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与陇东地区佛教的传播——王立新 朱世广

魏晋以来，陇东地区佛教十分流行，至今仍有大量佛教遗存。因陇东所处的地理位置，从魏晋至唐宋时期，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非常活跃，成为推动陇东地区佛教传播的因素。

一

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印度佛教逐渐向国外传播，由印度西北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佛教逾葱岭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经龟兹、于阗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传入中国内地。由此可见，西域一带的各少数民族率先接触并接受了佛教，并积极推动佛教向内地的传播。

在佛教向内地传播的过程中，陇东地区因地处西域通往关中的必经通道上，所以这里很早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但是，传入中国之处的佛教，仅流行于上层人士之中，在下层百姓中并没有太多虔诚的信奉者。东汉中期以后，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导致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地主的依附农民，生活极为贫困。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

这种社会状况，为宗教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宗教的神秘力量能使他们延年益寿，长治久安，并达到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的目的；同时，下层百姓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宗教能帮助他们摆脱日益深重的苦难。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内地佛教广为流传的同时，许多北方的少数民族也皈依佛门。

东汉以来，居住在西北和东北边陲的许多少数民族，由于其本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期与汉族的友好交往，逐渐走向了定居生活，不断向内地迁徒，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为了补充兵员和内地的劳动力，也常强迫边地的少数民族入塞。但到后来，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一些当政者又以“内諸夏而外夷狄”这种儒家固有的民族偏见，主张把早已与汉人杂居相处的少数民族迁徒到边远之地。处于沉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并接受了佛教。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贵族在反晋斗争中也希望借助佛教的教义，来寻求一种理论依据，增强他们入主中原，战胜对手的信心和勇气。因此，佛教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很快成为一种最主要的宗教信仰。

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大都扶植佛教，其中以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崇佛比较突出。

魏晋至隋唐时期，关陇地区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包括今陕西、甘肃在内的这一地区佛教非常流行。其中长安曾作为后秦的都城，以鸠摩罗什为首的佛教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长安成为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内迁，西晋时陇东境内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1]这是对当时关陇地区民族混杂情况的真实写照，此数十百万戎狄包括了匈奴、卢水胡、氐、羌等，主要分布于冯翊、新平、北地、安定诸郡。

永嘉之乱以后，关陇地区汉族人民大量向外迁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关陇的民族形式，汉族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势力不断增长。西晋灭亡以前，刘曜率大军对长安进行过三次进攻，都是溯渭水西上，正面直功，屡屡受挫。史书记载：“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矣。’引师而归。”[2]这里所谓强盛，是指愍帝朝廷军事上尚有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根源，在于北部冯翊、北地、新平和安定等地的羌胡，主要是卢水胡、羌族和氐族，他们不仅提供军队，还要保证长安及其军队的粮食供应。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势力的增长以及影响之大。

十六国至北朝，陇东一带先后受到前赵、前秦、后秦、夏、西秦、北魏等政权的统治，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先后成为陇东地区的统治民族。这种状况，也使得这一时期陇东地区佛教的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事实上，少数民族内迁对陇东地区佛教传播的推动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佛教继续由西域传来，更加深入人心，陇东地区各族人民普遍接受了佛教。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陇东一带战乱不止，民不聊生，对于饱经战乱祸害以及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普通百姓而言，佛教无疑是一种最好的精神安慰，通过信佛，老百姓寄托了自己对安定的美好生活的希望。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下层百姓，借遁入佛门以减轻赋役负担。

其次，陇东地区毗邻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关中，又处于西域通往关中的必经之地。借天时地利，陇东地区既接受了西来佛教的影响，又能率先得到来自关中地区的最新佛教信息。在这种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陇东一带的佛教活动是非常活跃的。

再次，各族统治者出于各种目的，对佛教大力提倡，这对陇东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北方少数民族在进入内地前后，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其它外来文化的影响，佛教即是其中之一。各族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都利用佛教作为神化自己统治的工具，“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尽礼，遂常致拜。”[3] 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又因为汉地百姓信佛者日众，提倡佛教还能赢得更多百姓的支持，一些政权在推行汉化政策的同时，也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提倡和资助，各地广大佛教寺庙，百姓大都信佛，而出家为僧者也日益众多。

由此可见，随着少数民族大规模地内迁并接受佛教，使得陇东地区的佛教传播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盛况。

陇东地区现存的佛教民族遗存以北魏至隋唐时期居多。其中分布于各地的北魏时期佛教遗存有数十处之多，其中就有著名的南北石窟寺以及子午岭地区的石窟寺。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末年孝明帝时期曾经临朝称制的胡太后，就来自泾州安定郡。据史料记载，胡太后早年出家为尼，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信徒。

三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此后直到北宋，佛教又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

唐朝中期以后至北宋，陇东地区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又一次处于民族关系的大变动中。陇东地区的居民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也有较广的分布。

这一时期，活动于陇东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党项和吐番。

据史料记载，党项是我国古代众多羌族部落中的一支，又称党项羌。隋朝建立以后，党项拓跋部落首领拓跋宁丛于隋文帝开皇五年（585）率部落到旭州（今庆阳境内），请求定居，被授予大将军称号。[4] 这是党项内附的开始。唐朝建立以后，随着吐番的强大，更多的党项部落被迫内附，唐玄宗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安置迁来的党项部族。[5] 唐朝后期，又有一些党项部落迁来，分布更广。当时居住在夏州（陕西靖边）的党项部落号称平夏部。居住在陇山以东庆州的称东山部，居住在平夏以南横山地区的称南山部。唐末五代时期，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利用藩镇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党项族的分布地区也在不断扩大，许多党项部落进入汉族地区活动，与汉族杂居，陇东各地分布着许多党项部落。

内迁的吐番与党项的情况相类似。唐朝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带来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西北一带的吐番势力有了较大发展，吐番人随之内迁。“自议、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渭之熟户，余渭之生户。”[6]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一次就有陇东吐番族三千余帐、万七千辛口携羊马数万到渭州向宋要求内属。[7] 唐宋时期佛教极为盛行，从有关记载来看，唐代共有佛教寺院四万多所，僧尼三十来万人，[8] 宋代佛教寺院最多时有四万来所，僧尼最多时有四十五万人。[9] 以陇东地区现存的佛教遗存来看，在代表陇东石窟艺术最高成就的北石窟寺，共有隋唐至有宋代的窟龛二百余处，其中165窟有《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会记》石碑，记载了民间兴盛的佛事活动。[10] 此外，肖金等地也有规模较大的宋代寺院遗迹，子午岭地区的唐宋石窟也为数不少，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佛教的影响之大。

就这一时期陇东地区流传的佛教源流来看，汉族中间主要流行禅宗，而在党项与吐番等少数民族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

党项内迁以前，增长期与信奉佛教的汉、吐蕃、回鹘等族杂居相处。内迁以后，陇东等地人民浓厚的崇佛传统又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西夏建国以前，佛教便在党项族中流传开来。西夏建国以后，党项统治者企图借助佛教加强其统治，极力推崇佛教。为了发展佛教，党项政权增多次请求北宋赐佛经，并在其境内广建佛寺，还设有专门管理佛教和僧人的机构。

在清朝末年被俄国探险家科兹络夫自黑水城掠夺走的西夏文物中，西夏文的刊本和写本多达八千种，而其中的佛经就占到百分之八十。佛教在西夏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最终佛教发展成为西夏的国教。

吐蕃是接受佛教较早的民族之一，其独特的藏传佛教在这一时期不仅流传于吐蕃人民之中，而且也在党项人中广为传播，在西夏有较大的影响。西夏在发展佛教的时候，除主要吸收中原汉地的佛教以外，也对吐蕃佛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也影响到陇东地区分布广泛的党项各部的佛教信仰。

由此推断，这一时期陇东地区的佛教，既有中原汉地的精华，又有回鹘僧人及吐蕃佛教的成分，呈现出多源并存的特点。

四

魏晋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内地，佛教在陇东这一多民族聚居区广为传播，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多方面的。

佛教在陇东地区的广泛传播，不仅充实了陇东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南北石窟寺为代表的陇东石窟艺术以及其它佛教艺术，不仅凝聚了佛教艺术的精华，也为研究陇东地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佛教的传播也对促进陇东地区的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佛教是这一时期维系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的纽带。佛教传入以后，在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这一因素的推动之下，很快成为陇东地区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佛教的教义和宗旨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在崇佛这一共同背景下，密切了相互间的关系，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从而促进了陇东地区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晋书·江统转》

[2]《晋书·刘聪载记》

[3]《魏书·释老志》

[4]《隋书·党项传》

[5]《新唐书·党项传》

[6][7]《宋史·吐蕃传》

[8]《唐会要》

[9]《宋会要辑稿·道释一》

[10]《庆阳北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58年12月第一版。

作者：王立新 朱世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