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昭庆寺的律师和律学

　　杭州大昭庆寺的律师和律学

　　作者：王建光

　　中国佛教律学萌芽于魏晋、成长于南北朝，并于唐代繁荣成宗，形成以法砺律师的相部宗、道宣律师的南山宗和怀素律师的东塔宗三家鼎立之盛况。

　　在中国律学和律宗的发展史上，有许多以研律为主旨的寺院，并以之为中心汇聚了一批以弘律为任的律师和僧众。这些寺院即成为中国律学史上的著名寺院，它们不仅为律师的研习提供了物质基础，培育了寺院的律学研习传统，同时也是当地文化风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唐代道宣律师住过的长安净业寺、鉴真律师住过的扬州大明寺、宋代允堪和元照律师放戒过的杭州昭庆寺、清代迅速崛起于宝华山的隆昌寺等，都对中国律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东晋开始，钱唐吴越一带，律学研习就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到了唐宋两代更是有了丰富悠久的历史积淀。仅在《宋高僧传》的“明律篇”中，即记有这一时代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之地的律师二十多人[1]。而杭州西湖边上的昭庆寺即是因其有众多律师的驻锡弘律而昭著于世的。它与当地的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灵芝寺、样符寺一起，成为杭州地区的律学研习传播中心，也代表了杭州地区在中国佛教律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

　　在钱唐武林诸多寺院之中，大昭庆寺以律扬名，其所独擅追循者有三，即戒坛、戒相和传律。[2]或者说，“昭庆以律宗创戒坛，裒然海内之首；”[3]其放戒持律仪轨，为其法门所独著。[4]

　　一 昭庆寺的历史沿革

　　昭庆寺位于杭州西子湖畔，最早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晋天福元年（936），由吴越王钱氏兴建，初名菩提院。[5]宋太祖乾德二年（964）重修，并由南山宗僧人永智律师再兴。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本寺始立戒坛。[6]但《昭庆寺志》卷三又说，本寺是于钱氏乾德五年（967）增建，“并名菩提”[7]。这是与北宋初年的一段时间朝廷重视建立戒坛的态度是一致的。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曾诏京师（今河南省开封市）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庆历二年（1042），京师慈孝寺也立大乘戒坛，与此同时，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共七十二座。[8]

　　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初年，菩提院赐改名为“昭庆”，真宗并赐其额为“大昭庆律寺”。据《昭庆寺志》和《西湖新志》说，这是由于当时南屏附近也有昭庆寺，它为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时吴越王建，故以“大”与之区别。因此，南屏附近的昭庆寺往往被称为南山昭庆寺或南昭庆，而大昭庆律寺往往被称为西湖昭庆寺或简称为昭庆寺。但是，尽管如此，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菩提寺之名仍然行于世。如苏轼(1037—1101)即有《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诗一首，记有昭庆寺的杜鹃花。

　　此后，本寺命运多舛，兴毁不断。由宋至明，昭庆寺戒坛四毁于兵、五毁于火，但是又屡毁屡修。也正是因其频繁毁建，诸家对其所记多有不一致之处。据《西湖新志》和《陶庵梦忆》所言，元代时本寺被毁，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又得以重建戒坛，并修白莲、绿野等寺内净社胜地。经过明代初年诸僧的努力，加上朝廷的重视，至于正统十一年（1446）间，昭庆寺地位昭著，得以受赐大藏，明英宗并作《赐藏经勅谕》。而且此时昭庆寺开坛说戒，是为时一盛。[9]其后，本寺又一再遭受火灾，成化四年（1468）奉敕再建。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为东南倭乱，恐昭庆寺为倭寇所据而官令梵毁。几年后倭乱平息，又由胡宗宪重兴。隆庆三年（1569），本寺又遭焚毁，万历十七年（1589），由司礼监太监孙隆助造。重建后的昭庆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春时有香市，与南海、天竺、山东香客等往来交易，舌敝耳聋，甚至“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者”。崇祯十三年（1640），昭庆寺又遭火灾，“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其后几年，由于饥荒，民强半饿死，香客断绝，香市随废。[10]在本寺的多次修建过程中，戒坛也得以不断重整。如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曾使戒坛增高一仞、广三寻。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为其上饰金像下加石基。

　　清顺治十七年（1660），本寺又进行重建。[11]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昭庆寺戒坛又毁于火。其后，由宜洁书玉律师主持重修，并扩建戒坛。修建后的戒坛高二层，方六尺，前后相距三丈九尺，东西相距三丈七尺，周边并饰护戒神六十尊，中奉卢舍那佛，四隅列律门宗师四座：澄照、法慧、真悟智圆（允堪）、大智元照，他们被称为“万寿戒坛传戒沙门某师”。[12]

　　清代康熙皇帝曾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亲临昭庆寺。乾隆十六年（1751）三月、二十二年（1757）二月和二十七年（1762）三月、三十年（1765）闰二月，乾隆皇帝也多次来到昭庆寺。清乾隆十六年（1751），本寺曾得到御题“深入定慧”之额。乾隆并曾赠五言律诗赞昭庆律学之盛：“钱唐西北隅，律寺接通衢，六度守毗苑，千年对圣湖。”[13]

　　清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入杭州，本寺化为焦土。光绪四年（1878），由时任寺主的发朗进行重建，并使之“旧观尽复”。[14]

　　直到民国早期，昭庆寺仍然是杭州地区一个著名的寺院。时居杭州的弘一大师在出家之前也是常常去观瞻的。[15]

　　近代以来，由于城市的发展等原因，昭庆寺现已不存，仅留下“昭庆寺”之地名而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二 昭庆寺的律师和住持

　　昭庆寺的律学有两个历史渊源，一是产生于钱唐之地由宋代以来形成的律学研习积累和传承，二是明末清初的宝华山律学的分灯。千余年来，沧海桑田，昭庆寺毁兴频繁，事繁绪多，难以言尽。其历史沿革、风物掌故及主要事迹记于《昭庆伽蓝记》、《昭庆记事》、《喜日宗谱》等中。其后，有广宾上人依之撰成《西湖律宗大昭庆律寺辑略》十四篇。但至于清代时，宜洁书玉即因集之不得，随另成《大昭庆寺志》五卷。今本寺志由宜洁书玉后学怀德律师编撰，净慈寺沙门篆玉作序，于乾隆七年（1742）春三月付梓。

　　《大昭庆寺志》或称为《昭庆寺志》，书分十卷、科开八门。卷前有寺志序和昭庆寺图。卷一记盛典和兴建沿革上；卷二记兴建沿革下；卷三、卷四为旧迹上、下；卷五记净社、僧俗往来应对及净社僧人略传；卷六记戒律分戒相、戒坛和律宗三目；卷七记仪轨，内容为戒轨仪和持律轨仪；卷八、卷九为僧伽上、下，内容为僧传；卷十为景观游集。

　　因历史久远，虽有寺志，也难以详言其历史脉络，此处仅能大概列其律师、寺主或于之得戒的主要僧人如下：

　　（一）昭庆寺律学的开山者永智律师。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南山宗僧人永智律师再兴本寺。永智，生平不详，因他高扬南山律学，《昭庆寺志》列其为昭庆寺律师第一代。[16]

　　（二）昭庆寺律学的建设者允堪和元照。

　　昭庆寺的历史是与众多的律师及其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永智律师之后，本寺重要的代表即是允堪和元照两位律师，他们两人也以其律学贡献彪炳于中国律学史中。

　　另外，大中祥符四年（1011），慈云忏主遵式曾受杭昭庆僧之请，驻寺大弘法化，宣扬律仪，从化者众。[17]

　　（三）南宋、元明时期的昭庆寺住持和主要律师。

　　元照之后的一段时间，寺乘无纪。到了南宋宁宗嘉定、宝庆年间（1208—1227），寺渐复兴。南宋理宗之时（1225—1264），不仅赐本寺免税，而且要求本寺要由奉旨开戒的宗师主持。

　　入元以后，寺史、住持事迹不详。与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相一致，昭庆寺的律学也处于低谷，甚至于有数百年时间，不闻昭庆寺开坛之事。[18]从寺志中仅知元代至元年间（1335—1340）有酉菴无梦禅师（？—1369）曾于昭庆受具戒；[19]元末有楚石梵琦（1296—1370）禅师于此寺受具戒。[20]至于昭庆寺的主坛律师则无从察考。而见于其他史籍寺志中的昭庆律师则有如下一些：

　　惠律师，他曾于昭庆寺为天童松隐禅师授具戒。[21]

　　仲宝律师，事迹不详，仅知其曾于元代至元前后主持过昭庆戒坛。[22]

　　元末明初有果律师，洪武四年（1371）觉原慧昙禅师曾从其学律。[23]

　　濡律师，钟山朴隐禅师、天镜净禅师曾从其受具。[24]

　　大惠律师，他曾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受皇帝之命于昭庆寺开坛。[25]

　　慧皎律师，字日菴，大惠律师门人，永乐六年（1408）主持昭庆寺，并整修山门殿宇，后入都应命，被封为“海内具戒沙门”。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出家的空谷杲禅师、宣德二年（1427）出家的空谷隆禅师可能即是其后学。[26]另外，戒山禅师也于昭庆寺得戒。[27]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昭庆寺有住持普周（？—1420），他是慧皎的门人。普周四仪严整，日诵《法华经》，曾于寺中增建法堂、斋室、钟楼。[28]

　　正统年间（1436—1449），有庆云律师，他为普周律师的后嗣。正统元年（1436），他登坛开戒，并铸大钟、建鼓楼、藏阁等。其后学者有智明梓禅师。[29]

　　智湻律师，名朴原，正统年间主持昭庆寺，后奉旨开坛说戒，为天下传戒宗师，后主灵芝寺。[30]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英宗遣礼部郎中赵勖赐祭，对其作了高度的评价。[31]

　　其后百余年，住持者不详。

　　广霌律师，字日菴，嘉靖三十四年（1555）复兴本寺，并奉命开戒，僧众如归，不下庆历之盛状。[32]明代田艺蘅有《昭庆寺访翁子宿霌公兰若诗》。

　　智瓒律师，字玉严，号北幹，继广霌之后主昭庆寺，道冠诸方。[33]

　　福雷律师，字万春，号东渠，智瓒律师法嗣，嘉靖四十年（1561）登坛说戒。福雷律师主席昭庆寺。约二十余年后，其后则有成玉律师继主。

　　成玉律师，字蓝田，曾因坐关多年而被称为“关王”。万历初（1586—1587），皇太后赐经像于昭庆寺，并建阁。万历十六年（1588）登坛开戒，云栖莲池大师（1535—1615）即此时从昭庆寺无尘玉律师处得戒。[34]

　　明万历之时，昭庆寺还有承芳法师开坛讲法。南京古林寺古心如馨（1541—1615）也曾到过昭庆寺，弘扬戒法。[35]

　　（四）入清以后，昭庆寺辉煌于德基律师和书玉律师。

　　康熙十九年（1680），有千峰和尚主持昭庆法席，更开宗风。[36]

　　明代古心如馨律学传于三昧寂光，三昧寂光传见月读体，见月读体传定庵德基和宜洁书玉。随着宝华山律师的崛起，德基和书玉两位律师后入昭庆寺，并重振昭庆寺律学。

　　有人演其书玉在昭庆寺的法脉传承为：

　　读书福德大，持戒定方真，慧发开心地，灵光耀古今，千华同一脉，万善总归因，顿超佛祖位，永远续传灯。[37]

　　（五）书玉之后，昭庆寺有德先、大闻和澄如律师。

　　德先律师（1663—1724），名随道，俗姓沈，嘉兴石门人，投余杭龙泉寺履初和尚出家，从书玉受具戒。康熙六十年（1721）受命书玉而说冬戒一期，其弟子有怀德律师。[38]

　　大闻律师，名明学，曾继书玉主席昭庆寺，灭后与书玉同塔。[39]

　　澄如律师（1654—1737），名福溶，仁和人，俗姓薛，投西湖瑞云庵镜传和尚出家，后从昭庆寺书玉受具戒，雍正三年（1725），继主昭庆寺[40]。

　　乾隆元年（1736），圆应灵律师（？—1737）代澄如律师于夏期说戒。[41]

　　怀德律师，吴兴归安人，俗姓俞，名果证，年十六时投杭州吉祥寺净明和尚受度。康熙六十年（1721）时，怀德于昭庆寺受具戒于德先律师，并得澄如律师器重而被传衣付偈。乾隆三年（1738）夏,

　　怀德律师继主昭庆寺,从此广播道风，弘律授戒二十七年，受到当地官绅大众的崇敬。[42]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和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几次来到昭庆寺时，都是由果证迎接的。[43]

　　（六）晚清年间，有寺主发朗重兴昭庆寺。

　　晚清年间，昭庆寺一个重要住持为发朗。[44]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发朗重建杭州昭庆寺戒坛，时又被称为律宗中兴。[45]时人俞樾并作有《昭庆寺重建戒坛记》。

　　简而言之，昭庆寺由永智律师创开律学，允堪律师建坛放戒、上闻天听，其后有《资持记》主大智元照律师固其基业，宜洁书玉则是“中兴昭庆”的一代律师。[46]昭庆寺由于宝华山律僧德基和书玉的驻锡而得以重振，书玉之后，昭庆寺律学更是扬名于天下。

　　三 昭庆寺的三大律师：允堪、元照和书玉

　　昭庆寺的律学是与众多的律师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的重要代表即是宋代的允堪、元照，以及清代的书玉律师。

　　（一）允堪律师。

　　允堪（1003/1005—1061），浙江钱塘人，早年从慧思出家，后又从仁和择悟学习南山律学。宋庆历二年（1042）冬，允堪律师曾于昭庆寺昼夜精勤行道，并于寺中创开地涌戒坛。在其后的庆历至皇祐年间（1041—1048），允堪曾主持过昭庆寺戒坛，宣讲南山律学，岁岁度僧。[47]由于允堪的行道高名，允堪及昭庆寺都得到皇帝的重视。庆历七年（1047），仁宗赐号允堪为“真悟大师”。皇祐年间（1049-1053），允堪又于苏州开元寺、秀州精严寺建坛弘戒。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又谥号“智圆大师”。允堪著有《会正记》、《发挥记》、《正源记》等十二部著作为南山宗道宣律师的著作疏记，世人因之称“十本记主”。由于《会正记》中的一些观点与其后的元照之学有所不同，其学也因而被称为“会正宗”。对于允堪在南山律学中的地位，后人评价说：“得南山宗之髓者，唯昭庆允堪律师，固知传天下律宗，推昭庆律师为最上矣。”[48]

　　（二）元照律师。

　　元照是基本与允堪同时的宋代重要律师，他诞生于钱唐那浓郁的律学研习氛围和天台思想的土壤之中。元照是宋代南山律学的中兴者，历来也被视为南山律学史上仅次于道宣的重镇，更是昭庆律学的代表。

　　元照（1048－1116），余杭人，俗姓唐，字湛然，自号安忍子。元照少时依钱唐祥符寺东藏惠鉴律师学习律学，《人天宝鉴》说其为沙弥时即已能为众讲解毗尼。治平二年（1065），十八岁的元照遇度僧考试，因其能背诵《妙法莲华经》而得度为僧。熙宁元年（1068），元照从神悟处谦（1011－1075）研习天台教观，处谦每有讲学，元照必至。处谦并告诫他：“近世律教中微，汝他日必为宗匠。当明《法华》，以弘《四分》，吾道不在兹乎！”元照即听之而博究佛教诸宗，以律为本，融会天台。[49]元照自称其“自下坛来，便知学律。但禀性庸薄，为行不肖，后遇天台神悟法师苦口提诲，始知改迹。”[50]所以元照之学有着深深的天台影响，是以天台教义阐释律学，倡教、律、禅一致，主教、律、禅三学一源。元照坚持南山律学、弘扬净土，并通过研习天台教观而使其与南山律学思想相结合，因此，他的律学思想也就打上了台、净、律三者合一的印记。正如他在《资持记》卷首的序言中说：“历观往古述作，凡五十余家，各谓指南，俱称尽理，然今所立颇异昔传。”[51]

　　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元照曾主持昭庆寺，弘律传戒。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二月，元照曾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开元寺建戒坛，并作《建明州开元寺戒坛誓文》，开坛准律依法，时为“东南受戒之胜”。[52]

　　元照不仅学律研律，更是严净毘尼。他常披布伽黎，杖锡持钵，乞食于市。并依南山道宣六时致礼、昼夜行道、持盂乞食、衣唯大布、食不过中、一钵三衣、囊无长物。所以时人杨无为称赞道：“持钵出，持钵归，佛言常在四威仪。初入廛时人不识，虚空常有鬼神知。”[53]太师史越王题其碑阴赞道：“儒以儒缚，律以律缚，学者之大病。唯师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具足无玷，而每蝉蜕于定慧之表，毗尼藏中真法主子。故能奋数百岁后，直与南山比肩……”[54]

　　元照著作共计百余卷。在律学方面有解释南山三大部的《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十六卷、《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二十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科》四卷；录有《四分律行事钞科》十二卷、《四分律拾毗尼义钞科》一卷；重订有《四分删定比丘尼戒本》一卷；著有《应法记》解释道宣律师的《释门章服仪》一卷。其它还有《佛制比丘六物图》、《道具赋》（三衣、钵、坐具、漉水囊）等各一卷，并删定《比丘尼戒本》。元照还有杂著有《芝园集》二卷、《补续芝园集》一卷、《芝苑遗编》三卷。他又撰《法住记》以释《遗教经论》、《报恩记》以释《盂兰盆经疏》。元照净土方面的著作有《阿弥陀经义疏》一卷和《观无量寿佛经义疏》三卷，后者相对于天台、善导等宗匠所着《观经疏》等“旧疏”而言又被称为“新疏”。

　　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元照入灭。有律学后人则安作《大智律师礼赞文》，文中称他是“宗承法密，储贰终南，筑两坛而亘古亘今，撰三记而变风变雅。”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谥号为“大智律师”，塔曰戒光。《乐邦文类》有《灵芝大智律师》赞道：

　　道继南山阐律乘　　志洪乐土办归程

　　临终说偈加趺化　　湖上俱闻天乐声。[55]

　　元照因为精研南山律学，详究律宗传承，楷定南山九祖，后世称为律宗中兴的大师。由于其晚居灵芝崇福寺三十年，后人一般称其为“灵芝元照”或“灵芝律师”。

　　元照的律学曾东传于日本，宋末宝祐六年（1258）临安明庆闻思律师还请得道宣三大部着作及元照的记文入藏印行。

　　对于允堪和元照的律学成就，后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如宋濂《释氏诸教编后记》说，“律学均以南山为宗，真悟智圆律师允堪著《会正记》等文，识者谓其超出六十家释义之外。何不可者？大智律师元照复别以法华开显圆意作《资持记》，又与会正之师殊指矣。”[56]《昭庆寺志》也说：“究明戒义，不失佛旨者为唐澄照律师；释澄照之义独为尽理者，唯昭庆真悟律师及元照律师。”[57]

　　正是由于以允堪和元照为代表的昭庆寺律师对南山律学的弘扬，《留青日札》说，杭州昭庆寺戒坛为天下僧人受戒之所。[58]南宋淳祐六年（1246），理宗为昭庆寺御书“南山道场”。明隆庆二年（1568），又赐寺额“律宗万善戒坛”。[59]

　　（三）书玉律师。

　　入清以后，昭庆寺辉煌于德基律师和书玉律师。

　　南宋元明一段时间，中国律宗发展时起时伏，以弘律为特色的寺院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至于明末清初，有以见月读体律师为代表的宝华山律师有志于南山律学，遂使几百年不兴的南山律学得以重振。而同时，也正是宝华山律师书玉分灯于杭州大昭庆寺，就造成了“昭庆衍华山宗派，凡有规则，悉遵隆昌”的现象。[60]昭庆寺的律学也因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得以重新崛起，与宝华山律学遥相呼应，并成为清代中国律学的重镇。

　　德基律师（1634­—1700），祖籍福建莆田，俗姓林，号定庵，因此世称定庵德基[61]。康熙二十二年（1683），德基应昭庆寺住持通畼及众僧之请而至昭庆寺开戒两年，期满后回到宝华山。[62]而其师弟书玉则留于昭庆寺举扬律学。德基主要著作有：《毗尼关要》十六卷、《毗尼关要事义》一卷、《羯磨会释》十四卷、《比丘戒本会义》十二卷，辑录《宝华山志》十二卷。这都是宝华山律学的重要著作，其中，《毗尼关要》于乾隆二年（1737）被准入藏。

　　书玉（1645—1721），俗姓唐，号佛庵，字宜洁，世称宜洁书玉，江苏武进人。他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主持昭庆寺三十年。

　　书玉幼通儒学，因闻有僧人诵《华严经》之“行愿品”而萌生出家之志，但直到二十二岁时，才依京口嘉山寺自谦和尚剃度出家。康熙三年（1664），书玉上宝华山求戒，因病未果。两年后（1666）的春天，书玉于宝华山隆昌寺从见月读体受具足戒。其后，书玉立志操持，专究律部。“亲承南山一宗，总持三学，翘勤四分。”[63]康熙二十二年（1683），书玉与定庵德基赴杭州昭庆寺临坛演戒。在《宝华山志》卷十三中有孙焞的一篇《请定庵律师开戒于西湖昭庆寺万寿戒坛公启》一文[64]。在德基回宝华山之后，书玉受德基之嘱及昭庆寺僧众和杭州众檀越之请而主持昭庆寺，居此地长达三十八年，举扬律学。[65]书玉每年春冬两期弘戒，听众云集，道风特盛，临坛二十九度，受具足戒者达万余人。书玉还被请住京口彼岸寺等处弘律。书玉年近八旬时，仍然日诵《梵网经》、《四分律》不止。

　　书玉的主要著有《梵网经菩萨戒初津》八卷、《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二部僧授戒仪式》、《羯磨仪式》各二卷等。他说：

　　“自住持昭庆以来，每怀先老和尚，创立法门，洪功硕德，虽人人共知，恐日久渐晦，故于《毗尼切要》著《香乳》以记之；《菩萨梵网》疏解繁多，学人泣歧，故会《初津》以指之；《比丘羯磨》，布在律文，临事难讨，故叙《仪式》以佐之；尼众求具，二部同授，世所少闻，故集《轨范》以传之；《沙弥要略》，文简义深，初心罔谙，故详义以明之。斯皆继述先老和尚未发之事也。其言虽不支，直显事相，然义理无违开明心性。阅者见之，因文会意，严护威仪，吾愿足矣。若云流益将来，未敢望也。[66]”

　　书玉律学思想受到昭庆寺的传统思想和宝华山律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明末高僧尤其是云栖祩宏的影响。如他十分重视沙弥律仪建设，并对祩宏所辑录的《沙弥律仪要略》进行弘扬，于康熈四十七年（1708）形成《沙弥律仪要略述义》两卷。他说：“数十年来，恒以为念，因此朝夕黾勉，遍搜内外诸书，析义消文，积成上、下两卷，名曰述义，谓述其要略之大义也。”以使后之览者因跬步而登山，由初津而入海，达如来境界，事理宛然，“知一切治世语言文字，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也。”

　　[67]

　　另外，书玉还十分重视僧众日常生活中的持戒，为此作有《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两卷。这是书玉对明代性祇的《毗尼日用录》一卷和读体的《毗尼日用切要》一卷所做的笺记。书玉作《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是为了把戒律精神贯穿于净土法门之中，强调是修行之本。如他说：“夫《毗尼切要》者，为大道心人利生修证之本也，凡人能读斯文、发斯愿、行斯行者，即同圆觉，无二无别。欲度众生，欲求佛道，要须行在一心，自然功成二利，其或行愿未备，则证入无由矣。”[68]若如此，则“身语意业既然清净，则两乘戒体自圆。净戒为因，净土为果，便同诸佛，无二无别，西方极乐，弹指可超，三界自不漏落矣。”[69]

　　在书玉主持下，在宋代兴盛起来的古昭庆寺戒学得以重振，使本寺不仅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也得到清代多位皇帝的重视。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皇帝亲临大昭庆寺，书玉亲自迎接。此后，康熙、乾隆二帝不仅赐物、赐匾额，也赐诗以示对昭庆寺律宗的褒奖。康熙五十二年（1713）昭庆寺受赐藏经670函，乾隆五年（1740）又受赐龙藏。

　　四 昭庆寺的放戒与净社

　　虽然有慈云遵式和仁岳等僧人来此宏扬天台，但是，昭庆寺仍然是以其戒律、净社和仪轨为其主要特色。

　　放戒是本寺一大特色。自宋至明几百年间，本寺每年三月三日放戒。每年放戒之日，海内缁素云集此寺，推其长老能通五宗典籍者登坛说法，坛上设法座，宣讲具戒，其徒跪而听之，此事一直延续到清代。[70]甚至是“年年湖上戒坛开”，[71]而“民间好善者，亦皆归依听说佛法。”[72]在宝华山律师崛起之前，昭庆寺律师为东南传戒之胜地。宋代很重要律师允堪和元照都曾在昭庆寺弘扬戒法。到了清代，由于康熙皇帝的生日是三月十八日，所以改定于每年三月十八日放戒。[73]

　　昭庆寺的净社很早即有，北宋淳化至天禧年间（990-1021），即有僧人省常在此结“华严净行社”，弘扬念佛法门。

　　省常大师（961—1020），字造微，俗姓颜，钱塘人，七岁厌俗，十七岁出家，受具后戒行谨严。省常通《大乘起信论》，习天台止观法门。他还曾自刺指血和墨书写《华严经·净行品》，并刊板印成千卷分施千人。省常因慕庐山远公遗风，于宋淳化至天禧年中于寺中建净社，以莲花为净行之名，专修净业。社旁建有白莲、绿野二堂和碧玉、四观二轩，但它们不久即毁于火。省常结社修西方净业，一生所交者多有德之贤，海内藉名，三十余年，白莲之侣者，凡一百二十三人[74]。其中有宰相王旦、参政苏易简等，一时士夫皆称净行社弟子，比丘参预者千众人，谓庐山莲社莫如此日之盛。[75]省常于宋天禧四年（1020）春正月十二日，归寂于钱唐西湖昭庆寺，世寿六十二，僧腊四十四。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学士苏易简作《净行品序》，状元孙何题社客于碑阴，孤山智圆法师作《钱唐白莲社主碑》（行业记）。[76]王禹偁曾作有社诗《寄杭州昭庆寺华严社主省常上人》一首赞道：“梦幻吾身是偶然，劳生四十又三年，任夸西掖吟红药，何似东林种白莲。八定雪龛灯焰直，讲经霜殿磬声圆。谪官不得馀杭郡，空寄高僧结社篇。”[77]也正是省常对净宗的贡献，南宋时志磐撰《佛祖统纪》以其为莲宗七祖中的第七祖。

　　南宋孝宗时，昭庆寺另有僧人慈照也修净土法门。慈照（？—1166），名子元，号万事休，平江昆山人，俗姓茅。乾道二年（1166），高宗诏慈照至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并特赐于昭庆寺修净业。慈照专念弥陀，并使宗风大振。慈昭集有《弥陀节要》、《法华百心》和《证道歌》和《风月集》行于世。[78]

　　至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有僧人觉海法师，于昭庆阐扬性相之学，重建律寺，为净行社主。[79]他并联诸禅侣同修，重续华严净社，活动持续二十余年，于是成为本寺的一大胜举。《昭庆寺志》中记有其社员共十五名。由于他们兼行放生，所以又被称为放生社。[80]

　　五 昭庆寺与士绅文人

　　由于吴越之地浓郁的人文气息和丰富的佛教文化，昭庆寺也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文人高僧与其有涉者甚多。史上有《昭庆伽蓝记》《昭庆记事》《喜日宗谱》等记其掌故，广宾上人并依之撰《西湖律宗大昭庆律寺辑略》十四篇。在《昭庆寺志》中即收有宋神宗、宋理宗、明英宗、康熙、乾隆等帝王的诏谕等。清代雍正皇帝也为其制诗四首。乾隆皇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巡杭州时，也有《昭庆寺》诗道：

　　钱唐门外古昭庆，取便寻幽过野堤。

　　僧不参禅修净业，佛无定相示全提。

　　法林自是忘忧所，精舍堪称小隐栖。

　　而我民艰常满泪，岂能耽静对阇黎。”[81]

　　同时，作为西湖风景的一部分，昭庆寺也以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和亭、台、阁、轩、堂、花等景物得到很多士人的重视，世间士绅文人与其有涉或记其风物掌故者众。如苏轼、王安石、杨万里、王禹偁、董其昌、胡宗宪、于敏中等都对此描述赞叹过。如宋代有陈尧佐的《游湖上昭庆寺》；明代张岱撰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昭庆寺》及《西湖香市记》、袁宏道的《昭庆寺小记》、明代戏曲家屠隆的《哇哇宕》；清代有丁耀亢的《昭庆寺逢官方山》和《昭庆寺逢陆鹤田内召还都》等作品都有生动的记述。明代张岱（1597-1679）的《西湖七月半》记述了昭庆和断桥一带的热闹繁华之景。

　　这些诗文，有的描述了昭庆寺的风物，有的描述了作者的情感。如对于寺中的杜鹃花，宋代苏轼的《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就此道：

　　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

　　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82]

　　对于作为西湖盛景一部分的昭庆寺，宋代陈尧佐的《游湖上昭庆寺》有诗道：

　　湖边山影里，静景与僧分。

　　一榻坐临水，片心亲对云。

　　树寒时落叶，鸥散忽成群。

　　莫问红尘事，林间肯暂闻。”[83]

　　明代魏耕的《昭庆寺》也称赞道：

　　宣律唐年寺，红楼照玉清。

　　湖临明圣水，烟绕凤凰城。

　　筝铎穿云响，金银耀日明。

　　廊回群岫转，巷曲杂花迎。

　　越岭霞纹散，吴宫岚彩晴……

　　伽蓝齐洛下，香积胜东京……。[84]

　　汤显祖写的《昭庆寺》说：

　　晓风疏雨带云阴，翠黛轻衫湖水心。

　　一曲谓城底春色，西泠桥畔落花深。”

　　明清之际侯方域有《过昭庆寺》诗：

　　昭庆何年寺？江城士女临。

　　非关通物境，原自有禅心。

　　磬动春风寂，月明止水深。

　　我来为瞻礼，感悟一高吟。”[85]

　　显然，昭庆寺不仅仅只是一所佛教寺院，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记载了钱唐地区的人文历史。同时，昭庆寺以及它所传承的佛教律学也成为钱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昭庆寺现在已经不存，但它仍然是中国佛教律学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章。

　　[1]

　　他们是：吴兴：齐翰，会稽：文纲、昙一、大义、清江、灵澈、允文，诸暨：玄俨，富阳：德秀，杭州：守直、道标、景霄（后唐），润州：朗然，常州：义宣，苏州：辩秀、彦偁，吴郡：志鸿，常达，湖州：真乘，钱唐：慧琳、希觉（后唐），天台：从礼（后唐）。另外还有赞宁、允堪、元照及其后学等。

　　[2]《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16册，《武林大昭庆律寺志》卷六《戒律》，台湾明文书局，1980，第221页。下注引本书，均简称为《昭庆寺志》。

　　[3]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9页。

　　[4]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5页。

　　[5]

　　一说建寺时，为钱武肃王八十大寿，寺僧结莲社放生诵经，为王福寿，每月朔，登坛设戒，行香礼佛，以昭王德，故名“昭庆”。参见(明)张岱撰《陶庵梦忆》之《昭庆寺》，张新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133页。

　　[6]《昭庆寺志》卷一《兴建沿革上》，第24页。另一说为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并立戒坛。参见(明)张岱撰《陶庵梦忆》之《昭庆寺》，张新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第133页。

　　[7]《昭庆寺志》卷一《兴建沿革上》，第35页。

　　[8]《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58页。

　　[9]《昭庆寺志》卷一《兴建沿革上》，第28页。

　　[10] 参见(明)张岱撰《陶庵梦忆》之《昭庆寺》，张新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第133-134页。

　　[11]《西湖笔丛》，陆鉴三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第97页。

　　[12] 参见《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23-224页。

　　[13] 参见《昭庆寺志》卷一《盛典》，第15-20页。

　　[14]《西湖笔丛》，陆鉴三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第97页。

　　[15]《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弘一大师全集》第8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17页。

　　[16]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73页。

　　[17]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第300页。

　　[18]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306页。

　　[19]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二卷，《大正藏》第49册，第926页上。

　　[20]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78页。

　　[21]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一卷，《大正藏》第49册，第919页下。

　　[22] 《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四十卷，卷末附记，《大正藏》第10册，第851页中。

　　[23]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二卷，《大正藏》第49册，第924页下。

　　[24] 《补续高僧传》第十四卷《天镜净禅师传》，《卍新纂續藏經》第77冊，第470页中。

　　[25] 《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79页

　　[26]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1页。

　　[27] 《释鉴稽古略续集》第三卷，《大正藏》第49册，第945页中、第953页上。

　　[28]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1页；卷九《僧伽下》，第326页。

　　[29]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1页。

　　[30]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2页。

　　[31]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2页。

　　[32]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3页。

　　[33]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4页。

　　[34] 参见《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85页。

　　[35]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308页、第285页。

　　[36]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321页。

　　[37] 《宗教律诸家演派》，《卍新纂续藏经》第88册，第566页中。

　　[38]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95页。

　　[39]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95页。

　　[40]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95页。

　　[41]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96页。

　　[42]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97页。

　　[43] 《昭庆寺志》卷首《盛典上》，第15-19页。

　　[44] 参见陆鉴三选注《西湖笔丛》，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第97页。

　　[45]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一辑，第13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80。

　　[46]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60页。

　　[47] 参见《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22-223页；卷一《兴建沿革上》，第25页。

　　[48] 《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44页。

　　[49] 《人天宝鉴》，《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第16页上。

　　[50]《乐邦文类》卷二《净业礼忏仪序》，《大正藏》第47册，第170页上。

　　[51]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序，《大正藏》第40册，第157页中。

　　[52] 《佛祖统记》卷四六，《大正藏》第49册，第418页下。

　　[53] 《昭庆寺志》卷八《僧伽上》，第277页。

　　[54] 《人天宝鉴》，《卍新纂续藏经》第87册，第16页上。

　　[55] 《乐邦文类》卷五，《大正藏》第47册，第225页中。

　　[56]参见《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39页。

　　[57]参见《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38页。

　　[58]参见《昭庆寺志》卷六《戒律》，第229页。

　　[59] （《武林梵志》卷一，第15页）

　　[60]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5页。

　　[61] 《昭庆寺志》卷八《定庵宗师》，第186、第288页。

　　[62] 《昭庆寺志》卷八《定庵宗师》，第289页。

　　[63]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6页。

　　[64] 参见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41册，《宝华山志》卷十三，台湾明文书局，1980.第558页。

　　[65] 《昭庆寺志》卷八《定庵宗师》，第292页。

　　[66] 《沙弥律仪要略述义》“跋”《卍新纂续藏经》第60册，第322页上。

　　[67] 《沙弥律仪要略述义》“跋”《卍新纂续藏经》第60册，第322页上。

　　[68]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序，《卍新纂续藏经》第60册，第163页上。

　　[69] 《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记》卷下，《卍新纂续藏经》第60册，第195页下。

　　[70]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6页。

　　[71]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9页。

　　[72]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61页。

　　[73] 《昭庆寺志》卷七《轨仪》，第245-246页。

　　[74]《乐邦文类》卷三，《大正藏》第47册，第184页上。

　　[75]《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大正藏》第49册，第400页下。

　　[76]《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派》卷四，《大正藏》第47册，第324页中、下。

　　[77]《昭庆寺志》卷五，第200页；卷一，第25页。

　　[78]《庐山莲宗宝鉴念佛正派》卷四，《大正藏》第47册，第326页中。

　　[79]《昭庆寺志》卷八《僧伽》，第320页。

　　[80]《昭庆寺志》卷五，第209-217页。

　　[81]《乾隆诗选》，孙丕任，卜维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第161页。

　　[82]《昭庆寺志》卷五《轨仪》，第100页。

　　[83]《陈尧佐诗辑佚注析》，程瑞钊等解析，巴蜀书社， 1991，第40-41页。

　　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太宗端拱元年进士，官至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84] （明）魏耕《雪翁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59-160页。

　　[85] 《侯方域诗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