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所受的家庭影响

一代伟人周恩来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所有美德，所以他逝世后人民还在热爱他、怀念他。大量史实证明，他的这些才智和美好品德都是与他早期的家庭影响和教育分不开的。

开朗练达的生母

清光绪戊戌年的2月13日（公元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缄（今淮安市楚州区淮堀镇）驸马巷的一个破落官僚家庭。他的生母万氏是清河县（今淮安市清河区等地）知县万青选的女儿。

万氏不仅长得很美，而且生性豁达、开朗，处事练达，事事要强好胜。由于她幼时被父亲视若掌上明珠，使她亲历亲见了当知县的爸爸许多处理政事的精明故事，也从小练成了她处理复杂家政纠纷的能力。据故乡人言传，当时无论是周、万两家或是邻里乡亲，不管谁家发生清官难断的家务纠纷，只要请来万氏，她都能把各方说得服服帖帖，使矛盾迎刃而解。而她每次处理这些家务纠纷时，又常常把自己心爱的儿子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置身其中，耳濡目染。周恩来后来那惊人的谈判、应变能力和处理复杂国际纠纷，党内、国内政务纷争等的本领，或许就有母亲给他的最早影响。

周恩来十分热爱他的这位生母，多少年后提起生母还无限痛惜地说：“那时医疗水平差，未能治好她的病。”

“五四”运动时，周恩来在天津因闹“学潮”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牢狱生活中，周恩来专门写过一篇《念娘文》怀念他的生母。他出狱后，还曾让自己弟弟周恩寿读过这篇文章，令人惋惜的是，这篇周恩来青年时代怀念母亲的文章未能保存下来而失传了。

望子成龙的嗣母

周恩来出生不到一周岁时，因小叔父周贻淦患肺结核病，当时还是一种治不好的病，家里人又不懂医疗知识，就采用旧俗，给他结婚，又将小恩来过继给他为子，希望用这样两件大喜事来“冲”，以期他的病好。谁知事与愿违，周贻淦很快就病故了。小婶母陈氏恪守封建旧俗，为已故丈夫守孝尽节，整天足不出户，把嗣子恩来视为自己的命根子。陈氏是位受过教育的女子，她的唐诗宋词，书画针工等无一不精。还在小恩来呀呀学语时，她就注意教儿子一些健康向上的内容。如当有人教小恩来唱“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时，陈氏娘马上制止说：“不要教他唱这些没用的儿歌”。她随即教恩来吟诵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一次，年幼的周恩来和他的家族弟兄们在院子内玩，当中有一位年岁稍大一点的小哥哥当着大家的面耍刀子：即把手里的一把锋利的小刀抛到空中，刀在旋转中下落时他伸手又能接住。看热闹的孩子们都很小，不知道有危险，所以当那位小朋友又一次将手中的刀子抛向空中下落时，他就未能接住，结果刀尖扎上了一个孩子的脚，鲜血直流，疼得那孩子哇哇大哭，小朋友们也都一哄而散。轻易不出家门的陈氏娘听到孩子哭声跑出来问明情况后，她惊出一身冷汗：如果恩来被刀伤了眼睛、伤了脸可怎么得了！

打那以后，陈氏再也不让自己儿子出门到院子内戏耍了，终日把恩来关在自己身边。她教他认字、背唐诗。小孩子认字久了难免倦怠，她又和恩来做摸瞎子，翻被单，用字块拼诗的益智类游戏。游戏玩累了，陈氏又给儿子讲故事，说评书，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淮流堤畔乞食漂母》、《忠节公虎门销烟》、《岳元帅朱仙镇大捷》、《梁红玉金山击鼓》、《沈状元毁家抗倭》等等。由于这些故事中的人物许多又和淮安有关，地方上就有遗迹可寻。因此听完故事后，陈氏又应恩来要求，带着他去淮安缄内外有关韩信的跨下桥、漂母祠、钓鱼台，有关梁红玉的七奶奶庙，有关沈坤的状元楼和有关关天培的关忠节公祠等地踏览，使周恩来幼小的心灵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

周恩来4、5岁时，嗣母陈氏向他讲了《大将军忍辱跨下》的故事后，他就嚷着要去看有关韩信的古迹。陈氏就带他到离周家最近的跨下桥去游玩。当他再一次听嗣母讲述韩信甘于胯下受辱的故事后，天真地说：“娘，我认为韩信的忍让是对的。”而他在一次游览清河县岳飞庙时，更是感慨万分，多少年后，他都清楚地记着岳飞庙里的那首诗：“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热泪洒英雄；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惭失两宫。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

周恩来对他的这位嗣母一直深深怀念，1940年他在重庆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母亲特别爱我，我长到九岁了，她还总搂着我才能入睡。”1946年他又说：“没有母亲（指陈氏——笔者）的教诲，我不会养成好学的习惯。”特别是1918年，周恩来到日本求学，还在元月2日母亲十周年祭日这天记下如下一篇日记：“……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地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周恩来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于母亲祭日时焚香静坐，是他为人之子，不忘养育之恩的最好见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年青的周恩来身上的一次完美体现。

善良勤劳的乳母

周恩来过继给小婶母的时候才八个多月。小婶母陈氏未生育过，无奶水喂养，就给恩来雇请了一位奶妈。奶妈娘家姓江，是淮安东门外的乡间农民出身，家境寒微。婆家在城内的小鱼市口，丈夫姓蒋，只是个手工裁缝兼轿夫，也很贫穷。周恩来就称乳娘叫蒋妈妈。

蒋妈妈善良而勤劳。恩来长大一点后，她常把他从周家的深宅大院带到自己家中，使他与劳动人民的孩子有了接触，了解到当时穷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一次春节前，蒋妈从家中拿了一个大南瓜，煮给周家人吃了以后，周恩来很喜欢南瓜那香甜的美味，就缠着蒋妈向，南瓜是从哪买宋的?要她再去买一个。这时蒋妈告诉周恩来，她的南瓜是自己家地里长的，不是从市场上买的。凡事都喜欢追根究底的周恩来又要蒋妈告诉他南瓜怎么长法。于是，蒋妈便将先种下瓜籽、再浇水、施肥、捉虫等一系列长南瓜的过程告诉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虽然年纪很小，但他很有心计，就在吃完南瓜后的第二天，悄悄拣了几颗肥大的南瓜籽，种到自家厨房前的菜地里，然后又每天去浇水。他期盼着南瓜出苗、长藤、开花、结出黄里透红的大南瓜，既可映证蒋妈妈的话又可以给家里人一个惊喜……可是，他盼呀盼，盼过了初一，又盼过了十五，就是不见南瓜出苗。他很生气：蒋妈妈怎么能骗人呢?他兴师问罪地跑到蒋妈那里一问，蒋妈才笑着告诉他：“傻孩子，现在是冬天。南瓜是春天下种的。”

周恩来又牢记蒋妈的话，来年春天，他果然种下南瓜，经过一春一夏的浇水、施肥、打杈、捉虫，终于在秋天收获到了大南瓜。打那以后，周恩来十分敬佩蒋妈妈的勤劳和智慧，也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种南瓜的辛苦。完全可以说，周恩来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最早就是从蒋妈妈身上开始的。

诚实重义的生父

周恩来生父周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不仅为人忠厚，且经常游幕在外，又因周恩来不满周岁就已出嗣过继，这父子俩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偶然聚到一块也是父疼子爱。生父留给周恩来的印象就是做人要诚实，对爱情要忠贞。

清光绪33年（公元1907年），周恩来生母病故，游幕在外的周劭纲奔丧回家。然而由于周恩来外祖母张氏过分看重自家是知县大老爷的身份地位，认为她的女儿去世后也必须有个和死者相应的丧葬规格，否则就对不起她，还会让人笑话，所以坚持要她的女婿周劭纲为女儿买楠木棺材，用12朵正花的木材，棺材要披五层麻布漆上七层漆，还要百尺白绫缠尸，百名僧人做百日道场等等。当时周家已经败落，周劭纲忍痛典出去两间老宅房子才买了口楠木棺材。对岳母大人提出的其他要求实在无法做到，只好拖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跪在周恩来外婆面前，祈求老太太开恩。谁知外婆不仅没对她的几个外孙显示出一点同情，对丧葬规格也没有表示一丝一毫的让步。最后只能被逼到当时只有的“华山一条路”：即将灵梓暂厝于庵堂，什么时候有钱能办到老人提出的要求了再安葬。这样，周恩来的生母直到1935年，周劭纲在安徽积攒了点钱才返回淮安将妻子灵梓从庵中移出，归葬淮安东门外周家祖茔。这时，离她去世已经28年，也仍然没有达到周恩来外婆当年提出的丧葬要求，不过这时外婆也已去世多年了。这可以说成了周恩来后来提出自己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这样一个彻底的殡葬改革新风的原动力。

这件事也同时在周恩来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为什么那么疼爱自己的外婆却忽然不管自己孙子当时没饭吃还要坚持为死去的女儿争“面子”？为什么因失去妻子已经心碎胆裂的父亲只能跪在外婆面前默默听任数落?为什么外婆要提出当时周家经济能力上根本办不到的丧葬要求?……

57年后的1964年的8月2日下午，周恩来利用星期天在中南海西花厅召来他的在京亲属谈家史时还说，“对封建教育是反感的，那时代到处讲面子。……借钱过日子，还死要门面。”这可以说是周恩来后来叛逆自己家庭的一个主要根源。同时，周恩来对父亲跪在外婆面前的忍让精神也十分佩服。

周恩来的父亲后来颠沛流离，走南闯北几十年，身上总携带着亡妻影像（没留下照片），许多亲戚朋友劝他续弦，他都未答允，而把自己在外挣的那点钱积攒起来，聚到一定数量时，首先想到的是回家安葬已去世28年的妻子。这在那个“妻子如衣服”的社会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时常为守节的女性竖贞节坊，周劭纲当可称得上一位少有的、为自己妻子尽义的男子。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成为世人公认的“模范夫妻”，决不能说没有父亲的影响。

家教甚严的伯父

周恩来9岁的一年内失去了生母、嗣母，生父为生活所逼不得不谋生在外，他只能用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挑起照管两个弟弟的家庭重担。周家原本是个体面的官僚家庭，做任何事都讲究规矩，要个体面。幼小的周恩来很不适应那些送往迎来的应酬。有时，家里连下锅的米也没有，可还得典当衣物去应付人情。他越来越反感，又迫切想继续上学读书以解脱这个家庭对他的困扰，就多次写信给在东北奉天（今沈阳）的四伯父周曼青先生。

“四家伯，我多么想念书叼！”这句话几乎是周恩来每次给四伯父写信中必提的要求。

周曼青谱名周贻赓，字翰臣，后改字曼青，并以字行。他在周恩来父亲四同胞兄弟中居长，大排行四，也是个学幕未成的秀才。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靠三伯父的舅爷钱能训的关系来到东北，谋了个奉天度支司俸饷科正司书（相当于今天的会计员）的饭碗。周曼青工作很出色，一年多就被提拔为科员，薪俸也比原来高了。他很关心老家淮安孤儿寡母的生活，加之他本人虽先后娶过赵氏、王氏和杨氏三任妻子，却没有一个人生育过，自己身边无子女，所以在侄儿一再要求下，终于同意将侄儿周恩来接到自己身边，供他上学读书。那已是清朝宣统末年了，当时周恩来12岁。

1910年春天，周恩来由三伯父周济渠带着，离开了淮安，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开始了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的生活。

周曼青师承儒教，治家有方。他不仅律己甚严，而且对晚辈要求更严，当然目的是期望晚辈们成器成才。他要求侄儿周恩来上学时“不要和那些有钱人家孩子比花钱，要努力学习，要和他们比成绩。”在家里则要求周恩来“懂得尊长之礼，要勤俭节约，不乱花一个铜板，不浪费一粒粮食。吃饭时饭粒掉在桌子上一定要捡起来吃了”等等。四伯父在自家主堂屋的中堂两边经常挂着的一副对联是“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他经常教育侄儿的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指求名求利）”。还要求晚辈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刻苦学习，助人为乐。

周恩来虽然年幼，但他牢记伯父的教诲，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也常常把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下来的钱拿出来资助学校里生病的老堂役（即今校工），也资助过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同学们购买纸墨笔砚等学习用品。

四伯父周曼青教给侄儿的这些中华传统美德无疑对后来周恩来的成长有着一定的影响。

伟人周恩来的成长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完全可以说，他的家庭对他的早期教育是很重要的。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教育，是很难孕育出像周恩来这样几乎集中华美德于一身的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