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存唐抄本及古写本典籍
日本现存唐抄本及古写本典籍
唐代是中日两国交流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其间日本曾18次任命遣唐使(13次到达长安),每次遣唐使团人数多达数百人。其中留学生最著名的有吉备真备(695—775)和阿部仲麻吕(701—770)。吉备真备于开元间入唐,研览经史,该涉六艺,归国时携回《唐礼》130卷等汉籍,晚年官至右大臣,在入唐留学生中最为显宦。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仕唐官至秘书监、安南都护,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游唱和。以“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宗睿)为代表的求法僧,均有携归书目传世,其中除了大量佛教典籍外,也有不少文学类书籍。如空海《遍照发挥性灵集》卷四所记归献图书中有《刘希夷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杂诗集》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等;圆仁求法目录中有《祝元膺诗集》一卷、《杭越寄和诗集并序一卷》、徐隐秦《开元诗格》一卷、骆宾王《判一百条》一卷等;圆珍等的携归目录中也有大量唐人诗文集。藤原佐世(?—897)奉敕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共存录汉籍1568部,17209卷,约及《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图书之半,足见唐时东传汉籍数量之巨。其中小学家存诗文评著作45种,别集家存152种1619卷,总集家存85种2835卷 ,颇多中土不传之书,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大量唐写本传入的同时,日人抄写中国典籍也蔚然成风,从天皇、贵族大臣到普通经生学子,都有写卷存留。其后的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江户(1603—1867)时代,也都有可观的写本传世,往往保存了古佚书的内容。
日藏汉籍的舶归,具有广泛影响的是清乾嘉间《佚存丛书》和《全唐诗逸》的传入。林述斋所编《佚存丛书》,成书于1799-1810年间,收入中土久佚的古籍17种,其中有关唐代的有《臣轨》、《东书要录》、《两京新记》、李峤《杂咏》、《文馆词林》、《蒙求》、《唐才子传》等7种。《佚存丛书》与《全唐诗逸》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前者在近代曾两次翻刻,阮元选取其中7种刻入《宛委别藏》,后者则由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道光以后,中日两国学者都热心于日藏汉籍的搜辑研究,日人森立之等著《经籍访古志》,著录汉籍善本662种。中国学者如杨守敬、黎庶昌、傅云龙、董康、罗振玉、傅增湘、孙楷第等纷纷赴日访书,其中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录书240多种,黎庶昌刊《古逸丛书》,存书26种,成绩卓著。
近代以来陆续回传的唐五代文学文献,一些已广为学术界所用。如“唐人选唐诗”之一韦庄《又玄集》,元代以后中国即无传本行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以日本享和三年(1803)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官板本赠与夏承焘教授 。1958年1月,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以影印。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唐人选唐诗(十种)》据影印本断句排印,广为人知。今有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整理本(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纠正原本讹误,最称善本。
再如唐张鷟所撰传奇小说《游仙窟》,中土久佚。《经籍访古志》著录此书日本抄本三种,一是昌平学藏旧抄本,有文保三年(1319)文章生英房跋;二是容安书院藏旧抄本;三为尾张真福寺藏文和二年(1353)抄本。另有醍醐寺存康永三年(1344)写本,源出正安二年(1300)写本,1926年山田孝雄古典保存会曾予影印。和刻本则有庆安五年(1652年)刻一卷本,元禄三年(1690)刻三卷本等。清末回传中国,校刻者甚众,但大多仅据和刻本,古抄本尚未充分利用。
又如初唐唐临所撰佛教果报小说集《冥报记》,原书中土久佚,佚文散见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日本藏有《冥报记》古写本多种,日人森立之等《经籍访古志》卷五、清末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著录三缘山寺藏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据高山寺藏本排印,收入《涵芬楼秘笈》第六集。1945年,岑仲勉先生取《涵芬楼秘笈》本为纲,附以杨守敬辑目,撰成《唐唐临〈冥报记〉之复原》 。1992年,方诗铭先生辑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方辑本以日本博文堂影印高山寺本为底本,参校杨守敬所引三缘山寺本、《大正藏》本校勘记所引知恩院本,以及《珠林》、《广记》等书,成为一个新的通行本。此外日本另有侯爵前田家藏本,抄写于长治二年(1105),不但所收条目较原先最为完整的高山寺本多出四条,而且文字也多有胜出之处,为最接近唐临原本的一个古写本。前田本有1937年《尊经阁丛刊》影印本,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传入中国后未能及时被学者利用,近年方为学界所知 。
以上是较早回传中国并已正式出版的几种日藏古写本典籍,还有一些古写本尚未回传,或只有散见影印本、整理本,下面择要予以介绍。
唐高宗时许敬宗等奉敕所编《文馆词林》,宋以后失传。清末陆续回传中国,《佚存丛书》收4卷,《古逸丛书》收14卷,《适园丛书》收23卷,董康影刊本收18卷。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汇集日本所存残卷印行,共得30卷,其中23卷直接采用弘仁十四年(823)抄本影印,极其珍贵。此书存诗5卷,多为冯惟讷、丁福保所未取,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已全部收入。所存文,可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者多达197篇。所存唐人之作,有文无诗,可补《全唐文》者27篇。其中李百药《窦轨碑》、《刘瞻碑》、《黄君汉碑》,虞世南《庞某碑》,薛收《王怀文碑》,褚亮《周孝范碑》、《上官政碑》、《庄元始碑》,作者皆唐初著名文臣,碑主皆隋唐之际风云人物,文学、历史价值都很高。近有罗国威据弘仁本所作整理本,已由中华书局出版。
名古屋大须观音宝生院所藏《翰林学士集》(日本尾张国真福寺旧藏),首残,尾题“集卷第二,诗一”;卷背抄德宗贞元间长安西明寺沙门释圆照编《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第五,系平安中期以前的写本。光绪间黎庶昌使日时发现,后由贵阳陈矩影写刊布,又收入《灵峰草堂丛书》,但未尽忠实于原卷,颇有讹漏。日本有村田正博《翰林学士集本文和索引》(和泉书院,1992年),国内有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本(陈尚君辑校)。唐置翰林学士在玄宗以后,旧题“翰林学士集”显为后人妄加。此卷收唐太宗与许敬宗、郑元璹、于志宁、沈叔安、张后胤、张文琮、陆搢、长孙无忌、杨师道、朱子奢、褚遂良、上官仪、高士廉、刘洎、岑文本、郑仁轨、刘子翼、缺名诗共60首,其中46首未见于《全唐诗》。卷中作者前各题官衔,有裨考证。唐太宗诗署“太宗文皇帝”,知其编定在太宗死后。诗均为应令或应制之作,同题唱和一题下多者至九首,少者仅一首,但每题均有许敬宗诗,以太宗及群臣附见,目录均以许诗立目。因此日人森立之疑为“敬宗所撰”(《经籍访古志》卷六),福本雅一认为应拟题作《唐太宗御制及应诏诗集》(《唐抄本》附解说),陈尚君则推测此卷实为《许敬宗集》之残卷(《唐人选唐诗新编》本前记)。
日本残存《王勃集》写本四种:(一)奈良正仓院藏本。序文一卷,有“庆云四年(707)七月廿六日”题记。1983年景刊于《正仓院展》中。存《于越州永兴县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等序文41篇,其中20篇为今本王勃集所未收。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六著录,并辑录佚文13篇。(二)兵库芦屋市上野氏藏本。墓志一卷,首题“墓志下”,尾题“集卷第廿八”,卷首目录凡4篇,今存《达奚公墓志》等3篇,均不见于今本王勃集。(三)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卷首题“集卷第廿九”,尾题“集卷第卅”。卷廿九存《张公行状》及祭文5篇,后半残,所缺当即目录中《祭高祖文》。卷卅前半缺,存《君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族翁承烈书》、《族翁承烈致祭文》、《族翁承烈领乾坤注致助书》,均为勃卒后亲友有关文字,当为原集附录。(四)京都神田氏藏本。残片,疑从东京博物馆本切出,仅存《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当即卷第廿九目录中之《祭高祖文》。后三种影本均见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抄本》中,出自同一人所抄。日藏写本不但保存了唐代30卷本《王勃集》的原貌,并存录了大量王勃遗文,其亲友书札对了解王勃去世前后的情况也极重要。1923年,罗振玉曾辑写本中王勃佚文24篇为《王勃集佚文》一卷,又《附录》一卷、《校记》一卷。新版点校本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将《佚文》、《校记》二种作为附录收入。国内已出的几种王勃文集尚无收录日藏写本全部内容者。
《李峤杂咏注》传为唐天宝间张庭芳注。李峤《杂咏》共120首,每首各以一字为题,多用常典,兼具类书性质。宋代曾题为《单题诗》,明以后存于三卷本集中,无单行本。此书在日本曾作为幼学童蒙读物在宫廷贵族和士人中广泛流传,诵习时主要参据张庭芳注。李诗最早写本为嵯峨天皇(786—842)宸翰本,存21首。二卷本古抄有建治三年(1277)抄本,《佚存丛书》据以刊入。注本在日本则有三个系统的八个抄本,第一个系统有庆应义塾大学和尊经阁分别收藏的室町时期抄本,前者有《日藏古抄本李峤咏物诗注》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后者仅存卷上;其次为阳明文库存室町抄本,存上卷之下,仅有30首诗注,但注文与前述抄本有很大不同;再次为延德二年(1490)抄本的五种再抄本,其中四种为私人收藏,另一种藏天理图书馆。抄写时代均为江户时期,即十九世纪中叶。据旅日学者胡志昂研究,诸本虽均出张庭芳原注,但因日人研读之需,已作了不少增补改写 。《李峤杂咏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诗集,虽已非原书,也极可珍贵。另有敦煌唐写本残卷三种,已见前述。
日本奈良县天理图书馆藏《赵志集》,首题“赵志集一卷”,其下有“山阶传法供”、“十七张”两行注记,现存全卷由六纸粘接而成,知已有缺失。存古体诗10首,可分四组。首为“张皓兄”、“刘长史”酬赠诗,次为“郑司马”《秋日望雨见赠》及酬诗,再次为“裴草然”、“张结”等《秋晚感时》酬寄诗,末为“徐司马”、“司户萨照”《闲厅晚景》唱和诗。赵志及卷中诸人均无可考,诗题、编次与唐人习惯不合。日本学者据其风格及用词习惯,定为初唐人之作。有《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2册影印本,日本学者斋藤茂有校注本,国内有周绍良、陈尚君两种校录本 。
日本现存唐人文集古抄本最多的是《白氏文集》,除散抄诗札外,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以神田本为中心的《新乐府》诗抄本,今存室町以前抄本近20种,其中有自日传大集中抄出者,亦有中国单行本携至日本者。二是金泽文库本,原为镰仓武将北条实时在武藏国久良郡金泽村别业文库所藏,桃山时代散出,今仅存30馀卷。金泽本抄写于室町后期,但所据原本为博士菅家传本,菅家本所据则为日僧惠萼于会昌四年(844)在苏州南禅院抄写的白居易送藏的67卷本文集,其时作者尚在世。金泽本的价值在于保存了久已不传的南禅寺本的面貌,所收诗与传世白集有很大不同,有一些佚诗,诗题也颇有差异,还增出一些白氏自注。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京都朋友书店,1960年)对此本有较详介绍,近年日本已有影印本。三是选抄本,有东大寺图书馆藏1249年和1275年东大寺僧宗性抄写的《白氏文集要文抄》、斯道文库存1250年醍醐寺僧阿忍抄《重抄文集抄》和内阁文库藏1295年关中田中坊书的《重抄管见抄》,也保存了一些已失传的白集古本的面貌 。
日本文化厅藏唐写本《新撰类林抄》,草书,卷首题二行:“《新撰类林抄》第四,第三帙上。”“春,闲散上。”此书中日书志均未见著录,似为某分类诗歌选本中的一卷。存殷遥、王维、李白、李颀、贺知章、朱千乘等20馀人诗40首,其中15首为《全唐诗》所遗。局部书影见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抄本》,并附中田勇次郎解说。日本有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整理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1册,1959年),中译本见南京大学《文学研究》第一辑(程章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除上列有题名的古写本诗文集外,日本还有一些诗文杂抄写本传世。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奈良正仓院藏天平三年(731)圣武天皇所抄《杂集》(拟题)。此卷主要内容为抄自六朝至隋唐人文集的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作品,以唐前作品为多,与隋唐文学有关者主要有《隋大业主净土诗》、《镜中释灵实集》等。“隋大业主”即隋炀帝,但经考所抄《净土诗》32首的主要内容实为隋释彦琮之《愿往生礼赞偈》,并与初唐释善导《往生礼赞晨朝偈》、中唐释法照《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中所收礼赞基本相同 ;《镜中释灵实集》,作者为唐越州僧灵实。《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释灵实集》一卷,抄本当出自此集。存赞文、祭文、斋文、愿文等30篇,有景龙初为越州刺史杨祗本所作《画弥勒像赞一首并序》,开元五年(717)为越州刺史桓臣范作《为桓都督祭禹庙文》,其馀所涉人事有泉州长史辛玄同、越州户曹敬回、山阴县令白知节、越州仓曹宁思庄、山阴县尉贾慎、朱守臣等。《杂集》有《书道艺术》第11卷(中央公论社,1976年)影印本,但所附“释文”多有误录,断句错误犹多。
此外较重要者还有酒井宇吉藏《唐诗卷》和《圆城寺藏唐人送别圆珍诗抄》。《唐诗卷》(拟题),存陈羽、李嘉祐、武三思、张栖贞、王渐、孟浩然、郎士元等13人诗27首(其中重出1首,题存诗残1首),均为咏僧寺之作,其中13首不见于《全唐诗》。影印本见于大阪市立美术馆编《唐抄本》,卷背为《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二。《圆城寺藏唐人送别圆珍诗抄》(拟题),存诗歌、书札20馀篇,日本有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历の研究》(法藏馆,1982年)所附校录本,中国有白化文据日僧敬光编《唐房行履录》卷下《风藻饯言集》所作的校注本 。近年,日藏唐诗古写本又有新的发现,即伏见宫旧藏平安后期写本《杂抄》。原卷首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录唐人诗35首(部分诗为节抄),文1篇(岑参《蜀道招北客吟》,即《招北客文》)。其中18首不见于《全唐诗》,作者李南、屈晏、郑遂、刘琼四人为新见诗人。有住吉朋彦《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整理本(《书陵部纪要》第51号,2000年)。王勇《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文学遗产》2003年第1期)是新近发表的对《杂抄》的最新研究。又日本金泽文库藏《香严颂七十六首》抄本(《金泽文库资料全书·佛典》第一卷《禅籍篇》),智闲诗偈见存于《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文献的约30余首,日藏钞本绝大多数不见于已知的香严诗偈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抄本所存76首诗偈不都是香严和尚的作品,如第21首“三十年前曾此游”为唐人王播《题木兰院二首》之一,第64首即S.373《诸山圣迹题咏诗丛钞》(拟题)末首《题中岳山七言》。《香严颂》抄本存在着释氏歌偈通常采用的托名及改作现象,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
日本古写本中还有唐人文论著作二种,即唐杜正伦撰《文笔要决》和唐佚名撰《赋谱》,日本五岛庆太郎藏平安末期写本,前者《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后者为唯一传世的唐人赋格类著作。1943年影印行世,今有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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