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吴平
　　隋朝统一全国后，南北两地社会的发展渐趋一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沟通，佛教南北各家师说也逐渐出现了综合调和、融会贯通的趋势。这就为建立融摄各家之长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同时，原来的佛教学派在安定的社会里有可能固定于某一地方，发展起寺院经济。有了物质基础，也就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僧徒的条件，因而师徒传承，络绎不绝，逐渐形成宗派。中国佛教思想的成熟，正是以宗派的形式表现出来。宗派与学派的区别是：学派是“所宗、所尊、所主”某种学说，呈松散结构的学说流派，只重讲说，不重师承。宗派则是有创始人、有传授者、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相当确定的，具有师承传法系统的佛教教派。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中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住在天台山，故后世称之为天台宗。又因该宗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所以又称为法华宗。智认为《法华经》是佛祖释迦牟尼最后的说法，也就是最高权威经典，因而敬奉为宗要。他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吸收南朝三论师和涅师的思想，并继承和发展北齐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一心中观缘起法空、假、中三谛）的观行方法，来组织自己的学说体系。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陈隋之际他所开讲、后由弟子笔录成书的《法华经玄义》、《法华经文句》、《摩诃止观》之中，也就是所谓的“天台三大部”。
　　天台宗的教义、学说，包括教判和教理。教判全称“教相判释”，谓判别或判定佛陀所说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中国接纳佛教，主要是通过经典的传译，起初并无选择，不论其隶属大乘还是小乘，也未经辨明它们成立的历史背景、先后顺序以及体系的差异等，都以为是出自佛陀说法，全盘接受下来。南北朝以来，人们已发现大乘、小乘、空宗、有宗都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很多地方互相矛盾，于是有人开始尝试整理和统一传到中国的佛典，并对各派佛学加以研究发展。隋唐时期各宗派都建立了教判的体系，按照自己的观点、方法，把所有的佛教经典著作和理论加以系统地批判和整理，重新评价、安排。一是为了融合各种佛经和各种教义之间的不同说法和矛盾，共同对付来自外部的攻击；二是为了树立本宗派正统和权威的地位。
　　天台宗的教判，就是所谓“五时八教”。它把佛陀一生的教法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五个时期，然后又把这五个时期的说法按形式和内容分为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他们认为佛陀在最后时期所说的《法华经》是比化仪四教、化法四教更高更圆满的教法，所以《法华经》是天台宗尊奉的主要经典。
　　天台宗的主要理论是“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三谛圆融”说明世界万物的实相是空、假、中的统一。一切事物都由因缘而生，没有真实的本体，这就叫空谛；事物虽然没有真实的本体，但并非纯无所有，仍有假相存在，这就叫假谛；既看到一切事物空的一面，又看到假的一面，非空非假，不落两边就叫做中谛（中道）。空、假、中三谛相互包含，不相分离，任何事物都同时体现这三种本性，这就叫做“三谛圆融”。“三谛圆融”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全面地看问题等等。但不被一般人理解和接受。天台宗认为这是“三惑”掩盖了“三谛”，于是又在“三谛”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心三观”的禅观实践学说，要求人们在一念心中同时观想空、假、中三谛之理，从而成就相应的三种智慧。
　　“一念三千”说明一切事物相互包含、贯通一致的关系。“一念”指心念活动的最短时刻。“三千”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恶、性相、万物的总和。“一念三千”就是说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是存在于“一念”之中的。可以说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一念”的产物，没有这“一念”也就没有世界。从“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可以证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差别相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其本质是统一的。
　　随着封建王朝的统一，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也结束了南“义”北“禅”的局面而归于一统。天台宗的创立，既是体现这种佛教一统的产物，也标志着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开创了中国佛教建立宗派的风气。进入唐代后，虽有智威、慧威、玄朗维系其命脉，却受到盛行一时的禅宗的压抑，一直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中唐时期，湛然将天台宗恢复到了昔日的盛况。不料会昌毁佛对天台宗打击沉重，天台宗典籍损失严重，声势骤减。五代时，天台宗僧人从日本、高丽访求到本宗典籍，才使天台宗又有所复兴，但再也见不到隋唐时期的盛况了。
　　三论宗是隋朝形成的宗派，因以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依据而得名。三论宗的创始人是吉藏，其代表作是《三论玄义》。该宗认为各种事物都是空无自性的虚幻存在，只有既不偏执于真实的空，也不偏执于虚假的有，才能达到“中道实相”。“中道实相”就是三论宗的中心理论，为了阐明这种理论，又提出“真俗二谛”说和“八不中道”说。他们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众多因缘和合而生，空幻不实，无自性，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此为俗谛；在得道圣贤看来，皆无自性（空无实体），此为真谛。真俗二谛都是为教化众生而假设的言教，这就是“中道”。“八不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等八种破除偏执的中道观念。生、灭、常、断、一、异、来、出都是违背中道的偏执之见，只有破除了这些偏执之见，才能显示中道实相。三论宗主要阐扬龙树的空宗理论，可以说是僧肇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吉藏门下有慧远、智凯、硕法师等。硕法师门下的元康在唐太宗时曾奉诏入长安讲“三论”，著述颇多，今仅存《肇论疏》三卷。此时天台宗、唯识宗盛行，三论宗流行不久便开始衰落。虽然三论宗流传的时间并不长，但“中道实相”的思想却融入到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思想学说中去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唯识宗是在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大力支持下，由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宗派。因该宗由分析法相（泛指事物的相状、性质、名词、概念及其含义等）入手而表达“唯识真性”，故又名“法相宗”。无论其分析的出发点还是结果都认为一切现象不过是“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叫“唯识宗”，合起来称之为“法相唯识宗”。又因他们二人常住慈恩寺，世称窥基“慈恩大师”，故也称“慈恩宗”。还因该宗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故又名“瑜伽宗”。《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即一经二论是唯识宗最基本的典籍。
　　唯识宗从分析事物的现象，特别是着重从分析意识现象入手，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主要理论是“唯识无境”说。主张外境（客观世界）非有，内识（主观精神）非无，世界上一切现象只是心识的变现，心外无独立的客观事物存在。这种理论主张有情的心识可分为八种：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合称“八识”。前五识能分别外界色、声、香、味、触诸对象，相当于感觉；意识统率前五识的活动。末那识连接意识与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则是世界万物的精神本源，它内藏着各种名言种子和业种子，因缘而变现出世界万物。唯识宗认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以阿赖耶识为主宰，身体死亡了，别的识都消亡了，阿赖耶识却不会消亡，它是一个永远转世、永远不灭的灵魂。
　　由于心外无境，所以普通人所谓的认识外界事物，实际上只不过是由识变现，分成认识的主体“见分”和认识的客体“相分”，然后再由见分去认识相分。在修行实践上，唯识宗认为阿赖耶识内藏的种子有的被染污，有的是清净的。修行的关键是如何清除染污，使所有的种子都变清净，这就能达到涅解脱。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认识唯识无境的理论，其次要按照佛教要求进行修持，如遵守戒律，修习瑜伽禅定等等。
　　唯识宗在唐代盛行不过三、四十年，轰动一时很快就转向衰微。它早衰的根本原因是该宗固守印度佛教的教义，论证烦琐晦涩，且主张五种性说，认为有一种无种性者，终究不能成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张的人性本善以及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观念相冲突，也受到了主张人人皆可成佛的天台宗、禅宗的批评。而且唯识宗的弘传只限于有较高文化的社会上层，影响了争取更多的信众。武则天上台时为了与李唐王朝相区别，改为提倡华严宗。同时比较接近下层的禅宗也起而与之相争，唯识宗的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律宗是中国佛教中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宗派。由于其主流派主要依据《四分律》，所以又称为“四分律宗”。又由于它的实际创始人道宣住在终南山，所以又称为“南山律宗”或“南山宗”。
　　佛教非常重视戒律的作用，从典籍上说，它是经、律、论三藏之一；从教义上说，它又居戒、定、慧之首。戒律随佛教传入中国，但在唐以前只有律学，尚无律宗。中国律宗逐渐形成于隋唐时期，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高僧道宣。他以大乘律学会通小乘律学，把律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律宗。道宣曾受玄奘影响，用大乘教义讲解《四分律》，晚年入终南山潜心著述，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五大部，受学弟子有一千多人，被称为“南山宗”。与道宣同时，还有相州（今河北临漳）日光寺的法砺和长安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也弘扬律学，分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三派在当时被称为“律宗三家”，观点互有参差，时有争论，尤其以相部宗和东塔宗之间的争论更为激烈。唐德宗时，这两宗的争论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件大事，甚至最后由朝廷出面组织辩论，判定是非。但以后这两宗都逐渐衰微，只有南山宗一度传承独盛，绵延不绝。后来鉴真和尚还把律宗传到了日本。
　　律宗认为在佛教各种律本中，只有《四分律》最适合中国的国情。他们把佛教各种戒律归纳为“止持”与“作持”两类。“止持”即内心有所执持，以生防非止恶的功能；“作持”即内心的执持不仅消极地防非制恶，而且鼓励人们积极修学，日趋于善。他们又把戒律分成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戒法是指佛陀所制定的一切戒律，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于自心的守戒动力，戒行是指发于戒体、随顺戒体的守戒行为，戒相是指心领戒体、表现于言行举动而显出的仪相。四科中“戒体”是问题的核心。由于道宣曾参与弘福寺、西明寺玄奘的译场，深受唯识宗学说的影响，倡立心识为戒体之本，因而能在大乘佛教处于优势的中国佛教中占有一席之地。
　　佛教戒律的条文非常烦琐，如《四分律》中比丘戒共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共三百八十四条。从不邪淫、不偷盗、不杀生、不妄语（说谎）这四根本戒。到行、住、坐、卧，以及如何进门、吃饭等均有明文规定。如果受戒者真的照此守戒，势必寸步难行。所以，尽管中国佛教各宗派都讲戒律，历代也都有重兴律宗者，但实际影响并不大。
　　华严宗以宗奉《华严经》而得名。因该宗宣扬法界缘起论，亦称“法界宗”。又因为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所以也称做“贤首宗”。华严宗的先驱，一般上溯至陈隋间的杜顺，他被追认为初祖。二祖智俨著有《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一乘十玄门》，对后世影响较大。三祖法藏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曾住太原寺，成为武则天的家庙和尚。他参与新译《华严经》八十卷，在批评其他宗派的名义下吸取了天台宗、唯识宗的某些观点，自行判教，发挥和充实了《华严经》的思想，著有《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形成了比较完备而独具特点的理论体系。据说有一天法藏在佛授记寺讲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堂的地面震动了。有人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嘉奖法藏，把地面震动说成是如来佛降迹显灵。以后对他更是倍加赏识。
　　法藏还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宗教义。当女皇听到“六相圆融”、“十重玄门”时，感到迷惑不解。法藏反应极快，随手指着殿前的金狮子，进行形象的深入浅出的解说：“六相圆融”的理论是用总、别、同、异、成、坏三对范畴说明现象与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缘起关系。拿金狮子来说，金狮子的整体是总相，因为它具足了各种成份，比如有眼、耳、鼻、舌、身；而眼、耳、鼻、舌、身则是别相，因为这些成分有所差别。从另一角度看，眼、耳、鼻、舌、身相依相待，合成一个总体——狮子，是同相；眼、耳、鼻、舌、身各自互生，各不相同，是异相。再从另一角度看，眼、耳、鼻、舌、身缘起而成为狮子，是成相；眼、耳、鼻、舌、身仍旧处在各自的地位，保持分离状态，是坏相。法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这六相两两相别相成，同时具足，互融无碍，因而叫做“六相圆融”。
　　“十玄”的理论是要阐明成佛的境界，它涉及到现象和本体的关系，现象和现象的关系以及现象和心的关系。法藏仍用金狮子作比喻来说明这些关系。比如金狮子的眼和耳等都是由金子造成的，所以狮子眼即狮子耳。也就是说，现象与现象之间虽有差别性，但更有同一性。又比如金狮子的每根毛都是金，所以一根毛中就有金狮子，甚至是无数的金狮子。这就是说，部分和整体的差别是次要的，它们之间的同一是更重要的。如此等等，最后归结为“事事无碍”（大千世界表面看千差万别，但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理事无碍”（本体与现象相互容纳，互不妨碍）、“重重无尽”。众生一旦具有了十玄无尽缘起的悟解，那就达到了成佛的境界。
　　法藏用金狮子作比喻，生动地讲解了华严宗的基本教义，终于使武则天豁然开悟。法藏的弟子将这次精彩绝伦的讲学记录整理成书，称为《华严金狮子章》。此书集中而简要地概括了华严宗的基本观点，成为华严宗典籍中权威性的论著。
　　法藏为了使听众理解“重重无尽”，还特地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设置了十面大镜子，八方和上下各一面。每面镜子相隔一丈多，面面相对，在镜子中间安置一尊佛像，并点燃一支火炬。这样一来，每面镜子不但照着佛像和火炬，而且还照着其他镜子中所反映的佛像和火炬，互影交光，光光相涉，层层叠叠，无穷无尽。
　　由于法藏的循循善诱，使华严宗在统治集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他们的鼓吹，又使华严宗很快波及全国，成为当时十分显赫的佛教宗派。法藏还为唐中宗、唐睿宗授菩萨戒，成为皇帝的门师。法藏的三传弟子澄观又是唐德宗的门师，被称为教授和尚，曾任天下大僧录。唐宪宗时，授给澄观金印，要他主持全国佛教。从此华严宗更加不可一世，达到了最高峰。
　　在圆融无碍思想的支配下，华严宗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上的调合色彩越来越浓。澄观的弟子宗密著有《禅源诸诠集》、《华严原人论》等书，不仅企图糅合佛教内部各宗派，注意吸收新形成的禅宗一派的见解，而且还积极调合佛教和儒、道二家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企图统一三教九流的倾向，这表明华严宗的形成和流传适应着融和佛教内部各宗派和教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由于华严宗的发展凭借的主要是政治势力及其政治活动，为了融和各派，义疏也难免烦琐难通，致使华严宗在以后的发展中，虽然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也难免走上被人遗弃的道路。宗密死后四年，发生了会昌毁佛，华严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寺院被毁，经籍散失，从而转趋衰落。
　　密宗出自印度后期佛教中与显教（通过语言文字明显说出其教法者）相对而言的密教，约在东晋时传入中国。唐玄宗时，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进一步翻译传播，受到唐王朝的扶植和提倡，正式形成宗派，一度流行于汉族地区。
　　开元四年（716年），善无畏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尊崇，住在兴福寺，翻译了《大日经》等密教胎藏部经典。开元八年（720年），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长安，住在资圣寺，翻译了《金刚顶经》等密教金刚顶部的经典。
　　密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由地、水、火、风、空（空隙）、识（意识）所造。地、水、火、风、空为“色法”，属胎藏部，是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的显现，表现“理性”方面，即本来具有的觉悟，但隐藏在烦恼中而不显，故名“胎藏”。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与胎藏界不同，表现‘理德”方面，任何东西都不能破坏它，而它却能摧毁一切烦恼，故名“金刚”。金刚形容佛教真理的坚不可摧，胎藏形容佛教智慧的深藏不露。真理是平等一致的，智慧是千差万别的，这两个方面包含了宇宙中的一切，而且都具备于众生的心中，所以佛与众生也就没有根本差异。只要人们身结手印（特定的姿势）、口诵真言（念诵密咒）、意作观想（观想着佛），使行动、言论、思想“三业”清净，就可与佛相应，当即成佛。
　　密宗的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都有严格的规定，需经“阿梨”（导师）秘密传授。由于密宗具备浓厚的神秘色彩，当时的唐王朝统治者对此特别爱好，一时形成了王公贵族纷纷信奉密宗的风尚。由于密宗的理论与修行法门在很多方面与汉民族的伦理道德不相符合，因而在不空之后，密宗只经数传也就衰落下去了。
　　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行而得名。又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故又名“佛心宗”。禅宗尊奉南北朝时来中国的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为初祖，发展到五祖弘忍时，他的弟子神秀和慧能分别创立北宗和南宗。北宗谨守师教，缺少新的创造，渐趋衰落。南宗所传习的不是自古以来所修习的如来禅，而是主张只要明心见性就可顿悟成佛的祖师禅，逐渐取代北宗及其他宗派，中唐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一直流传至今。
　　慧能的《六祖坛经》是禅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人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称作“经”的一部。按照佛教传统，只有记叙佛陀言教的著作才能称之为“经”，他的弟子及后代佛教徒无论多么伟大，他们的著作只能称作“论”。
　　慧能不但认为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而且把佛性与人性完全统一起来，去除了成佛的神圣性，代之以生机勃勃的人性，把佛性看成是人的唯一本性，看成是人心的主宰。慧能的佛性论扩大了成佛对象，反映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要求在成佛问题上机会均等的愿望，使禅宗有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有利于禅宗的传播。
　　顿悟还是渐修是禅宗南宗与北宗的主要分歧点。北宗主渐修，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行才能逐步掌握佛法而觉悟成佛。南宗则主张顿悟，认为人人自心本有佛性，因而不需要长期修行，不需要施舍大量财物，不需要许多烦琐的宗教仪式，只要自己认识到自己本来具备的佛性，就可以顿悟成佛。
　　“顿悟成佛”是禅宗南宗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的基本学说，它一方面对于急需摆脱现实痛苦生活的穷苦百姓来说，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另一方面，这种顿悟理论强调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可以在短暂瞬间使人性与佛性相契合，领悟我即佛、佛即我，佛、我一体，从而获得经过长久思索而不得其解之后突然而至的解脱快感，这对于历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完全符合他们的精神需要的。这就是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喜欢参禅的重要原因，而禅宗又通过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唐以后，禅宗南宗迅速流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南宗僧人中，有不少杰出的禅师，他们分布在各地传法，使南宗的势力迅速蔓延开来。他们还把慧能的思想付诸实践，使禅法变得更加自由灵活和不拘一格。各地禅师的教学和实践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于是陆续出现了五个禅宗支派：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从此以后，这些禅宗僧人更为强调自尊、自信、自立，敢于否定佛祖崇拜，敢于离经叛道，在佛门中独具风采。他们互斗机锋、棒喝交加、指天笑月、潇洒风流。那种激烈峻拔、新鲜活泼的禅风，给佛教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一种云蒸霞蔚、波澜壮阔的局面。
　　净土宗是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净土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他们提倡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所以称为净土宗。传说西方净土的七宝池中长满莲花，凡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先投生在莲花中，经过一定时候，莲花开放，该人便正式生活在净土中。因此，东晋时的慧远组织团体专修净土法门时，曾自命为“莲社”，后人也把净土宗称为“莲宗”。净土宗与其他宗派不同，没有明确的传法世系。该宗被推为祖师的，大都是因为此人对弘扬净土法门有贡献，而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前后祖师有一定的师承关系。
　　净土宗实际创始人是唐代高僧善导，他著有《观无量寿经疏》、《往生礼赞偈》等，阐述立宗的理论根据，组成了完备的净土宗的宗仪和行仪，正式创立了净土宗。善导提倡念佛，到处宣扬净土法门，先后达三十余年之久，拥有大量的信徒。他本人也是每天念佛，一直念到筋疲力尽为止，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也要念得身上出汗。净土宗的教义比较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哲学含义。他们认为修行者的念佛行业是内因，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愿力是外缘，内外相应，便可往生西方净土。善导把修行分作正行与杂行两种，正行是根据净土宗的经典确立的修行内容，包括诵读经典、观想阿弥陀佛的庄严、对阿弥陀佛礼拜致敬、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赞叹供养阿弥陀佛等五种，其中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正修正业，最为重要，其他四种则是旁修助业；杂行是其他各种积德行善的修行。由于修行者本人信仰程度的不同，往生净土后见佛、成佛有快慢之分，待遇也各不相同，共分成上、中、下三辈九品。
　　由于净土宗的修行法门简便易行，特别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下层百姓的接受水平，故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并与其他宗派相互渗透。会昌毁佛后，佛教其他宗派趋向衰落，唯有净土宗与禅宗流传至今。晚唐以来，很多僧人都提倡“禅净双修”，这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
　　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佛教的文学艺术日趋繁荣，佛教的世俗活动和对外交流空前活跃。中国开始成为亚洲佛教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