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瓜州二三事---宁瑞栋

贞观初，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凉州到瓜州。在此停留一个多月，收徒买马，打问西去的路径。而玄奘西行的九死一生即在他匹马孤征、偷度玉门关、过五烽、度莫贺延碛之时。玄奘何时来到瓜州和何时出关？不见记载。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也即首途年月，文献和学界说法各异，至今未有定论。笔者虽学识浅薄，因仰慕玄奘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的精神，多年来，也钻了一阵牛角，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谨对玄奘与瓜州相关的一些问题，谈点个人的观点，权作抛砖引玉。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玄奘出关年月

要弄清玄奘出关的年月，先得弄清玄奘首途（从长安出发）的年月。唐人著录大都作贞观三年秋八月或仲秋{《大唐西域记·记赞》、《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开元录》、《唐新语》等}，间有作三年季春三月（《法苑珠林》“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或四月（《慈恩传》卷五载玄奘在于阗的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的。惟志磐《佛祖统纪》二九作“正（贞）观二年上表游西竺，上允之”，道宣《广弘明集》二二谓“元（玄）奘以贞观元年游西域”。

近代梁启超先生首创“玄奘元年首途留学”之说（1922年），陈垣（援庵）先生则力持三年旧说不可推翻，始展开了学术上的争论。此后吕澄先生又主张二年西行与三年秋八月高昌发轫之说。杨廷福先生在对上述各种论点做了细致分析后，认为玄奘“以贞观元年秋八月”首途“为当”⑴。周连宽先生则认为“玄奘西行首途的年月应为贞观三年季春三月”⑵。近年，温玉成、刘建华联名撰文，认为“玄奘自长安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并认为“玄奘偷度(玉门关)是在贞观三年四月”⑶。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1983年在《大唐西域记校注·前言》中取杨廷福元年说，2004年6月发表的《“丝绸之路”与西行行纪考》⑷一文中，则又取周连宽的三年说。季先生只认为“关于玄奘起程的年代问题，中外学者间争论颇大。主要有两说：一贞观元年，一贞观三年”⑷。却没有表明支持何说。

杨廷福先生认为玄奘于贞观元年秋八月从长安出发，“约在九月初抵凉州，停留月余，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逼令还京。幸赖当地慧威法师相助，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杨先生的这一论点，在史学界影响甚大，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凉州西去瓜州一千四百四十六里（据唐·杜佑《通典》），玄奘和二弟子“昼伏夜行”，即使骑马也需十天左右。按杨先生之说，“玄奘约在九月初抵凉州，停留月余”，则是十月中旬或下旬离开凉州，到瓜州的时间，应在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玄奘在瓜州又“淹留月余”，偷度玉门关时，应已是腊月上中旬了。以笔者在瓜州工作生活整五十年的体验，此时的瓜州，早已是“千里冰封”。就是“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瓠芦河”，也已冰冻三尺，何需费力“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在气候更为恶劣的莫贺延碛里，更是草干水枯，又那里会有“青草数亩，供马咨食”？再者，玄奘在大漠上所见的“妖鬼魅影”，其实是戈壁上夏秋季白天晴朗时常见的蜃影（海市蜃楼现象），冬天则极为罕见。此外，玄奘从瓜州起身时，与他换马的胡老翁曾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胡老翁所说的“鬼魅热风”乃是瓜州戈壁中夏秋季常有的干热风。如是寒冬腊月，何来“鬼魅热风”？玄奘过第四烽后失道，欲饮时又失手将盛水的皮囊坠地，以致滴水不剩。“五日四夜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这也正是秋季戈壁中，昼夜温差悬殊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足以证明，玄奘应是在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这样，他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在春末（三月）或夏初（四月）。如果玄奘是贞观元年三、四月从长安出发，他就又不可能在凉州见到新任都督李大亮。贞观元年三至九月在凉州任都督的是宇文士及（三月起代，八月任，九月罢），而李大亮这时还远在交州都督任上⑸。因此，笔者赞同陈垣和周连宽两先生的观点：玄奘应该是于贞观三年三月末或四月初从长安出发，五月初抵凉州，六月中旬至瓜州。笔者同时认为，辩机《大唐西域记·记赞》所说“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杖锡遐征”应该是玄奘从瓜州出发的时间。理由有三：1、前述种种已证明玄奘是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2、玄奘出征时“国政尚新，疆埸未远”，玉门关即相当于国门，符合“杖锡遐征”。3、玄奘“冒越宪章”偷度玉门关，是其西征最为关键的第一步，他除了在所住寺院的弥勒像前启请佛祖保佑，自然也会精心选取一个有利于偷度的日子，“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而“朔旦”无月夜应是“偷度”最理想的时日。

温玉成与刘建华两位先生认为玄奘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而偷度玉门关的时间在贞观三年四月”。笔者同样认为于理不合。

一是瓜州和莫贺延碛地处西北边陲，四月（农历）天气犹是乍暖还寒，胡老翁没有必要在这个季节用“鬼魅热风，遇无免者”来劝阻玄奘；二是温、刘两位先生，只注意到《慈恩传》中，“有‘青草数亩，下马咨食’的这些描述符合四月的气候”，但玄奘果真四月偷度玉门关，则八九月间即可抵达凌山（葱岭）。八九月正当秋高气爽，凌山无冰封之理，正好赶路，不会因“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而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因为，如果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反而错过翻越凌山的最佳季节。因此，温、刘两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恰恰因为玄奘八月朔旦才离开瓜州，抵达凌山已是冬末春初，“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不得不在屈支“淹停六十余日”。

二、玄奘偷度的玉门关和瓠芦河

汉有河西地，设阳关、玉门关以为门户，隋唐移玉门关于晋昌东（也有学者认为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玉门关即已东迁）。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史料散佚。，唐玉门关何在？竟成为一个千古谜团。虽然《大明一统志》记载有唐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却不为人所重视。近百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唐玉门关的研究，但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清光绪辛卯年（公元1891年）随父赴新疆的陶葆廉，路过双塔堡村的窟窿河，经他考证，认为窟窿河就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的瓠芦河，而最先将窟窿河比定为瓠芦河的人是《西域水道记》的作者徐松（1781—1848）。陶氏首创“唐时玉门关迁此”之说⑹。1944年阎文儒先生在亲赴双塔堡考察后，撰文肯定陶说“最为可靠”⑺。阎文影响颇大，一时陶说几成定论。

1996年8月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来瓜州考察。经县博物馆朋友的介绍，笔者与李先生相识。交谈中李先生谈起唐玉门关关址问题，他认为唐玉门关“必不在双塔堡一带”“根据《瓜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北桥子及踏实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我当即忆及马圈村有两个古城遗迹，那还是1957年我刚来安西工作不久，被派驻马圈村驻队，笔者对这个村名感到奇怪，有村民告诉我，这里曾是当年樊梨花养马的地方，有个城圈样的遗址就是樊梨花的马圈，当然这只是稗官野史，不足为凭。文革中我又曾在这一带放过十多年的羊，对这里较为熟悉，马圈村正好在李先生划的三角区内。李先生听了笔者的介绍非常兴奋，决定去现场看看。随后我陪李先生驱车到马圈考察。翌年，李先生的《新玉门关考》⑻面世。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关于“新玉门关的重新考定”。近年,李并成先生撰写了《唐玉门关究竟在那里？》⑼。“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虽然在文章结尾“认为，清双塔堡是否即古玉门关址，目前尚难定论”。实则仍然认为，“唐玉门关确应位于双塔堡附近”。笔者对此不能苟同。

陶葆廉以及后来的阎文儒先生，所以会以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是因为当时的史学界对于瓜州故城址不清楚。“乾隆时，考古界以安西（今瓜州县城）西南六十里的瓜州口（今六工古城）为唐瓜州，俞浩《西域考古录》疑之，以布隆吉为唐瓜州，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⑹。阎文儒先生亲临锁阳城考察后，只是认为，锁阳城“或者就是唐代的瓜州城”⑺。向达（觉民）先生也仅“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⑽。之前劳干（贞一）1942年来敦煌安西考察后，虽曾“定苦峪城（锁阳城）为唐瓜州城”⑾，但因证据不足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孙修身先生撰文，犹认为瓜州故址在“今安西县布隆吉乡驻地南之肖家地古城址”⑿。李并成先生当时也曾撰文“同意孙修身的看法”⒀。这是因为元明以后驿路北移，锁阳城不当驿路，渐渐湮没不为人知。而陶氏基于认同唐瓜州（晋昌县）在双塔堡一带，才作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的判定。近年李正宇、李并成先生，先后据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苦水》条作了考证，锁阳城即“唐瓜州”的身份才得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笔者不能同意李并成先生坚持“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的理由，除了李正宇先生在《新玉门关考》中已述及的几点，笔者认为：1、位于双塔堡的窟窿河，既不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瓠芦河，也不是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中的胡卢河。《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云：（窟窿河）“旧名札噶尔乌珠，在双塔堡之东，发源土胡卢沟，东西分流，经双塔堡入苏勒河”。这说明窟窿河这个名子是清以后才有的。《岑参集校注》⒁1981年第一版中，据《新唐书·地理志》认为“胡卢河为阿克苏河支流托什罕河(在今新疆乌什县境内)”。同书2004年修订本又据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载《伊吾军屯田残藉》中有“苜蓿烽”，认为“苜蓿烽大抵亦当在伊州（今新疆哈密）境内”，并认为“胡卢河当在伊州附近”，同时也认为此“胡卢河”非《慈恩传》所记玉门关附近之“瓠芦河”。并成先生文中云：“《大唐西域记》亦曰：‘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前已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今疏勒河）岸边的大烽燧，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既如此，则玉门关无疑应在疏勒河岸边。”⑼。笔者遍检《大唐西域记》，没有找到并成先生引的“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这一句。而是在岑参“题苜蓿烽寄家人”诗注中有此句。《岑嘉州诗笺注》注云：“《升庵诗话补遗》、《秦边记略》、《唐诗解》引《西域记》均有‘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之句，检索今存《大唐西域记》各本均无此句，《法师传》则无后半句。”⒂“玉门关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这句话显然不出自岑参本人，笔者认为是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补遗》）、唐汝询（《唐诗解》）等演绎出来的。前人批评杨慎“其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但时有疏失”“逞奇好胜，不免穿凿附会”⒃，唐汝询“所注实多冗芜，不尽得古人之意，亦不尽得其所出”⒄。所以我认为这句话并不可信。2、李并成先生“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今疏勒河）岸边的大烽燧，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最先认为这个烽燧“或玉门关外之苜蓿烽欤？”⑺的是阎文儒先生，显然证据不足。而李并成先生进而认为“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则更值得商榷。《慈恩传》分明说“（玉门）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玄奘幸运出关后，经八十余里才“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到烽西见水下饮”。而所谓的苜蓿烽，东去双塔堡不过数里，又同处河边。则玄奘必不乏水，完全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再到烽西去取水。所以这个烽燧绝不会是“玉门关外第一烽”。3、李并成先生引斯坦因“不难拿我们测量的地势来证明，瓠芦河只能是疏勒河。”（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认为《慈恩传》“所记瓠芦河……应为今疏勒河干流”。向达先生1944年即已指出，“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必以今安西西南70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则不无千虑之失耳。”⑽李正宇先生近年撰写的《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⒅，也指出了斯坦因的这一考证失误之处。斯坦因是将“安西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新瓜州城”，当做了唐瓜州城，“此城筑于清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并非唐代古城”，斯氏“以此城为座标，对瓠芦河、及第一烽、第四烽、第五烽的位置进行一系列的比定，不免令人匪夷所思！”。《大明一统志》云唐玉门关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马圈村古城址东南距锁阳城正好9公里（一十八里）东小西大两城址相距又恰好二十步，与《元和郡县志》所记“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正相吻合。历史文献上这一带又再无其它古城当之。所以笔者认为《大明一统志》、《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以及李正宇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唐玉门关应该在马圈村。

近年，李宏伟先生依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卷二（436-440）中说“唐初玉门关在瓜州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上，后迁至瓜州城近处”。又提出“瓜州县锁阳城镇常乐村的破城子，就是唐代玉门关所在地”⒆的观点。其实，1943年劳干先生也曾认为“此城（锁阳城）距河照（斯坦因的）Serindia的图为20英里，与50里之数相近，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门旧关”⒇。但《慈恩传》已写明玉门关置在瓠芦河上。而破城子附近并无河道遗迹，且破城子在锁阳城正西稍偏北。据李并成先生考证“该城为汉代广至县城，唐代改置为悬泉府，五代宋初归义军时则置为悬泉镇，宋以后废置”（21）。所以笔者认为破城子不可能是唐玉门关。

三、第四烽外之野马泉

玄奘在第四烽受到王伯陇的“欣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并告诉玄奘“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但玄奘“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以致“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几将殒绝。”这个野马泉何在？第四烽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即今瓜州县北之大泉，唐第五道（伊吾道）之双泉驿（烽）⒇。野马泉即应在大泉北约五十公里（唐里百里许）处。大泉以北四千平方公里现为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笔者退休前即在保护区主管业务，曾主持过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包括水资源），对这一带较为熟悉。北山地区地面水（井、泉）极为稀缺，有数的几个泉源都多次勘察过。近年笔者与县博物馆的朋友几次陪李正宇、李并成先生到这些泉源查勘比照，希望能够找到王伯陇所指的野马泉。但都或因距离，或因方位不相符而被否定。嗣后李正宇先生给我电传来他的新作《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一文，先生认为：“王伯陇所提供的路线，除了要避开第五烽的不虞之外，还要选择伊吾边界距离第四烽最近之处，尽可能少走弯路，同时又必有饮水补给处。今知第四烽（今大泉处）西北80公里即入伊吾国境，而且这一地段内唐朝不设防戍，第五烽（今马莲井处）又远在东北。据此，似可确定野马泉必在官道（第五道）以西：《玄奘传》载野马泉距第四烽‘百里许’……故其泉亦须于大泉西北求之。”笔者拜读后，忽觉茅塞顿开。想起退休前的一个秋末冬初，笔者带领职工巡查，在夜幕中迷了路，碰到了一条长满芦苇和柽柳的小溪，我们就地宿营。第二天清晨，从地图上确认这里叫“芦苇井”，在大泉西北，相距46公里。处在季节性河流“红柳河”中，准确的说，红柳河只是一条泄洪沟，大部分时节无水。而芦苇井的水几乎长年流淌，大约二三百米远才渗入地下。两岸芦苇和柽柳高大茂密，只是水质咸苦难咽。沿沟一条大路向西10多公里到兰新铁路的红柳河车站，东北可达312国道的星星峡。这个芦苇井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野马泉。

四、玄奘与象牙佛

榆林窟有一件传世珍宝——象牙佛，也叫象牙造像，因为没有文献记载，它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1925年陈万里先生在其《西行日记》中，提到了它，陈先生还有幸在安西县署见到过象牙造像，并为之拍照拓印。“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1955年阎文儒先生在其《谈象牙造像》（22）一文中，从造像的本身做了试探性说明。阎先生认为，“从造像内外的各方面来看，应该是印度的作品，同时更可说明是印度恒河上流抹菟罗，或是北部犍陀罗地方的雕刻品，可能是中国到印度求法僧人携带回来供养的”。并认为“这个象牙造像的时代，多半是在印度佛教艺术第三期中，从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阶段内。”据榆林窟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请回象牙佛匾文记》（23）的记载，“相传国初某僧获于石洞积沙中”。清末民初兵荒马乱，榆林窟几任住持道人，皆因为象牙佛惨遭杀害。末任住持道人郭元亨，也为保护象牙佛，被军阀马步康的部下吊打、火烧致残。为使象牙佛不落入匪人之手，郭元亨不得不将其藏于深山十多年。直至1950年春，才交给安西县人民政府。上世纪四十年代，于右任、张大千、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社会名流和知名学者，先后来到榆林窟，想一睹象牙佛而不得。1954年，省博物馆在兰州五泉山公园内举办文物展，当时正在兰州上学的笔者,有幸一睹真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来到安西工作，多次听到有关它的种种传闻。1960年冬，笔者在榆林窟和郭元亨相处过一些时日，又有幸听他讲述他曲折的一生，以及有关象牙佛的故事，还掀起衣襟给我看马步康匪徒留给他的伤痕，那真是惨不忍睹，令人对他不禁肃然起敬。上世纪八十年代，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件，也曾交给笔者保存过几天。此后复制件在展出时发生被盗事件（后案破追回）之后，我又受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借去北京出差之便，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再复制两件供展出。看来笔者与象牙佛真是有不解之缘!

这尊象牙造像究竟是谁从印度带回来并供奉在榆林窟的？文献不见记载。陈万里、阎文儒先生均认为，应是西游僧人带回来并供奉在这里的。唐时西去求法的僧人不少，但谁有条件把这件稀世珍宝带回来，又为何放在瓜州？“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生前，依据考证，认为此造像很可能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返回时，由寺院高僧所赠，带回入藏榆林窟的。因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途经瓜州，得到节度使（应为刺史）独孤达‘奉事殷厚’，州吏李昌冒着被朝庭杀头的危险，当着玄奘面毁却缉拿他的文书，放他西去。正因此缘故，玄奘为答谢独孤达、李昌，将象牙造像敬赠榆林窟，成为镇山之宝。”（23）但李春元先生认为“常书鸿先生推论无文献记载，不能立为其说（原文如此）”。李春元认为“王玄策身为唐帝国外交使节，出使西域数次，为表示中印两国友好往来，印度高僧赠奉象牙造像至大唐未尝不可。榆林窟乃丝路名寺，又为中外使节、商贾、僧人朝胜（圣）之地，王玄策由印度所携造像入藏该窟亦在情理之中”（23）。笔者认为；王玄策曾四次作为大唐使节出使印度，第三次出使返回（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时，菩提寺寺主戒龙回赠了象牙佛塔等礼品（《法苑珠林》）。但王玄策与玄奘不同，作为朝庭使节，他没有权力随意处置外国献给皇帝的贡品，也没有理由这样做。而且，王玄策第二三次出使，极有可能走的是唐蕃道。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唐蕃道通。因为路径便捷，这一时期往印度的僧侣多走此道，王玄策要出使的，除了印度还有尼婆罗国（今尼泊尔），他不会舍近求远绕道瓜州，所以笔者认为，常书鸿先生生前的推测是有道理的。1、玄奘最有条件从印度带回象牙造像，据《法师传》，玄奘回国时除经书和舍利子，还带回六躯金银铸造和檀香木雕刻的佛象，惟独没有象牙造像，象牙造像在印度，也应是极其珍贵的，这从菩提寺寺主戒龙向唐使王玄策赠送象牙佛塔可证明，以玄奘在印度的显赫风光，他也最有条件得到和带回象牙造像，正是象牙佛的珍贵，其他求法僧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2、正如常书鸿先生所说，玄奘最有理由将带回来的象牙造像放在瓜州，在瓜州对他有恩的不只是独孤达和李昌，还有第一烽、第四烽的校尉王祥、王伯陇。但他们作为朝庭官员，这样做毕竟是徇私枉法，为了不给这些帮助过他的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玄奘只能默默报答。所以他才会将最珍贵的象牙造像留在了瓜州，却没有明言，以致成为千古之谜。

五、第一烽

玉门关外第一烽，李并成先生认为是双塔堡西（今双塔水库西）疏勒河北岸之大烽燧，笔者前面已辨其非是。李正宇先生近作《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考得，（第一烽）“在今安西四工农场西十里沙井子处”。笔者赞同李先生所琢磨的玄奘“从锁阳城出发，傍官道东侧向北，在马圈及桥子村之间渡过瓠芦河；又西北经土疙瘩湾向北，入十工山南干沟口子（又名‘桥子口子’穿过十工山，向西北直趋第一烽。”但李先生认为第一烽在沙井子，却也值得商榷。李先生据《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载“莫贺延碛道十驿”的记述，认为出南干口子走莫贺延碛道，必须绕道常乐（今六工古城）再北上至新井驿，而这个新井驿就是第一烽。新井驿南距常乐27里，常乐境内有疏勒河（古称白水或独利水）从东向西流过，玄奘如往新井驿（第一烽）方向，必然要先过疏勒河，自然不应乏水。同样没有必要冒险去烽下取水。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烽不应在沙井子。

根据笔者在这一带多年来的考察，今瓜州县城北30公里的涧泉子最有可能是第一烽。涧泉子西偏北距白墩子（第二烽广显驿）16.5公里（约29唐里），北偏东距石板墩（汉代烽燧）12公里（21.4唐里），东南距南干沟口39公里（约60唐里）。从涧泉子向西北72公里（128唐里）可径直抵达第四烽（双泉驿）。此泉水量充沛（据五万比一地形图标注，该泉可供100人饮用），且地势险要。虽然目前暂时没有发现烽燧遗址，古时不会不派重兵驻守。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烽应该在此处。

⑴、《玄奘年谱》杨廷福著中华书局 1988.8第一版

⑵、《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周连宽著中华书局 1984年版

⑶、《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载《文物春秋》2005第1期

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年第六期

⑸、《新唐书·宇文士及传、李大亮传》

⑹、《辛卯侍行记》陶葆廉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出版

⑺、《河西考古杂记》阎文儒（转引自李正宇《新玉门关考》）

⑻、《新玉门关考》 李正宇《敦煌研究》1997年第三期

⑼、《唐玉门关究竟在那里？》 李并成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8卷第4期

⑽、《两关杂考》 向达 《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⑾、《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劳贞一《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⑿、《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 孙修身 《敦煌研究》1986·3期

⒀、《沙州土镜》之地理调查与考释 李并成 《敦煌学辑刊》1990·2期

⒁、《岑参集校注》陈铁民、侯忠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⒂、《岑嘉州诗笺注》廖立注 中华书局2004.9第一版

⒃、《辞源》223页〈升庵集〉条商务印书馆 1988年第一版

⒄、《唐诗大辞典》623页〈唐诗解〉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一版

⒅、《瓜州历史文化论集》李旭东主编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7第一版

⒆、《中国之最话瓜州》李宏伟 著 甘肃地质印刷厂2006年3月

⒇、《两关遗址考》劳干《敦煌阳关 玉门关论文选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第一版

（21）、《大漠中的历史丰碑》李并成撰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第一版

（22）、《瓜州历史文化论集》李旭东主编 得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版

（23）、《瓜州史地研究文集》李春元等著 2006年第一版

作者：宁瑞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