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藏式建筑与藏文石碑

　　颐和园内的藏式建筑群

　　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藏字石碑，完全没有想到；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刻意做了一番调查，逐一寻访了北京城内的刻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一共找到了15块。加上几处和这些石碑共存的藏式建筑，后者也是既独特又精彩，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极其有趣，又富有文化内涵，值得大书一笔。

　　颐和园万寿山背后的圣境

　　人们对颐和园万寿山的前山很熟悉，那里有排云殿、有佛香阁、有智慧海。翻过山去，那里虽然也有好东西，而且名堂挺多，却名气大减，游人相对要少很多。

　　后山的藏式建筑群，是一座皇家寺庙，建于乾隆年间，1755年左右。庙的总体形式和承德外八庙的普林寺后半部相同，是仿西藏最早的桑鸢寺而建。

　　藏式建筑群的最中心是香岩宗印之阁，它象征佛居住的须弥山，原为三层的建筑，是后山上最高的建筑，重修后只有一层。其最北端是山门，改建为南赡部洲，现在的基础是长方形，左边西侧有两座小部洲和一座红塔。香岩宗印之阁的南部上方，右侧有西牛货洲，现在的基础是椭圆形，左侧是东胜身洲，基础是半月形。再上一层，中轴右侧是日殿，远处是第五座小部洲，左侧是月殿，远处第六座小部洲。再上一层，右侧是白塔，左侧是黑塔，南部最上方，中轴位置上是北俱卢洲，现在的基础是方形，右侧是第七座小部洲，左侧是第八座小部洲。

　　四大部洲在佛经中有很多含意，其中有象征世界东、南、西、北四块大陆的意思，八小部洲是周围的八个小岛。塔则是储存佛经和圣物的。加上日殿、月殿和须弥山，整个宇宙都在其中了。

　　这就是完整的圣境了。

　　这些藏式建筑，最明显的标志是四个：一、所有的窗都呈梯形，外有白框；二、房脊上都有藏式的小宝塔，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三、四色塔的塔体都是典型的藏式，上部是法轮组成的锥形，下半部是覆钵体；四、小部洲都是藏式的碉房，顶是平的。这些特征表现得很突出，很明显，以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藏式的，极有个性。

　　在北京著名皇家园林中有这么一大片藏式建筑，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称得上是神奇。

　　现在，颐和园有北宫门，进去，过一座小桥，就是这一组喇嘛庙了，有非常明显的中轴线，自成体系，19座藏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整座北部山坡上，一直到山顶，巍巍壮观。这绝对是北京最为独特的一景。

　　“清净化城塔”见证六世班禅“无量功德”

　　北京安定门外西黄寺西侧，现在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里，藏着一件稀世珍宝：六世班禅大师的衣冠金塔，名字叫“清净化城塔”，是乾隆皇帝于1782年精心打造的。这是一件世界级的艺术精品。在同类型的五塔金刚宝塔中，在国内外，论其精美程度，当属第一。

　　六世班禅4岁时，于1739年，即乾隆四年，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并在后藏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坐床。七世达赖圆寂后，六世班禅曾为幼年的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剃度受戒，并成为后者的老师，实际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领，并公认为当时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在藏区和蒙古诸部享有崇高威望。在乾隆三十年清政府特向他颁赐了金册和金印，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他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宗教领袖，他对清政府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拟定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二条表示欢迎和拥护，后者是一份关于西藏政体的改革法律，其核心是避免藏王独揽西藏大权，而将政权交由四名噶伦组成的噶夏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人选由达赖喇嘛和中央驻藏大臣商定，报清政府批准。这种政策有助于增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辖权威。六世班禅注意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此时有意插手西藏，果断拒绝藏人和英方成立某种联盟的要求，坚持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不准英人以后再来西藏。他的立场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赏。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1779年6月17日率3000人起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占地近60亩，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乾隆皇帝自己还突击学习了藏语，准备和六世班禅用日常藏语直接交谈。

　　六世班禅抵达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早已为他装修好了北京安定门外的西黄寺，这里在顺治皇帝时曾成为五世达赖的驻京锡地。六世班禅的到来，使西黄寺再度辉煌。六世班禅到达后受到隆重接待。乾隆皇帝第一时间在南苑接见了他，并数次在紫禁城内会见他，多次隆重赏赐礼物，并在保和殿赐宴，欣赏舞蹈。六世班禅非常高兴和满意。当年9月26日乾隆皇帝亲临西黄寺和六世班禅相见，并一起观看舞蹈。10月28日乾隆皇帝请六世班禅去雍和宫讲经说法，他自己出席并听讲。回西黄寺后，六世班禅被诊断出患天花。第二天乾隆皇帝亲自去西黄寺探视病情。十一月初一，六世班禅大师发高烧，乾隆皇帝再次亲临西黄寺，送貂皮大氅，并画了一幅《祈寿长椿图》，写了一首《写寿班禅圣僧赞》诗，为班禅大师祈寿。不料，十一月初二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6岁。他的去世让乾隆皇帝极度悲伤和惋惜，曾三次亲临西黄寺吊唁，赐制灵棺、灵塔、灵龛，供养大师法体和衣冠。大师的法体舍利在西黄寺供养了100天，起程护送返回后藏。皇帝下令用两年时间在西黄寺西侧为大师衣冠建造了一座精美庄严的衣冠灵塔。

　　在宝塔的前方有两座乾隆皇帝的御碑亭，一个是将乾隆皇帝那张送给六世班禅的《祈寿香椿图》，刻在一块巨大石碑正面，石碑上方是汉、藏、满、蒙“四体文书”的《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这块石碑图文并茂，正面画一棵大香椿树，象征春天，生机盎然，树下有石，有花草，蒲公英等等，生动活泼，富有人情味儿，极为少见，不可多得。另一个是乾隆御制《清浄化城塔记》石碑，立在巨大的赑屃上。正面是汉、满两种文，背面是藏、蒙两种文。文章高度评价六世班禅的功德，说他在大好时机到内地振兴黄教，让蒙古诸藩欣喜顶戴，倾心报国，内地人也奔走皈依，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

　　这两块石碑保存非常完好，皆立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公元1782年，距今已近230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为祖国统一大业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绝佳的好教材

　　寻访完北京的藏式建筑和15块刻有藏字的北京石碑，头一桩飞入我脑海中的想法就是这真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

　　教育谁？怎么教育？

　　根本不用说什么话，只需将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到这批石碑面前，让他们自己看，我想，一看，他们立刻就会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噢，闹了半天，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噢，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竟是那么受尊重和受重视，而且在安邦立国上的确是那么重要；

　　噢，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不要说搞“藏独”，就是谁有丝毫的离心离德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让他没有存身之地；

　　噢，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蒙文和满文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元朝和清朝，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当过全中国的统治者；可是藏文藏字就不同，它只是祖国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藏族的文字，却能在北京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数量又那么多，这只能说明：藏族人早和祖国大家庭是一家人。想想，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的最重要的石碑上！

　　总之，看见这些藏式建筑和石碑，不管是什么背景的人，自然会明白西藏大体是怎么回事，会翻然醒悟。这多好啊，这就是好教材的威力。鉴于此，我们的确应当好好保护和利用这些美妙的建筑和石碑。

　　（作者舒乙 为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