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佛道关系论略——张泽洪

唐代是佛教、道教的兴盛发展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道教的兴盛发展，反映出佛教、道教从山林走向城市，开始干预政治并影响社会上层，以履行国家宗教职能的趋势。唐代长安佛教、道教寺观的大量设置，道教为皇室公卿大臣文士所尊崇，表明佛道二教已完成从山林向都市的转型，长安僧人、道士从方外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与儒生相鼎足而立为三教，佛道之学成为唐代社会文化的主流。唐代长安佛教、道教展演了中国宗教史上辉煌的一幕，成为中国宗教城市山林的典范。

一、唐代长安的寺观与名僧高道

唐代长安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状况，从长安寺观的兴建及规模可见其大概。有关唐代长安寺观的置立，最早有唐韦述《两京新记》的记载，但撰于开元十年（722年）的《两京新记》已佚，原书五卷现仅存第三卷。北宋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是现存记载长安佛道寺观最详的文献。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系据宋敏求《长安志》分类编撰，其中卷五《寺观》专列宫观一类，搜罗长安及附近各县佛道寺观甚详。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则是更正《长安志》舛误及补充史料的考证之作。

唐代长安共有50座道观，其中兴建于隋代的有10座。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有道观十，称之玄坛。”[1]据唐韦述《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统计，唐代长安有佛寺109座。而据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的记载，所见长安城里坊内佛堂达三百余所。唐代长安道教的宫观增加至40座。长安新置立的道观中有21座是王室妃主、公卿大臣捨宅捐献的。如唐韦述《两京新记》载崇仁坊的玄真观：

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盛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院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号为名。词人名士，竞入游赏。[2]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引《代宗实录》载：

大历十三年七月，以泾原节度使马璘宅作乾元观，置道士四十九人。 其地在皇城南长兴里。璘初创是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璘临终献之。代宗以其当王城形胜之地，墙宇新洁，遂命为观。[3]

史籍中所见乾元观以建筑宏丽著称，玄真观恃山池别院取胜。《长安志》卷八载大宁坊的太清宫：

宫垣之内，连接松竹，以像仙居。殿十二间，四柱，前后各两阶。东西各则阶一。其宫正门曰琼华，东门曰九灵，西门曰三清。御斋院在宫之东，公卿斋院在宫之西，道士杂居其间。[4]

唐高宗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天宝二年（743年）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用功数百万，钱百余万缗，在长安辅兴坊为西城、隆昌二公主兴建金仙、玉真二观。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载：

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5]

宋王谠《唐语林》卷七载：

政平坊安国观，明皇时玉真公主所建。门楼高九十尺，而柱端无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天尊老君之像。……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叠石像蓬莱、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阳宫人。[6]

唐代皇帝敕建的道观，更是极土木之盛的建筑。如东明观、兴唐观、太清宫、弘道观、金仙观、玉真观等，都是殚良工之精的宏伟建筑。

唐代长安佛教寺院林立，许多寺院规模宏大，其中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如唐代长安的道世、慧琳、乘恩、崇业、圆测、良秀、圆照、慧则等，都是西明寺的著名高僧。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夏六月，长安西明寺营造功毕，座落于长安延康坊西南隅的西明寺，最初是隋代越国公杨素的宅第。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载：

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7]

西明寺有十座院落，十三座大殿，室宇馆阁多达四千余间。座落于长安东门的章敬寺，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大历二年（767年），宦官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复加兴造的章敬寺，史称“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8]长安长寿坊西南隅的万寿寺，“殿宇廊庑，方丈山门，共一百九十七间。左右院林二所，香地二顷六十余亩。”[9]怀远坊东南隅的光明寺，此寺当中有宝阁高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位于开化坊南部的大荐福寺，是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建立，有度僧二百人的规模。“中宗即位，大加营饰，自神龙以后，翻译佛经，并于此寺。”[10]宋之问《奉和幸大荐福寺》诗曰：“香剎中天起，宸游满路辉。乘龙太子去，驾象法王归。[11]

长安进昌坊的大慈恩寺，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高宗在春宫时为文德皇后兴建。史称选林泉形胜之所，“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1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唐代长安宫城南晋昌里的大慈恩寺的兴建说：

瞻星揆地。像天阙，放给园，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榈充其林，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13]

大慈恩建成之日的庆典，唐高宗曾亲临寺院，并从皇宫中御赐佛像、幡华，并送太常九部乐。高宗《谒大慈恩寺》诗，有“日宫开万仭，月殿耸千寻”之句赞颂其宏大规模。[14]

长乐坊的大安国寺占东部大半，本是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710年）立为寺，史籍中有红楼之称。《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载：“前后供施数十百万，悉以崇饰殿宇，穷极雕绘。”[15]唐代长安西南隅永阳坊的大庄严寺，号称“天下伽蓝之盛，莫盛于此”。[16]以致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述说长安城里一个佛堂院，就可与外州大寺相匹敌。

唐代佛道寺观竞相兴造，其宏大规制也相互媲美，从佛教的西明寺、道教的东明观的建造，我们就可睹见一斑。唐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载普宁坊的东明观：

规度仿西明之制，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17]

道教的东明观仿西明之制，其规模亦当不在其下。唐高宗敕建的西明寺和东明观，是唐初长安最著名的寺观。西明寺号称为国家大寺，《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载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六月十二日：

西明寺成，道俗云合幢盖严华，明晨良日将欲入寺，箫鼓振地，香华乱空，自北城之达南寺十余里，十街衢阗闔。[18]

唐代佛道二教的论义，东明观与西明寺为争辩的中坚力量。唐代长安的昊天观，尽占保宁坊一坊之地。唐代长安的弘道观，也占有修仁坊一坊之地。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载弘道观兴建由来说：“旧有隋国子学及右屯卫大将军麦铁道宅。显庆二年，尽并一坊为雍王第，王升储后，永隆元年八月立为观。”[19]而唐代长安佛教的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西明寺，先后成为佛教的译经中心。

唐代弃官为道士者不乏其人，唐代公主、宫嫔、仕女入道成风，清方濬师《蕉轩随录》卷六谈唐代公主入道说：

睿宗女玉真公主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天宝时乞去公主名号，宝应时卒。玄宗女万安公主未嫁，天宝时为道士。楚国公主嫁吴澄江，后亦为道士。代宗女华阳公主未嫁，丐为道士，封琼华真人。顺宗女寻阳公主太和三年与平恩、邵阳二主并为道士。宪宗女永嘉公主、永安公主、穆宗女义昌公主亦均为道士。10

长安多有女道士修行的宫观，如咸宜女冠观、至德女冠观、金仙女官观、玉真女官观、三洞女官观、太平女冠观，皆以女道士住持而闻名，史籍有“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之说。[20]

佛道寺观兴建始于魏晋时期，至唐代寺观规制已趋成熟，佛道二教已有完整的寺观布局仪轨。按照唐代道教宫观的建造规格，道观修道的殿堂台院、楼阁房廊等共有51处。唐代长安兴建的规模宏大的寺观，且以都市坐禅修仙的灵境著称于世。长安寺观以地处闹市的城市山林格调，和园林化的优美自然景观，吸引文士来寺观游览观赏，从而留下吟诵长安寺观的诗文涉道诗。唐代长安西明寺的牡丹、大慈恩寺、章敬寺的壁画都颇为有名。《全唐诗》收录唐代文士游览佛寺、研读佛典、交接僧人的诗大约有 2700 首，而唐代僧人的诗大约有 2500 首，一共多达 5200 首，约占《全唐诗》的十分之一以上。[21]如温庭筠《题西明寺僧院》诗曰：

曾识匡山远法师，低松片石对前墀。

为寻名画来过院，因访闲人得看棋。

新雁参差云碧处，寒鸦辽乱叶红时。

自知终有张华识，不向沧洲理钓丝。[22]

而唐代道教的涉道诗中，更不乏描写长安宫观胜地，抒发文士与道士交往的情谊，吟咏道教教义思想、养生修炼的诗篇。唐代这种文人与道士唱和的咏道诗篇，既生动描写出长安道观的景观，更是唐代道士进入主流社会地位的象征。姚合《游昊天玄都观》诗曰：

性同相见易，紫府共闲行。阴径红桃落，秋坛白石生。藓文连竹色，鹤语应松声。风定药香细，树声泉气清。垂簷灵草影，绕壁古山名。围外坊无禁，归时踏月明。2

白居易《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曰：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沉沉道观中，心赏期在兹。到门车马回，入院巾杖随。清和四月初，树木正华滋。风清新叶影，鸟恋残花枝。向夕天又晴，东南余霞披。置酒西廊下，待月杯行迟。须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光华一照耀，殿角相参差。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与几人知。3

朱庆余《宿道士观》诗曰：

堂闭仙人影，空坛月露初。闲听道家子，盥漱读灵书。4

文士们游览长安道教宫观，置身于城市山林的庭院琼阁，以致留连忘返而夜不能归，他们在月明清境中领略道家情趣，道观似乎成为诗人超脱尘世的人间仙境。在唐代诗人的涉道诗中，所见玄都观以桃著称，昊天观以竹驰名，玉芝观以杉取胜，诗人们以无限的遐想，讴歌长安道观引人入胜的景色。而唐昌观的玉蕊花，更是闻名京城内外。围绕唐昌观玉蕊花的欣赏，笔记小说中有道教仙话的典型描写。唐康骈《剧谈录》卷下《玉蕊院真人降》说：

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绣绿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从以二女冠、三女仆，……直造花所，……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黄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23]

唐昌观玉蕊花盛开之时，就是诗人游仙赏花之日。严休复《唐昌观玉蕊花折有仙人游怅然成二绝》诗之一曰：

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目断未逢真。不如满树琼瑶蕊，笑对藏花洞里人。1

诗人张籍、刘禹锡、元稹、杨巨源、武元衡、杨凝、王建等，都有吟诵《唐昌观玉蕊花》的诗篇传世。

在三教鼎立的唐代社会中，唐诗中不仅有文士游历寺观的诗篇，还有唐代长安僧人与道士唱酬的诗篇。长安荐福寺赐紫僧栖白《送王炼师归嵩岳》诗曰：

飘然绿毛节，杳去洛城端。

隔水见秋岳，兼霜扫石坛。

一溪松色古，半夜鹤声寒。

迥与人寰别，劳生不可观。[24]

长安安国寺僧广宣《安国寺随驾幸兴唐观应制》诗曰：

东林何殿是西邻，禅客垣墙接羽人。

万乘游仙宗有道，三车引路本无尘。

初传宝诀长生术，已证金刚不坏身。

两地尽修天上事，共瞻銮驾重来廵。[25]

唐代长僧人、道士颇具文学修养，他们与文人学士诗文会友，品茗话禅，谈仙论道，是唐代诗歌的重要题材。“初唐四杰”的卢照邻、骆宾王，与东明观道士李荣唱和酬答，这种道士、文士间的诗文唱和，成为唐代长安文坛的时尚。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在睿宗、玄宗时两度被征召入京，以道家无为之旨游说皇帝而见重于时。司马承祯栖居长安景龙观，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王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为“仙宗十友”。司马承祯辞睿宗归天台山时，睿宗“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适之赋诗以赠焉。当时文士，无不属和。散骑常侍徐彦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为制序，名曰《白云记》，见传于代”。[26]

玉真公主修道长安玉真观，道号为持盈法师，李白与元丹丘曾得持盈法师推荐而显名。唐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久居峨嵋，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27]李白在长安期间，还与司马承祯、谢自然、贺知章等道士交往，被誉为可与神遊八极之表之人。著名道士吴筠居长安期间，与权德舆交往甚密，吴筠撰《宗玄先生集》十卷，权德舆为之作《宗玄集原序》说：“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尔而昭旷，合为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尽在是矣。”[28]对其道教思想推崇备至。据宋朱長文《墨池編》卷六，记载唐代传世的三十二通道家碑，其中文士为长安道士撰写碑文者，如岑文本撰，禇遂良书《唐至德观孟法师碑》，柳公权书《唐升玄先生刘从政碑》，员半千撰《唐宗圣观主尹文操碑》，徐浩书《唐兴唐观主郭先生碑》，此亦为名士高道交往的历史见证。

二、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传法弘道活动

唐代长安是佛道辩论中心，佛道二教精英汇聚西京，应皇帝征召入内应对三教论义。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参加佛道论辩的有大慈恩寺、西明寺僧人慧立、义褒、子立、惠立、会隐、神泰等。而长安道士则有东明观、清都观的李荣、黄寿、张惠元、姚义玄、方惠长等。所载大慈恩寺僧人灵辩与道士方惠长、李荣的先后对论，双方对佛法玄理的论辩就很精彩。

早在唐初立国的高祖时期，唐王朝就认识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29]而唐中宗在《答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表敕》中，明确声称：“略寻三教之文，至於《道德》二篇，妙绝希夷之境；天竺有空二谛，理秘真如之谈。莫不敷畅元门，阐扬至赜。”[30]唐玄宗曾分别为儒释道三教的《孝经》、《金刚经》、《道德经》作注。唐开元十四年（726年）歧王范死，唐玄宗为歧王追福，并手书《道德经》。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御注《孝经》并於颁行天下，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宋庄绰《鸡肋编》卷中载：

唐明皇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状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以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31]

唐代长安的儒释道三教论义，早在唐高祖时期就已肇其始。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一《褒赐》载：

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诏陆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锋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32]

陆德明在三教论义中，“各因宗指，随端立义，”[33]在论辩中大获全胜。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说：“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34]可见早在唐高宗时期，长安的释道辩论就很激烈。

唐代的三教讲论又称为三教论衡，是指儒释道在学说及行事方面的论诤，以阐明弘扬教旨的论辩活动。三教论衡在南朝宋明帝时已经出现，唐代长安三教论衡是重要的辩经形式。唐玄宗时的三教讲论，以规模宏大、论辩深入而著称。唐开元十六年（728年），“玄宗御楼大酺，夜于楼下置高座，召三教讲论。”[35]《宋高僧传》卷十七《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载：

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韦玎先陟高座，挫叶静能及空门思明，例皆辞屈。涉次登座，解疑释结，临敌有余，与韦往返百数千言，条绪交乱，相次抗之，棼丝自理，正直有归。[36]

参加三教义理辩论的道教首席，即为玄都观道士叶静能。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九载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午，唐德宗降诞之日：“常以此时会沙门、道士于麟德殿讲论，至是，命召儒官，讲论三教。”[37]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载唐穆宗时，千秋节例行在“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38]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载长庆中长安昊天观道士陈磻叟：

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湼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湼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39]

唐武宗每年数次在内道场设斋，令两街道士、僧人在御前论义。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载所见唐武宗会昌四年（843年）佛道论义说：

于道场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练道术。国风，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对论义。[40]

从中唐的德宗开始，每年内殿的三教讲论已成为例行制度。唐韦询《刘宾客嘉话录》说：“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41]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三教论衡》载：“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42]唐代三教讲论的内殿即麟德殿，是皇室宴飨群臣的宫殿，当时又称为内道场。

关于三教论义的规则及论辩情况，唐白居易《三教论衡》有亲自参加的实况记录。《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三教论衡》载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三教论衡程序分“僧問”、 “问僧”、 “问道士”、 “道士問”，论辩程式依次为问、对、难、对四个环节。第一轮是僧人问儒生，故名“僧問”；第二轮是儒生问僧人，故名“问僧”；第三轮是儒生问道士，故名“问道士”；第四轮是道士问儒生，故名“道士問”。这种三教之间相互问难应对的论辩过程，充分发挥出论辩者的口才与机智，在激烈犀利的问难论辩中，三教义理得以有渐趋深入的阐释。如论义中的《问道士》载：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余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浄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玄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仙列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43]

在唐代的三教论义中，“通儒硕生与缁黄上手，杂论奥赜，互相发明”。 [44]这种三教精英的激烈论辩，完全是一种宗教理论的探讨，显然有助于三教义理的提升。唐代长安僧人、道士中汇聚一些论辩之士，他们皆注重三教理论的学习，以期在论辩中占得上风。长安东明观道士李荣，长安僧人称之为“老宗魁首”。[45]长安龙兴观道士成玄英，是韦述称为“长于言论”的道教辩才。[46]长安大崇福观道士刘宝概，“善讲论，为时所重”。[47]三教论衡常常是数十僧人、道士，轮番升讲座谈论三教义理。“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48]唐长安大安国寺僧人僧彻，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在麟德殿僧道讲论之中，“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冲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49]史载“左街道士张仁表，辩博多才。应内殿讲论，逗机响答，抗敌折冲，莫能当之也。”[50]如长安道士李荣与僧人法轨的论议，论义中双方时有杂嘲戏谑之诗。僧法轨《与李荣互谑》诗，法轨咏道“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而李荣应声接曰：“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当时在场听佛道二教论辩的四座听众，都为李荣的敏捷应对而折服。[51]

唐代长安道士形成研讨道学风气，道教宫观注意收藏三教典籍，玄都观的儒家书籍就多达万卷。唐代长安玄都观道士尹崇，“通三教，积儒书万卷”。[52]长安道士张因“居东明观三十余年，受毕法，道行峻异。得众真秘书诀箓，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9唐代长安僧人、道士对儒释道三教理论的融通，以致达到“周流三教，出入无际”的境界。[53]唐代三教义理之学达到空前高度，这与唐王朝的提倡不无关系。唐王朝认为“三教并行，殊途一致，有裨大化，幽赞王猷。”[54]正如唐张九龄《贺〈御注金刚经〉状》说：“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宗，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55]唐代统治者扶持三教的用意，旨在以神道设教来倡行国家的教化。

唐代长安僧人、道士还积极干预政治，涉足李唐皇室间的宫廷斗争，试图为佛道二教的发展寻求统治者的支持。最典型的例证是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曾为唐玄宗中兴唐室而奔走活动。在韦氏党羽濳谋作乱之前，唐玄宗因“宝昌寺僧普润，密诣藩邸，广申筹略，其意遂决”。[5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载：“令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微服诣藩邸通意。是月庚子，帝遂因处澄微行以出，与幽求等皆会于钟绍京私第。”[57]这是唐玄宗决计起兵诛韦氏前，冯处澄为之联络的记载。《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更明确记载：“道士冯处澄，僧普润，定策讨乱。”[58]

唐代长安寺观不仅是僧人、道士修炼的场所，而且还是唐代讲经的讲坛，是民众交往、娱乐的中心。唐代长安寺观的讲经以俗讲为特点，僧人、道士用通俗的语言敷演佛经、道经故事，达到弘法宣道的效果。唐代长安寺观佛教、道教的讲经，是向社会大众宣教的通俗化演讲，更是展示唐代佛道关系的重要活动。宋钱易《南部新书》卷四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59]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七月癸巳，“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丁酉，遣公卿百僚悉就观设醮讲论”。[60]《长安志》卷八玄真观则载：“肃宗时，设百高座讲法。”5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九月庚寅朔，在京城资圣、西明两寺，置百尺高座，讲《仁王经》。《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大安国寺端甫传》载僧端甫：“讲《涅槃》、《唯识》经论，处当仁传授宗主，以开诱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61]

唐代长安崇玄馆学士是宣讲道学的大师，其讲经可谓规格很高的宣教活动。唐玄宗《追尊玄元皇帝父母并加谥远祖制》说：“自今已后，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等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62]长安道士常在道观升座讲经，其传道弘教活动在社会影响甚大。太清宫崇玄馆三元日的讲经，更是轰动京城内外的俗讲。韩愈《华山女》诗曰：“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明星。”诗中记长安女道士升座讲经，听者颇众，以致“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63]长安华封观女道士王楚玉雅善宣唱，“每紫禁修真，玄坛演法，则必特奉恩遇矣”。[64]《唐大明宫玉晨观故上清大洞三景弟子东岳青帝真人田法师玄室铭并序》，载元和年间元和己亥岁（819年），高道田元素在玉晨观登坛说法：“每一讲说，妃嫔已下相率而听者仅数千人。”[65]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载所见会昌元年长安佛教、道教讲经情况说：

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花》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太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66]

据圆仁所见道教三元日奉皇帝敕命的俗讲，分春座、夏座、秋座，每座时间为一月，讲师多是长安寺院的名僧高道，圆仁所见长安僧人文溆法师就是著名的俗讲僧。

唐代曾订立条式，注重对僧人、道士讲经论辩等综合能力的训练，“僧讲论、讲经、表白各三科，文章应制十二科，持念一科，禅声赞科，并于本伎能中条贯。道士经法科，试义十道，讲论科，试经论，文章应制科，试诗，表白科，试声喉，声赞科，试步虚、三启，焚修科，试斋醮仪。”[67]在唐代佛道二教的论辩中，客观上需要僧人、道士较高的讲论能力，唐代长安寺观的俗讲活动，是唐代长安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僧人、道士具备较高的讲经水平。唐王朝对僧人、道士的考核要求，旨在规范僧人、道士的素质，以适应唐代长安宗教文化活动的需求。

在唐王朝的诏敕中，总是强调释道二教殊途一致的教化功能。《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载唐高宗说：

佛道二教，同归一善。然则梵境虚寂，为于无为。玄门深奥，德于不德。师等栖诚碧落，学照古今，志契宝坊，业光空有，可共谈名理，以相启沃。[68]

我们从唐代长安三教论衡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佛道二教通过问难论辩，确乎达到相互启沃的目的。唐殇帝唐隆元年（710年）七月十九诏曰“真如设教，理归清净；黄老垂范，道在希微。”[69]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詔曰“缁黄二法，殊途一致；道存仁济，业尚清虚。”[70]唐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十月，儒释道三教在麟德殿御前论辩，“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归于善”。[71]唐代笔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条有趣的史料，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载：

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递相非斥。总章中，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惟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72]

长安大兴善寺因火灾而殿宇荡然，而东明观道士李荣与僧人争竞优劣，率道士指其灰烬而嘲之，反而因此而声誉大减。此记载折射反映出唐代佛道之争具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在社会公认的佛道二教论辩的规则下，通过僧人、道士之间的激烈论辩，其实达到了双方沟通理解的效果。

结语

唐代长安是盛唐文化的缩影，长安佛教、道教更是都市宗教发展的典型。唐代长安十方名僧高道云集，汇聚成为全国佛教、道教中心。唐代长安佛教、道教的发展兴盛，名僧、高道在长安的传教弘道活动，在唐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力，是各名山佛道所不可企及的。唐代长安佛道二教的传法弘道实践，创造出城市山林的成功模式。在唐代佛道二教和谐相处的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佛道义理之学的发展。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可以看出，唐代长安名僧、高道的宗教实践，为佛道二教建立和谐相处的宗教关系，创造了中国宗教史上的成功范例。

[1]《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7册第122页。下同。

[2]《太平御览》一百八十，[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879页。下同。

[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125页。

[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132页。

[5]《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143页。

[6] [宋]王谠撰：《唐语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2页。

[7] [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4页。下同。

[8]《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鱼朝恩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1975年，第15册第4764页。

[9]《全唐文》卷816唐柳王比（此字：左王右比）《大唐万寿寺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册第8593页。下同。

[10]《类编长安志》卷五，[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5页。下同。

[11]《全唐诗》卷五十三，[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647页。下同。

[12]《类编长安志》卷五，[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第131页。

[13] [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49页。

[14]《全唐诗》卷二，[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册第22页。

[15][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3-124页。下同。

[16]《类编长安志》卷五，[元]骆天骧撰，黄永年点校：《类编长安志》，第133页。

[17]《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32册第149页。下同。

[18]《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卷第389页。下同。

[19]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1019页。下同。

10 [清]方濬师撰，盛东铃点校：《蕉轩随录 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47页。

[20]《南部新书》卷五，[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7页。下同。

[21]郭绍林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

[22]《全唐诗》卷五百七十八，[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7册第6719页。

2《全唐诗》卷五百，[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5册第5686页。

3《全唐诗》卷四百二十八，[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3册第4713页。

4《全唐诗》卷五百十四，[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5册第5865页。

[2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1483页。下同。

1《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三，[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4册第5268页。

[24]《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三，[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23册第9277-9278页。

[25]《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二，[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23册第9271页。

[26]《大唐新语》卷十，[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8页。

[27]《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三，[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册第3798页。下同。

[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第725页。

[29]《全唐文》卷三高祖《赐学官胄子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1册第36页。

[30]《全唐文》卷十七，[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1册第203页。

[31]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页。

[32]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2页。

[33]《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陆德明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5册第4945页。

[34][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0页。

[35]《太平广记》卷三十八《李泌》，[宋]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1册第203页。

[36]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册第420页。

[37] [宋]王溥撰：《唐会要》，第634页。

[38] [宋]叶梦得撰：《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2页。

[39]《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册第1658页。

[40]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下同。

[4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上册第805-806页。

[42][宋]洪迈撰：《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575页。

[43]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册第3673－3574、3679。

[44]《文苑英华》卷七百十二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册第3678页。

[45] [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52卷第392页。下同。

[46] [唐]韦述撰：《两京新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153页。

[47] [唐]韦述撰：《两京新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144页。

[48]《南部新书》卷二，[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第16页。

[49]《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册第134页。

[50][宋]张君房撰：《云笈七签》卷一百十八杜光庭《张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验》，《道藏》，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册第816页。

[51]《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一，[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25册第9882页。

[52]《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宋]王溥撰：《唐会要》，上册第1026页。

9《全唐文》卷五百九十柳宗元《东明张先生墓志》，[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6册第5967页。

[53]《文苑英华》卷七百十二权德舆《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5月，第5册第3678页。

[54]《全唐文》卷八百六邵朗《兜率寺记》，[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9册第8481页。

[55] [唐]张九龄撰：《曲江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166页。

[56]《册府元龟》卷二十《帝王部》，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第1册211页。

[57]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第1册第212页。

[58] [宋]欧阳修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册第121页。下同。

[59] [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第49页。

[60]《册府元龟》卷五十四《帝王部·尚黄老》，[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1册606页。

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128页。

[61]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第123-124页。

[62]《全唐文》卷二十四，[清]董诰等编：《全唐文》，第1册第280页。

[63]《全唐诗》卷三百四十一，[清]季振宜编纂：《全唐诗》，第10册第3824页。

[64]李琦：《唐华封观主王君墓志铭》，参见樊光春：《陕西新发现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

[65]樊光春：《陕西新发现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2期。

[66]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47页。

[67]《册府元龟》卷六十一《帝王部·立制度》，[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686页。下同。

[6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第389页。

[69]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诫励风俗敕四道》之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6册第768页。

[70]《册府元龟》卷六十三《帝王部·发号令》，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第1册第710页。

[71]《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徐岱传》，[宋]欧阳修撰：《新唐书》，第16册第4984页。

[72][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第190页。

作者：张泽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