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宗派以及战国一向宗

　　
　　日本佛教宗派以及战国一向宗
　　佛教在日本的历史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所熟悉的一向宗就是属于其中的净土宗。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佛教是在六世纪百济圣明王派遣使者给日本送去佛像、经论的时候传入日本的，此为“公传”。而将此前中国梁代的司马达等民间人士把佛教传入日本称为“私传”。日本的佛教宗派大部分发源于中国，有的是通过朝鲜僧人最初传入的，如三论宗、华严宗；有的是中国僧人直接传入的，如律宗、禅宗的黄檗(音bo4)宗；有的则是日本僧人从中国输入的，如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密宗)和禅宗的临济宗、曹洞宗；也有的是日本僧人根据传入的汉译佛经和中国佛教宗派的著作自己创立的，如净土宗及其支派净土真宗，而日莲宗虽然是以汉译《法华经》为所依经典，但基本上是属于日本独创的佛教宗派。
　　日本佛教虽然最初发源于中国，但在它被移植到日本社会这块土壤上之后，经受异国历史文化和习俗的日照雨淋，不断深入扎根发育成长，最后发展成为日本民族的佛教。日本大部分佛教宗派名称与中国佛教宗派相同，然而在教义方面却有与中国佛教宗派不尽相同的方面。这正如中国佛教虽然源于印度但却与印度佛教不尽相同一样。
　　据日本最早的编年史之一《日本书纪》记载，佛教于公元五五二年由朝鲜传入日本。当时的朝鲜半岛有三个王国，其中之一的百济王派使者送给日本天皇一尊金和铜制成的释迦牟尼塑像、一些旗子和伞(都是佛教仪式用品)以及一些佛教经典。天皇喜出望外，认为日本应当追随其他更文明的国家，比如中国。但是这却使神道教的支持者们大为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神道教“众神”的大不敬。佛教在天皇击败反对者之后终于被接受。
　　在奈良时代，佛教成为了国教。各个郡都建立了官方性质的佛学院，而且每个佛学院都建造有佛寺。奈良时代佛教收到很大的欢迎，佛教最早的传播者采用中国的建筑、习惯、仪式，甚至用汉语进行传教，他们没有努力使佛教适应日本文化和普通民众的需求。因此在宫廷之外他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整个奈良城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佛教中心长安的翻版。在朝廷的偏爱和赞助下，佛寺变得十分富有，而且在政治上也颇有势力。但是因为它们的主持在奢侈的生活中变得十分腐败，结果导致了佛教的衰落。为了使佛教流传下去，天皇开始向唐朝派遣遣唐使，邀请中国的高僧将教徒戒律带来日本，建立必要的秩序，规范僧徒的生活，并在京都建立一套佛教僧众授职纲领。日本和尚经过艰苦的寻找，终于于七四二年在扬州遇到了鉴真。在七四三年到七四八年的几年间，他们五次尝试渡海前往日本，但都失败了。不但大量的门徒因此丧生，而且鉴真自己也患上了白内障。七五三年，鉴真第六次出发，终于来到日本，但他也完全失明。七五四年春，鉴真到达奈良，并制定了授职纲领。他被授权对僧众进行任命，并指导他们的言行。七五九年，鉴真修建了东照宫，他居住在那里并继续指导学生。此后东照宫便成了律宗派的总部。四年后鉴真去世，传说他是在冥想中圆寂的。
　　鉴真去世后，佛教的奈良派衰落了，被更多的日本佛教替代。较有名的有最澄(七六七～八二二)创立的天台宗，他死后被尊为东岳大师；还有空海建立的真言宗，他死后被尊为布大师。这两个著名的佛教领袖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宗教改革和从奈良的正统中解放出来。天台宗在九到十世纪达到顶峰，其本质目的是通过将佛教众神与神道教众神对号入座的尝试，使佛教更普及化，在教育和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天台宗的教义是以每个人都有权成佛为基础的。天台宗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丰富领域，但从数量上讲是现今日本佛教信徒人数最少的分支之一。
　　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则大为不同。他被认为是“日本宗教史最为伟大的人物，国内最有名的书法家、艺术家、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此外还是第一流的民间工程师”。空海最伟大的革新是实现了佛教与神道教的统一，这是佛教大众化的最重要因素。在奈良时代，他就尝试将佛教神祇确定为国家之神，这是其神道教和佛教思想的体现。空海曾发明了“两部神道”这一名词，人们认为他是神道教中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奠基者。空海以主持丧葬和纪念活动以及替人念经作为其真言宗庙的收入来源。真言宗是西藏和蒙古喇嘛教的日本版本，是印度教密宗和印度教神秘主义在日本的最佳范例。现在真言宗在日本拥有将近一千万的信徒。空海曾在长安居住了两年，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深奥的佛教理论，还将大批珍贵的文字材料、艺术作品和作法工具带回日本。四十三岁那年，空海获准在奈良东面的高野山修建一座佛寺，这就是现今的真言宗总部。大凡看过《孔雀王》的朋友都知道那座山，而且还有他们著名的“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九字真言。
　　日本禅宗来自中国的禅院，但直到荣西和道元时代也没有能成为日本冥想派的主要分支。许多日本僧人带着学习禅宗的明确目的前往中国，禅宗在日本的确立仅仅是通过对强大的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攻击而实现的。禅宗的实际行动包括在莲花座上冥想，以及对公案和开悟、诗歌的学习。在莲花座上冥想是一种使身心平静从而集中精神的练习，因此在所有练习中被看成是最重要的。禅宗大师编造了一个个公案，通过语言交流点燃门徒悟性的火花。公案或故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引导一个人大彻大悟的方法。公案是不能从理性上解释的，即使有经验的人也迫不得已日日夜夜在心中一直“执著”这个公案。这样，注意力日益集中，直到这种紧张能引起理性思维，在压力下发现出路，然后出现突破点。这就是“回到意识之根”，就会打开思路。公案是根据环境而错综生发的，日语大师党因完善了公案体系，他将公案增加到一千七百条，尤其是著名的“鼓掌之声”：“当你的两掌相拍时，会发出一声音响。但你却只能听见一只手的声音，这就是矛盾。”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公案：“牛车停步，你是赶车呢，还是赶拉车的牛？”禅宗将思索寓于公案或诗歌或谜语中，提高了门徒集中精神的能力，有助于冥想。而其他一些流派则重在以念经(神之圣语)帮助冥想。
　　平安时期是公家贵族执政，那时最盛行的佛教宗派是天台宗、真言宗及法相宗。他们在天皇、皇族和藤原氏的崇信和资助下拥有众多的土地财富，并且组织有可与地方政权相抗衡的僧兵(天台宗僧兵称“山法师”，以比睿山为中心；法相宗僧兵称“奈良法师”，以奈良兴福寺为中心)，生活已经贵族化。在教义和修行方面，过于繁杂琐碎，日益脱离民众。因为他们与皇家的利益密切相关，故经常为朝廷的福祉、天皇和贵族的安康等举行法会进行祈祷，此所谓“镇护国家”。自平安后期到镰仓时代的剧烈变迁对佛教界震动很大。一些佛教学者开始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进行宗教改革。而从新兴的武家政权来说，他们不仅建立了适应领主经济和武士统治的幕府政权，而且也需要建立与此相应的思想文化和宗教。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造成的破坏，使得大量的公卿贵族感到“末世降临”的恐惧，企图在佛教中寻求简单的解脱。而农民在饱受压榨之下也对来世抱有幻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教义和修行方法上都比较简单的新宗派应运而生。如天台僧人日莲创立日莲宗；源空创立净土宗；亲鸾创立净土真宗；智真创立时宗；并且从宋朝传入了禅宗的临济、曹洞两宗。
　　现今日本最大的宗派日莲宗是镰仓幕府时期的佛教教派之一。是由天台宗的和尚日莲于一二五三年创立的。使得日莲宗迅速发展的原因是采用了“通过日莲宗成佛”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日莲宗最基本的活动是向着“御本尊”(主佛)吟诵咒语“南妙法莲华经”，御本尊上有汉字和梵文。法莲华经是《莲花经》的名字，意为“《莲花经》的神秘戒律”。“南妙”是书面语，意思为“献身”。那么“南妙法莲华经”全句的意思就是“我将我的生命献给《莲花经》的神秘戒律”。日莲宗解释说，一遍一遍的念这句话既可以增强精力，又可以使生命灵肉和谐。如通过念经，一个人可以治愈自己的疾病或无法控制的愤怒和火气。正是日莲宗这种简单的万灵妙药式的方法在日本吸引了一千七百多万信徒。日本人是实用性的民族，对复杂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不太感兴趣，任何宗教只要能指出一条得道的捷径，这种宗教就能得到普遍响应。
　　而在日莲创立日莲宗之前，法然(即源空)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简单成佛的设想。他九岁出家，十五岁来到比睿山，读到源信的《往生要集》后对净土教义发生信仰，后从善导《观无量寿经疏》受到启发，创立了日本净土宗。他排弃了以往佛教教义中的繁琐，宣扬不必建寺念经，只需要“口称念佛”，即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这种简单明了的教义立刻受到贵族、武士和下层民众的欢迎。后受关白藤原兼实的要求撰写了《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因为天台宗和法相宗教团的相继诉告，朝廷一度下令禁止专修念佛，法然被流放，但不久即赦免，在摄津传教四年后回到京都。法然所创立的“口称念佛”的修行方法已经比以往的任何宗派的修行方法都要简单，但是仍然有其不便之处。法然称念佛一声即可除去多少劫罪，其必然结论就是念佛越多越好。据说法然自己每日念佛六万遍，并要求信徒也要这样计数念佛。净土宗创立不久就迅速流传到日本中部和东部。法然死后，弟子因对教义的解释产生不同意见而分成许多派别，其中较大的有镇西派和西山派，现在以“净土宗”三字为名的实际是镇西派。
　　接下来就要谈到一向宗的前身净土真宗了。因为“口称念佛”仍有其不便之处，故法然的弟子亲鸾根据法然的教义加以简化，形成了净土真宗。他大量排除了清规戒律，甚至不必出家即可修行，尤其强调对“佛”的信心。亲鸾晚年在京都专门从事著作，其最有名的著作便是《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六卷，这就是我们在战国游戏中常常见到的《教行信证》。此书从“教”、“行”、“信”、“证”等四个方面阐述了净土真宗的教义。“教”指所依据的经典，认为唯有《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行”指修行的内容，即口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联盟中的本愿寺信徒所称“阿弥陀佛”是缺斤少两的。“信”指对《无量寿经》弥陀第十八愿的绝对信心。要无限至诚的相信，欢欣的发愿向往西方净土。“证”指修行的结果，说具备对弥陀净土及其愿力的绝对信心，死后即可达到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亲鸾传教的重点在于广大下层民众，其中有农民、猎人、渔民、手工业者等，这些人从事农牧渔猎等活动，不可能不杀生，而且又贫困没有文化，没有条件施财、建佛塔、念经等。按照佛教的传统说法，他们当中不少人属于“恶人”，但亲鸾正是把一切“凡夫”、“恶人”统统做为净土真宗争取的对象。他由此提出“恶人正机说”：“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哉！”因为亲鸾特别强调弥陀愿力，强调对弥陀愿力的绝对信心，故对约束僧俗信徒行为的戒律不做特别的规定，认为遵从一般社会道德习俗即可。亲鸾自己就娶妻成家，也不禁止食荤，这对净土真宗的迅速传播十分有利。亲鸾死后，净土真宗逐渐发生分裂。后来形成西本愿寺派、东本愿寺派、高田派、佛光寺派、三门徒派、木道派、兴正寺派、出云路派、山元派、诚照寺派，统称“真宗十派”。其中以亲鸾后裔为教主的西本愿寺派和东本愿寺派势力最大。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宗派就是我们熟悉的一向宗。其前身便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所谓一向一揆就是以农民为主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一向宗发展的时间从南北朝后期直到室町后期。其覆盖地区很广，包括近畿、北陆、东海(三河、尾张、美浓)以及中国(安芸、播磨、备前、备中)等地。一向宗在八代法主莲如(一四一五～一四九九)时期开始大发展，他于文明三年(一四七一)来到北陆地区传教，发展了大量的信徒。说到一向宗，不得不说说一向宗的基础组织。其传教的基础组织名为“讲”，一般一村一讲，也有数村一讲或者一村数讲的，一讲的人数从数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而讲的基础又来自“惣”。惣是一种自发性的农民联合，自镰仓时代起，一有大事农民就聚集到定点的神社寺院商讨应付的办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村为单位的“惣”。后来由于战争的频繁，在乡武士频频离开村庄，使得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常常联合起来缴纳地租，以后发展到集体对苛捐杂税进行抗争，“惣”常常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用来在战乱时期保卫村庄。而后来因为需要对以前共用的山地、森林、水源进行开发，许多相邻的自然村也组织在一起，形成更大的“惣”。而一向宗的传教对象正是这些基层的农民，也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部分下级武士。通过宗教传播，一向宗的基层组织“讲”渐渐取代了“惣”，最初的“讲”是为了加强宗教生活和对弥陀本愿的信仰而设立的，但是渐渐的由于农民在集会时常常倾诉所遭受的种种痛苦，逐渐演变成为发泄不满的集会。再后来由于信仰的加强，农民们不再满足于来世的幻想，而想要争取现实的幸福。国人众最先发现了这种造反的倾向，他们也曾派兵镇压，但是感受到其强大力量的国人们反而加入到其中，企图利用这种力量，但是由于宗教组织的强力牵制，其愿望始终不能完全实现。北陆地方最先发起一向一揆，他们无所不为，甚至烧毁房屋、砸坏佛像，使得当权者大为震惊。当时正在北陆传教的莲如却反对一向一揆，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是一向一揆并不理会，并于长享二年(一四八八)以十万到二十万的兵力包围了加贺守护富樫政亲的高尾城，并于六月九日将其攻破，政亲自害。至此，加贺一国完全成为“无主之国”，由有力的国人代表与中小地主身份的寺院住持联合执政。《总见记》中这样描述农民当时的欣喜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
　　莲如眼见劝阻无效，只得于文明七年(一四七五)返回近畿。他在京都山科地区建造了本愿寺，以此为本山统治全国信徒。十一代法主证如将本山从京都山科迁移到大阪石山，这就是石山本愿寺。而后开始大兴土木，不断扩大寺区，并将大量的手工业者及商人移居寺内町，且不断强化防卫措施。同时利用严密的组织向各地的信徒征收“志纳钱”，名义上作为对“佛”的敬贡，实则扩大自己的财力。至此，本愿寺已经成为全国可数的宗教势力。
　　与游戏中不同的是，历代法主都反对一向一揆，更不会煽动民众造反。但是这种独立于武家政权的强大势力毕竟引起了战国大名的不满。织田信长从一开始就在不断的和领地内的一向一揆作斗争，终于在元龟元年(一五七零)发动了对本愿寺的全面战争，史称“石山战争”。当时的十一代法主显如光佐(一五四三～一五九二)发出了总动员令，号召全国的本愿寺信徒与信长作战。战争持续了十年，直到西历一五八零年，本愿寺实力消耗殆尽，最后求和而退出了石山，此战以本愿寺的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