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大云经疏》新论——金滢坤 刘永海

近年来关于武则天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①]，但关于武则天称帝与祥瑞关系的探讨，由于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有点不足。仅有牛来颖《唐代祥瑞与王朝政治》、介永强《武则天与祥瑞》、李俊《初唐时期的祥瑞与雅颂文学》等文[②]，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祥瑞和唐代政治、文学的问题，但所使用的数据和论证内容都很狭隘。随着上个世纪初，敦煌本《大云经疏》的发现，通过对《大云经疏》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深入探讨武则天称帝与祥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数据。

此前，学界一般认为《大云经疏》就是武则天命薛怀义等对《大云经》的注疏，为她称帝进行舆论宣传[③]。由于后代统治者对其实行了禁断，所以并未流传于世。直至上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发现，人们才得以重新了解其中的奥妙。自《大云经疏》被发现以来[④]，王国维、陈寅恪、狩野直喜、汤用彤、萧福登等很多著名学者都对它进行了研究[⑤]，主要集中在《大云经疏》的性质、撰疏人及写作年代等问题的研究，但对该疏涉及到的祥瑞和图谶对武则天称帝所起作用的探讨还很有限。虽然，陈寅恪先生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简要的概括：“其经典教义可供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要为一主因。”[⑥]但其它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无出其右，多是对其观点的进一步发挥。近年，林世田先生对《大云经疏》的研究颇为深入，连续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⑦]。林先生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打破了现存经疏文本结构的限制，成功地复原了《大云经疏》的初稿，又将其重新归类整合，并把疏中所涉及的祥瑞、图谶剥离了出来。他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陈先生的观点。此外，萧登福《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之撰写年代及其影响》也论及了武则天倚重《大云经疏》为其革命作舆论宣传问题[⑧]，颇为重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大云经疏》所涉及的图谶、祥瑞为切入点，对该疏在武氏称帝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作进一步的探讨。

武则天选择《大云经》作为自己称帝舆论宣传工具的原因，陈先生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已有论断，此处不再赘述。从林先生所复原的《大云经疏》初稿情况来看，其初稿的疏仅仅是对《大云经》经义的解释，尚缺乏祥瑞和图谶，内容空洞，缺乏神秘性、通俗性和说服力。这样的初稿对于急于称帝的武则天来说，起不到广为流传、鼓动人心的作用，更不用说为其宣扬“应天命”而称帝的天意。因此，武则天授意薛怀义等对《大云经》进行注疏的目的是进一步发挥《大云经》中净光天女的事迹等，并补充大量的祥瑞和图谶，来证明武则天是弥勒的化身，点化女身当王、武姓立国的问题，使其称帝更加神秘化，从而充斥“应天命”的色彩。于是，武则天对其倍加称赞：“《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爰开革命之阶，方启惟新之运。”[⑨]显然，武则天还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用《大云经疏》中大量的图谶祥瑞来“泄露”“应天命”的天机。正如敦煌写本S.6502号《大云经疏》云：[⑩]

然此《大云经》一部，有卅七犍度。言犍度者，乃是梵音，此云法聚也。故今叙而释之云尔。大云者，广覆十方，周遍一切，布慈荫于有识，洒慧泽于无边。既布大云，必澍甘雨。窃惟云者，既是武姓。此明如来说《大云经》，本属神皇母临万国，子育兆人，犹如大云以一味光泽及中外，无远不沾，故曰大云者也。

显然该疏的主旨明确表明：“窃惟云者，既是武姓”和“本属神皇母临万国，子育兆人”。十分露骨地以如来佛的名义让武姓“神皇”称帝、“母临万国”。该疏名为佛教经疏，实则是武则天对《大云经》中有利于其称帝的内容进行了政治发挥，以便进行政治说教，从而用佛理来证明其以皇后身份称帝是“应天命”的，不可抗拒的。在当时武则天掌控朝政之后，作为女性、皇后身份，要想称帝所面临的两个最大问题：女身问题和姓氏问题。《大云经疏》的编撰主要目的就是在于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其编撰者利用大量的祥瑞、图谶对《大云经》进一步解释，为女身称帝、变更国姓，找寻“应天命”的依据。

一、《大云经疏》与武则天以女身称帝的相关问题

女身称帝，在唐代以前尚未有先河，因此，武则天称帝必然要面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挑战[11]。佛教经典《大云经》中宣扬的“女王受记”可以转圣王的思想，无疑为武则天称帝找到了理论出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末流至于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中乃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武曌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大云经，即属于此大乘急进派之经典。其原本实出自天竺，非支那所伪造也。”[12]但是，不管《大云经》中所说的净光天女也好，还是弥勒佛也好，均出自佛经，源自天竺，非我中华之有，纯属舶来品，尚不适应唐代政治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单纯通过正统的佛经进行说教，未免牵强，其传播也很受限制，也很难融入中土政治文化中。因此，用图谶、祥瑞等传统文化因素来改造《大云经》，使其本土化，实现通俗化、大众化和神秘化，从而融入中国文化，把武则天称帝所需的女身可以当国、武姓将要当王的“天机”大为传播、光大，以便在理论上支持其以女身称帝、改易国姓、国号。

中国古代以男权主导的皇帝制度，其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天命论基础之上的，皇帝是代天行事，以“天子”自居。因此，在其框架下，祥瑞或图谶往往昭示“天意”，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大云经疏》的使命就是要把印度佛教的“经义”转化为中国的“天命”。一旦转化成功，性别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那些原来不利的因素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称帝之路遂之畅通无阻。武则天正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命人在《大云经疏》中大量地使用祥瑞、图谶，用中国的“天命”来附会天竺佛教经义，借天竺佛教经典来宣扬中国的“天命”。下文主要对《大云经疏》中宣传“天命”的神秘谶语进行分类分析，以观察《大云经疏》如何利用谶语和祥瑞来扫除女身称帝、改易国姓障碍，及武则天熟练运用祥瑞和谶语的手段。从《大云经疏》谶语的性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扫除女身称帝、改易国姓两类谶语和祥瑞。

《大云经疏》中以解决女身称帝为主的谶语共有五个[13]。

第一，证明因缘谶。谶曰：“尊者白弥勒。世尊出世时，疗除诸秽恶，若有逋慢者，我遣天童子，手把金杖，刑害此人。水东值明主，得见明法王，尊者愿弥勒，为我造化城，上有白银柱，下有万世铭。天女着天衣，柱上悬金铃，召我诸法子，一时入化城。谨按弥勒者，即神皇应也。”这是一个佛教谶语，用佛教暗语，说明弥勒佛“现受女身”，“乃是方便之身，非实女身”，来暗示武则天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并以“化庭”（暗指明堂）、白银柱（暗指天枢）、万世铭（暗指广武铭）三件事作为左证。最后一语点破“弥勒”，“神皇应也”，武则天就是弥勒佛化身的“天女”。

第二，无名歌谶。歌曰：“非旧非新……交七为身……傍山之下，到（倒）出圣人。”从内容来看，它前面是一句暗语，后面是一个字谜。《大云经疏》解作：“非旧非新，旧者，言神皇非旧君临也。非新者，明神皇先已母育，又非新也。”[14]很明显，这些都暗指武则天的政治经历：“非旧”者，言武则天已经以皇后身份将君临李唐天下，预示着她要改朝换代，将要变易国姓李姓为武姓，改唐为周，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且当时武则天已为皇后，母仪天下，同高宗并称“二圣”，共决国事[15]，故言“非新”。经疏对这一谜语进一步解释：“交七为身者，谓女字也。傍山之下，到（倒）出圣人者，傍山谓‘妇’边‘帚’字。上傍安，‘山’字也。到出谓‘帚’字之下到作‘出’字。”最终指出谜底“即‘妇’字也”，并进一步强调：“此乃重显神皇圣德也。”显然，此谶中使用多重证据证明皇后武则天以“妇”身称帝，乃是顺应天意。

第三，孔子谶。谶云：“天生圣人草中。”经疏云：“非男之称，此乃隐言，预记神皇临驭天下。”“草”对应“非男”，《周易集解》卷4《上经否》云：“巽为草木，阳爻为木，阴爻为草。”[16]又《周易正义》卷2《需》云：“巽是阴，柔性，又和顺。”[17]故草属阴，阴为女性，女和男相对，非男为女，故“草”为“非男”。从字形上来看，“草”上部“艹”与“非”字形相似，下部“早”与“男”字形相似，故“草”字上下部分开即为“非男”，所以经疏又云：“此乃隐言。”“天生圣人草中”便成了“天生圣人”为女子，点明这位顺天命而生的圣人是女性，从而得出“预记神皇临驭天下”的结论。

第四，龙吐图谶。谶云：“戊子母圣帝，千年基明唐，一合天地心，安令李更长。”经疏解释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窃惟明堂制度，千载寂寥，神皇于垂拱之年，肇兴阳馆。戊子之岁，崇构毕功。”这里暗指武则天于垂拱四年（688年，按天干地支纪年法为戊子）“二月，庚午，毁干元殿，于其地作明堂”[18]，十二月“辛亥，明堂成”之事[19]，不足一年的时间建成工程浩大的明堂，来显示此千载伟业的完成得到了天助，预示武则天是按天意行事。“言母圣帝者，谨按：‘察道者，帝。’此显圣母明于正道，君临之意也。‘一合天地心’，一者……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此明神皇以至道化人，合于天地之心也。‘安令李更长’，李者，皇家姓也，言神皇安宗社，使国祚长远之义也。斯乃幽显合符古今悬应，此即明神皇圣寿无疆，宝历长远也。”显然经疏有意以“戊子母圣帝”来证明捶拱四年（688）武后加尊号“圣母神皇”之事是天意，暗示武后取代李唐将是“以至道化人，合于天地之心也”。

第五，天授圣图。谶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此“圣图”之事，实际上是武承嗣所伪造。为此，武则天曾举行了一次隆重的“拜洛受图”仪式。关于这一图谶的情况，前人已有深入的研究，兹不赘述[20]。

在利用和制造有利的祥瑞的同时，武则天还积极打破对其不利的传统观念，将一些人们熟知的灾异类图谶祥瑞化，赋予对其登帝有利的新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来保证她称帝的应天命和合法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将人们通常认为不祥的地震和鸡祸，转换成其登帝的瑞兆，充分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华和谋略。

第一，地震。地震在古人眼里是阴胜阳衰的表现，是一种凶兆。一般于史籍都将其放在灾异类，而且往往以地震来警示皇权所出现的危机，甚至认为地震是女人干政的不祥之兆，“阴盛而反常则地震，故其占为臣强，为后妃专恣”[21]。武后的聪明之处，不是刻意的回避地震，即女人干政的既成事实，反而借助地震来强化自己称帝是天地感应的结果，是天地的预示。因此，武后在称帝之前，大力搜索全国地震的报告，显然地震已经被祥瑞化，为其所用。本文利用两《唐书》和相关史籍，参考今人相关唐前期地震次数研究成果，制成唐前期地震次数统计表。

表一：唐前期地震次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

中宗

睿宗

玄宗

两《唐书》[22]

2[23]

3[24]

9[25]

6[26]

2[27]

1[28]

5[29]

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30]

2

6

13

5

1

2

5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31]

1

2

0

0

0

0

1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32]

1

11

2

7

1

1

4

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33]

1

0

2

1

0

1

1

表二：高宗、武后朝的地震分布地区次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

晋州

长安

洛阳

其它

两《唐书》

5

2

3

5

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

5

2

4

7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0

0

0

0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0

3

2

4

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

2

1

0

0

从表一的统计资料来看，在唐前期，两《唐书》中地震次数最多的记载是高宗朝，唐前期总共地震28次，而高宗朝地震记录就有9次，占总数32％；其次是武周朝共6次，占总数的21％。在唐前期139年的统治中，高宗和武后共在位55年，占总数的时间不足40％，却占了唐前期全部地震记录的54％。更为可疑的是武则天称帝的前两年（687、688）连续有3次地震记录，占唐前期总数的11％，约是唐前期平均地震率（约每年0.2次）的14倍。显然，记载高宗、武后朝地震次数存在很大的水分。而《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国地震数据年表》、《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四种统计资料，虽各有侧重，统计资料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亦很能说明问题。从表二显示两《唐书》记载高宗、武后朝地震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有很明显的政治暗示味，地震发生最多的是晋州，共5次；其次是洛阳，共3次；最后是长安，共2次。仔细考其发生的时间，很能说明问题，发生在晋州的5次地震时间分别为：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一月、永徽元年（650）夏四月、永徽元年（650）六月和永徽二年（651）冬十月，这些时间均在太宗和高宗交替之际，恐怕除了真实发生的地震记载之外，还有点有意预示皇权的统治不稳的意味。长安发生的2次地震，在高宗仪凤二年（677）十月和永淳元年（682）正月，恰好处于武则天称“天后”（674）与高宗病逝（683年12月）前后，显然这两次地震的记载跟武后权势增长有直接关系，令人不得不怀疑武则天是否有意以地震来作为自己当权的瑞兆。更为可疑的就是洛阳的3次地震，发生的时间分别为垂拱三年（687）七月、垂拱四年（688）七月和垂拱四年（688）八月，恰恰就在武周革命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这些数字和时间并不是巧合，而是武则天刻意制造的结果。这一点，在《大云经疏》引用的“证明因缘谶”中说得很清楚：“谨按《易》云：帝出于震，震在东。此明神皇出震周临，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显然，武则天明确地将地震作为其称帝、定都、更改国名的祥瑞，是天地与人事的感应。这几个地区在唐朝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十分敏感，武则天正是利用晋州和两京地区的地震，来预示李唐皇室的不稳固，以及女皇将于洛阳兴起的预兆。故《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二》云：高宗“初即位而地屡震，天下将由帝而动摇象也”[34]。随着武则天的专权，及其势力的继续膨胀，地震原本警示灾异的功能被武则天所利用，成为她以女身当国的祥瑞。显然，天下州郡奏报地震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唏嘘武后，特别是武后准备称帝之前，各地奏报数量骤增。《大云经疏》中记载的很明确，就将“新丰庆山”直接视作武后称帝的祥瑞。关于新丰庆山之事，的确发生在垂拱二年（686）九月己巳[35]。《旧唐书》记载的非常详细：“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36]《新唐书》亦云：“新丰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为美祥，赦其县，更名庆山。”[37]从“有山涌出”、“因震突出”、“大风雨雹震”等这样的描述来看，“庆山”就是单纯地震导致的造山现象。武则天对这次自然灾异的一些特殊现象，曲意视为己瑞，大肆宣扬，以示天意。但不乏有冥顽不化者，对其产生质疑，江陵人俞文俊上书云：“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38]显然，俞文俊“知义而不识时务”，公然揭穿了武后的野心。对此，武则天大怒，将他“流于岭外”，随后又密令将其杀死。武后当机立断，杀鸡儆猴，加之她向来残酷地打击异己，很快百官纷纷上表附和有关武后的祥瑞。如《为留守作贺崛山表》、《为留守奏羊乳獐表》、《为留守奏嘉禾表》等[39]，从而出现诸多“祥和气氛”的记载。受武则天导演的“新丰庆山”祥瑞的影响，各地类似“庆山”祥瑞的奏报也屡屡出现，于是便有了崔融的《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和张说的《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40]。万年县令郑国忠也上状云：“言县界内霸陵乡新出庆山南之醴泉。”[41]武则天导演的“新丰庆山”祥瑞事件，不仅扫除了传统观念对地震警示妇人干政的障碍，而且通过此事检验了百官的政治立场和民心，巧妙地剪除了异己，成功地扫除阻挠称帝的政治势力。

第二，鸡祸。所谓的鸡祸，用现代的眼光看，其实就是由于鸡体内分泌的性激素失调而引起的性别转变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42]。但鸡祸和地震一样，中国古人往往将其视作妇人干政的预兆。然而武则天充分利用鸡祸中为雌鸡变为雄鸡的现象来显示自己女身称帝的天意，一改传统的鸡祸概念。据《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载：“垂拱三年（687）七月，冀州雌鸡化为雄……永昌元年（689）正月，明州雌鸡化为雄。八月，松州雌鸡化为雄。”[43]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唐代有确切记载的三次雌鸡化雄的事均发生在距离载初元年（689）九月武则天称帝的两年之内，近者仅一个月。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小小的“雌鸡化雄”的自然现象，州县纷纷奏报，搞得举国而知，天下昭然，其目的就是为武则天称帝作舆论宣传，制造君权神授的神秘气氛。其实，唐人张鷟就揭示了此事的奥妙：“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44]显然，天下纷纷进奏雌鸡化雄，已经将其视作武后“正位之兆”。

以上主要探讨了武则天通过《大云经疏》如何利用祥瑞和谶语来解决以女身称帝问题，并其巧妙地转换地震和鸡祸为祥瑞的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下面主要分析《大云经疏》如何利用祥瑞和图谶来解决武则天称帝，变更皇姓和更改国都、国号的相关事宜。

二、《大云经疏》与武则天变更皇姓的相关问题

薛怀义等编撰《大云经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利用祥瑞、谶语解决变更国姓，由“武”姓替代国姓的问题。其实，《大云经疏》开宗名义云：“大云者，广覆十方，周遍一切，布慈荫于有识，洒慧泽于无边……窃惟云者，既是武姓。”[45]直接道明了《大云经疏》编撰的目的就是宣扬“武”姓之女“应天命”称帝的天机。下文从分析《大云经疏》征引的11个图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止戈为武”字谜谶和与“武”字相关的动物谶两类。

《大云经疏》征引图谶中有七个内容都是有关“止戈为武”的字谜谶：

1、瑞石：止一女，万方吉……一人圣万八千……女主千千……我女一人千千年。

2、中岳马先生谶：牵三来，就水台，更徽号，二九共和明，止戈合天道，圣妇佐明夫，率土怀恩造。

3、《推背图》：大蓄八月，圣明运翔。止戈昌女主，立正起唐唐。佞人去朝龙来防，化清四海，整齐八方。

4、宜同师记：自赟无贝止竖长，戈打文却武从寅，上来乘坤入帝阁。月色明天路，与圣同明乐。京师城里道超超（迢迢），洛阳城中光烁烁。光明遍洛川，龙飞直上天。显圣临朝开万国，端坐乘王受千年。四面猖狂无一物，唯有此武独昌延。

5、紫微夫人玉策天成纬：太上还玉京，界乱妖魔行。地上成血泥，众生无愿生。会待承唐年，中国息刀兵。李子五六后，止戈升太平。本是太虚真，济难须交争。一起青童子，倏欻陵三清。尔能勤正法，朱宫度尔形。宣法在尔身，天下自安宁。

6、西岳道士于仙掌得仙人石，记云：六合将万国，咸集止戈天，升中镇和气，得受万亿年。

7、嵩岳道士寇谦之铭：吾算后卜筮，王天下者，木子受太平，善为大圣主，忠孝治国，大王难言，乃为歌曰：龟言吉，筮言从。火德王，王在止戈龙。万岁无为化，三王治圣宫。李复李，代代不移宗。欲知长命所，中顶显真容。得吾斯文者，当得圣君封。歌不尽意，又为颂曰：天道无亲，唯德是真。德合忠孝，乃王圣人。善为文化，字育实懃，武兴圣教，国之大珍。欲知始终，王在天中。三阳之处，可建仙宫。圣君当王，福祚永隆。长生万岁，无为道冲。[46]

关于“止戈为武”的来由，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一般认为楚庄王最早说过“止戈为武”的话[47]，许慎的《说文解字》释“武”为：“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48]说明“止戈为武”的解释早已被唐人熟知，因此，“止戈”的字谜谶，就等同“武”字，“止戈合天道”，就是“武”姓代李姓合天道。第一个谶语曰：“止一女，万方吉”，《大云经疏》释作：“止者，止戈也；一女者，神皇也。”此谶语有一石二鸟之效，即说明神皇的性别，又说明了“神皇”的姓氏“止戈也”。中岳马先生谶中有“就水台”一语，“水台者，高宗讳也”，水解作“氵”，配以“台”字，乃高宗之名“治”。“更徽号”，显然是附会高宗即帝位，改年号为永徽之事。“二九共和明”，“九”在中国古代是帝王的代名词，“二九”即“二圣”，“共和明”再次点明二圣共同治理天下。但这个谶语的重点在“止戈合天道”，强调只有武则天称帝才合天意。与此类似，推背图中有“止戈昌女主”，宜同师记的“自赟无贝止竖长，戈打文却武从寅”，紫微夫人玉策天成纬的“止戈升太平”，西岳道士于仙掌得仙人石上亦曰：“咸集止戈天。”嵩岳道士寇谦之铭亦云：“王在止戈龙。”这些谶纬铭文的出处都十分神秘，不是来自瑞石、仙人石等仙界，就来自中岳、西岳、嵩岳等宗教和传说的圣地。神秘的出处加上字谜的隐秘性，使得本来很平常的“止戈为武”变得神秘莫测。这种神秘的隐语，为“武”姓称帝，赋予了天人合一的色彩，便成了天意的象征。

《大云经疏》中意会“武”字的动物谶。这种动物谶基本上采用形近字、同音字和谐音字来，意会“武”字。如以下四种：[49]

1、七字谶：“东海跃六传书鱼，西山飞一能言鸟，鱼鸟相依同一家，鼓鳞奋翼膺而号。”

2、五字谶甲：“戴冠鹦鹉子，真成不得欺……二九一百八十年，天下太平高枕眠。”

3、五字谶乙：“陇头一丛李，枝叶欲雕踈，风吹几欲倒，赖逢鹦鹉扶。”

4、元嵩谶：“两角麒麟儿，世民皆不识，长大威仪成，献者得官职。贤臣今在朝，竖子去君侧，能善作分别，永隆安社稷。”

前三个谶语均以鹦鹉作为对象，鹦鹉在古代是一种吉祥物，谐“英武”音，代表英名神武；鹦鹉又名“能言鸟”，会学人说话，因此古人也认为鹦鹉具有灵性，是一种神鸟。《大云经疏》充分利用了鹦鹉即是一种传统的祥瑞，又是一种神鸟的光环，将鹦鹉之“鹉”与武则天的“武”字联系在一起，无疑给武则天的“应天命”增加了神密感。如《大云经疏》曰：“鹦鹉应圣氏也”，“鹦鹉者，属神皇之姓也”。其疏以鹦鹉意会“武则天”的祥瑞，就连武则天本人也有几分笃信，武则天称帝后在立皇储以何姓之时，“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50]由此可见，鹦鹉谶也就自然成为武则天称帝的最为重要依据之一。

最值地探讨的是《广武铭》中的动物谶与“武”姓的关系。谶云：“离（狸）猫为你守四方……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歌武媚娘。”《大云经疏》对此这样解释：“易曰：离者，明也，位在南方，又是中女，属神皇南面而临天下，又是文明之应也。”“中女”一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年妇女[51]。那究竟该如何解释才对呢？查《易经》：“干，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52]此处“中女”和“长男”“长女”、“中男”、“少男”、“少女”并列出现，前有“父”和“母”，此处，“中女”之“中”应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排行第二[53]。中国古代“中”字表示行第的用法很常见，多冠于“男”或“女”之前，称“中男”、“中女”。因此，《大云经疏》中“又是中女”一语，应该理解为武则天是武士彟第二女的行第。据《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载：“初，士矱……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次则天，次适郭氏。”[54]《新唐书》卷二〇六《武士彟传》载：“士彟……又娶杨氏，生三女。元女妻贺兰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显。士彟卒后……后立，封杨代国夫人，进为荣国，后姊韩国夫人。”[55]《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载：“始，士彟……又娶杨氏，生三女：伯嫁贺兰越石，蚤寡，封韩国夫人；仲即后；季嫁郭孝慎，前死。”[56]《资治通鉴》载：“初，武士彟……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次皇后，次适郭孝慎。”[57]显然，武则天在杨氏所生三女中排行第二，应无异议。因此，《大云经疏》所云“中女”之“中”，就是指武则天。

“离猫”一词，可谓一语双关，“离”字除了上述特指“中女”、“文明”年号之外，还与“狸”字谐音，“狸猫”又隐含“武”字的避讳。《大云经疏》又云：“猫者，武之象，武属皇氏。”猫为何是武之象？除了猫与虎貌似，传说有兄弟之相外，还与唐代以“武”字避“虎”字讳有关。唐朝避为李虎之讳，取音近，以“武”避“虎”字。如《太平御览》卷一五八转引《穆天子传》：“天子射鸟，有兽在葭中，七萃之士高贲戎擒之以献。天子命畜之东虞，曰虎牢。”又并注曰：“唐讳虎，故改武，其后又名成皋。”[58]可见唐代将虎牢改作武牢。唐人陆广微在地理文献《吴地记》中也有相似记载：“虎丘山，避唐太祖讳改为武丘，又名海涌山。”[59]因此，疏中故意用猫有“虎之象”，来突出“武之象”，用避讳知识来附会武后的“天意”。可见薛怀义巧妙地用“狸猫”来暗示“武氏第二女”，就是武后（参见：示意图一）。

示意图一：《大云经疏》中狸猫与武则天的联系示意图

此外，《广武铭》云：“非豹非狼。”《大云经疏》释作：“武也。”这个也暗含了一个谶语，所谓的“武”，为“虎”的避讳字，因此，实际上也是以“狸猫”暗示“武”。唐宋时期，世人往往将豹、豺、狼、虎、狸猫并列在一起，归入凶猛的动物类。如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八五《业因篇卷七十八之余》云：“为人好于美食，恐害众生无有善者，前身从豺狼、狸猫中来。”[60]《夷坚志》中也有狸猫化乳虎的故事[61]，充分证实“非豹非狼”，实际上指的就是“狸猫”，“狸猫”又可以化作虎，虎又可以指代“武”。

既然猫和鹦鹉都被武则天视为己瑞，若是猫与鹦鹉若能平安相处，自然更是神奇，“应天命”的说教更是事半功倍。于是，武则天在称帝后的长寿元年（692）五月上演了一场政治秀，“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62]。虽然武则天费尽心机企图让猫和鹦鹉和平相处，以此来证明自己应当称帝的正当性和神圣性，然顽猫本性难移，没给武则天面子，当着群臣的面搏杀了鹦鹉。武则天虽然弄巧成拙，但其用意足以说明《广武铭》中的狸猫和鹦鹉的相关谶语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深得武则天的喜好。

《广武铭》谶在用“狸猫”指明武则天将要改易天命之后，还用“次第还歌《武媚娘》”的民间音乐，来进一步强调武媚娘就是武则天。这显然是薛怀义等人汲取了现实中与武则天相关联的一些素材，来衬托谶语的神秘性和先验性。其实，《武媚娘歌》在武则天之前就已经存在，除了名称相同之外，本身没有任何关联。《旧唐书》载：“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63]《资治通鉴》云：“勇尝宴宫臣，唐令则自弹琵琶，歌《妩媚娘》。”[64]由此可推断《武媚娘歌》的出现应该不晚于隋朝开皇末。而该曲在武则天时期也是相当流行，《教坊记》中有曲名“《武媚娘》”[65]。《朝野佥载》载：“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66]《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二》曰：“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67]韦后当政时，迦叶志忠为了劝韦后受命，进《桑条歌表》云：“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68]正因为《武媚娘歌》与武则天之后宫赐号“武媚”相同，等同武则天的标签，在当时武则天急需找到某种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事来渲染其受天命的形势下，《武媚娘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武则天称帝的一种瑞兆了。于是，《大云经疏》将本来平常的《武媚娘歌》赋予了天命的色彩，解释作：“此明三圣之后，即神皇临御天下也。”明确告谕天下，继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这“三圣”之后，武媚娘当君临天下，此人就是武后。

“元嵩谶”中提到的“两角麒麟儿”，《大云经疏》云：“惟神皇外氏，杨也，羊有两角，故曰两角麒麟儿。”显然，由于武则天为杨氏所生，所以《大云经疏》以“羊”与“杨”谐音，来用隐语指代武则天。

在《大云经疏》的最后，对武则天将“驭四天下”而产生的祥瑞，作了一个综合的概述：

神皇化迹，阎浮未知有何祥瑞。答曰：窃惟圣德超前，神兽冠。昔羲农未获之瑞，屡呈垂拱之年，轩昊不记之祥，频应载初之日，加复日抱戴、月重光、庆云浮、佳气满、日月如合璧、五星若连珠、德星常守宫掖，此天应也。武德纪号，垂拱标年，此则年号之应也。山称武当，则山名之应也。至若武功、武陟、武水、武昌、武仙、武力、武康、武强，则周郡之应也。河出图、洛出书、醴泉涌、神池见，水之应也。嘉禾秀、芝草生、异木同心、连理呈瑞，草木之应也。又文明年内，怀州于黄河中忽有五色云起，云上有人自称玄女，云：天使送九转神丹进皇太后。当时，有萧延休等同见。又宝图每出，必降祯符，抱戴庆云，不可胜记，新丰庆山之瑞显崇峻于昌基，兰州□□□□□也，表灵长于景

这段材料中称有关武后称帝的祥瑞数量“不可胜计”，抛开祥瑞的真假不论，单就上奏中央的数量来说，此言不虚。如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就找到左证[69]，该卷记载了从后凉吕光麟佳（文书底卷作“麟庆”）元年（389）至武周天授二年（691）300余年间敦煌出现的祥瑞清单，共计20种，而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祥瑞就占9种，其中垂拱四年（688）有甘露和野谷生于野2种；天授二年（691）有五色鸟、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5种之多。除此之外还有一首《歌谣》，这首歌谣也是盛称武氏称帝[70]。在地处边陲的弹丸之地的敦煌，竟有如此表现，那么天下诸州上奏中央之祥瑞真可谓“不可胜计”。按照《唐六典》的分类标准，《大云经疏》所载祥瑞大多为大瑞[71]，并将含“武”字的年号、山名、地名的平常之事，视作武后应天地之祥瑞的证据，无疑都是为烘托“武”姓当王服务，更显示了武则天称帝顺乎天意、合乎民心的不可抗拒性。从《大云经疏》所记和相关史料记载情况来看，武则天利用大量的祥瑞和谶语为其称帝作了广泛的舆论宣传，不仅散布了“应天命”，革唐命的意图，而且通过这些看似荒诞之事，直接检验了当朝百官和民间百姓对其称帝的政治态度，高举“应天命”的旗帜，积极准备登基，同时排除异己。如《资治通鉴》载：“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谐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72]按唐律，“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73]对如此曲意伪造祥瑞的行为，按律应当惩罚，然而武后不但不罚，反而以一句“此心亦无恶”，轻描淡写，便加以释放。其纵容之心，溢于言表，而有冥顽不化斗胆揭穿武后的心思者，必将触怒龙颜，惹火烧身。

三、结论

综上所述，《大云经疏》是武则天纠集薛怀义等御用僧徒，利于用佛道相关经义和谶语，来阐明自己称帝是“应天命”的说教宝典。它解决了武则天称帝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武则天的性别和姓氏问题。本文重点对武则天如何通过《大云经疏》，巧妙地利用祥瑞和谶语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发现武则天不仅善于利用和制造有利自己的祥瑞和谶语，来证明其“应天命”的天意，而且善于积极打破对其不利的旧的传统观念，将一些人们熟知的灾异类的图谶祥瑞化，赋予对其登帝更为有利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来保证她称帝的合法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将人们通常认为不祥的地震和鸡祸，转换成其登帝的瑞兆，充分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华和谋略。《大云经疏》不仅是武后称帝说教宝典，还是检验百官和民意的工具。武则天正是通过《大云经疏》的舆论宣传和充分的政治准备，有力地镇压了抵制武后称帝势力，制造自己“应天命”的神秘气息，终于在《大云经疏》推出两个月后，正式称帝，并得以顺利控制朝政。本文还对《大云经疏》中的一些具体的祥瑞和谶语进行了新的解释，如“离猫”之“离”字除了特指“中女”即武则天之外，还与“狸”字谐音，“狸猫”又隐含“武”字的避“虎”，因此有“猫者，武之象，武属皇氏”的说法。“非豹非狼”，实际上就是指虎，虎又可以指代“武”。

[①]详细情况见王双怀《本世纪以来的武则天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第2－9页；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42页。

[②]收入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5－545页；收入赵文润、李玉明主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167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12－117页。

[③]［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载：“拜薛怀义辅国大将军，封鄂国公，令与群浮屠作《大云经》，言神皇受命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81页）［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载：“秋七月，杀豫章王亶，迁其父舒王元名于和州。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页）同书卷133《武承嗣传附薛怀义传》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怀义与法明等九人并封县公，赐物有差，皆赐紫袈娑、银龟袋。”（第4742页）《大云经》，《大藏经》今存两种译本，一为北凉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一为姚秦竺佛念译《大云无想经》。

[④]在敦煌文书中共发现两个抄本《大云经疏》，分别为S.2658和S.6502，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22册（第45－54页）、第47册（第498－506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两个抄本内容大致相同，残缺程度有别，S.6502号保存相对完整。本文录文主要依据S.6502号，参考S.2658号。

[⑤]王国维：《唐写本大云经跋》，《观堂林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6－1018页。其文为狩野直喜博士所录《大云经疏》定性、定名，同时认为法明等重译《大云经》，并将其与《大云经疏》同颁于天下。陈寅恪：《武曌与佛教》，《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7——155页。陈先生认为以女身称王是大乘佛教中所有，武则天时代没有重译《大云经》，颁行天下的当是薛怀义等拿旧本参以新疏的《大云经疏》。アントニーノ·フオルテ《<大云经疏>なめぐつて》，《讲座敦煌（七）·敦煌と中国佛教》，日本：大东出版社，1984年，第173－203页。对《大云经疏》的性质和名称进行讨论，同时又对其写作年代和著者进行了探究。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199页。在书中汤先生认为，武氏称帝之前《大云经》已有不止一种译本，并且其中均有女主之文，于是薛怀义等把《大云经》改造了一番，将其上表。他还进一步认为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S.6502号文书就是《东域录》中所载《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萧登福：《敦煌俗文学论丛》，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谶纬与道教》，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第552－553页。矢吹庆辉：《三阶教の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27年，第686-747页。

[⑥]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第729页。

[⑦]林世田：《<大云经疏>初步研究》，《文献》2002年第4期，第47－59页；《<大云经疏>结构分析》，郑炳林、花平宁主编《麦积山石窟艺术论文集》下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5－196页；《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4－72页；《敦煌所出<普贤菩萨说证明经>及<大云经疏>考略——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校录》，收入《文津学志》第一辑，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第165－190页。林先生的这几篇文章对《大云经疏》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从结构、著者、写作年代、及其写作意图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⑧]收入萧登福：《敦煌俗文学论丛》，第86－129页。

[⑨]［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95《释教在道法上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81页。

[⑩]《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8页下。

[11]［汉］孔氏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1《周书·牧誓》，《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3页。

[12]陈寅恪：《武曌与佛教》。

[13]以下五个谶语分别参见《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9页上、第499页下、第501页上、第502页上、第501页下。

[14] S.6502，《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9页下。

[15]［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十月条载：“（诛杀上官仪后）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43页）《旧唐书》卷5《高宗下》载：“自诛上官仪后（644），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第100页）同书卷6《则天皇后》载：“永徽六年（655），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帝自显庆已后（656），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第115页）《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纪》载：“上元元年（674），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天下之人谓之‘二圣’。”（第81页）同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载：“及仪见诛，则政归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第3475－3476页）谨按上述史料，武则天在诛杀上官仪，即644年后，开始垂帘听政，权势迅速膨胀，至永徽六年（655）废王皇后，地位正式得到巩固。显庆（656）以后，高宗病重，武则天开始大权独揽，至上元元年（674）她与高宗一人称“天皇”，一人称“天后”，并称“二圣”。此时距法明等于载初元年（689）上《大云经疏》相隔大约尚有15年。

[16]［唐］李鼎祚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17]［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2《需》，《十三经注疏》，第26页下。

[18]《资治通鉴》卷204则天顺圣后垂拱四年二月条，第6447页。

[19]《资治通鉴》卷204则天顺圣后垂拱四年二月条，第6454页。

[20]参见赵文润、王双环：《武则天评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89－196页。

[21]《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06页。

[22]见《旧唐书》卷1－10《诸帝本纪》，第1－238页；《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45－1382页；《新唐书》卷1－5《诸帝本纪》，第1－154页；《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897－925页。

[23]关于“武德二年（619）九月乙未”京师地震的记载，《旧唐书》之《高祖本纪》与《五行志》和《新唐书》之《高祖本纪》的记载相同，《新唐书》卷35《五行志》误作十月乙未日。加上武德七年（624）七月“巂州地震”一次，共计为2次。

[24]贞观十二年（638）正月与贞观二十年（646）九月的地震记载，两唐书略同；另外《新唐书》卷35《五行志》又记载“贞观七年（633）十月乙丑，京师地震”，故太宗时期地震总计为3次。

[25]高宗时期的地震中有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十一月，永徽元年（650）四月、六月，永徽二年（651）十月、十一月，咸亨二年（671）九月，仪凤二年（677）正月，永淳元年（682）十月等9条记载，两《唐书》略同，总计9次。其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和十一月的两次地震，由于唐太宗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故将其归入高宗时期。

[26]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地震，《旧唐书》没有进行记载，而《新唐书》记载垂拱三年（687）七月、垂拱四年（688）七月、垂拱四年八月、延载元年（694）四月、大足元年（701）七月、长安二年（702）八月都有地震，共计6条。这种情况根据两唐书编修的时代不同可作解释，由于《旧唐书》编撰的时间离唐朝灭亡（907）较短，加之中原王朝更替频繁，恐怕编撰者认为武则天纯粹是借地震为其女身称帝制造舆论，此举不值得提倡，故不予记载；而《新唐书》编修时，理学已经兴起，欧阳修等似乎有意用正统的观念以地震来警示女主干政不祥之兆，故将武则天伪造的地震也收入其中。

[27]中宗朝地震有：《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载有景龙二年（708）“ 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载：“景龙四年（710）五月丁丑，剡县地震。”共计2条。

[28]睿宗朝地震有：两《唐书》记载略同，纪年有所不同，一为景云三年（712）春正月，一为先天元年（712）正月，但是所指时间相同，均为西元712年，月份同在正月。

[29]玄宗朝地震有：《旧唐书》载有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和开元二十六年（738）三月两次，《新唐书》在这两次之外，还记载有开元十七年（729）四月、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这3次，合计两《唐书》所载的玄宗朝地震共计5次。

[30]参见童圣江：《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第55－64页。

[31]参见陈高佣等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455－549页。

[32]参见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历史组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21、86－187、363、447、578、683、818、940、1173页。

[33]参见宋正海等著《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45、93、278页。

[34]第907页。此条记载也说明，《新唐书》所采用的地震材料未必可信，很可能就是武后伪造之作。

[35]《资治通鉴》卷203则天顺圣皇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条，第6442页。

[36]《旧唐书》卷37《五行志》，第1350页。

[37]《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79页；［唐］刘肃著：《大唐新语》卷13《记异》略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3页。

[38]《资治通鉴》卷203则天顺圣皇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条，第6442页。

[39]《全唐文》卷222，第2242－2244页。

[40]《全唐文》卷218《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第2200页；《全唐文》卷222《为留守奏庆山醴泉表》，第2241页。

[41]《全唐文》卷222《为留守奏瑞禾杏表》，第2242页。

[42]参见《鸡的性别控制》（《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9年第1期，第41－43页），文章用实验的方法，说明了鸡体内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比例的变化，能够引起鸡性别的转变。

[43]第880页；《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略同，第115页。

[44]［唐］张鷟：《朝野佥载》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9页。

[45]《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8页下。

[46] S.6502，《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8－506页；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7页；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73－80页。

[47]参阅向学春：《“止戈为武”之我见》，《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45－46页。

[48]［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66页下。

[49] S.6502，《敦煌宝藏》第47册，第498－506页；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第67页。

[50]《资治通鉴》卷206则天顺圣皇后圣历元年二月条，第6526页。

[51]林世田先生在《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一文中，曾就此问题指出此时的武则天已是“年过六旬的十足‘老妪’了”。对中年妇女这一说法也曾提出疑问，但并没有将其具体考证。

[52]《周易正义》卷9《说卦》，《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

[53]此说得到赵和平先生的指点，特此感谢。

[54]《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第4727页。

[55]《新唐书》卷206《武士蒦传》，第5836页。

[56]《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第3476页。

[57]《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干封元年八月条，第6349页。

[5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58《州郡部·西京河南府·河南道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第770页。

[59]［唐］陆广微：《吴地记》，收入［清］永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60]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0册，第382页上。

[61]［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1《阳台虎精》，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0－881页。

[62]《资治通鉴》卷205则天顺圣皇后长寿元年五月条，第6484页。

[63]《旧唐书》卷62《李纲传》，第2373页。

[64]《资治通鉴》卷179高祖文皇帝开皇二十年十月条，第5583页。

[65]［唐］崔令钦：《教坊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66]《朝野佥载》卷1，第12页。

[67]《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第918页。

[68]《全唐文》卷276迦叶志忠《进桑条歌表》，第2805页。

[69]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64页。

[70]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7－23页。

[71]参见《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115页。

[72]《资治通鉴》卷205则天顺圣皇后长寿元年五月条，第6484页。

[73]刘俊文撰：《唐律疏议笺解》卷25《诈伪》，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741页。

作者：金滢坤 刘永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