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碑阐述儒佛妙义 三名人留下难解之谜

　　一块碑阐述儒佛妙义 三名人留下难解之谜

　　明代石碑铭刻400年前文化思潮趋向

　　康营村，位于现东昌府区侯营镇。明朝时，因村中有多座庙宇，康营在周边村落中颇负盛名，附近百姓常常慕名前来烧香拜佛。现如今，立在村大队部门口的石碑即是当年立在观音堂前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不仅记载了立碑的来龙去脉，还反映了400多年前文化思潮的重要趋向。

　　郑天爵出资建造观音堂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在山东东昌府西南有一个村落叫做康家营（即今天的康营村），那里的百姓淳朴善良，一年四季，烧香拜佛。尽管百姓一心向佛，可村里却没有供他们烧香拜佛的祠堂，所以只能在家中日夜供奉香火。时间久了，村中父老聚在一起商量，准备向百姓募集捐款，以建造祠堂。

　　当时，村里有一人名叫郑天爵，他慷慨地说：“吾奈何以善事累二三父老。”接着，郑天爵出资购买了四亩地。这块地所处的位置，正如石碑中所记载的“藏风聚气，亘丘披陵，云树呈祥，川原效祉，盖隐然一胜地也。”万历十二年（1584年）正月二十八日，郑天爵在此风水宝地建造了祠堂，名曰观音堂。后在观音堂前立碑作为纪念。

　　根据石碑记载，建造观音堂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内设大小房屋十八间，正殿三间，禅堂三间，厨房三间，客房三间，住房三间，天地坛一座，火池一座，门楼一座。正殿中间供奉着观音菩萨，左右两侧分别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石碑的沧海桑田

　　郑广勋，今年64岁，世代居住在侯营镇康营村。

　　“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说，村里原来有五座庙，因为观音堂位于最南边，所以又叫南堂庙。”郑广勋说，“我是45年生人，小时候还见过这座石碑。当时石碑在一个破旧的院子里，石碑下面是一个乌龟形状的底座，碑帽已经不见了。老辈人说这里原来就是南堂庙。”

　　上世纪40年代末期，石碑被转移至村中一大坑内。斗转星移，石碑渐渐被岁月掩埋，人们也慢慢遗忘了它。几年前，村里修路时，才将石碑重新挖出来。现在，这座石碑被立在村大队部的院门前。

　　问及出资建造南堂庙的郑天爵，郑广勋说，郑天爵是村里的有钱人，但是由于没有续家谱，现在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传人了。据了解，现在康营村居住的村民共有18个姓氏，其中郑姓有500多人，是村里人口较多的一大姓氏。

　　记者请教了我市多位文物专家，并查阅了大量文史资料，均没有找到和郑天爵有关的记载。在历史上，郑天爵是位什么样的人物，我们无从可知。可是，这座石碑却和三位历史名人有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碑文由明代三进士“打造”

　　近日，记者赶往康营村，在村大队部院门前，这座石碑被立在一简易底座上。由于石碑左右两侧和背面均被砖砌起来，我们只能看到石碑碑身的正面。石碑上篆刻的碑文清晰可辨，字体隽秀且苍劲有力，刻工精美，足以显现出当时较高的艺术水准。

　　石碑正文题为“观音堂碑记”，碑文详细记载了康营村建造观音堂的前因后果，以及观音堂建造的起止时间、房屋设置等。碑文最后注：“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郑天爵立石”，即观音堂建造14年后方立此碑。

　　碑文通篇最引人注目的是：“赐进士第，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郡人傅光宅撰记；赐进士第，北京刑科都给事中郡人韩学信书丹；赐进士第，北京吏科给事中郡人逯中立篆额。”

　　据东昌府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任家斌介绍，这座石碑的碑文是由傅光宅撰写、韩学信书写的，石碑的碑帽是由逯中立书写的。傅光宅，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仕至左都御史。韩学信，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仕至布政使。逯中立，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给事中、按察司知事。在历史上，这三位都是聊城的名人，至于他们和郑天爵之间的关系，史料并无相关记载，留给世人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傅光宅在石碑上阐教

　　除了三大名人给石碑带来的神秘色彩，这座石碑和以往石碑不尽相同之处在于，碑文内容提到了儒教、佛教，傅光宅用400字左右的篇幅对佛教进行了阐述。

　　“夫儒之言施济也，释之言普度也，其义一也。”“愚谓佛以四缘为幻，万境为空，安可；谓有然。吾心既静，佛土皆静，又安可；谓无善奉佛者，不忽其无而亦不执其有。不求佛于像，而求佛于心，则善念一起，佛光便现。彼观音大士将不在，普陀而在吾灵台惺惺中矣。盖大士无时不在众生心中显现，众生无时不在大师心中起灭。”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儒、佛、道三教或争辩、或调和的关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重要论题。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三道归一”、“三教合流”的思想是当时文化思潮的重要趋向。

　　也正是应了这种文化思潮，在傅光宅看来，佛教和儒教同源，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济世救贫、普度众生。他认为求佛应该“不求佛于像，而求佛于心”，即求佛者要心中有佛，不能仅仅只是表面上拜佛。由此可以看出，傅光宅虽“以儒发家”，但是他对佛教的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 （庞晖 任家斌）

　　感谢东昌府区文物管理所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来源：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