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松大师与长安佛教之缘---姬孝范

长安是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华严寺、慈恩寺、兴善寺、法门寺等一批国家重点寺院影响深远，大乘八大宗派中六大宗派有祖庭在这里，且法流十方，传承不绝。时隔千年，持松密林大师（1894－1972）远承长安佛教诸宗祖师，为佛教文化在近现代的复兴做出了特有贡献：身为禅宗临济、华严宗之法嗣，又是近代中兴法相唯识的法匠，又深究天台，对三论、律、净土诸宗也有独到研究，尤为值得强调的是，为挽回我国失传千载之绝学——唐代密宗，他不辞劳苦，“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尽得唐密精髓，得三个灌顶传法阿阇黎位，又专程到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轨，集东密古义、新义各流派及台密之大成，融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于一身，得铁塔正传血脉一统传承，实是千年来所未见，唐惠果阿阇黎后之第一人，五代以来所未有也。持松住世期间，虽无缘亲临长安参访弘法，但与长安佛教界有密切交往，对长安佛教关注有加，现大兴善寺大雄宝殿内的抱柱楹联即为持松亲撰，此一例也。本文拟就持松所嗣华严宗、法相宗、密宗与长安佛教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整理。因水平有限，请大德专家教正。

一、大师与华严宗之缘

华严宗形成于唐，肇于初祖帝心大师杜顺，发于二祖云华大师智俨，成于三祖贤首大师法藏，大弘于四祖清凉大师澄观，继述于五祖圭峰大师宗密。长安的华严寺是该宗祖庭，现三座贤首祖师塔仍在。华严宗理论严密广博深深邃，为诸家所赞叹，虽然自唐后传承不绝，但少有兴旺。讵料到了清末民初，华严宗一时兴盛起来，其中坚人物为月霞、应慈及其法子持松等高僧。

月霞（1858－1917），俗姓胡，名显珠，湖北黄冈人。幼习医学，后于南京观音寺出家。二十岁时，先往九华山受具足戒，再往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习禅，参究向上一著。随后远走长安，入终南山，结茅蓬居之。得受常州天宁寺治开禅师器重，承其法嗣。初习天台，后改学华严，对杜顺的法界观，以及法藏和澄观的章疏都有研究。先后至武汉、北京、江苏、浙江等地讲经，足迹遍及泰国、缅甸、锡兰、印度、日本，曾在东京为留日学人讲经，备受欢迎。1909年，与谛闲在南京创办僧师范学堂。1914年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专弘《华严经》。持松、常惺、慈舟、智光等皆在此受业。1917年住持常熟虞山兴福寺，续办华严大学。临终弥留之际，月霞执法弟应慈手谓曰：“应弟！善弘华严，莫作方丈！”应慈当即允诺，遂以终身弘扬华严为务，一生确未作方丈。月霞以“教弘贤首，禅继南宗”为己任，被尊为华严教主，为近代弘扬华严的大家，民国以来弘扬华严者，大都出其门下。

月霞26岁时起，曾隐于终南山6年，与长安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兴华严宗的月霞祖师》1载：

是年秋冬之间，忽有苏军门，守长安者，每谒师，请开示，问答之间，语言契合。自是，每月供养斋米若干斤，师有多余，则分赠邻近诸茅蓬之修道者，以广结缘。一日，师语苏军门曰：“大护法既能发心布施道粮我一人，不如普同供养之愈。”又曰：“终南山中，总有七十二间茅蓬，诸修道人，类皆佛门龙象。往者，每因化道粮而耽搁用功，大护法若能布施军田二百亩，交诸修道者开垦，种稻收米，永远供养，则军门功德之大，将成万世不朽之福德也。”苏军门闻之，以为善，遂应其所请。先后六年时间，荒地皆成熟田矣。苏固广植福田，师实效百丈禅师，自耕自食之遗风。一面手执锄头，一面耕自心田，作息调身，藉物观心，功夫以是大进，顿觉心无疑滞！

应慈（1873－1965），俗姓余，名铎，出家后法名显亲，原籍安徽歙县人，生于江苏东台。1896年于普陀山出家，与月霞同得法于常州天宁寺冶开。后随月霞学习华严教义，协助月霞开办华严大学、华严学院。不久赴杭州菩提寺，专究华严典籍。后在上海创办清凉学院和华严学院，促成晋唐三译《华严》疏释全部刊行，使千年《华严》大教重兴于近代，其愿力之宏，在佛教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一生讲经传戒、培养学僧，重在弘扬华严义理，教禅双融。自号华严座主，晚年住锡上海慈云寺（现沉香阁）潜修，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持松生于1894年，俗姓张，湖北沙洋人，17岁时感人生无常，于沙洋铁牛寺剃度，1913年受具足戒于汉阳归元寺，次年考入月霞老和尚创建的华严大学，毕业后先至当阳玉泉寺，拜谒天台宗的祖印老法师，究天台宗大意，于天台教观谙熟于心；后随侍月霞与各地讲经，后居兴福寺。半年后，月霞示寂。次年2月，应慈宣读月霞密函遗嘱，布告大众由持松嗣法月霞显珠禅师，为南岳下第四十七世，法名密林，及继任兴福寺住持职，并佐以法弟惠宗（密明）、潭月为监院。时丛林住持多属德腊俱高之法师方能胜任，而师年仅二十五岁，一青年客僧也，学习及侍月霞老法师仅三年，论其德腊均不及当时之应慈法师，而月老竟遗嘱令应慈让贤，使师继任，实足为奇也。

持松大师与华严宗结缘，得益于月霞和应慈两位老和尚的教诲。自1915年入上海华严大学始，即随月霞法师研习华严教义。1919年继师住持兴福寺后，又续办华严学院，改名华严预备学校，专弘华严。后为复兴唐密，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取回密藏，致力于复兴唐代密宗，但其对于华严宗的弘传仍十分关注，并撰写了大量华严著作。

持松在华严方面的主要贡献有：

（一）办学：

自继任兴福寺住持起，持松承继月霞先师遗志，得应慈老法师协助，续办华严学院，改名华严预备学校（1922年后曾易名为法界学院），持松任校长，应慈老法师任监督，惠宗法师为监学。学校设预科3年、正科3年，学生每期50－60人，僧、俗均可报考入学，以佛经为教材，有《华严经》、《楞严经》、《楞伽经》、《圆觉经》、《俱舍论》、《大乘起信论》、《摄大乘论》等，并授中国文学如《左传》、《孝经》、《古文观止》、《唐诗》以及历史、地理、算术等课。2持松亲自授课，并邀常惺法师为教务长。由此，造就僧材甚多，著名者有苇舫、苇乘、存原、正道、福善、智开、默如等。持松续办华严学院等颇有成绩，应慈法师遂以“华严法界观门者、天宁法脉兴福寺分灯之中兴砥柱”称誉之。而纵观近现代华严中兴者，实有赖于月霞、应慈、持松三位高僧。如今，华严宗已经由上述三位高僧之门人力宏至海外，如智光、成一、净海等诸师，成就卓著。　

（二）讲经：

1928年起，持松应邀至“中华佛教湖北省华严大学”授课，自此始，每年来校讲课两月。该校由时任湖北省佛教会理事长的莲溪寺方丈体空法师创办，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正式开学。到各地讲经时，也不时有讲授华严，特别是《普贤行愿品》，更为其重视。临终之年，他仍要求弟子“背诵《普贤行愿品》颂偈，并问讯各位家人健康，嘱咐大家要善待众生，学习文殊菩萨及维摩诘菩萨之智慧，勤奋精进，掌握科学技术，为祖国出力，为大众服务，按普贤菩萨之十大行愿住世，以长乐利益众生，行菩萨道，利国利民。”3

（三）著述：

1、《华严宗教义始末记》。这是持松华严宗研究的代表作，也是近代重要的华严专著，影响深远。持松先入华严，后虽已归向真言，然以《华严》为先人之学，并为扶宗本，酬祖德，撰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六卷。应慈法师在序文中说：“后之学者可因此而进窥一家之宗范，不致得枝而忘干，守隅而昧方。”《华严宗教义始末记》自1931年在北平《佛教评论》连续刊载后，又于1940年结集出版，在台湾地区也有几次再版。

2、《华严宗专号》。持松又曾于1942年受《佛学半月刊》委托，编辑了两期《华严宗专号》，有文章7篇，近2万字。《华严宗专号》可视为《华严宗教义始末记》的续篇。他在《弁言》中说：“曩者拙著《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已由佛学书局刊印流通，但犹自视歉然者，即关于本宗性起法门，未曾发挥。且惟注重于判教之经过，而于本宗所据之《华严经》内容大旨，未能揭示纲要，初拟为《始末记》作注，以兹事体大，未敢贸然著笔，继思别为一篇，或单行，或附于《始末记》中，亦因机缘有待。……顷者《佛学半月刊》出《华严宗专号》，遂谬相委属，乃更截取前人章疏，缀成斯篇，以补《始末记》之遗。”4足见持松对自己写作，颇为慎重。《华严宗专号》与《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既相互补充，又交相辉映。遗憾的是，或许因为《华严宗专号》后出且并没有结集出版，研究华严者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3、其他华严类文章。除上述专著外，持松还撰写了诸多有关华严宗的文章，现已发现的有：

《华严经疏科文表解叙》5；

《应慈和尚重刻晋译华严经序》6；

《重编华严经疏钞募印功德缘起》7；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8

《编印华严疏钞始末因缘》9；

《重编华严疏钞序》10

《重编华严经探玄记序》11。　

近代的华严宗中兴，始于月霞长老，继之于应慈与持松等。持松嗣法月霞，又得应慈指点，于华严大教情有独钟，复兴传扬华严，一直是其努力方向，也是诸祖的心愿。他一生虽然没能踏入长安，但其远承华严诸祖，近承月霞、应慈，力宏华严大教，成绩卓著，实是近代以来复兴华严的杰出法匠。

另外还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持松一生精研华严，其华严大作《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及诸多介绍华严的文章、序言等，大都撰于传承密宗后，即都是在其佛学思想成熟期写就，由此可见其华严用力之深。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精通华严，为其承继密宗两部大法，复兴唐密打下了坚实基础。持松为禅宗临济法子，又精通法相、天台、净土、三论、律宗等显教诸宗，尤是华严为最，这也是他与其他学密者最大的不同之处。

二、大师与法相宗之缘

持松非常仰慕唐代玄奘三藏大师，遂私淑之为师，自号师奘沙门。由此，也说明其与法相唯识宗之缘。受法月霞后，持松还即研究法相唯识，成果有目共睹。

（一）撰写《摄大乘论义记》。

清末民初，在中国佛教复兴的大环境中，法相宗骤然而起，领军者即太虚法师与欧阳竟无居士。持松自1918年住持兴福寺之始，即以禅宗临济法裔，致力于法相唯识的研究。不但在华严预备学校开设了《摄大乘论》等课程，而且所撰的《摄大乘论义记》自1921年8月起《摄大乘论义记》以“虞山兴福寺师奘沙门密林持松”署名开始连载于《海潮音》，时间长达19个月，震动了整个佛学界。他在《摄大乘论义记》中广证博引“第八阿赖耶识”的存在，阐述其功能，指出：“唯识法相，异名同宗”，强调“转识成智”之必要。他说，第八阿赖耶识，同时含藏清净、及一切由前五识和第六意识思维而分别生成之烦恼“我执”、“法执”二障之杂染种子，故“第八阿赖耶识”又称“藏识”、“根本识”。第七识又称“末那识”，常跟随“第八阿赖耶识”，执之为“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根本成见烦恼，且恒审量思量无间断，执着很深，便使“阿赖耶识”成为生死流转之生命原动力。为“了脱生死”，持松提出：必须“转”化“依”藏于“阿赖耶识”中一切虚妄分别，使无自性不实之种子成为清净、真如自性之“圆成实性（即圆满成就真实之自相）。方法是六度、十度万行，并依“胜解”（对所缘之境作出确定的判断）、“惭”（对自己所作自感到羞耻）之力，损“根本识”中染种子之势力，益“根本识”中净种子之功德。因清净及杂染种子无二无别，原本一体而以净久久薰习，“第八阿赖耶识”便转舍“烦恼”和“所知”二障，转得“菩提”、“涅槃”两果之所依。根据上述“唯识”、“转依”之原理，持松在著作中还具体列述了“转识成智”之“菩提道次第”，融性相二宗、破我法二执、直至成佛境界。

《摄大乘论义记》阐明了“转依”之本质，强调彻底转变“我执”、“法执”二障乃是其全部修习之最高目标。我执、法执之形成，乃吾等八识田中包括各个躯体精神与肉体总支而来之潜势力。名其潜势力为种子，同一种子具有善、恶、无记之分。善种子薰习力强，永续薰发第八阿赖耶识之善种子，不断为所培养，转化我、法二执之烦恼，则可以改变人之素质。八识田中善种子多，则此人人格本质之第八识所显者乃善，反之恶。明此理可知，依八识染净之转依，即我人人格之改造，故佛教文化有利于人民品德之提高也。

持松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学习唯识论，又能结合深入到修行实践中去，并由此真正认识到法相宗的修行转依，正是通过阿赖耶识中善恶种子的消长生灭来实现的。持松将学习――实践――研究总结的体会写出来，就把本来深奥难懂的唯识理论演绎得非常通透。其时，法相唯识学界两大德──欧阳渐（竟无）与太虚正为唯识与法相激烈争论，笔战不息，成为当时佛教学坛盛事。欧阳弘扬唯识，认为识外无法为之唯，万法皆由阿赖耶识变出，强调赖耶缘起；而太虚认为各种色法之名相概念，由赖耶引起，强调法相。直至二位大德于《海潮音》阅得《摄大乘论义记》后，顿觉作者见地深刻，有耳目一新之感，遂格外关注。欧阳初以为撰者必定是硕德、博识之士，后知“师奘沙门”者乃兴福寺青年方丈时，喜出望外；太虚此前虽与持松见过面，但如此佛学华章出自持松之手，实大出其意外。故二人皆认为持松将来必为佛界龙象，均甚器重之。得太虚、欧阳两位大德之印可，持松亦声名鹊起。法相唯识宗亦由此而现中兴之势。此后，至第一次东渡日本止，此段时期，持松身为禅门临济宗传人，依然致力于弘扬唯识法相，稍后受太虚之邀，至杭州永明学舍讲《八识规矩颂》；所著《瑜伽师地论浅释》、《观所缘缘论讲要》等，亦均属于唯识法相之范畴。由此可鉴，持松对法相宗中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与太虚、欧阳竟无的交往

持松与太虚初识最迟是在1919年夏。当时持松养病于杭州西湖，而太虚法师任杭州弥勒院住持，持松经华严大学同学朗然法师介绍，与太虚初次见面。12《摄大乘论义记》于《海潮音》开始刊发后，太虚对持松另眼相看，即于1921年年底，邀其至杭州永明学舍讲《八识规矩颂》，任《海潮音》撰述，并为《海潮音》封面题签，由此建立了良好的法谊。1922年9月，由太虚创办并任院长的武昌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持松受邀讲《观所缘缘论》，据此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持松于佛学院讲课期间，与太虚法师交往频繁，并从太虚处得知了其弟子大勇准备再次东渡日本学密的事，于是有了是年冬天二人结伴赴高野山之事。自日本取回密藏后，持松与太虚更是交往频繁。第一次东渡归国后，持松于1924年春被迎至湖北，住持武昌宝通寺。是年6月17、18日（农历5月16、17日），持松应武昌佛学院院长太虚及信众之请，于武昌佛学院灌顶传法，时大雨连绵，而求法者不避泥泞，源源而来13。8月，持松与道阶、太虚、圆瑛、佛源等僧界名流一同具名的《海内高僧联合为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通告全国诸山长老书》载于《佛化新青年》。1925年10月28日，持松与太虚等从上海出发出席于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被推选为教义研究部理事。14。持松第二次从日本学密归国后的次年（1928年），持松传法于沪上净业社，为常惺法师、赵恒锡（炎午）、叶荃（香室）、陈圆白、李开侁、欧阳任、欧阳振声等居士结坛授法，加行半载，受明灌顶，共历时一载有余。其间，太虚致函相商成立中国佛学会事宜，并附寄《佛学会章程》。因持松预先已有约：“修法期内不会客，不看报，不预闻外事，任何团体概不加入”，乃回书婉拒15。1928持松与太虚等同受聘于世界佛教居士林，任民佛学研究会指导，研《大乘起信论》、《解深密经》、《大乘入楞珈经》、《五蕴百法沦》、《八识规矩颂贯珠解》、《唯识方便谈》等。这一组织以研究法相唯识为主，鉴于太虚与持松在此方面的成就，因此相请。1936年，持松还应邀为太虚大师所著《法相唯识学概论》作序16。《法相唯识学概论》主要收录的是太虚1932年十二月在厦大文哲学会关于法相唯识专题讲演文稿。后来，太虚等发起的几次大型法会，持松也都应邀主法或参与，一直到太虚圆寂，两人一直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持松因《摄大乘论义记》与欧阳竟无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欧阳竟无更是与持松倾心相交，常留心其行踪，知持松兢兢业业，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三次赴日，取回唐密，辛劳备尝，无异玄奘遗风，爱国爱教，四众皈崇，但始终无有安身处所。欧阳大居士遂于沪上淡水路57号觅得两厢一厅之楼屋，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改建为佛寺，并亲题“圣仙慈寺”匾额悬于门楣，1937年初改造完毕，请持松迁入居住。17然高山流水之情，居士知遇之恩、资助之德，持松永铭胸怀。时持松的法弟惠宗法师已由兴福寺去杭州昭庆寺任住持，闻知持松居已有着落，即携法徒度寰来沪。持松遂请惠宗定居于圣仙慈寺并任住持，以便自己能安心著述修持。后来因收入微薄，又将寺前原有花园处辟为关帝庙，以后关帝庙之名气越来越响，知圣仙慈寺者反而较少。又后，大师法弟潭月、其法徒苇乘等，及兴福寺法系中诸上人均曾卓锡该寺，举行一些佛事活动等。对于欧阳的恩德，持松一直铭记于心。1963年，他应邀至上海市哲学学会年会作佛学研究学术报告，恰逢正在南京跟欧阳居士弟子吕澂先生学习佛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高振农也在座听讲。持松在简单地询问了高的学习情况后，动情地说：“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是我最敬重的人，也是最亲密的朋友，解放前曾多方给我以帮助。我第三次从日本归来后，在一段时间里居无定处，是欧阳大师出资，在上海淡水路为我物色了圣仙慈寺，使我有一个安心的修持之处。圣仙慈寺的一块匾额也是欧阳大师亲笔所书。平时他还常常给我以生活上的帮助，使我得以潜心修持，从容撰述。我在圣仙慈寺先后住了十多年，写下了一些著述，这都归功于欧阳大师的资助和鼓励。” 1943年，欧阳竟无老人去世之噩耗传来，持松悲痛万分，老人知遇之情，常激其以更大努力弘法著述，以回报相知恩德。18

（三）慈恩学院之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子桥（已经从持松受灌顶，法名超愿）入陕赈灾期间，曾筹集资金，以工代赈，对慈恩寺、塔进行修葺，并实行丛林制度，上殿过堂，使弘法活动走向正常化。在此基础上，朱子桥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慈善会诸善长及陕中缁素，共同发起于慈恩寺内创建慈恩学院，成立慈恩学院董事会，并延聘太虚、持松、妙阔诸大法师主持学院教学工作。17可惜的是，持松法师未能实地来校，留下了诸多遗憾。虽然如此，持松对陕西佛教一直十分关注，并与陕西佛教界诸大德建立了密切联系，一个有说服力的史料是：民国时陕西编辑出版的《佛化随刊》第十七期载有《持松法师与各居士往来函件》，共有5封信件，均为持松与朱子桥、康寄遥等往来信件。

由玄奘大师开创于长安的法相唯识一宗，重现玄奘遗风，呈现中兴之势，而其中凝聚着师奘沙门密林持松的心血和成就。

三、大师与密宗之缘

密宗是大乘八宗之一，形成最晚，是印密中国化的产物。按通行的说法，先有杂密，主要因其不成体系。后《大日经》、《金刚顶经》出，“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入唐，在长安的兴善寺、青龙寺等道场译经、灌顶，传法，中经一行、惠果的努力，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佛教宗派――密宗，又因其形成于盛唐，故又称唐密，或说唐密为唐代密宗的简称。就地域来说，长安称得上是密宗最重要的策源地，也是世界密教的发祥地。下面，就持松大师传承源自长安的佛教密宗的有关问题，作一简单整理。

（一）东渡学法。

由“开元三大士”传承而来的密宗虽盛于一时，但武昌法难后不久即隐而不显，终至断传。近些年有资料称，法门寺地宫曼荼罗的发现，证明唐密的两部一具之法并末断于会昌法难。如果此说成立，或许有人会问，法门寺地宫封存后的密宗传到哪里去了？即使近些年发现不少辽金时期的密教遗迹，但严格讲，至今并无确切证据能证明这些遗迹就是完整的唐代密宗，而只能说明它们与唐密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或一致性。无庸讳言，说中国密宗断传也好，称成了“寓宗”也罢，但一个客观事实是：五代后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密宗确实是找不到了。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千年之后的民国早期，在佛教复兴的大环境中，断传的唐代密宗从日本取回，开始了在中土的复兴历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立民先生说：“复兴唐密，关系重大”，“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密乘大德无不为之努力，其中最突出者，当推持松法师。”20

持松复兴唐密，辛劳备尝。依照流行的说法，是“三次东渡，二上高野”：21

第一次，1922年冬，29岁：因阅《法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并藉此探究日本佛教之真相，以为改革中国佛教之借镜，乃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闍黎金山韶穆，习古义真言宗，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受中院流（引方血脉）一流传授，得六十四世阿阇黎位；1923年9月回国。

第二次，1925年秋，32岁：10月28日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于次年四月六日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阿阇黎位。随后，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礼金山穆韶为根本上师，再习古义真言宗，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1927年春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阿阇黎位，稍后归国。

第三次，1936年，43岁：农历3月，法师第三次赴日本，采购各类密宗法器以备重建真言宗道场之用。汪书诚居士随行陪持师周游了日本全国。看到在日本的许多故友都已相继去世，持师感慨唏虚，弥增叹息。夏四月归国。在日期间，根本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与其授记，将来成佛，号曰“松华如来”。此事记录于晚年所著《松华如来密因修证了义经》及《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文稿，后为弟子发现方知。

“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已成为赞颂持松学取唐密的一段佳话。但细加分析，我们从上可看出，持松学法，主要是前两次而已，笔者查询了好多资料，发现的最初源自赵朴初先生1943年撰写的《持松上师五十寿序》，又称《持松上师五十寿启》22，文中有“三渡扶桑，再登高野，穷心殚力，朝闻夕修，遂兼东台之心传，博综新古之精义”之句。或许后来者借用了赵朴初先生的说法，而且“三”有“多”之意，表示多次到日本学法，以致相沿成习惯用语。同时，第三次东渡期间得授记，从佛教上讲也是对其成就的认可，因此，说“三次东渡”学法也是有其道理的。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学习是做好一切事务的基础，持松去日本与佛教学者交流，研究佛教教理，及后修持证量不断提高，解放后，他又三次访日交流，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这些皆是学习的过程。

关于持松学法，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持松1940年撰《自述》，对其1940年前的经历有简要回顾，但正因其简洁，文中只提到第一次东渡时“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流传授”，对于第二次东渡得的两个法位――传法院流49世、三宝院流51世并未提及，目前公开出版的资料也大都如此。笔者认为，持松第一次与大勇东渡学法时，因时间较短，学习的重点主要是加行、正行等事相，失传千年的密宗对国人来说还比较生疏，以简洁明了的语言来描述，也是正持松的一贯笔法。《自述》虽然对于第二次东渡得的两个法位没有提及，但此前（1939年）撰写的《密教通关》中已详明三个传承法脉，可能持松感到没有必要过多说明，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具体情况是：第二次东渡后，已经在高野山得到古义真言宗中院流阿闍黎的持松，先是到新义真言宗大本山求学，受传法院流两部灌顶得第四十九世阿闍黎位，后又到台密根本道场比睿山延历寺，专门修习台密仪轨。因持松于天台教观早已通晓，驾轻就熟，以中院流阿阇黎之身早已熟悉坛场各种如法威仪，故很快卒业，但没有再得台密阿阇黎位，这或许是因为，如再得了台密法位，可能国人会过度区分东、台二密从而对弘化密教有碍。总之，至此时，持松已经学习了东密古义、新义及台密，随后再次上高野山，依原来的上师金山穆韶阿阇黎为根本上师，继续修学。而金山穆韶对他的再次求学也是非常重视，传授给他“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补习梵文文法”23，1927春，得三宝院流51世阿闍黎位，而此后他的著作，大都署名“第五十一世阿阇黎密林”，是由于感恩金山根本上师的恩德。至此，他才集各流于一身，百川归大海，密宗各流也是因机不同而列，因此不分彼此，融会贯通。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赵朴初老居士的话：持松大师“发大心、立大愿，不避艰险，经过千辛万苦，为恢复和发展我国唐密失传的密教，决意挽回千载绝学，梯山航海，三次东渡日本，刻苦虔诚学习修持，获得日本东密五十一世阿阇黎位，这是极为难能的佛教中一件大事。”24历史学家苏渊雷教授更是盛赞大师此举为“开元遥接三大士，东密亲传第一家”。

总之，持松“三次东渡，二上高野”，尽得密宗精髓，得三个灌顶传法阿阇黎位，又专程到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轨，集东密古义、新义各流派及台密之大成，融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于一身，得铁塔正传血脉一统传承，实是千年来所未见，唐惠果阿阇黎后之第一人，五代以来所未有也。嗣后，持松显密齐修，显密融通，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一代大宗师。

（二）弘扬密教。

持松是复兴唐密之中流砥柱。自1923年回国至1972年涅槃，五十年中，掀起了若干弘扬和传授唐密的高潮：

1、第一次弘法热潮。

（1）初设坛于上海：1923年冬，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欣闻大师携法归来的喜讯，来兴福寺相邀。大师遂至沪上韩居士家中设坛，为众居士结缘灌顶。

（2）宏法杭州。稍后，大师受杭关监督陈鲸量、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陶叔惠之请，于杭州菩提寺讲经传法，并设坛结缘灌顶，百余人入坛受法，月余竣事。

（3）湖北建坛。1924年春，被迎至湖北，住持武昌宝通寺期间：

6月17、18两日（农历5月16、17日），于武昌佛学院灌顶传法，受聘为佛学及梵文教授；

应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之请，于10月24日敬修“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七永日；

10月31日（农历10月4日）开结缘灌顶坛六永日25；

1925年7月29日（农历6月初九）起设孔雀坛作法，原预修七永日，如法萦之，方三朝，霖雨大霈，岁赖以熟；

旋以豫督某煽谋，将不利於萧，再建仁王法会以禳之，卒告安谧。

萧目睹上述持松修密后的一系列感应，知祯祥所致，皈向深虔，斥资巨万。持松欣然主之，筑法界宫、瑜祗堂，并购置各类法器，绘诸尊曼荼罗，建立真言密坛，拟就洪山宝通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树国内风气之先，使失传千载之唐密在中国得以延续复兴。26两年中，于归依传法传法无虚日。

2、第二次弘法热潮。

自述曰：

丁卯（1927年）春归国，以国内局势大改，武昌被围时，革命军驻洪山，致道场遭毁.乃留居上海，先后讲《仁王经》、《住心品》於功德林，讲《菩提心论》於净业社。是年冬，为蒋竹庄居士等授十八契印於清凉寺。

戊辰（1928）春，为赵炎午、叶香室等，传法於南园简氏故庐，历时一载有余，著有《住心品》及《菩提心论》各纂注，《理趣经释》，《四度加行口诀》，《悉罢入门》等十余万言。

已巳（1929年）夏，朱子桥将军请余赴辽宁，作仁王法会，途过金陵，为程颂云将军授戒於古林律寺。抵北平，居柏林寺，月余，编《仁王经阐秘》四卷，并传法於华北居士林。辽宁法会开始之日，司令长官张学良，偕省长翟熙人，入法坛护摩受戒。法会毕，道出榆关，为奉直战争枉死者施食回向。便游北戴河避暑，兼作暑期演讲，秋八月，偕朱子桥将军谒五台，设千僧斋，结缘灌顶。

十九年（1930年）春，讲《楞严经》於归元寺，蔡孑民率男女生徒十余人，入座听经，叩哲学与宗教大意，及以美术代宗教之利弊等，余作《哲学与宗教》一篇贻之。十月，讲《仁王经》於武昌莲溪寺，期竣，顺道金陵，讲住心品於南京功德林及居士林，开示灌顶。

辛未四月，讲《维摩经》於沙市章华寺，随往宜昌居士林，讲起信论。时朱子桥将军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教道场，函电交促，请余就住持位。适汉口大水，车轨被溺，以致未果行也。冬十月，杭州昭庆寺传戒，余为教授。期内编《因明易解》及《三味耶戒义释》各一卷。

二十一年壬申（1932年），讲《密严经》於归元寺，汪书城居士请余就汉口私宅，为诸人讲《摄大乘论》及《因明论》。复为湖北主席夏灵炳，及剿匪总指挥徐克成先后修炽盛光及尊胜佛顶大法於武昌抱冰堂，以荐拔士卒。

癸酉（1933年），汉口圆照寺讲《金光明经》。甲戍（1934年），武昌莲溪寺讲《圆觉经》。

乙亥（1935年），汉口九莲寺讲《维摩经》。凡以前各讲经法会，必兼传法灌顶。

丙子（1936年）三月，汪书诚居士从余周游日本全国，闻昔日旧雨，多已物化，感慨唏虚，弥增太息。夏四月归，朱子桥、王一亭、屈文六居士等，请建丙子息灾法会於觉园。六月，赴汉口九莲寺讲《金刚经》。湖北主席杨永泰遇害，其家属请余普结法缘灌顶修法七日。

丁丑（1937年）夏，为国家建百日调伏法会於觉园，国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入坛代表致敬。

戊寅（1938年）夏，为班禅国师追悼会讲《胜鬘经》於净业社，编浅注二卷。”

戊寅（1938年）夏，为班禅国师追悼会讲《胜鬘经》於净业社，编浅注二卷。

已卯（1939年），编《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六卷，《密教通关》四卷，《心经阐秘》一卷。

庚辰（1940年），李圆净居士睹余历年以来所有著述，不下二十万言，尚未荟聚成帙，恐后涣散，乃约同好，助施裒，分显、密二编，由罗迦陵夫人及姬觉弥居士，捐资印行，以校雠需时，计一岁之功，克蒇其事。

由上自述中可知，1927年――1940年，持松记述了续弘反哺后的长安密教的基本情况，有讲经、启建各种护国息灾法会，释经论著，普及法缘灌顶，修法等，不予列出。其时交通不便，非今人所能想象。他应诸方之请，极力荷担如来事业，为国为民，祈福消灾，弘法效劳，不遗余力，虽一生历经坎坷，饱经战乱，内忧外患，但不畏艰难，其时他声名荣誉虽高，但外出弘法食宿不定，其辛苦难以想象。1937年抗战起，他大都居上海，一如既往，为法务辛劳，从来不放逸，以身教言教教导四众弟子。华严经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正是他的写照。正如赵朴初老居士在《持松上师五十寿序》中所赞许者，信众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43年，湖北同乡韩惠安居士腾出一所坐落于沪上成都路江阴路交界处之洋房，请持松入住。持松亲自于门额题“瑜珈精舍”四个大字，作为弘扬密教的道场。农历7月13日是持松五十虚岁生日，金城银行总经理特于“瑜珈精舍”设素宴为持松庆寿，参加者百余人，都要求皈依。持松遂启建坛场，修“护国息灾和平法会”，并结缘灌顶。可惜，次年瑜珈精舍被韩惠安之子收回抵债27。

1945秋，日本投降前夕，鉴于国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持松乃决定偕弟子陈承辉、许华瀚等数人修“仁王护国法”。但因无坛场，只得于圣仙慈寺之东厢设一方便坛，购置黑布遮蔽，不对外宣说。师徒还商定，每人修三座，择日每天修一座，九日后结坛。如是经常抓时机修修停停，外面无一人知道。28

1946年，应邀至杭州等地讲经传法，结缘灌顶。年末，持松应请赴浙江余姚任径山寺住持，受到当地佛教界热烈欢迎。29

总之，这段时间，应邀于上海、江浙、湖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灌顶传戒，讲经传法，建坛修法，祈福禳灾，度僧及结缘灌顶者有数十万之众。

3、第三次弘法热潮。

1947年，持松被公推为上海静安寺改制为十方丛林后的首任住持并任静安寺佛教学院院长，后又在政府支持下建立真言宗密坛，使静安寺成为唐密复兴的根本道场，于此定期启建和平法会，为国祈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每次法会均四众云集，群情振奋，唐密盛况令人大开眼界，影响波及国内外。典型的事例有：

1949年的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2月15日，上海佛教界的屈映光、李思浩、黄庆澜、陈其来、胡厚甫、祝华平等居士共同起建“以超度历年死难军民，回向世界和平，灾难永息”的四十九日“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并请中国佛教会和蒙藏委员会通告全国各寺庙并佛教各团体。此为近代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息灾大法会，祈愿“凡一切以均沾，尽十方而兼济”。上海地区分设四坛，其中尊胜坛由持松持松主修，设于法藏寺内，并设护摩、明王共三个法坛，法会期间前来求法受灌顶者络绎不绝，社会反响强烈。期间，持松还于农历2月2日在上海九九电台发表《息灾之意义》广播稿，并为《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封面题签30。

1950年的佛母大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会：为响应保卫世界和平之号召，消弭国内灾难，方子藩、屈文六、赵朴初、黄涵之、祝华平等上海佛教界诸大居士发起“祈祷世界永久和平护国息灾法会”，择定10月19日（农历9月初9日）恭请持松在静安寺内主修“佛母大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会”二十一天。是日清晨，发起者拈香恭请持松升座说法，时法螺高鸣、法鼓雷震，极其庄严。法会先有二坛上座，下午正式开坛，傍晚施食焰口后五坛同时上座。整个坛场灯烛通明、沉檀馥郁；坛内寂静无声，庄严肃穆。如此文明高洁的护摩火供三摩地瑜珈行法，使众人眼界大开，见未曾见，叹为观止。时清定上师主修藏密大威德坛建于前，此时专程莅临佛母孔雀明王法会现场，观瞻礼拜坛场，并向持松顶礼。法会期间四众云集，修法之前后，入坛灌顶皈依者踵至，实为千载难见之盛况，影响扩大至海内外。持松心情舒畅地说：“数千年来复现庄严道场，真不容易啊。”结坛时，持松又应请向众人传授孔雀明王法。

1952年的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为响应12月1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海佛教界于同一天在上海玉佛寺举行“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会期49天，礼请百岁高僧虚云老禅师主法。法会期间，持松与圆瑛、应慈、静权、妙真、大悲、如三、守培、清定、苇舫诸法师分别莅会讲经，持松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本生经》。由于高僧云集，早晚参谒者如潮涌至，远达湘、鄂等省，皈依者有数万之众。

1953年建立静安寺真言宗密坛：这是持松取回密藏，回国后竭力弘扬的标志性成果，且弘扬的密教融东密古义、新义及台密于一体，有政府支持，因此影响深远。坛场设于寺后大厅楼上，共分五个坛：大坛（见图）、护摩坛、圣天坛、孔雀坛、诸天坛。中间主坛称“大坛”，是修法时主要坛场，中央供奉毗卢遮那如来、左侧不动明王、右侧爱染明王三尊塑像。左坛称“护摩坛”是修法时焚烧愿木乳香等，作为供养的坛场，供奉金刚萨埵（即显教普贤菩萨），后壁悬挂“金刚界大曼荼罗”。右坛称“圣天坛”，供奉如意轮观音，后壁悬挂“胎藏界大曼荼罗”，圣天坛之上中央置金塔，塔内供奉圣天菩萨。坛场东西两壁悬挂真言宗传承的八大祖师画像，分别为龙猛、龙智、金刚智、不空；善无畏、一行、惠果、空海。东边一室为孔雀坛，中央供奉孔雀明王，两壁悬挂密迹金刚和真言宗历代祖师法系表三长轴。西边一室，左供奉大黑天，右供奉诃利帝母，两壁悬挂十二诸天画像：东壁为月天、地天、毗沙门、风天、水天、罗刹天；西壁为日天、梵天、伊舍那天、帝释天、火天、炎摩天。真言宗坛场开光之日，诸山长老、护法居士等均到寺祝贺，欢喜非凡。是年，在真言密坛举行孔雀明王法会。其后，持松经年如日，坛场入定，修持密法，前列幢幡，宝灯阑珊，行峻律严，功力非凡。自是年起一直到文革开始，每逢春秋两季，即春于释迦佛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秋于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静安寺各举行三天修法大会，并传法灌顶。以后又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和诸佛菩萨圣诞日，都举行密教修法，即使持松出国访问期间，弟子们照例上座修法。且修法内容多祈祷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祯祥瑞应，在当时的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此后的14年中，在此受结缘灌顶者不下数十万人。

7次出访：持松以著名佛教学者，唐密大阿阇黎身份，应政府指派，出访。持松一生10次出国，其中前三次是解放前到日本学法交流，购买法器。后7次均为解放后政府安排的佛教文化交流。1956年11月，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出访前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7年4月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柬埔寨，受到国王、王后及西哈努克亲王亲切隆重接待；结束访柬后归国途中率团访问越南受到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及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孙德胜的亲切接见；1957年结束访柬回国后不久，即赴缅甸、日本等国开展友好访问；1963年10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1964年7月，随中国宗教代表团抵日本东京，出席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这是持松第六次到日本。对此，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赞誉持松：“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31” 1965年4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印尼政府警察总监请求持松收为弟子。

新中国建立后，持松访问尼泊尔、柬埔寨、缅甸、越南、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使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了新中国，增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对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成就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博得了中外人士的崇高敬仰。

（三）编撰著述

自第一次东渡归来始，持松即不断撰写密教著述，抗战期间特别是上海沦陷后，为躲避日军之威逼利诱，持松即杜门谢客，着书立说。为此，计划将从日本传回之唐密教理、事相等写出，以利来哲修学。至1945，持松已撰写论著、纂注、疏解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等计二十余种。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价值正日益受到学界、教界、文化界、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除上述已经提及者外，重要的还有：

《师奘全集》32。1940年，皈依弟子李圆净（荣祥）居士约蒋维乔、黄幼希同其它皈依弟子助施并整理，将持松著作分显、密二编，持松等又详加校对后，集名为《师奘全集》，于次年由沪上爱俪园主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出资，于上海佛学书局付梓印行，此是首次系统整理出版持松的著述，主要收录《摄大乘论义记》、《因明易解》、《因明入正理论略解》、《华严宗教义始末记》、《金刚顶菩提心论纂注》、《大日经住心品纂注》、《密教通关》、《心经阐秘》、《苏悉地羯罗经略疏》、《金刚界行法记》、《胎藏界行法记》、《护摩行法记》、《密教手印》、《密教图印集》、《一尊供养行法记》、《随行一尊供养念诵私记注》、《悉昙入门》等。持松有感而作《自述》，刊于《觉有情半月刊》。《师奘全集》中的各书大都陆续出了单行本。

《真言宗专号》。1942年9月，持松应邀为《佛学半月刊》编撰两期《真言宗专号》33，主要文章有《弁言》、《读大日经疏随笔》、《金刚顶经要领》、《大日经教主问题》、《释摩诃衍论之真伪问题》、《唯心唯识与六大无碍》、《曼荼罗之意义》、《六大缘起考》、《显密二教之胜劣》等，从而廓清了当时教内外对真言宗的诸多误解，由此进一步凸显了其在中国密教文化复兴运动中的领航地位。

持松的密教著述十分丰富，除上述者外，还有《真言宗之戒》一卷、《三昧耶戒义释》一卷、《三陀罗尼释》一册、《十八道次第》一册、《三陀罗尼释和十八道略诠》一卷、《四度加行口诀》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一卷、《真言宗朝暮行法记》一卷、《四种曼荼罗标帜详解》一卷、《松华如来密行修证了义经》一卷、《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一卷、《尊胜佛顶息灾法次第》一卷、《施诸饿鬼食法注》一卷、《息灾护摩》一卷、《大灌顶光明真言砂土加持法》一卷、、《即身成佛》、《金胎两部》、《大佛母孔雀明王修持仪轨》、《孔雀明王简修法》、《真言送终仪》、《仁王护国仪轨》等，因《持松法师》（作者杨毓华，陕西人民出版社）已列出，不再赘述。34

此外，还为各家佛教报刊撰写了大量显密文章，仅据近年影印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等，就已经发现260多篇，其中有好多文章与密教有关，这些资料的重新面世，是研究持松大师佛学思想及近代佛教史、密教史的重要资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35

因复兴唐密，持松与长安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31年，朱庆澜将军发愿恢复西安大兴善寺密宗道场，函电交促，礼请持松前往西安就住持位。持松适在湖北讲经传法，因汉口大水，车轨被淹，以致未果行。后朱将军只得转请倓虚法师出任大兴善寺住持，并在寺内创办僧学院。虽然如此，书信仍来往不断。1939年，持松又应朱子桥之请，为大兴善寺大雄宝殿撰书巨幅抱柱长联：

胜迹考隋唐 当年阇黎灌顶 大士翻经 真言称首刹密印薪传徧东海

兴衰论劫运 此日檀那布金 长者立愿 梵宇庆重辉总持法系绍南天

上款文曰：大兴善寺为真言宗根本道场，自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华，而金胎两部之教遂乃称大备，唐时日本僧空海大师得法于青龙寺惠果阿阇黎处，归国而后大传其道，至今法系独盛。

下款文曰：青龙寺与此寺齐名，自遭会昌法乱以后，即冺灭无闻，或云即今石佛寺。今大兴善寺既由朱子桥将军等发愿重兴，青龙寺亦当复其胜迹，因书数语，以坚其担。己卯小暑节密林敬书。后钤“师奘沙门持松”、“密林”两枚朱文印。

此联至今然悬挂于西安大兴善寺大雄宝殿内，见证着持松大师对复兴唐密的历程。

持松显密圆融，一生写下了大量原长安密教的著述，达百万字之众，一生各地灌顶，弟子无数，受明弟子众多，虽然没能找到有缘僧宝接续密法，但所幸于晚年（正值文革中）将大法传予弟子超晔，现此法脉已再传至第四世。

总之，持松大师对显密各宗研究无不深入渊海，称得上一位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的佛教大宗师，续千年绝响、复兴唐密的大阿阇黎。除上述的华严、法相、密宗外，身为禅宗临济43代法嗣的持松大师对其他宗派也有精深研究，1922年，为“安徽僧学校”僧众讲授三论宗基本经典《十二门论》，又先后在静安寺与上海市佛教协会讲授此论，并著《十二门论浅注》；1955年，撰《慈悯三藏的净土教》一文刊于《觉讯》，全面介绍这位效法玄奘往返印度，归而弘扬净土的唐代祖师慧日；先后作《四分律行事钞撷要序》（1928年）、《菩提正道菩萨戒论后序》（1936年），对律宗戒律见解颇深。这三个事例，与长安佛教的三论宗、净土宗、律宗都有密切联系，使得持松大师与长安佛教之缘更加深厚。可见，持松大师不仅远承源于祖国长安的各个宗派，且又结合时代特点，大施方便，取回唐密――长安密教，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佛教史、密教史和佛教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注释：

1.《成一法师华严文选》。

2.见《中华佛教华严大学预科讲习所简单》，载觉社丛书第5期（1919年10月）

3.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华夏出版社。

4.《佛学半月刊》第251、252期，1942年。

5.《佛学半月刊》第163期（1938年8月16日）。

6.《佛学半月刊》第192期（1939年11月1日）。

7.《觉有情半月刊》第81、82期合刊(1943年1月)。

8.《华严经疏钞》附录，“华严经疏钞编印会”编定，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春校印完成。

9.《觉有情半月刊》第81、82期合刊（华严疏钞编印专号，1943年）。

10.《觉有情半月刊》第四卷第十七、十八号,第89、90期合刊。

11.《普慧大藏经》第五函第一册（1945年2月刊行）。

12.《自利利他之方便》，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七号（1935年）。

13.《持松法师在佛学院传授密宗》，载《海潮音》第五年第七期。

14.《扶桑重游记》，载于《海潮音》第九年第四期。

15.《持松法师等来函》，载《海潮音》第九年第五期。

16.序文载《海潮音》第十六卷第三号。

17.《持松法师》序言，作者杨毓华，陕西人民出版社。

18.《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华夏出版社。

19.《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第十三章 西北佛教之复兴》，释东初。

20.《持松法师》，作者杨毓华，陕西人民出版社。

21.见《持松大师年谱》，载《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华夏出版社。

22.《觉有情半月刊》第四卷第九十七、九十八期合刊第一版，《妙法轮》第一年第十期（标题为《持松上师五十寿启》，署名均为“赵朴初”。

23.持松《自述》，载《觉有情半月刊》第33期民国30年（1941年）2月1日。

24.《持松法师》序言，作者杨毓华，陕西人民出版社。

25.《武昌洪山宝通寺中兴密教纪盛》，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二期。

26.同23。

27.同20。

28.同上。

29.《杭州佛学分会欢迎持松法师主持径山寺》，《正信》第十二卷第10期(1946年)　

30.《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特刊》，1949年。

31.见《持松法师纪念文集》，1994年，华东师范大师出版社。

32.《爱俪园刊印师奘全集》，《佛学半月刊》第201期（1940年）。

33.载《佛学半月刊·真言宗专号》第11卷第8号第251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第11卷第9号第252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34.《持松法师》，作者杨毓华，陕西人民出版社。

35.《持松大师选集（六）》，2009年，华夏出版社。

作者：姬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