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佛教净土宗文化交流——周祝英

陕西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北靠内蒙，南接川渝卾，西依甘宁，东临晋豫，是通往大西北的门户。早在110万年前， “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座落在陕北黄陵县的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陵，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秦中自古帝王都”。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 3个王朝在此建都，因古为秦地，故陕西简称“秦”。从后秦开始到隋唐，陕西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还是佛教弘传的中心。特别是在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到鼎盛，先后成立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禅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因当时长安（即陕西西安）是全国的首都，国家十分强大，对外往来达到空前，形成了国际化的大都会。因此，在一个新的文化产生之际，都要纷纷来此弘化传播，欲得到人们的关注认可，以期发扬光大。中国佛教八大宗派，除了天台宗与禅宗外，其余六个宗派都在这里创立，形成了庞大的佛教文化研究基地，迅速传播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从而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陕西是祖庭众多、文物丰富、文化悠久的佛教重镇。其中，净土宗虽在这里创建成立，但它的形成与山西以及山西的几位著名高僧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净土宗高僧都出自山西。下面就将几位对净土宗的初创以及净土思想形成的山西高僧以及弘化过程作一论述。

结社念佛的净土宗初祖慧远

净土宗是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与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宗旨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初祖慧远就是山西人。慧远(334一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即今山西省原平市大芳乡茹岳村）。少为儒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21岁时，闻道安在太行恒山弘法传道，遂与胞弟慧持前往拜访。时值道安于此讲演《般若经》，听后豁然有悟，于是皈依道安法师，出家于恒山寺，专研佛典。他从小就博学多才，敏慧过人，“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1]道安见他聪明勤奋，对佛教教义领会深刻，常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1]把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希望，寄托在慧远的身上。24岁时，慧远大师前往各地讲经传教。并于崞县（今原平市）创立楼烦寺、代州（代县）创立白仁岩寺。“楼烦寺，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以楼烦城名，晋慧远演教地。”[2]“白仁岩寺，在州西北三十里。白仁岩巨石上，晋慧远辟石为室，建楼观、台榭、殿廊、门庑、僧轩、厨库俱备，故碑尚存。”[2] 31岁时随道安法师南下襄阳，47岁（381年）时居于庐山东林寺，到庐山后，他看到当时南方佛经很不齐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就派遣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远度葱岭，寻求佛经。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从西域带回《方等》新经二百余部，得以传译。

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30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散步，也只以庐山虎溪为界。他持戒精严，道风纯正，修持精进，演教弘法，极力倡导“弥陀净土法门”，因此被后世（也名白莲宗、莲宗）僧人推尊为净土宗初祖。晋安帝元兴元年（ 402），他约集信徒刘遗民、周续之、宗炳、雷次宗等玄学家、儒家名士123人，在精舍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慧远等人的倡导弘传下，“净土”法门开始广泛流传。

慧远大师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一说为417），于庐山东林寺圆寂，世寿83，僧腊62。

他的著述颇多，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沙门袒服论》等论文四篇，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统经序》、《大智论钞序》、《阿毗昙心序》、《三当度论序》、《念佛三昧诗集序》五篇序文，此外有书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集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出三藏记集》中。

净土宗有四种念佛方法，即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称名念佛。慧远大师的念佛方法是观想念佛，是依念佛三昧见佛而往生的。所谓三昧，慧远在其《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曰：“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闲守而感物通灵。御心惟正，动必入微。……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像生焉。”凡三昧就是专思寂想，则气虚神朗。然而种种三昧中，念佛三昧最功高易进。因为如来是穷玄极寂，体神合变，随宜应物，所以使入此三昧者，昧然忘知，就所缘之境成就鉴智。我们可以看出慧远大师的净土法门是融汇老庄与禅教思想，会归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开创了弘传净土、禅净双修的先河。

慧远大师的净土思想是在深信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的苦难现实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慧远大师深惧生死之苦，累劫轮转之痛，也曾究其老庄之道，但终觉渺茫难凭，故而一闻净宗念佛法门，便一往情深，因此在佛前立誓发愿，祈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他这种“离苦得乐”的净土法门，很快得到人们的纷纷响应，时有123名贞信之士与3000名闻风而来的徒众齐集庐山在佛前立誓，结社念佛。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是西方净土的实行者、组织者和宣传者，从而推动了西方净土信仰的流传，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为净土宗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慧远大师作为一代佛教领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严，针对“沙门抗礼万乘”的说法，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阐述僧人不礼拜帝王的道理，他认为在家居士虽已皈依佛教，但未脱俗，因此应顺化之民、“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3]，而出家僧人遁世求道，出离世俗，其服饰礼章异于世俗。因此，出家人不应致敬王者，同时进一步阐释“大德故能拯溺俗于沉流，拔幽根于重劫。远通三乘之津，广开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也。”[4]。他还强调出家僧人是求志者，就应严持佛教戒律，高尚其迹。慧远持戒精严，以身作则，受到世人高度赞誉。因此说，慧远大师对佛教以及 弥陀净土信仰的广泛流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确立净土理论的肉身菩萨昙鸾

慧远之后，弘扬修持净土者不乏其人。但真正为中国净土宗确立理论的则是北魏时期的昙鸾。昙鸾(476—542)，“本雁门(今山西代县)高族”[5]。自号“玄简大士”[6]，家近五台山，从小就听说五台山的诸多灵异之事，因此对五台山充满无比向往之情。14岁至五台山朝圣，于佛光寺“结草为庵，心祈真境，既而备睹圣贤，因即出家。” [5]出家后他就“内外经籍，具陶文理。而于四论佛性弥所穷研。”[6]（《续高僧传》卷第六《释昙鸾》）内外经籍，即为儒家四书、道家诸书与佛教经典。四论佛性，即是鸠摩罗什译的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译的《百论》及有关佛性的学说。昙鸾法师对这四论有精深研究，颇有心得，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乘空宗学者，并为他以后创立净土宗的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后在研读昙无谶译的《大集经》时，感到“词义深密，难以开悟，因而注解。” [6]（《续高僧传》卷第六《释昙鸾》）以其注释中途，积劳成疾，方才出门寻访名医，治疗气疾。当他走到汾州城东门时，突然天门顿开，气疾好了，但他感叹人生短促。为了求得长生，完成弘法意愿，他决定去江南向著名道士陶弘景学习神仙方术。于是在他51岁时，离开了出家居住38年的五台山佛光寺，于梁大通中（527——529）到达梁都建康（今南京），与梁武帝对应称旨，为梁武帝讲说性空之学。后于江苏茅山见到了陶弘景，得到了陶隐居送的《仙经》十卷。当昙鸾法师在返抵北魏京师洛阳时，与天竺僧人菩提流支相遇，他问佛法中有没有胜过中土的长寿之法。菩提流支赠给他《观无量寿经》，并说这本经是解脱生死的大仙方。昙鸾顶礼接受，并焚毁了仙经，从此，昙鸾专心学习研究《观无量寿经》和净土经典，大力弘传弥陀净土信仰。在昙鸾的极力倡导与弘扬下，弥陀信仰势力日趋兴盛，同时受到孝静帝的敬重，称他为“神鸾”。并敕住并州大寺（即太原大岩寺，为太原蒙山开化寺的前身），后移住汾州石壁玄中寺（今山西交城县），在此著书立说，聚众念佛，并常到介山（今山西介休县绵山）之阴聚众说法，称念阿弥陀佛，修习净土，故后人号此为鸾公岩。魏孝静帝兴和四年（ 542），昙鸾因疾入灭于平遥山，春秋67。葬于汾西泰陵文谷，建造砖塔，立碑纪念。对昙鸾的入灭年代还有异说，按迦才《净土论》与《续高僧传道?绰传》中的记载，似当在北齐天保五年（554）之后。

昙鸾法师的著作主要有：《往生论注》二卷、《略论安乐净土义》一卷和《赞阿弥陀佛偈》。此外，还有《调气论》一卷、《疗百病杂丸方》三卷、《论气治疗法》一卷等医学著述。

昙鸾法师从51岁离开五台山佛光寺后，先后在太原、交城、介休、平遥等地讲经说法，专弘净土。昙鸾法师提倡持名念佛的净土法门，简便易行，深受北方广大民众的信奉，使山西境内兴起一股弥陀净土信仰热潮。

昙鸾法师对净土宗的成立主要有两大突出贡献。首先，依据龙树《十住毗婆沙论》提出“二道二力”的理论，主张以阿弥陀佛本愿力为根本，对净土开宗立派奠定了理论基础。所谓“二道二力”，即是靠自力的为难行道，靠他力（佛力）的为易行道。昙鸾法师在《往生论注》中指出：“菩萨求阿毗跋致（不退转）有二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道者，谓于五浊之世，于无佛时，求阿毗跋致为难。此难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意义。一者外道相善，乱菩萨法；二者声闻自利，障大慈悲；三者无顾恶人，破他胜德；四者颠倒善果，能坏梵行。五者唯是自力，无他力持。如斯等事，瞩目皆是。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易行道者，谓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生彼清净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则乐。”（《大正藏》第40册，826页）其次，把称名念佛作为一种独立的修持法门。其次，将称名念佛作为一种独立的修行法门。为了坚定人们持名念佛的信心，昙鸾法师强调“十念相续”的功效，他指出“一心专念阿弥陀如来，愿生彼土，此如来名号及彼国土名号，能止一切恶”。[7] “十念相续”就是声声不断地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在念与念之间，没有间隙，没有杂念，一直连续不断，久而久之，习惯养成自然，心不生恶念，口不说恶言，身不做恶行，即得往生弥陀净土。昙鸾法师主张称名念佛，十念相续，积习成性。认为信众只要称名，无需定心见佛，不必证悟实相，即可往生净土，能破众生一切无明，能满众生一切志愿。昙鸾法师重视持名念佛，开创了念诵弥陀的先河。这种通俗易懂、简便易行的修行法门，契合众机，赢得了社会各层民众的欢迎，受到南北朝帝王和朝野僧俗的尊崇。魏孝静帝称他‘神鸾”；梁武帝称他“肉身菩萨”。此后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几大宗派中信奉者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派。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也说：“北方大弘净土之业者，实为北魏之昙鸾。其影响颇大，故常推为净土教初祖。”（《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因此说，昙鸾法师奠定了净土宗立宗的理论基础，是一位杰出的净土宗师。昙鸾法师不仅对中国净土宗做出伟大贡献，他还被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推崇为始祖。昙鸾法师弘传净土的道场玄中寺，也被后世净土信徒尊为祖庭，同时又成为日本净土宗的祖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净土信徒前来玄中寺瞻仰祖庭，礼拜昙鸾祖师。

承上启下的净土禅师道绰

昙鸾之后大弘净土信仰的是道绰，他也为山西人。道绰（562－645），俗姓卫，并州汶水(山西文水县)人。自幼禀性温良谦让，深得乡邻赞赏。14岁时出家，遍览经书,尤对《大般涅槃经》研究至深，同时极力弘化,曾开讲二十四遍。后于太原蒙山开化寺从慧瓒禅师(536—607)学《般若经》，对禅学造诣亦颇深。隋大业五年（609）他 48岁时，慕名参谒石壁玄中寺。当他见到记载昙鸾祖师念佛往生种种瑞应的碑文时，内心极为感动，遂“搁置涅槃广业，归入净土” [8]，并于昙鸾祖师塔前自誓为弟子，住锡此寺,修习净土，专念阿弥陀佛。劝人摄虑静缘，一心念佛，并为信众开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200余遍。听讲者，“各捏珠，称佛号，若潮汐声。或时散席，响弥林”。[8]每当其讲经散席，大众欢喜赞叹，念佛的声音响彻林谷。道绰大师每口念阿弥陀佛，以七万遍为限。并且广劝僧俗信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了劝化人们念佛，他发明了用麻豆计算，每念一声佛号，便数一粒，如是计之，念念相次，累积得数百万斛。其中念佛最精进者，所念得的豆量有八、九十石，中等的念得五十石，最少的也念得二十石。道绰法师后又以木栾作念珠，作为念佛数法,并分赠四众弟子，使人易于持念佛号。常常教导信众不向西方涕唾、便利，不背向西方坐卧……有些不信净土法门的人想对他加以毁谤，但一接触到道绰的风采，也都改容归向了。由于他热忱净土法门的弘化，当时晋阳、太原、文水三县七岁以上的男女老少，都会称念“阿弥陀佛”名号。道绰法师在玄中寺大弘持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得到十方信众的积极响应,致使山西佛教净土法门空前兴盛,声誉日隆，响誉天下。唐太宗行幸太原时，与文德皇后御驾玄中寺礼拜道绰大师，并赐众宝名珍，供养启愿。贞观十九年为圣道、净土二门。认为通过断惑证理入圣得果是圣道门，但在这末法时期，圣道门并非钝根众生所能悟证；凭借阿弥陀佛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入圣得果是净土门。以愿生净土之自力，仰赖阿弥陀佛之愿力，往生彼土，速疾出离生死轮回、三界火宅。道绰大师指出，在末法时期，五浊恶世，修圣道门，很难成功，唯有念佛最为应机，净土门简便易得，纵使一生作恶，临命终时，十念相续称佛名号，一切诸障自然消除，定得往生。故知念佛正是适应今日末法时机之殊胜教门。因此劝大众舍圣道门修净土门。道绰大师继承昙鸾大师的思想，也十分重视十念的功效，指出一生恶业为轻，十念为重，十念可以带业往生。但人们怀疑十念往生，假使一生作恶，临命终时十念就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那不太简单了吗？道绰大师针对这一问题引用诸经进行论述，他说：“彼人造罪时，自依止虚妄颠倒心生。此十念者，依善知识方便安慰闻实相法生。一实一虚，岂得相何者？譬如千岁暗室，光若暂至，即便明朗；岂可得言，暗在室千岁而不去也。……又《智度论》云：‘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刀风解形，死苦来逼，生大怖畏，是故遇善知识，发大勇猛，心心相续十念，即是增上善根，便得往生。’”[9]虽是十念，能破多劫虚妄颠倒心。比如暂时之光，能破千岁之暗。道绰大师还大量举例说明佛法不可思议。在其《安乐集》中说：“一切万法，皆有自力他力，自摄他摄，千开万闭，无量无边。汝岂得以有碍之识，疑彼无碍之法乎！又五不思议中，佛法最不可思议。”这就是说，佛法有无量法门教化众生，其中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哪能以世俗有碍之识怀疑无边佛法呢？念佛可以带业往生净土，这是最不可思议的法门，因此不可怀疑十念之成就。道绰大师认为，念佛功德甚多，有益于修行者现世，不仅能除过去、未来一切诸障，而且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就迎合了人们一种传统心理需求，体现了今世与来世、此岸与彼岸沟通的思想。再加上道绰大师继承昙鸾散心念佛思想，在其《安乐集》中说：“若人散心念佛，乃至毕苦，其福不尽。”就是只要称名，无需定心见佛，即可往生净土。因此这种不受时间、场所与形式的限制，而是随时随处散心念佛的修持方法深受广大僧俗信众的欢迎，净土信仰日趋兴盛。昙鸾与道绰为净土宗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两位举足轻重的净土大师却没被列入净土宗祖师序列之中，而在日本倍受尊崇，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奉昙鸾为中国净土宗初祖、道绰为二祖、善导为三祖。

道绰大师的弟子有僧衍、善导、道抚、道穗、道生等，其中尤以善导最为杰出，并为继起念佛胜行，发扬净土法门，被后世称为净土宗二祖。

创宗立派出的净宗二祖善导

二祖善导虽不是山西人，但他跟随道绰大师在山西玄中寺学习净土教法，同时在继承昙鸾、道绰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净土思想体系，正式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净土宗。善导(613—681)，俗姓朱，安徽泗州(一说山东临淄)人，俗姓朱，10岁时投密州（今山东诸城县）明胜法师出家。初习三论宗，常诵《法华》、《维摩》等经。后依妙开律师受具足戒，偶入藏经楼中，于藏经前默祷祈愿，信手取得《观无量寿经》，大为欣喜，自言：“何当托质莲台，栖神净土？”。随即常依此经潜修十六观门，恒谛思维西方圣境，欣慕西方极乐世界，认为只有净土法门，最易超脱，由是更加坚定了修学净土法门的信愿。善导大师非常景仰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社念佛的风范，前往庐山寻访礼拜，此后行脚云游名山圣迹，寻访高僧硕德，参学求教。闻说道绰在晋阳（山西）广弘净土法门，开阐净土道场，即于唐贞观十五年(641)来到山西石壁玄中寺，礼拜净土大师道绰，请教修学净土法门要领。道绰大师看见这位年轻僧人不畏寒风冰雪、长途跋涉的旅途辛劳来此求学，念其诚意，授以《观无量寿经》，并讲授其深奥义理。从此，善导住于玄中寺，师事道绰，接受了净土奥义，专修净土法门。唐贞观十九年（645），其师道绰圆寂后，善导大师离开玄中寺来到京城长安，先后住锡于悟真寺、香积寺、光明寺、实际寺等地，大弘净土，广行教化，每逢人即演说净土法门，三十年如一日。言传身教并举，专弘念佛法门，普度众生共入弥陀愿海，终使净土宗在当时各宗竞秀的长安得到昌盛光大。善导大师不仅劝导众生修持净土，自已更是以身作则，严持戒律，每入堂，合掌而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除洗浴外，从不脱衣。护持戒品，丝毫不犯。不举目视女人，好食供众，粗恶自奉。三衣瓶钵，不用人持洗。远避名利，专修净业，出行常为独自一人，唯恐途中与人谈论世俗之事，耽误修行。把所得布施，都用来整修寺宇、“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壁”。[8]。咸亨三年（672）善导大师奉唐高宗之敕，于洛阳龙门兴造大卢舍那佛像，命他监督工程。调露元年(679)，奉敕于造像之南建奉先寺。

善导大师持戒精严，念佛功深，成就殊胜。念一声佛，则有一道光明从他口出；十百千声，也是如此。因故，唐高宗在他寂灭后，赐实际寺名为光明寺。永隆二年（681）三月十四日师忽患微疾，于实际寺示寂，世寿69。弟子怀恽等瘗于长安终南山麓神禾原，为大师造塔，并建伽蓝，即今香积寺。善导大师的佛教活动影响极广，弟子不可胜数，演说净土法门三十余年，被后人誉为“弥陀化身”。善导大师著作现存有《观经疏》四卷，《往生礼赞》一卷、《观念法门》一卷、《法事赞》二卷、《般若赞》一卷、《依经明五种增上缘义》一卷。

善导大师继承昙鸾、道绰的净土学说，把一切净土教法集其大成，从而制定了法事、六时礼忏、般舟三昧、观念法门等净土宗的修行仪轨，使净土宗具有了完整的宗教形态，成为一个专门称名念佛的宗派。因此说，善导是净土宗的实际创立者，并被后世尊为二祖。

善导大师根据《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典，将净土门细判为要门、弘愿门。要门，就是进入净土弘愿门的一个阶梯，一个接引的方便。由这一要门，圣道门的行者就可以进入净土门，没有这一要门，就很难进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疏》第一卷中说：

然娑婆化主因其请故，即广开净土之要门。安乐能人，显彰别意之弘愿。其要门者，即此观经定散二门是也。定即息虑以凝心，散即废恶以修善，回斯二行求愿往生也。言弘愿者，如大经说，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

要门，是以自力修诸功德，回向往生；弘愿门，是依弥陀本愿力，专称佛名，乘愿往生。释迦如来广开‘要门’，旨在显彰‘弘愿’。“弘愿”就是指阿弥陀佛第十八大愿：“十方众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才是“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的根本大愿，因此，赋予“别意之弘愿”。要门是方便，弘愿是真实。不能以方便破真实，也不能执真实就完全舍弃方便，相辅相成。善导大师对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广开要门”进行解释：如果专讲定善，摄机不覆，能修定善的人，毕竟少数，就不能使大家共同得到往生净土的利益。所以，又开散善一门。散善就比较容易了，不需要坐禅定心。布施、供养、诵经等等，就叫散善。善导大师所倡导的散善不需禅定，随时随地都可修，适合于散动根机的大多数民众，为修习(645)四月二十四日，道绰大师与道、俗二众告别。二十七日于玄中寺念佛往生，春秋八十有四。

道绰大师著有《安乐集》二卷、《观经玄义》一卷，可惜后者已佚。

道绰大师的《安乐集》是继昙鸾大师《往生论注》、《略论安乐净土义》之后中国净土宗史上的又一部重要论著。道绰大师继承吸取了昙鸾大师的净土思想，受其“二道二力”之启发，依据《大集月藏经》将佛法判净土之人敞开了大门。

善导大师以净土教是为末法浊世之凡夫而特设之法门，主张依靠佛的愿力，凭他力往生，认为佛陀是报身，净土是报土，建立凡夫得入报土的思想。善导大师认为“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增上缘也”。[10]善导大师还将往生净土的修行分为“正行”和“杂行”。认为众生的一切行为，一种是专门依照净土经典修行的“正行”，舍此之外的行为都是“杂行”。善导的净土法门，便是舍“杂行”而归“正行”。众生只要“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远，念念不舍者” [11]，即可往生净土。释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是针对正法与像法的众生断惑证真而说；末法众生依之修学证悟不易。唯有念佛往生的净土法门，才是释尊为五浊恶世的凡夫设的方便法门。凡夫能往生净土，虽是依仗阿弥陀佛之本愿力，但还须具备往生的正因。善导大师将净土往生法归纳为安心、起行与作业三种实践法。安心包括至诚心（即在真实心中起三业之行）、深心（即深信之心）、回向发愿心（是回向所作的一切善根而愿往生之心）。善导大师说：“三心既具，无行不成，若不生者，无有是处也。”[12]起行就是起身、口、意三业之行。身拜弥陀，口称弥陀，意观弥陀及净土庄严；作业是依四种法修持净业，即恭敬修（恭敬虔诚地修）、无余修（专修称名、专想净土）、无间修（心行相续无有间断）、长时修（心行不退，毕生相继）。以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为前提，以念弥陀名号为正行，以持名念佛为正业。由此形成了中国净土宗信愿持名的特色，最终建立了净土修行的完整体系。

善导在《观经疏》中说：“言深心者，即是深信之心。”进一步确定了净土经典在末法时期的地位，要求人们对净土宗坚信不疑。只要众生牢记自身是罪恶凡夫，无出离之期，只有靠阿弥陀佛愿力才能往生，那就不会动摇自己的深信之心，也就能经过修持进入佛国净土了。

自善导创立净土宗以来，以其简便易行的法门，受到广大信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以京都长安为中心，迅速流传于全国各地以及日本、朝鲜等国。此后，其他宗派也吸收净土思想兼修念佛法门。同时又很快普及于一般民众，形成“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繁荣景象，一直流传至今。因此说，善导大师是中国佛教里程碑上具有转折性的人物。

由上可见，中国净土宗的形成多得力于山西以及在山西大弘净土思想的几位祖师大德，东晋时被尊为净土宗初祖、山西藉高僧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首先把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作为修行法门，为净土宗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魏时被称为“肉身菩萨”的山西藉高僧昙鸾在山西玄中寺大弘净土法门，从而创造了一整套净土学说，把佛教判为“难行道”和“易行道”二教，奠定了净土宗的理论基础。隋唐时的山西藉高僧道绰在山西玄中寺弘传净土思想，提出“散心念佛”与麻豆计算念佛的方法，并把佛法判为“圣道门”和“净土门”二教，为净土宗的广泛流传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唐代时，被称为“弥陀化身”、净土宗二祖的善导，虽不是山西人，但在山西玄中寺事师道绰，随其学习净土法门。把一切净土教法集其大成，制定完善了净土宗的修行仪规，使净土宗具有了完整的宗教形态，正式创立了称名念佛的净土宗派，从此将净土教的重心转移到了京都长安，迅速风行于天下，同时也把善导的灵骨塔所在地香积寺称为净土宗祖庭。那么，山西玄中寺是弘传净土、孕育造就净土高僧的摇篮之地，更应称为净土宗祖庭。因此说是山西这块古老文明之地创造形成了净土修持方法与思想学说，后传于陕西并正式成立了净土宗。秦晋两地的佛教文化交流远源流长，为净土宗的弘传与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野.《远法师铭》

[2]山西通志卷171寺观

[3]慧远，《答桓太尉书》

[4]《沙门不敬王者论》

[5]《古清凉传》卷上

[6]《续高僧传》卷第六《释昙鸾》

[7]《大藏经》第40册P835

[8]续高僧传，佛祖统纪。

[9]《安乐集》卷下）

[10]善导.《观无量寿佛经疏》第一卷

[11]善导.《观无量寿经疏》第四卷

[12]《观经疏》卷四，《大正藏》第37卷，第272页中

作者：周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