典》·第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⑥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64页·商务印书馆·1960

参考文献：

[1]檀传宝·《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佛源·明向·《大乘佛教与当代社会》·东方出版社·2003

[3]方天立·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4]魏道儒·《佛教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作者：王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