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远兮悟道路——读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有感

　　漫漫长远兮悟道路——读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有感

　　金易明

　　作家豆豆所作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被以《天道》之名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播出之后，在各地引起的反响可谓“震动”。这不仅源之于著名演员王志文和左小青对男女主人丁元英和芮小丹的精湛诠释，也不仅仅体现在导演对于剧情的精确把握，以及原作者对故事的生动描述，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之魅力；当然更不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所表现的男女主人公那清雅、高洁的情感生活。许多人对此电视剧是一看再看，并因而激发起阅读豆豆原著的兴趣。笔者近期很少读小说，也是因为《天道》的缘故而追溯至原著。网络上更有对《天道》作出“当代商界圣经”的评语，可谓是近乎溢美的评价。但这部本为娱乐而作的电视剧，由其对商场惨烈之法则深刻而“具象”的描绘、演绎，也使这部电视剧不仅轰动于一时，更被一些商界枭雄置于案头，时常温故而知新，则是事实。

　　透过这部《遥远的救世主》，特别是其覆盖面更广的电视剧《天道》的社会轰动效应，不能不引发笔者深刻的反思。

　　一

　　固然，商场的竞争与搏杀，确实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故事线索，而且，相比之下，王志文、左小青所演绎的缠绵而荡气回肠的主人公情感生活，反而仅成为剧情铺展的牵线而已。但凡熟悉当下电视剧市场者都清楚，论及展现中国传统韬略、以及权谋捭阖之术者，例如《三国》、《贞观长歌》、《雍正皇朝》等历史剧，在荧屏上如走马灯似地，将中国历史上宫闱权变、韬略权术演绎得淋漓尽致，气象万千；其场面之壮阔、背景之复杂、涉及之深广，远非《遥远的救世主》中所展示的民营企业与贫困乡村之间的商场算计和陷阱所能比拟。况且，在豆豆的笔下，由智玄禅师道出了丁元英的性格底色：“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以如此心气，在中华这片土地上，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期望出将入相似乎希望渺茫，充其量，只能作为谋士而寄身于商贾权贵门下而已。故而其谋略权术、韬晦算计，无不透露着“开仓放粮”、“杀鸡取卵”般的功利性特征，故而其所作，以他的聪明，已经在事先料知“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正所谓“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作者借智玄大师之口，道出了对丁元英所谓韬略的评价：“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问题还是出在其所悟之道是否为“天道”也。由此，读者可以在豆豆的笔下看到一个“对传统文化的成见是渗透到骨子里”的人，最终还是以中国故有的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事手段，反抗着传统文化；其所为也与当代市场经济的严格法制精神相悖逆。可见，如果仅是对谋略权术有兴趣，对商场的竞争搏杀有兴致者，当不至于对这部电视剧或原著爱不释手吧！

　　而论到爱情这一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正因为爱情主题之 “永恒”，或者说言情是文学作品“万灵的润滑剂”，故在如流水线般复制着不胜枚举的各类言情小说和电视剧中，试图脱颖而出，实属难如登峰，缺乏独特的境界和表现手法，是难以收“鹤立鸡群”而“脱颖而出”之效的。试想，当代的言情类作品，无论是影视、流行歌曲、音乐，还是小说等，几乎攘括了清纯型、哀婉型、浪漫型、妖艳型、铿锵型等等，各种形式的言情作品，充斥着娱乐市场，供不同欣赏习惯和娱乐嗜好者选择。可见，在爱情描写、铺展中缺乏新意的《遥远的救世主》，即使借助于王志文和左小青的联袂演绎的《天道》电视剧，也很难说有何特别之处。

　　因此，对于《遥远的救世主》，特别是以电视剧形式走进千家万户的《天道》，获得如此轰动效应的因素，由上述两个方面去找，无疑有隔靴抓痒之嫌。对于那些每分钟都是财富的商界枭雄，对于那些时刻在会海文山中荡漾的政界豪杰，又怎能花费宝贵的时间去不断回味和咀嚼这部长达二十四集的电视剧，或厚达五百多页的原著呢？问题还是在于：被众多商界枭雄和政界精英所欣赏玩味的《天道》或《遥远的救世主》，其亮点何在？这个亮点又向我们透露出怎样的社会心理和需求呢？

　　二

　　中国社会一贯以“民不患贫而患不均”为其治国安邦之箴言；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始终为执政者所坚守。直到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国大地，城市中非国有的商品流通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农村中普通百姓在集体生产之外所经营的自留地，以及哪怕是不成规模的家庭手工业、畜牧业，都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遭“割除”的命运。令人无法忘怀的是，一九七九年后的中国，演绎了一出气壮山河的“春天的故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基本的国策，积贫积弱的中国太想成为一个富庶的国度。于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市场经济理念，第一次作为口号，出现在各种报端，以至于充斥大街小巷。特别是随着四大经济特区的诞生，所谓的“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具有鲜明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如潮涌般地“下海”经商的浪潮。

　　这是一次沉重的民族转身，这种转身，推动着每个人都力图抢先挤进“先富起来”的人群之中。正如《遥远的救世主》的主人公丁元英所客观表述的那样：“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咱们这些人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闯入战场，得先活下来”。其中，固然有在商场活下来者，甚至活得还颇为滋润；但是，更多的是在市场汪洋中呛了一肚子苦涩咸水后，拖着疲惫的身躯，以及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而心绪茫然的上岸者；也确有实实在在地被商场大海吞噬生命者。且不说失败者和被吞噬者，仅就成功者而言，是否都活得很滋润？是否一概都在财富的积聚之中，得到了人生的最高享受呢？丁元英经营的是私募基金，凡了解股市，或参与股市交易者，都了解私募基金这档资金募集，团队炒股的买卖。作为成功者的丁元英，有过颇为苦涩的描述：“都说商场如战场，可私募基金这个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何以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愚昧对于智者固然是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当你的对手并非正规军队之时，你还能厚着脸皮振振有词地自以为在打仗？如对手已非通常意义上的军队，则你如再不及时停火，那无疑是在屠杀。打仗是竞争，是纠纷；而屠杀是罪恶，是犯罪。作为一个成功的商界人士，当丁元英意识到自己的经营活动已变成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时，他义无反顾地终止了自己的私募基金经营活动。无论是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还是被同道判罚三年不能涉入股市，甚至被朋友投了“不道德”票，被骂成“汉奸”，他都心悦诚服。也许这即丁元英这个商人所显示的难得的“贵气”。这种源自于市场经济文化所熏导的“绅士”贵族风范，确实为当下许多发达了的政界、商界风云人物所缺乏。那些在骨子中还无法洗尽“暴发户”习俗，在心理上尚无力驱散“咸鱼翻身“之腥味的人们，都希望在丁元英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以帮助自身退尽暴发户的习俗，除去唯利是图的腥味。这也许是当下政界和商界精英们迷恋《遥远的救世主》或《天道》电视剧的心理因素吧。

　　商界的竞争，虽能给人带来滚滚的财源，但也会使人身心疲惫；政界的拼搏，确能为人赢得耀眼的光环，可终究使人心力憔悴。因此，凡属成功者，特别是当今以建构精英社会为主导的时代，芸芸白领、金领们在历尽身心的极限拼搏后，无不希冀着能有一个静谧而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般的氛围，以调整其被煎熬得近乎窒息的心灵。《遥远的救世主》的主人公丁元英，恰恰被作者设计成一个急流勇退者，传统中国称如此作为者“谓之知机”。刚从柏林飞回的他，即果断地离开繁华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养神的犄角旮旯”的北京城，来到古城，住进一间普通而简陋的民房中，过起与音乐、茶道、网络为伴的悠闲隐居生活。如此境界、如此雅心，令不少成功人士羡慕向往，却又难以实践模仿。唯其羡慕向往，故而跃跃欲试；又唯其无法效仿，更为心向往之。使不少成功人士只能在不断的一遍又一遍地对作品的回顾中，得到心灵的安慰。这种心理特征，可能唯有我们这个民族才拥有。

　　儒家与道家的学说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弥漫于国民的骨髓经络之中。儒家文化的济世之学，以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要旨，以经世治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伦理之标杆，引导芸芸众生关怀政治，关注官场，一番“三纲五常”的规范，奠定了中国社会千年集权化制度基石；一通“名正言顺”的说教，煅造了华夏众生百世“官本位”心理定势。儒家的思想和观念并非纯粹“灵魂深处”所爆发的“革命”，也绝非空穴来风般的无根之浮萍；其与中国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农耕模式、上古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能在华夏大地根深叶茂的事实，至少说明了这片土地上有儒家存在和茂盛的基础和条件，佛教谓之“殊胜因缘”。

　　但世人大多难以问鼎“高堂”，为帝王师者实属凤毛麟角，壮志未酬者则比比皆是。又如何安抚芸芸众生那百年奋斗未得志的彷徨和失落呢？孟子有言：“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亚圣的名言，已经为失落和彷徨者准备了一剂“壮志未酬不言愁”的良方。问题是，世上的人并非都能因孟老夫子的豪言而心平气和焉！故而，道家之学作为儒家的补充和替代品，转而在中国士大夫阶层流行。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变而为“达者治国安邦，困者寄情山水”的左右逢源。依照当今的商场、官场语言而言，则为“进退自如”，依庄子的语言而言，即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恢诡谲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中的这段话，历来被视作道家思想的精髓，其所表露的一种避世情绪和犬儒主义观念，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制推行了两千多年的国度中，确实是士大夫阶层和落魄精英分子绝佳的世外桃源和精神避风港。丁元英的隐退生活，只是作者将大多知识精英及商界、政界风云人物的潜意识中那种期盼和幻觉，化作虚拟的人物予以鲜活地展现而已。无怪乎，如此多的精英阶层会陶醉于《天道》，会对丁元英那急流勇退，功成名就后隐于平民深巷之中的境界和经历羡慕不已。

　　他隐于深巷，而却能为红颜知己重出江湖。运筹帷幄于幕后，以扶贫为题眼，以精确的算计和奇妙的布局为核心，以我国经济法律的缺陷和市场秩序的漏洞为契机，设陷阱于Hi-Fi行业领军人物，调动贫困乡村嗷嗷待哺的剩余劳动力大军扒在“井沿”憧憬未来灿烂前景，最终为心目中“天国的女儿”送上了一份厚重的礼物。这份过于奢华的“礼物”，其中没有利益和名声之期待，推动计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实现的，只有一个“情”字，是“情”的力量促使一位高智商的“资本精英”，于隐居之身再挥市场魔棒，成就一出商界神话剧。多么传神，多么诱人啊！又怎能不倾倒大批如今风云于社会的真正的、或自我虚拟的精英人物呢？

　　儒释道三家的观念，交融于丁元英之身。“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观天阔。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祸福；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一首《自嘲》，道出了丁元英的心灵世界，更让人无法释怀地反复咀嚼，反观自身，寻觅“天道”之所在……

　　三

　　得救之道，这是个困惑人们的精神难题！

　　面对以追逐利益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滚滚红尘，成功后的精英们，当财富和名声已经无法消解人生价值缺位之际，我们又如何面对这一缤纷的世界，又如何在此充斥着欲望和搏杀的尘世间，寻找到自己的一方安身立命之地？这无疑是《遥远的救世主》所希冀探索并得到答案的主题。也许，这个疑问本身永远是一个无解的“猜想”而已。当数学家们将“筛法”用之极致，却仍未摘下“哥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面对如此的窘境，数学家们不免发出是否无缘摘得数学王冠明珠的感叹，或引出究竟是数学工具和方法尚未达到如此高度和精度呢，抑或是在思路与方法上本已走错了方向的疑问。同样的，得救之道，其鹄的在于得救，其依恃在于“道”，故所谓悟道，决非空穴来风，更非无病呻吟的自作多事。若说得救之道尚未显现，或无从下手悟道，或根本无悟道之愿望，得救之期盼，那只能审视我们的思想方法或精神境界：是否我们的精神生活根本尚未升华到需要“悟道”的层面？是否我们所汲汲以求的得救之道，本身实际上未能嵌入得救之途，得道则属枉然？

　　对于注重实际，依丁元英的好友韩楚风的说法“凡属当下眼不见的，一概不予承认”的国民，其特有的得救心理，显然源自于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遥远的救世主》中这段出自丁元英之口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民族得救心理的基本特色，无怪乎在“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运动”了的群众，一边以气冲云霄的气势高唱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又以声情并茂的真挚吟唱“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对此明显的相悖之说，连一点不适感都没有。例如，可谓是中国古典音乐之代表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其第四乐章中连续穿插着《东方红》的旋律和《国际歌》的音素，国人在欣赏中，因其熟悉而更具亲切感，所以，虽这种添加实系文革时“极左”思路下所为，但至今仍然保留而未作改动，这无疑说明了国人对此颇能接受，无意在此信念相悖的问题上认真矫治之。涉及信念、信仰的问题，一般而言，国人颇能以情感化的、浪漫化的态度对待之。由此，颟顸信仰、模糊信念，显现着国人对此的宽容和大度，也显示着对此的轻率和游戏态度。敬畏权贵、算计实惠、计较名分、特重脸面，不仅是国人的文化属性之表现，更是国人模糊得救之道的症结之所在。

　　这种十分特殊的中国式“救恩”心理，堵绝了来自天国的救恩希望之路，将得救的索求托付于人间的“真命天子”于兴致勃勃之际皇恩浩荡一番。如此的得救，也许可以让你脱贫致富，也许能够让你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感，只要你有足够的运气和特殊的时机因缘；但是，如果以期得到心灵的安宁，精神的慰藉，特别是追溯生死之根本、安立人生之意义，纯属中国民族专利的救世主——“真命天子”，即使“皇恩浩荡”于放之四海，也无从给予，或根本上即对此索求或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或耻于引导。试想，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为宗教信仰之争而发生的战争呢？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非为争夺权力而逐鹿于中原，即为“均贫富，分田地”揭竿而起；为神圣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而战，在国人眼中，纯系捍卫虚无缥缈的目标，实属荒诞和不可理喻。既然置于天穹顶端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救世主，民众无缘安身立命，那只有在金銮殿上的“天子”才是真正的最高救世主，以及各级大大小小的“父母官”，才是百姓心目中的“救世主”。

　　其实，儒家学说虽然有所谓儒教之谓，但过于讲究注重人际关系之协调，以经世治国为鹄的的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升华和超越，因而悟道解脱，实在是南辕北辙；道家学说虽有《易经》和《道德经》作为其思想源泉，主张天道自然无为的观念宇宙观，又以心灵虚寂为基础，倡导坚守清心寡欲的生活理念，张扬不干预万物之发展的消极无为、复返自然的思想。但此有益于众生修心养性，具有如唐代贾至在《虙子贱碑颂》中所言的“鸣琴汤汤，虙子之堂，清静无为，邑人以康”之功效的深邃哲理，却在西汉以后，被假托于黄帝和老子思想，却实为道、法、阴阳、儒、墨等诸家杂糅的所谓“黄老之学”所替代，而大行于世；进入东汉，道学更与谶纬之术结合，发展而为道教，且以斋醮法事为主流，斋醮科仪替代了深邃的“天道”精神。以其为得救之道，为悟道指津，岂能安身立命？

　　那得救之道在何处？悟道者依何而悟？人们开始选择佛教，意图在佛门中得到得救之道，悟道之路。丁元英一首题为《悟》的打油诗，道出了他对佛门境界的领悟，这也确实反映了大多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理解和体验：“悟道休言天命，修行勿取真经；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生注定。袈裟本无清净，红尘不染性空；幽幽古刹千年钟，都是痴人说梦”。粗看之下，颇有禅宗大师的风范，“放下”、“无住”的境界仿佛正在“现前”。但是，正如丁元英自己所说的，整首打油诗可谓是“装了斯文，露了痞性”，缺乏的是禅悟所必具的淡定、淡泊、淡雅的心境，多的是“满纸一个‘嗔’字”，与丁元英那首《自嘲》一样，表露的是一位满腹牢骚的落魄精英那份无奈和惆怅，这与佛教所要达到的“放下”与“勘破”，从而以“无住”之“空心”观待一切、随缘如如的心量，其差距之大，实在难以伯仲。因此，丁元英不无感慨地自叹道：“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但是，丁元英的一番对佛教的宏论，确实道出了一般行走于佛门道场中的所谓富翁“施主”们所无法企及：“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这段痛快琳琳的陈述，并非所谓的“晚辈以为”一词所能掩盖其自信和自鸣得意的。这是丁元英等社会精英之辈对久已在中国传播并已然变异的佛教的总体感悟。其要点在于，既肯定了佛法之救世价值，又否定了佛教的应俗功利因素；既叹服佛法所拥有的揭示世间真相真理之弥足珍贵，又鞭笞了佛教所沾染的迷信宿命贪执之俗物羁缚。此番议论，即体现了丁元英等精英之辈对佛法的渴求受纳和领悟受用的心理，又表达了对中国佛教流布中所出现的诸多颟顸佛法、媚俗市侩的因素的嗤之以鼻和藐视的心理。无怪乎智玄大师听后沉默不语良久，因为对本当成为众生的得救之道、悟道之路的佛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染下，变异为民众廉价的心理安慰药方、及官宦权力的祈福降魔祷词，这一严酷的事实，想必智玄大师不会不心如明镜。故丁元英之所言，虽有所偏颇极端之处，但对佛教在中国的尴尬地位，不能不说是刺到了痛处。智玄大师随之“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的感叹，道出了中国佛教徒那被“因缘注定”了的佛缘。智玄大师对丁元英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

　　中国文化以“敬鬼神而远之”为祖训，各种神祇在中国民众中的地位，本就属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之颇为尴尬的功利性摆设，而以此神祇作为其“得救之道”的指津，或者说直接以神祇为怙恃，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因而，本质上主张无神的佛教在中国赢得了普遍的好感。其中，对于佛教的般若学予以情感化领悟的禅宗，又得到广大的士大夫阶层普遍的青睐。尽管禅宗的公案、话头等，借助于文学化的描述，在佛教信徒中颇有知名度，但凡对禅宗稍有了解者，说上几句偈语，参上一番话头，都是家常便饭。殊不知，禅宗的悟道境界之殊胜难得，却难以为一般学佛者所能窥探个中三昧。至于是否有所心得，能否明心见性，于心识相应，更是另当别论。丁元英在自身的经历中所得出的对于佛法空性的体会，比之一般的咬文嚼字、食古不化，或“只有熔点没有正智”之辈，他的悟境虽无修学根基，但属不易，因为在不经意中，丁元英似乎“已经踩到了得道的门槛”。这即他的可贵之处；而小说作者写到韩楚风寺院与智玄大师的一番对话，更显示丁元英的“可贵”：“待客人落坐后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贫僧收下了钱呢？’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可见，得救之道本非以钱可买卖，精神的慰藉和终极的关怀，希冀以钱买到，即是财主们的狂妄心理，也是出家众的自我贬低；交易成功之时，即是露出俗气之际，除显示买卖的双方实乃非真正求道之人，亦非悟道之士而外，剩下的只有浅薄与自我感觉良好。真正作为悟道之路径的佛法，需要的并非信徒与道场之间的信仰交易，以财物金钱的结缘希图获得精神的布施，只是注重实惠、实际的国人的虚幻的心理安慰而已。“悟道”之路，在于必须以通达与佛陀本怀契合的门径，构建起重返佛陀经典以及佛法至善至玄妙的传统，为个体确立自身的生存价值和生命的根基，得救之道当在其中。丁元英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不仅明白应为讨“心安”而孜孜求得“悟道”之路，且明了得救之道并非以金钱所能换取。作为一个“资本时代”拥有巨额资金的社会“精英”，丁元英能有如此清醒的悟道意识，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正如智玄大师所断言的，虽然他“离得道只差一步”，而这一步却“难如登天”。因为，为丁元英所深深悲哀和厌恶的传统文化的痼疾，终于还是阻止了他的解脱。是的，在豆豆的笔下，丁元英还是未能解脱，未能找到“悟道”的门径，随着心目中 “天国的女儿”之毁灭，他那期盼的天道也并未出现在他的面前。也许，等到他的巨额资金在柏林解冻后，我们又可见到昔日商场精英的熟悉身影。搏击商场与沉浮宦海一样，是精英们实现人生价值可圈可点的坐标。正如智玄大师所预言的那样：“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小说最后出现的结局，韩楚风将丁元英接走了，他在柏林的巨额资金的解冻期临近了，“大哥要走了”。随着“天国的女儿”的消逝，走向悟道的心路历程也该结束了。实际上这并不奇怪。正如再旷世奇才的士大夫，也有着挥之不去的“帝王师”之梦一般。这不由得令人想到了一代国学大师，以学术为安身立命之所的王国维。静安先生虽然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学问做得令人在崇拜之余油然起敬；可提到他的晚年结局，人们更多的是扼腕叹息。他无法忘怀于“帝王之师”的抱负，汲汲于为逊帝溥仪作南书房行走，连应聘于清华国学院导师，也非请到溥仪的“圣旨”方能安心。有人将此怪罪于罗振玉，笔者以为，罗振玉在此事上所起的作用无非是牵线搭桥的作用，如静安先生自己不屑于此，他人岂能奈何？世上真有不愿为“帝王师”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先生者，可谓寥如晨星；世上真有淡定于尘世，淡泊于名利，却满腹韬略而又拥有搏击商场的精英，无奈大多昙花一现。

　　得救之道的拷问，也许只是精英们的脑力体操；悟道之路的探索，可能只不过是搏击者们中场休憩时的蛰伏和换位体验……

　　四

　　世上是否终究有得救之道？悟道之路是否真的很遥远、漫长？遥远到遥不可及，漫长到漫无边际？要旨在于：在人的生存与作为终极关怀的深度存在之间，建立起一条通达之路，乃是悟道之路的航标，也是得救之道的心理动力。心理动力的缺乏，则不足以构成“得救”之愿望，也无从窥见“悟道”之路径。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的《悟》，修改了其上半阙：“悟道方知天命，修行务取真经；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智玄大师的改动，显示了佛门的悟道真谛。“因缘注定”，即是丁元英说的“这是文化属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故得救之道，滥觞于对丁元英所认定的“文化属性”的深刻反思，却非如丁元英一样仅仅从对“传统文化的成见”出发，将满腹的牢骚“渗到骨子里”，并对此采取躲避、消极抵御的策略。因缘不会因你满肚子的成见而消失，也不因你的“渗到骨子里的”牢骚而退避，同样，也不会因为你的躲避和抵御而蒸发。悟道之路在于自身的追溯和探索前行，得救之道则需要从信仰中寻求目标和方向，汲取力量和底气。但个体的得救，与民族的觉醒和振作，密切相关、相互相成。缺乏民族的觉醒和振作，个体的得救希望和悟道之路会茫然无措，三十年以前，笔者还是一个刚步入大学之门的年轻学生，在一九八零年的《中国青年》上，读到了潘晓的“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文章。是否这个话题在三十年后的当今社会，已经失去其现实的意义了？笔者以为不然！这是一个涉及民族整体的得救话题，而这个话题远未有圆满的答案。作为整体的民族而言，我们的得救之道，首先在于认识到：自身必须面对“连接民族情感”的传统文化，还得拥抱“闪烁着普世之光”的民主思想。

　　为此，国人的悟道之路，只有从改良传统文化入手，从奠定民主基础落实。其中，关键是从观念上变数千年来的“官本位”为“人本位”，树立国民意识。百余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探索着民族得救之道。从留英派的君主立宪制到留美派的议会宪政制，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陈序经的“全盘西化”、从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从康有为的效法“明治维新”到孙中山的“走苏俄的道路”……种种探索的失败，无情地昭示了一个事实，民主只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治国手段，其手段能否真正实现，成为社会良性运作的机制，则取决于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真正法律地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仅寄希望于“栽棵民主之树，就会开花结果”，则不是幼稚，即是天真。君不见，当代世界多少国家在宣布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迎来的并非“普世之光”的和煦朝阳，却是杂乱无章的一堆垃圾，可谓弃之可惜，理之无绪，极端的更会带来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枪炮代替了选票。

　　诚然，早在战国时代，孟老夫子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也许国人会为此欣喜感慨中国早在远古时代已经与古希腊一样，具有了“民本主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萌芽。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不仅在战国时期没能行得通，纵观历史，除传说中的尧舜之外，又有哪个“明君”能坚持“君轻民贵”呢？即使雄才大略如李世民、玄烨之英主，也从未想过变“君轻民贵”为施政基石。当皇朝开国之时，也许会想到“民如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这并非立足于民众国民地位的断言，而是基于血风腥雨下朝代更替的严酷教训，其目的还是维护其皇朝的万世基业。其与民主制度的基本理念相差何至千里。更为重要的是，被孟老夫子的笼统化的“民贵君轻”观念中，所谓“民”并非作为个体的国民，而是作为君主权力天下的基础，因而，“民贵君轻”系基于夯实君主执政基础的一种执政理念。由此，每当经过暴政灾荒、战乱杀戮洗礼后的当政者，都会颇为收敛地将目光注视于自身的执政基础，关注民生、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实行休养生息、广开言路的策略；而当难关渡过，或子承父业地朝代延续到一定阶段，为君者还是“九五之尊”。更何况，“民”和“君”毕竟无缘直接联系，浩荡皇恩需通过各级官吏来传递。不幸的是，各级官吏是否能有这顶乌纱帽、或这顶乌纱帽能戴多大、多久，并不取决于亿万黎民，而是取决于比他们更大的官宦，没有任何机制能够保证百姓在“父母官”的保护中成就为法律地位平等的国民。官比民且贵且重，当是不争的事实，八抬大轿，鸣锣开道，黎民回避！请问，从君王到各级官吏，能相信孟老夫子制造的“民为贵”神话吗？孟老夫子紧接着他的君轻民贵的名言后，道出了为官者的秘诀，露出了马脚：“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而当今的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自我陶醉般地认为民主制度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自古有之的吗？历史又一次重演了民由贵到轻、到贱，直至到暴的戏剧性变化。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天下兴亡之“历史周期律”，无疑是这一切活生生的写照！

　　作为个体的得救，首先必须改变数千年来基于人间“救世主”的依附心理，树立起个体的独立人格。只有个体的人格独立，方能具有自我选择得救之道的能力，也才会在精神上培育“悟道”的需求。当一切均由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而“思想统一”、包办代替，则无从在所谓的整体性中培育出个性的选择和人格的张扬，那又从何说起得救之道的探求和“悟道”之路的寻觅？作为个体的人系有思想的生命，绝非可说成是一颗“螺丝钉”，依附于国家、社会这部大型的机器之中。问题是：一个社会、国家，对于整体性的强调是必需的，但这种整体利益和意志的维护和尊重，应该依靠法律和社会公德的有效推行予以保障，决非意味着个体对集权政治的无条件服从，更不应以将个人的意志交付于某个“救世主”或“九五之尊”，由其摆布为代价。即使如基督教之至尊的“造物主”上帝，也承认人类作为“被造物”的“自由意志”，更何况一切人间的“救星”或“真命天子”呢！无怪乎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的碑文中写下了千古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国民得救之道的呼唤，是对悟道之路的铺垫，也是医治中华这一古老而辉煌的文明所故有的“文化属性”之顽疾的一剂良方。

　　有个体人格的挺立，有自由思想的翱翔，才可有真正的得救之道，也才有真实的悟道之路。至于得救之道、悟道之路的求索，依佛法而言，在于反思世间一切因缘，真切领悟对于世间一切的执著，以至于贪恋，都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由此观念，于放大自身心量的基础上，真正勘破世间一切。如此，才能随缘而安，心静如水，淡定于由“因缘注定”之“一生一灭一枯荣”，实现人格的至善至融至完美的境界！

　　漫漫长远兮悟道路，淡泊宁静兮足下始。无尽的因缘流转、繁杂的世间兴衰，对于众生而言，执著者作茧自缚已，放下者海阔天空。百家姓者凡夫之流如此，丁元英等精英之辈也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