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研究

　　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研究

　　何大勇

　　[摘要]日本本愿寺僧人能海宽，1899—1901年三次踏上入藏寻法求经征程，1901年进入云南。旅程中实录亲闻目见，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云南、四川少数民族社会与都市情况。本文根据日文资料，着重对其入滇纪行进行研究，并对他的业绩作出评价。

　　[关键词]日僧；能海宽；入滇进藏求法

　　[中图分类号] B949.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4）02-0071-11

　　公元629年，中国唐朝高僧玄奘孤身涉险，历尽艰难，西行赴印度取经，631年到达古印度的摩揭陀国，留学那烂陀寺。645年返抵长安，带回经、像、舍利等凡数百件。除佛像及佛舍利150粒之外，共请回佛经梵文原典520夹，657部，开创了佛教文化交流史的新纪元。

　　玄奘式的日本僧人能海宽，立志找回释迦真传的佛经原典，1899年踏上赴中国西藏取经的征程，时年30岁。那个时代的中国非常封闭，他曾尝试从中路（今川藏线）步入拉萨，但受阻，又改而从北路经西安从今天的青藏线入藏，想不到这一次的努力又不能如愿。于是，他立下“不惜生命”，从南路经昆明、大理、德钦，由今滇藏线入藏的决心。1901年4月18日，他从云南邓川发出寄往日本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说：“现在我只有很少的旅费来深入内地了。一步一步地变得艰难起来了。虽然对前途充满了忧患，但不管千难万障，我独一无二的生命也只有托给佛陀了。由此去云南的西北部，我己经觉悟了，让从重庆带来的雇人回去，并且托他带书信往内地。从今以后通信可能会困难了。明天出发去丽江。”这封信托雇人带走后，他便消失在滇西北的崇山峻岭中，其下落如何？至今仍是悬案。他在途中瞻礼圣迹，细心观察中国的民俗和社会，并将亲闻目睹的一切作认真记录，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纪实性历史资料——《能海宽遗稿》。这些资料对研究百年前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具有相当的价值。本文主要对他的入滇纪行进行探讨，文中有关能海宽的资料皆引自此书。

　　一、关于能海宽的入滇及失踪

　　能海宽1868年5月18日生于日本岛根县的金城町。时值明治维新元年，其父为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天顶山净连寺的僧人。他7岁丧父，寄养他人，11岁在京都本愿寺入佛门。本愿寺是日本佛教最大宗派净土真宗之本山。分为东西两寺。西本愿寺位于京都市下京区堀川通六条，为真宗本愿寺派之本山，又称本派本愿寺，山号龙谷山，俗称阿西；东本愿寺位于京都市下京区乌丸通七条，为真宗大谷派之本山，又称大谷本愿寺，俗称阿东。能海为东本愿寺之僧人。他先后入庆应义熟（今庆应大学）、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学习汉语、英语及梵语，师从南条文雄。他25岁时（1893年）在哲学书院发表《关于世界的佛教徒》的论文，高度评价西藏的宗教文化，指出日本佛教要生存与发展，就得对还未受到外国影响的藏文《大藏经》原典进行搜集和研究。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实行“神、佛分离”、“神道国教化”的政策，以强化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日本出现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全国大约半数以上的佛寺被毁。长野县诹访市的诹访神社及神宫寺的五重塔被毁；奈良兴福寺的佛像、佛贝被烧；樱井市的内山永久寺，连栅栏都被破坏得无一残存。面对这种毁灭性的灾难，日本佛教呼宗派为佛教的存亡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大德高僧仁提出了改革与保护佛教的各种建议，以能海宽、河口慧海（1866—1945）、寺本婉雅（1872—1940）为代表的一些年轻僧人，毅然走上赴西藏取释迦真传原典《大藏经》的道路，立志以佛教的真谛来挽救和振兴日本佛教。

　　能海宽在1899年到达中国四川藏区，在从里塘走向巴塘的路上，他写道：“道路是高山峻岭，空气再稀薄的话，连行走都困难。呼吸压迫得连说话都说不出来。……道路崎岖，前脚顶着后面的人头，一步一步地翻山，人马简直都要气绝了。”到达四川巴塘后，他的入藏请求受到地方当局的拒绝，但能海宽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独自一人换上中国和尚的僧衣，悄悄向拉萨进发。行到巴塘西40里外的金沙江“牛古渡”时，面对峥嵘险峻的高山和泥沙混浊的江水，他写下了“泥水黄金色，奔流不回复，……遥望金沙江，若非鸟儿翔，难过江水河”的诗句。他说：“行路的艰苦都不必说了，欲往不能往的心情使我泪流满面。”在前行不能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返回巴塘。1899年12月22日上海《日报新闻》发表的《日本人与西藏》的文章对此作了报道，指出两名日本僧人（另一名是他在途中遇到的寺本婉雅）在巴塘呆了2个月，他们有去拉萨的强烈欲望，但因被阻而停步。能海宽与寺本婉雅离开巴塘后，途中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停下。寺本婉雅由此去了北京。能海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继续留在打箭炉探寻入藏之路。1900年，他从陕西、甘肃、青海入藏的努力也因被拒绝而告终。1901年元旦，他在给导师南条文雄的贺年卡中，表述了来中国后一事无成的愧疚心情：“尊师益益清健。在奉贺新年之际，小生来清一事无成，迎来了第三个新春，实在感到心中有愧”。这一年，他下定决心取道云南入藏。他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面是受了小粟栖香顶（1831—1905）著作的影响。1874年，小粟在其《喇嘛教沿革》中论及入藏道路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云南道。此书是日本首次出版的全面介绍藏传佛教的书。小粟1874年作为本愿寺的留学生到北京留学，在龙泉寺与儿童一起学习汉语，后来到山西五台山和北京的雍和宫向喇嘛活佛学习佛教经典。此书对日本人认识藏传佛教有启蒙的作用。能海深受其影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小粟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1876年来华建立了“真宗本愿寺上海别院”，主张以日本为主，联合中国及印度，以佛教之力抵抗西方基督教。能海宽对藏传佛教之苦心求索，可以说是对小粟主张的具体实践。

　　1901年能海宽自重庆启程，经贵州省而到云南。他寄往日本的最后一封信，是4月18日在云南邓川州写的。离开邓川以后他就失去了和家人及亲友的联系，他是生是死？因何失踪？在何地失踪？一直是无人说得清楚的问题。

　　1905年7月巧日，本愿寺的《中外日报》以《能海宽逝世了》为题，对他的失踪作了首次的报道。但未说明其死因及死的情节。是年7月22日，日本《报知新闻》对他的死因作了报道：“偶然从满州某军政部长井户川少佐处得知了能海的下落。能海在1903年12月中旬在西藏边境处遭土人杀害。在一民家的土壁上大书写有‘大日本帝国石见国能海宽在此处被土人杀害’……”。

　　井户川提供的情况引起了广泛的质疑。7月24日的《东京二六新闻》以《牛头马头》为题，认为井户川提供的情况不可信。《大阪每日新闻》亦指出，依据井户川所说而进行的报道是“误报”。井户川面对上述质疑，不得不在《日本新闻》上提出正误：“各家报纸报道能海宽师在1903年12月20日被土人杀害的消息等等，是由我提供的。……我在云南旅行时，在能海师住过的旅房里，见一首和歌落书，我想是出自他的手，而抄录带了回来，也不一定是他遇难时写下的书物。”

　　1905年7月27日，能海的家人、友人在东京浅草本愿寺举行‘能海宽氏追悼会”，千人之众与会。能海失踪在1901年4月以后，为什么迟至1905年他的家属和友人才相信他去世了呢？这可能与他在1901年2月20日自重庆写给其弟水野齐人的一封信有关。这封信说：“明天2月21日，从当地出发，预定经贵州、云南（指当时的云南府治昆明）、大理、丽江、中甸、阿敦子（德钦）、江卡（宁静）、察木多（昌都）、拉里（嘉黎）到拉萨。这次还是继续使用去年的雇员，到了云南，打算要雇土人同去。以后，根据情况，两三年不能通信，决不要为我担心。”等待了4年，能海仍杳无音信，所以，即使是报纸的“误报”，家人们也信以为真而开了追悼会。

　　对于能海宽的失踪，寺本婉雅在1923年7月8日、10日、11日的日本《中外日报》上，以《故能海宽君、遭难的真相、支那云南省、古宗族的惨杀》为题，根据乡间正平的调查，连发了上、中、下三篇文章。他说：“我数次请求达赖十三世及政府官员找寻能海，但都搜寻不到。但是，去年（1922年）4月17日，龙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本田义英的友人乡间正平来我处，说要入藏搞调查，我嘱咐他如有可能的话到云南去一下，调查一下能海的下落。今年7月3日，本田与乡间突然来我处，特地来报告对能海下落的调查结果，介绍了旅行的经过及见闻。”寺本婉雅在该文中引乡间的话说：

　　去年（1922年）4月从台湾坐船到河内，然后坐火车进入云南省，接着到大理，进行入藏的准备工作。用了27天到达西北境的阿敦子，阿敦子户数200左右，为古宗族和少数汉人的杂居地，古宗族是西藏族，和类似风俗的西藏昌都族一样性质的，是极其凶猛的人。头发如狮子形蓬蓬的，穿着破毛衣，身挎长剑，随身带有手枪。这个种族半农半牧，食物以青稞薄谷及砖茶为主，食品为粗食。苗子族在维西县西南方，猛狡族在维西西部，此外还有怒子族及明子族等等，诸蕃族散居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山谷之间，保留了太古的生活风俗生活至今，尤其危险！单身旅行者要通过他们的诸部落还是很困难。

　　大理府衙门派了50名士兵与乡间同行，带着粮食、用品等组成马帮。带着众多卫兵上路以图安全，西行跋涉于山间水脉之间。渐渐进入了人烟罕至之地，士兵投宿于部落土民之处。这时，对旅行者来说，粮食的补给极为困难。还带着这么多士兵，遇到当地蕃族反抗的危险局面也有之。

　　从阿敦子西行15里后有1个陡峭的山坡，右方称为九远坡，左方称为清家坡，顶崖直上云霄，高峰不到1万尺，有了降雪、风刺骨、寒冻的感觉，步行很困难。此时是1923年12月22日。冒烈风，顶大雪，奏砒了阿敦子的蕃人部落，攀山而上。眼皮下边30里处也有阿敦子的古宗小部落，户数20户左右，为入藏的一大关门。澜沧江绕山脊蜿蜒盘绕，白浪翻滚，再往前进一步，就有如进入了死地的感触。而且，在这山坡下边15里的山腹中，被告知可怜的能海宽君，遭到古宗凶恶的毒手，惨死于此地，我进一步追问，能海真的是在这山腹中遇害的吗及其是怎样一个情况？没有任何的回答。

　　正好此时，我遇到了在阿敦子作屏香收购的法国商人白罗尼，因此原故，我从法国人那里探知了很多事情，当然也听到了能海宽遇难的事实。白罗尼是因为有印支法属殖民地的关系而能进入此地，作纂香收购的商人。白罗尼早些年就进入了此地。他从在这里长期进行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那里，听到了有关一个日本僧人被古宗族惨杀于阿敦子的险关山腹中的事实。

　　故人在1901年12月中旬在此地惨遭毒手，可怜的一命就这么损失了，追忆当时的情形，实在让人感慨无量，禁不住泪眼朦胧。在遇难之地，有1个大屏风的石崖，我让1个喇嘛刻了“大日本能海宽师遭难地”10个字，随后数名喇嘛捧上供物，点燃香火以表追悼之意。我的日本未见的朋友，为了实现民族发展的使命，在万里异地身亡，想到有此伟大的牺牲精神，可以执信是永远的纪念碑。白罗尼非常热情好客，在阿敦子时经常与他一起聊天，还有在我困难之时，总是靠他的翻译及他的友人来帮助我，对以后如何展开半年的调查，他指点了很多。

　　寺本婉雅在其文章中评论说：“（能海）被古宗族惨杀于阿敦子的这个事实，是由乡间详细说明的。”“想到乡间付出了很多辛苦，暂且相信这个真相。”“我对乡间的任侠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调查，终于解开了多年的谜团，向他表示我由衷的感谢。……故人没后22年终得能海的下落，有心之人定会表示感谢之念。”寺本对乡间不辞辛劳的调查精神作出充分的肯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吃苦精神并不能作为调查结论是否正确的依据。任何正确的结论，都必须有确凿可信的人证和物证才能作出，就人证来说，乡间的调查结论是根据法国商人白罗尼所说得出的，白罗尼之所言又是他听一个法国传教士说的，而乡间并未找到那个传教士核实，所以，乡间的说法不一定可信。再者，乡间的调查时间为1922年，白罗尼是1903年开始去阿敦子收购麝香，能海失踪在1901年4月以后，白罗尼得知能海遇害最早也是在能海失踪后的第二年，他在19年以后再转述给乡间，相隔这样长的时间，所进行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成问题的。另外，是谁告知乡间，能海惨死在山坡下边15里的山腹中，法国传教士所知能海遇害的消息又是从何得来的？这些都值得深究。道听途说之事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依其作结论。就物证而言，一桥大学探险部的中村保及能海宽研究会的会长横田祯昭，1999年曾到德钦去取证，着力落实乡间所说的“遇难之处”。他们在德钦（阿敦子）县城以北海拔33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刀砍斧削，垂直而立，俗称“屏风岩”的岩壁，岩高8—10米，宽15米左右，上面有朱红色的藏文和岩画，但没有乡间所说的“大日本能海宽师遭难地”的刻字。经用实地资料与佛教报纸所载进行核对，利用GPS进行考定，中村等作出了此地就是佛教报纸所说的那个地方的结论。1999年2月1日，《读卖新闻》对中村、横田的踏查作了报道。“屏风岩”类似乡间所说的“一个大屏风的石岩”，由于岩上没有乡间所说的能海宽遇难地的字样，所以不能证明此地就是能海的遇难地。因此，说能海宽“被古宗族惨杀”，证据是不足的。能海宽是怎样死的？是正常死亡？还是在旅途中亡于自然灾害？还是惨遭毒手？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二、能海宽的入滇纪行

　　能海是自重庆经贵州省而向云南进发的，他在重庆制定了由云南至西藏的行程：云南府（府治在今昆明）至大理府15日；大理府至丽江府10日；丽江府至中甸厅7日，中甸厅至阿敦子（德钦）7日；阿敦子至江卡（宁静）30日；江卡至察木多（昌都）30日；察木多至拉里（嘉黎）30日；拉里至拉萨30日。

　　能海在行前写道：“出发的日子打算在明年（1901年）春，从云南经中甸、阿敦子（德钦）进藏，会有科么样的结果不能预测。”他在1901年3月30日到达昆明。他在行程中写道：

　　从贵州进入云南，山都不太高，地大而平。有曲靖府的平地、篙明州的平地、滇池的平地。这些平地的周围绵延数百里，在其他省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旷野。云南省城周围有八九里，人家稠密，比贵阳城热闹，人口大约有20万左右。物产为麦、豆类、稻谷。鸦片也有不少。玉石、象牙、银加工的种类很多。还有经东京（今河内）、蒙自进口的不少洋货。

　　据《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的曲靖府“东西距390里，南北距620里”，“篙明州东西距120里，南北距75里”，滇池平地包括500里滇池旁的昆明县（东西距100里，南北距80里）、呈贡县（东西距60里，南北距60里）、晋宁州（东西距60里，南北距60里）及昆阳的一部分。曲靖府平地、嵩明州平地、滇池平地确实是能海在四川西南、贵州省所看不到的平川旷野，但不是所谓在“其他省很少能看到”。云南省城昆明，“明洪武十五年重筑砖城，周九里三方”，能海所言“省城周围八九里”与实际相符，这说明他的考察记录是有根据的。当时的云南省城昆明是云贵总督署所在地，是云贵两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比贵阳城热闹。据1820年的人口统计资料，云南府有人口94.2689万人，其所言1901年昆明“人口大约有20万左右”，为其在实地访问所得，当是可信的、有价值的资料。昆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烟土的集散地，“滇中之地土与气候，适合栽种鸦片，故产出烟土，其质数实较他省所产者为强。运出省极易销售，因此……农人以有利可图，遂尽力栽种……较种豆麦获利倍徒，谁又何乐而不为，所以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全滇能有六七千两之烟土产出，此非过甚之词，实有所据也。”能海说：“（昆明）鸦片也有不少”，亦是亲闻目睹之可信之言。云南“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罽之属”，己有悠久的历史，省城昆明是加工的中心，能海说昆明“玉石、象牙、银加工的种类很多”，也是符合实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帝国对中国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加剧，昆明充斥着自越南河内经中国的河口、蒙自输入的洋货。据1912年的统计，输入云南的洋货进口值为9766518两白银，土货出口值为12573069两，出超2806551两。能海在昆明所见到的洋货，种类和数量肯定不少。

　　云南省有众多寺院，僧侣当然也不少，但大的寺院不多，有僧70—80名的就算是最大的了。昆明有4个天主教堂。洋人馆在去年（1900年）5月被暴徒打烂、烧毁了。现在已看不到它的原样了，连善于忍耐的法国传教士也终于撤退了。

　　寻甸与嵩明两州哥老会徒甚多，他们动一下就有产生动乱的兆像。我从贵州出发，27日在马龙州听说，从贵州去七八日路程就能到的四川省永密县的哥老会起义了。哥老会有大哥、老二、老三、老五、老六、老八、老九等7个头街。大哥握有至高无上的大权。老二、老三关注神佛之事。老五有如总理大臣，处理万事。老六、八、九分管各职。朋友互救、团结坚固。四川、贵州、云南地界有数十万会员，到处飞扬跋扈。像贵州的暴动，每次就是由此党为中心挑起的。

　　能海宽所记1901年昆明有4座天主教堂，大致与文献记载相符。其中之一是小东城内平政街的御赐天主堂（洋式，1876年建），其次是平政街永宁宫对门的溯原宫；第三是东门外金马寺狗饭田的若瑟堂（洋式，1882年建）；第四当指昆明小东城内平政街羊角巷内的女学堂。女学堂属天主堂的附属机构，能海宽计算时，可能将此也作为天主堂看待，因为除此之外，当时的地方编列档册未见有其他的天主堂的记载。据今人著述，“仅1885年至1900年，昆明就新增天主教堂17座。主教公署设于昆明，昆明成为云南天主教的活动中心”。因著者未列出17座天主教堂的名称，又未注明资料出处，所以不能用以说明能海宽记录的不实。关于其所记“洋人馆在去年（1900年）5月被暴徒打烂、烧毁”之事，当指1900年昆明人民的反洋教风潮。“1900年，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昆明人民举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火炬，这年5月，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由越南入滇，途经蒙自海关时，其夹带军火的300多件所谓行李拒绝海关检查，强行运往昆明。到昆明后，经厘金局秘查，确有军火26驮，厘金局将其扣留，可是方苏雅与副领事伯威却率领多人，带着枪支冲入厘金局，殴打我工作人员，并将军火抢运入城，转运到平政街天主教堂。昆明群众闻讯后，怒不可遏，云南当局迫于群众压力，迭次照会交涉。方苏雅却蛮横无理地一会说蒙自海关造谣，一会说只带几只洋枪防身。群众听了这些谎言更加愤怒。6月10日，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平政街教堂，令帝国主义分子交出军火，穷凶极恶的方苏雅，竟开枪击伤群众，因而更激起群众的义愤，一举捣毁了平政街天主教堂，焚毁了‘主教公署’和法国的修道院，郊区农民烧毁了金马寺附近的狗饭田天主教堂……。”

　　哥老会又称“哥弟会”，因四川方言呼弟为老。是清朝民间秘密会社之一，属天地会支派。清初由闽粤客家移民在四川建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太平天国失败后，坚持反洋教斗争。能海宽所记哥老会之内部分工及川黔滇交界地区有数十万会员的情况，当为其访问所得，对了解这一地区哥老会的历史有重要价值。

　　能海宽在写给本愿寺寺务所谷了然的信中，记述了他自昆明出发至大理府的行程：“1901年4月4日从云南省城出发，经过滇池、禄丰县、响水关、广通县、云南骚,16日到达大理府。从云南省城到大理府有13站，925里以上。重庆府到大理府有48站，总计3320里。”4月18日他从邓川前往丽江。在大理停留了

　　3天，下面是他的考察记录：

　　大理古时称为妙香国、白崖国、皇国等等，是阿育王子或白饭王等建国的地方。从中唐起，蒙氏在此地建立起显赫，称之为所谓南诏国，数百年间成为独立王国的国。后来由段氏取而代之，到元代时灭亡，沿革颇为丰富。

　　此段关于大理历史的概括，有画龙点睛之特点。妙香国即犍驮罗国，又作犍陀罗国、犍陀越国、乾陀越国、乾陀卫、乾陀婆那或业波罗等，意译为香地、香洁、妙香、持地。位于今西北印度喀布尔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此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邑里空荒，人烟稀少，此为8世纪时之情况。此国为古印度的佛国圣地，其后，中印度佛教分裂为上座、大众二部，此地是上座部地域，但僧徒又吸收大众部之学养，故大众思想在此亦风行。“南诏一名鹤拓，说者谓即印度犍陀罗之译音，犍陀罗佛教甚盛，艺术尤具特殊作风，南诏与之相仿，故当时亦以犍陀罗自名。”能海宽谓“大理古时称妙香国”，与此有直接关系。公元772年南诏王阁罗凤在今弥渡红岩乡筑白崖城，故南诏有白崖国之称。白崖城遗址有内城墙、旗墩等遗迹。阿育，梵名，又作阿输迦、阿恕伽，意译为无忧王，系中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世王，公元前3世纪左右出世，统一印度，是保护佛教最有力之统治者，有达磨（正法）阿育王之称。白饭王为印度释迦族四王子中之第二子。据（释迦谱》卷一载，四王指净饭王、白饭王、斛饭王、甘露饭王。净饭王所生长子悉达多，即释迦牟尼佛。故白饭王是释尊之叔父，其子阿难从佛出家，持三藏教。大理是中国通往南亚之古代交通枢纽，印度佛教经缅甸输入大理，早于南诏时代。“南诏时代，佛教早已输入，且大理为通印度之孔道，佛教之盛行，自在意中。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云：‘道生之入印度，乃经过吐蕃、尼波罗路，又古代唐僧二十余人，经滇缅路而入印度。”，“佛教之入大理有三条路线，可作假想，其一为汉代直由中原内地输入；其二为自印度缅甸输入；其三为由西藏输入。”“佛教在汉哀帝时（公元前6—公元前1年）己入中国。至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中国梦想之计划，始告完成，由叶榆（大理）、永昌（保山）通掸国（缅甸）、罗马（大秦），音乐、技术皆相继输入。则佛教由中原内地输入大理，自在意中。”大理民间密教流传，教士称阿叱力。罗庸《张胜温梵画·警论》云：“阿叱力亦云阿阇梨，此云灌顶师，为天竺（印度）密教上师之尊称，西藏、蒙古所称喇嘛者也。阿叱力教之传入滇西，据云在唐贞观中（627—649年）。”能海宽所记大理古时称妙香国，是阿育王子或白饭王等建国（意为传道）的地方，是以佛教传入大理的悠久的历史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其宗教历史知识的渊博。这一是来自他对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二是来自他在大理进行的认真而科学的田野调查。他把大理视为印度佛教东传之圣地。

　　大理府东面为洱海，西耸苍山，是山水明媚的风景名胜区。苍山高为数千尺，夏时还冠白雪。山中出产大理石，三塔寺附近的百余户人开着大理石工厂，石纹有禽兽山水的形状，呈现出黑、白、赤、青等等光彩陆离的景象，价格颇为低廉。我在途中天天能遇到用马驮着石到省城及其他地方的人们。墓碑等等用此地之石头。

　　府城在苍山的下端位置，四方城壁约为3里，设有四门，为清国千户大镇之一。人家不算太多。洱海环周约有150—160里，与我们的琵琶湖很像，是风景绝佳之地。

　　此地既是名胜地，又是人种博览会。我在吃饭时忽有四五个土人来观看我，我看其面貌，颜色呈黑色，眼和牙齿灿灿光亮，也就是被称为罗罗的有如热带人种奴隶的种族。身有丈高，面呈红色，带着蛮狗行走之人为西藏人，与中国汉人相差很大。面呈铜色的，与马来半岛的人种为同一种。其间也有面呈黄色的中国人。他们各种在此地杂居，实在是此地的一个奇观。

　　能海宽以“山水明媚的风景名胜区”来描绘他对大理自然风光的深刻感受。洱海史称西洱河，属澜沧江水系。发源于洱源县的苑碧湖，流域集水面积2565平方公里，南北长42.5公里，平均湖宽6.3公里，面积249.4平方公里。水有三岛：金梭、赤文、玉几。苍山在洱海之西，名点苍山，史籍作“玷苍山”。其自北向南伸展长50多公里，凡19峰，连脊屏列，峰间夹涧，为18溪，青嶂并峙。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最高峰4122米，顶冠皑皑白雪。著名的苍山八景与洱海的三岛、四洲、九曲融为一体，风光绮丽。1530年，杨升庵游苍山、洱海，将其风光与全国的知名山水作了比较。他说：“自余为僇人，所历道途，万有余里。齐、鲁、楚、越之间，号称名山水者。无不游。已乃泛洞庭，逾衡、庐，出夜郎，道碧鸡而西也，其途山水，盖饫闻而厌见矣。及至叶榆之境，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北入龙尾关（在今下关），目行且玩，山则苍龙叠翠，海则半月拖蓝，城郭奠山海之间，楼阁出烟云之上，香风满道，芳气袭人，余时如醉而醒，如梦而觉。如久卧而起作。然后知吾向者之未尝见山水，而见自今始。”1982年及1994年，苍山、洱海先后由国家命名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大理石俗称础石、点苍山石。《点苍山志》云：“山本青石，山腰多白石，穴之腻如切肪，白质黑章，片琢为屏，有山川云物之状。”纯白色的称“汉白玉”，灰色的称云灰石，有绿、青、黑、红等彩色的称“彩花石”。其开采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建材装饰石雕刻工艺品的优质原料。能海宽对大理石工艺品的考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入滇考察，是以地方特色项目作为重点的。

　　大理府城即今大理古城，位置在苍山中和峰下。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在南诏、大理国羊苴咩城旧址外修建，十六年建成，城墙四周各长1500米，宽12米，高6米，筑有4门。大理是白、彝、傈僳等民族聚居之地区。能海宽所称的人种博览会，意即此地的少数民族众多。能海所称的罗罗即彝族，有体高、面黑、齿白的特点。“蛮狗”即藏獒，又名藏犬，其日记中形容是“猛如狮子的西藏狗，不可近之”。1898年7月8日在打箭炉（康定）折多山附近，能海曾被这种狗咬伤，“左足、右手外伤3处，厚长靴被咬破，狗牙深深地咬入脚胫，一时跌倒不省人事，以后数日都忍着苦痛继续旅程”。“西藏部落每户都饲养蛮狗，当护卫兵使用，看到生人后随即上来嘶咬，这实在是入藏的一大困难。”在寺本婉雅的《满蒙旅日记》中，寺本对能海被咬伤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记实：“在打箭炉与能海宽君邂逅，他是本山（本愿寺）的入藏留学生，比我后从日本出发……，7月8日从打箭炉南门出来，行40里后，住宿折多，有碉房四五座。为消除疲劳，与能海一起到10里外的温泉。途中，遇到了野宿的商队，有蕃狗六七只，以作护卫，防强盗用。见到我们后，商队之人用套索来拴狗，以让我们安全通过。然而，突然一只犬疾驰而来，咬住能海君，他被狗咬翻了，我等急忙上来营救，商人快走拉下狗来。而后五六个商人作像是来赔罪之样，然而语言不通，不明其意，就此，我们不去浴场，而回住处碉房。检查能海君的伤口，脚胫之处被咬伤，我用药涂上，但无绷带。我们对前途之旅程，充满了暗然之色。”

　　城外有三塔寺，为1大塔、2小塔，所以有此称呼。大塔高180尺、15层，塔基为五间四方，顶上有金轮，唐代蒙氏时创立，安置有观音。有着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每年3月15—20日的5天，开办观音的结缘日，称之为“月街”，从各省来参拜的人很多，以之为契机，各省的商贾们也带其各地土产来此贸易，交易额有10万之数。接近这个日子时，广东、广西、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人逐年增多，因此市街繁荣昌盛。寺院不很多，僧侣也寥寥无几。

　　“月街”自唐朝以来就例行作市了，缅甸、英、德、法国的洋品，经腾越（今腾冲）、永昌（保山）进口而来，集市上看到了很多。日本制品以火柴居多，也有蝙蝠伞、毛毯之类的日本产品。另外还有经丽江，从西藏东部输入的物品也有。

　　渡过府东方的洱海，行2站路为鸡足山，是云南省的第一灵地。前山5大寺，后山8大寺，全山360庵，有数百僧徒，来朝山的土人也不少。城里虽然有耶稣会堂，但信者很少，呈现出佛教独占的姿态。有提督军门、道台衙门等等，户数不到三四千户。

　　能海宽所记大理城外之三塔寺，即崇圣寺内之三塔，谢肇浙《滇略》云：“崇圣寺三塔，中者高三十丈，外方内空，其二差小，各铸金为金翅鸟，立其上，以压龙也”。塔顶有铁铸款识，云“贞观六年（632年）尉迟敬德监造，开元初，南诏修之，请唐匠恭韬徽义重造”。阮元声《南诏野史》云：“磋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保和十年（833年），至天启元年（848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立。”所谓“月街”，是祭祀观音的庙会，始于唐代永徽年间（650—655年）。明嘉靖《大理府志·市肆》云：“府观音市，在城西校场，以三月十五日集，至二十日散，十三省商贾咸至，肪于唐永徽间，至今不改，以民便故也。”民国初年至今，改称三月街，现为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民族节。时间由三月十五日延至二十一日。届时伴随商贸物资交流，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国内外商人云集，空前繁荣。

　　鸡足山位于宾川县城西北部，在中国是与峨嵋、五台、九华、普陀齐名的佛教名山。其古名青巅山，明代改称鸡足山。清人范承勋《鸡足山志》说，宋时有僧人慈济在青巅山峻石山出家修行，崇奉迦叶。宋以后，鸡足山日渐发展为高僧云集、名震东南亚的佛教圣地。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有寺院百座，住山僧众千人。能海的记述，为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鸡足山佛教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三、关于能海宽的评价

　　（一）能海宽进藏求法，出现于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时代。他的进藏求法，在抵制明治政府宗教单一化为佛教等外来宗教争取生存空间，实现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等方面具有进步意义。神道教（简称神道）渊源于日本原始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号称“天地神祗八百万”。6世纪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神道教曾与佛教结合。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日僧最澄（767—822）来中国学习天台宗教义，归国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与之同来的日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师从惠果，成为密宗嫡传，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佛教在日本盛极一时，神道与佛教进一步结合，出现了“天台神道”、“两部神道”的神、佛混合教派，这说明了神、佛在明治时代前是相互吸收、共存共荣的，明治政府实行“神佛分离”，独尊神道为国教的政策，神道崇拜的象征太阳的皇祖神天照大神，成了日本天皇的象征，使日本的皇统变为神统。佛教因而陷入灭顶之灾。能海宽作为一名振兴日本佛教的僧人去西藏取经，虽然半途而废，但他为日本宗教多元化奋争的功勋不可没。

　　（二）能海宽在云南昆明、大理等地考察所记历史、途程、山川、名胜、城镇名号、民族特征、风俗、物产、市场等资料，绝大部分为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它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际的情形是吻合的。这些资料对研究百余年前的云南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日本人认识云南，不能不说能海的“考察日记”起了相当前导的作用。能海在云南失踪，除了查无实据的道听途说之外，至今没有所谓他遭“古宗毒手”的有力证据。古宗是古代云南藏族的他称，主要分布在今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德钦县。法国传教士对法国商人白罗尼所说的“一个日本僧人被古宗族惨杀于阿敦子的险山关腹中”的地点，当在德钦县城前往西藏的澜沧江大峡谷一线。笔者曾前往这条道上的燕门、佛山两乡的明永、斯农、溜筒江、纳古等村去寻访，各村的老人、智者皆言未听前辈老人说有日本和尚在百年前来此被害的事件。这一线自古是滇藏贸易的茶马古道，往来的马帮及商贩不少，德钦县燕门乡、佛山乡的藏族民风纯朴，是商贾及过往客人食宿及背驮运输的服务者，不能妄下能海在此遇害的结论。他的失踪是病亡，还是天灾、人祸？应再作深入的研究。

　　（三）能海宽是日本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他十分重视西藏佛教、藏文、藏民俗的研究，以赴西藏求藏文《大藏经》原典，作为自己崇高的志向。他认为汉文《大藏经》不能全部反映释迩的真意，只有得到藏文版原典，才有振兴日本佛教的可能；因为佛教在印度诞生，传入中国内地，己受到儒教的影响，传入日本后又受到日本神道的影响，其本质己发生了很大的蜕变。日本佛教要振兴，只有按佛教的原貌来恢复和改造。他“不惜生命”要赴西藏求法，既具有振兴日本佛教的意义，又有为日本藏学鸣锣开道的功能。他对日本藏学的建树，主要表现在他第一次进藏时写的田野考察成果《进藏通信》中。他说：

　　“支那贬称西藏人为‘蛮家’，但是从藏人所用直行草隶的书体以及甘珠尔部经典来看，藏文1300年前，从印度文字制作而来，至今为止，还未借用他国的文字，能自由自在地精致地表述思想。经典在1000至1100年以前，就已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很少借用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日本虽有着西藏十倍的人口、光辉的历史，但是在文字上只有片假名、平假名，基本上要基于汉字，如果不借用汉字、罗马字，就无法表达思想，不能表述自己的心意。……原来秀丽的藏字，特别是被书写得漂亮的藏经，实在让人羡慕不得。藏人的书法家是怎样漂亮地书写草书呢？日后应该拿来示人。他们（藏族）的宗教即是‘苯教’，今日尚有神宫来举行祈祷仪式。供物的形状，或者是立币帛，或者是供肉类等等，就是如西洋人说的支那道教，我们的神道类的宗教。

　　藏文的构成结构，有许多比英语、梵语或支那语更类似我日语。日语的助词用法，或发音的促音、接续语等等同藏语有许多相通之处。日、藏语的比较研究很有必要。我在炉（打箭炉）地听到的俗歌等等，很奇怪，其音曲与日本农村的山歌有相像之处。

　　里（塘）人四季常食牛肉，天天都要屠杀牛，4头、5头、10头，喇嘛也食用。吃法为把生的大块牛肉在牛粪火上烧，或者生吃，甚是简单。屠牛法也很简单，把四足缚起来，砍掉脑袋，接着剥皮。牛种是西藏牛，汉人称之为耗牛，毛长约1尺左右，牛角弯曲呈二三曲折的形状……，见人就逃。用它驮带行李，不管山谷与丛林，都可无忧虑的行走。但掉进水里被淹死的也有。土人通常1人饲养10头。

　　巴塘小城里有军粮府、都门府、专讯厅、正副土司（府）。喇嘛寺称为‘丁林寺’，周围有300步。僧侣号称3千人，实际上有1800人。进入寺内，寺内之宽阔让人吃惊不小！……丁林寺大概是1个2町方（200亩）左右的喇嘛寺，1800喇嘛吃住在一起。气质上看起来较里塘的喇嘛们温和，受当地军粮府官所管。土地物产较为丰富。寺内能参观的地方只有6处，当地土人每年2—3次须参拜寺庙。有一个法国教会，住有一外国人，虽然多年布教，但无一人信教。在巴塘做买卖的是清人，有八九间铺子，市场上的大米来自云南。物价很高。土民主食糌粑（即麦粉）、茶和酥油，也吃牦牛肉。”

　　能海宽是首次将藏文和日文作比较的日本僧人，他对藏文的评价是令人信服的。他关于里塘（今四川理塘）人食牦牛及用牦牛役使的记载，在一百多年前是新资料，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陈登龙编的《里塘志略》手抄本，只在“物产·兽类”条中列出耗牛字样，对其自然属性和功用未有只字论述。能海的记载在当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巴塘，清朝设巴塘粮务同知。雍正七年（1729年）授土官扎什彭楚克为宣抚司使，大头人阿旺林泌为副土官，颁给印信号纸。凡土目25名，大小头人426人，蕃民28150户，喇嘛9480人。所辖安抚司11，长官司7。原地幅员千里，光绪三十二年改流，设巴安县。能海去巴塘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未改流。所以能海说巴塘城里有军粮府（巴塘粮务同知府）、正副土司府等机构。巴塘的藏传佛教寺院以丁林寺最为著名。能海宽与寺本婉雅曾进寺内考察，能海所记寺的面积、喇嘛人数与寺本婉雅在他的《蒙藏旅日记》中所记的基本一致。“光绪三十年（1904年），驻藏大臣凤全过此，兴办垦政，喇嘛激番民作乱，攻杀凤全，乱定后，边务大臣赵尔丰，毁喇嘛寺，诛二土司，设巴安府。“能海宽和寺本婉雅是在丁林寺被毁前最后见到丁林寺的日本人。他们对寺院的记录，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巴安城的东街、南街有福音堂，天主堂在北街，这些外国教堂的信徒皆为当地的汉人，能海说无一人是法国教会的教徒，指的是教徒中无藏族人。

　　（四）能海宽是日本明治时期日、中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头角峥嵘的志士，他的事迹值得作深入的研究。他视西藏为佛陀圣地，为去西藏寻求佛陀真传的藏传佛教原典，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陕西、宁夏、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他留给日本民众的遗物是在中国收集到的“历史与宗教文化资料2691条（内含佛典56卷、佛像、佛具79点，旅行记等文字材料96点），图书、地图202点。岛根县金城盯政府认定其中的6件为文化财”。这些资料是由本愿寺上海别院从中国转运到日本的。金城町是靠近广岛的一著名的山地小城，是能海宽的故乡，1991年金城町与中国上海的真如镇结为友好城市。为宏扬能海宽为中日文化交流而献身的精神，金城町历史民俗资料馆对能海在中国的遗物设为常设展。岛根县波佐文化协会会长、金城町的乡土研究专家隅田正三先生，自1966年起研究能海宽的事迹，1989年出版《西藏探险的先驱者——求道师能海宽》一书，系统介绍能海的业迹。1995年金城町成立“能海宽研究会”，出版会刊《石峰》，以构筑“能海学”为目标。2000年，能海宽研究会与中国机构在宁夏银川召开首次‘旧中合作2000年国际交流大会”，以纪念100年前能海对宁夏的访问。继1988年日本NHIK电视台播放《西田敏行追寻能海宽的足迹》（以四川理塘为中心制作）的节目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之后，1998年7月26日，日本NHK教育电视台在“心之时代”节目中播放《求法的旅人——能海宽的一生》，又引起日本民众的关注。东洋大学的中国专家饭家胜重教授在该校第51回学术大会上发表（求法与开教之间——能海宽与河口慧海之场合》的论文，指出“对能海宽的研究不可忽视”。2002年，日本大谷大学举办大谷探险队100周年“佛来之道”的纪念活动，召开西藏的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把加强对能海宽的研究作为大谷探险队今后的一个方向。能海宽求法的事迹，曾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王珏、王思玉先生指出：“能海是个感到日本佛教文化不如西藏的人，但其才能后来不幸夭折”，“他的《进藏通信》是一篇兴味颇深的报告，作为东本愿寺的选派人，其观察和记述令人深思处很多”。

　　总的来讲，能海宽在中国还是一位鲜为人知的研究藏传佛教的佛学者和日中文化交流的著名使者，我国学者应继续与日本学者合作，把对能海宽的研究引向深入，以推进新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

　　附：本文参考的英、日语文献

　　GregoryJ. W. Gregory, C. J. 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an account of a jourary of expldrati on up to and among the snow-chad mountanins of Tibenten Frontier. Seeley Service, 1923.

　　Ward, Francis Kingdon, 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y： Travels of a Naturalist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1913.

　　江本嘉伸：《西藏漂泊上》1993年版；《西藏漂泊，被西藏迷住的10个日本人》，山与澳谷社，1995年。

　　白须净真：《能海宽西藏之旅——明治青年佛僧，为何要尝试入藏》，《亚洲游学》23，2001年。

　　偶田正三：《西藏探险的先驱者、求道之师能海宽》，波佐文化协会，1989年。

　　长泽和俊：《日本人的冒险与探查》，白水社，1998年。

　　中村保：《喜马拉推之东——云南、四川、藏东南、缅甸北部的山与谷》，山与溪谷社，1996年。

　　能海宽：《关于世界佛教徒》，哲学书院，1893年。

　　村上护：《风之马——西藏求法传》，俊成出版社，1989年。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作者简介]何大勇，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