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度市大泽山上寺（日照庵）下寺（智藏寺）杂考

　　平度市大泽山上寺（日照庵）下寺（智藏寺）杂考

　　在大泽山腹地瑞云峰前,有上下错落的两座寺庙,下面的一座名智藏寺,俗称下寺,上面的一座名日照庵,又称碧霞元君行宫,在智藏寺之上里许,俗称上寺。两寺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可惜均毁于抗日战争时期。近年来海内外有识之士醵金重建,基本恢复了昔日的规制。两寺重建,为大泽山增色添彩,对开发这座名山的旅游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重建两寺意义重大,研究两寺的历史和演变过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可惜寺庙被毁年代已久,碑碣多已不存,资料无多,要弄清其历史面貌已非易事。诸如两寺的始建年代,始建人及历任主持、庙产庙地、重修情况及规制变化等等,今天已很难弄清。现在研究两寺,只能从仅存的一些蛛丝马迹加以推测考究,未能尽合历史真实自不待言。但今天再不进行研究,抢救性地弄清一些史实而留待后人去做这项工作,到那时年代会更加久远,史实会更难弄清。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拟就现有的一点资料作些考究工作,若能为今人了解两寺提供些事实,为后人研究留下些材料和线索,则幸甚。

　　一、下寺始建于北宋政和二年之前,很可能是建于唐代;上寺始建于嘉靖二十九年以前,有可能建于元代

　　两寺始建年代均无法确考,只能根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做些推测,将来如能发现记载始建的碑碣,现在的推测才能得以确认或纠正。智藏寺在清康熙《平度州志》和乾隆《莱州府志》上均说始建于金明昌七年(公元1196年)。以后志书都沿用此说,已成定论。但近年来人们发现和研究山中题刻,指出此说明显是错误的。

　　在智藏寺东南侧的甘露泉石壁上发现有北宋政和二年的两则题刻,一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中有“夜宿禅居寄洞天”和“凌晨侧听高僧论”之句,诗后有“宿大泽山早起政和二年六月三日朱巽题”字样;一则是一首五律,诗后识记文字曰:“壬辰仲夏四日永兴秦元似谒言公禅伯因游大泽山智藏寺留题。”“壬辰”乃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北宋政和二年就已经有了智藏寺,比“金明昌七年”早了84年。朱巽是荆门军人,秦元似是永兴长安人,既非平度及其附近人,又未在平度及附近州府为官,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大泽山智藏寺,说明此寺已是有相当长历史闻名遐迩的著名禅寺。可见智藏寺的始建年代在宋徽宗政和二年之前,乃至大前。

　　早在南北朝中期以前,大泽山附近就有了佛教禅寺,这有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苏村(大泽山主峰西南20公里处)释迦院造像碑上面的“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字样为证。到南北朝末年佛教的影响已推进到大泽山西麓天柱山一带,这有天柱山脚下劈石门石窟中的“武定六年”(公元548年)四字得以证明。看来佛教在大泽山近旁存在的历史是很悠久的。那么,在北宋末之前的什么时候山上就有了寺庙呢?有这样一说可供参考:

　　《平度文史资料》第一辑上有杨光等人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大泽山“唐始建兰若,迨宋元益显”的引文,出处作者未注明,现已无可查考。若这说法成立,那么,智藏寺就是唐代始建的。唐代是个佛事大盛的朝代,当时全国各地寺庙林立,佛教势力极度膨胀,以致唐武宗不得不采取灭佛措施,但唐武宗死后,佛教势力又很快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智藏寺的始建是极有可能的。

　　日照庵的始建年代更为扑朔迷离。明代人张书绅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游大泽山,写下了《大泽山记》一文,文中有“余觞二僧于日照庵而别”的记载,可见在张书绅游大泽山时就已经有了日照庵,其始建当在明嘉靖二十九之大前。

　　上寺山门两旁的一对石狮子在1953年7月被山洪冲至下寺附近,一只埋入地下,一只犹存,据文物专家考证,这石狮的雕刻具有明显的元代风格。既然上寺位置在元代即有寺庙用物石狮子,这就证明日照庵在元代业已存在。

　　二、两寺旧时规制都很宏丽,尤其下寺,可称大型庙宇

　　北宋政和二年朱巽《宿大泽山早起》有“夜宿禅居寄洞天”句。禅居即僧人居住的寮房,可见早在北宋时智藏寺内除供奉神像的佛殿外还有可供游客暂住的寮房,足见在那时下寺已有一定规模。明嘉靖年间张书绅的游记中说:“多士假僧舍读书”。寺庙能容得下多士在里面读书,可见到嘉靖年间下寺已是有众多僧舍的大型寺庙。镌于日照庵附近石壁上的一首作于明洪武十四年的七绝有“琉璃古殿绿苔生”句,洪武年间这里已有顶覆琉璃瓦的古殿,由此可以想见其规制面貌之宏丽。现在山沟里还可看到有琉璃碎片,这可印证这一诗句。

　　两寺规模、气象由上可约略想见,那么两寺有些什么建筑物呢?下寺抗日战争年代毁于兵火,解放初又改建为林场用房,其原先的面貌已难考查,只能从前人记录来找线索。明代龙文明于万历三十年写的《大泽山记》载:“山之中方为寺,寺有廊、有门、有夹室。越门三重,为大雄宝殿,中奉如来及阿罗汉像,殿材巨丽雄壮。”可见当时的下寺有廊、门、夹室,进三层门始见大雄宝殿。万历四十三年《重建大泽山智藏寺碑》中提到寺有天王殿、斋厨、钟楼、碑亭、山门等建筑物。1937年崔云亭先生在《大泽山游记》中写下寺“殿供如来及阿罗汉像,碧瓦重檐,雕梁画栋,规模庄严,气象峥嵘。”这写的是大雄宝殿的状貌,可见是一座雕梁画栋上覆绿色琉璃瓦的大型殿宇。上寺毁后未作改建,其屋基残垣直至近年重建时尚可辨识,

　　其格局宛然可见。这是一个一进院落,进山门两侧是钟鼓楼和东西两配殿,北面是泰山老母殿,殿西接山略小者是无生老母殿。正院东侧是一布局紧凑的四合院,正房为一二层建筑,专门用于接待,南屋为僧寮,抗战前夕,最后一任主持悟心即住此。寺后四、五十米更高处又有一殿,名梳洗楼,是上寺的附属建筑。“庵之旁多嘉树,与乔松竞姿”,“出殿后西行松隧中”(龙文明《大泽山记》),可见两寺皆掩映在古树林木中。

　　三、两寺均有众多僧寮可供游客休憩、寄寓和文人学士长期在内读书讲学

　　明人张书绅《大泽山记》中写他由二僧陪伴来游大泽山,进入普贤门到下寺时,“寺僧迎余松下,由殿角观磨刀石、尝乳泉,抵方丈宿焉”,这就象到了旅店一样,有僧迎接且做导游,游后安排住宿。文中又写“次早二僧以他事先归,余觞二僧于日照庵”,上寺僧舍很象是一个山中小饭店。就在张书绅这篇游记中,还有“多士假僧舍读书。适于子起潜、毛子梦鹤、梦麟、周子子由方讲学山中”的记载。另据史料记载,明代户部右侍郎书法家刘耳枝青年时曾“读书大泽山中,采柿叶学书”(《掖县志》)。清末带领清兵抵抗过八国联军的护理直隶马兰镇总兵张鹏举曾“从掖邑廪生翟贻序读书大泽山下寺”(《封武显将军张公鹏举墓志铭》)。明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毓祥明亡后“避居九青山(大泽山别称),与赵伯浚宿翼之王襄哉辈倡和”(民国《续平度县志》)……以上事例足以证明,当时的下寺已成为青年学子读书、文人雅士进行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及高人胜士隐居的理想场所。

　　大型庙宇兼有供游客食宿和文士处的功能,这在古典小说戏剧中是屡见不鲜的,上下寺也正是这样。大泽山中有那么些诗咏题刻,史志中有那么些描写大泽山的诗文,与两寺为文人雅士提供这些方便是分不开的。若无两寺提供处,人们只能当天上山当天下,哪还能题字刻石!而两寺在发挥这样的作用之时,自身也必然增加了收入,古代两寺之所以那样兴旺,肯定得益于与这“以寺养寺”的做法。

　　四、下寺还是高僧荟萃的地方,明初在这里就曾有全国各地高僧的一次大聚会

　　下寺除是世俗游客文人雅士游之地,还是各地高僧经常前来挂锡之所。寺西乳泉的摩崖石刻“六合僧”显然就是外地高僧来寺时所题。历代高僧来寺情况因无记载已无法考证,惟“书法胡同”中留存的僧人诗偈,为我们了解明朝初年的一次高僧盛会提供了依据。

　　在下寺西北近旁,有中裂的一块巨石,裂缝宽约1米,在缝两壁及南面石壁上满刻大如手掌的近700字,原来这是一些僧人偈语和落款题识。从落款可知,来这里题偈的有泰山灵岩寺主持晋溪惠才、越州崇报寺禅师行中仁、天目山东及延禅师、温州灵岩山天之性禅师、杭州灵隐寺用贞良禅师、婺州圣寿山古松茂禅师、泰山灵岩寺秋江洁禅师、长安一山胜禅师、古杭逕山寺月堂颜禅师等高僧。从偈语诗的内容看,多为颂扬一庵纯的赞语。那么,一庵纯又是何许人呢?

　　康熙《平度州志·仙释》载:“僧一庵,怀来人,元末游辽东,观东莱有秀气,卓锡大泽山中,填涧谷,立殿宇,从者益众,神行甚高,能前知。坐乳泉石下,夜有虎守卧,昼则伏之日照庵东穴内。洪武初,设僧官,选授之。圆寂之前予作曰:‘生本无生,灭本无灭,太空浮云,红炉点雪’。”这里记载的是一位道行高深的禅师,书法胡同里高僧留偈对他推崇倍至,如秋江洁偈曰:“独镇东洋大泽峰,于中隐个住山翁。能知假有原非有,善解真空本未空。寂寂性天无障翳,明明心底尽融通。自从少室传芳后,又得一庵继祖风。”“少室”,即曾面壁十年的著名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禅师。秋江洁把一庵纯与达摩相提并论,可见一庵纯在禅界地位是多么之高。

　　就凭了一庵纯如此高的名声地位,在他主持的智藏寺里竟聚集了这么多高僧来听他论禅说法。来这里的高僧是否真是高僧?其余人已不可考,惟泰山灵岩寺的秋江洁还可查出一点踪迹。在《禅宗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主编袁宾)内有一词条介绍高僧道成,他曾奉明永乐帝出使过日本,授“左善世”高位,掌过朝廷僧录司事。这样一位有地位的禅师曾“于泰山灵岩寺谒秋江洁禅师,受曹洞宗之法”,秋江洁在禅界地位如何这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推知留偈的其他人也都是名符其实的高僧。

　　书法胡同里的偈语由多人所留,却是一样的字体,可以推想当时是由智藏寺主持一庵纯召集了这次禅界盛会,先是在一起研讲了禅理,然后各人留偈以记参加这次盛会的心得感受,事后由一人将诗偈书刻在书法胡同里。就像晋时王羲之约集众多文人雅士于兰亭分韵吟诗然后编成《兰亭集》一样,所以有人称这次智藏寺聚会是一次禅界的“兰亭盛会”。

　　五、当人们谈起上下寺的时候,没有不提一下白果树的

　　在上下寺被毁之前,两寺各有两棵高大古老的白果树。白果树学名银杏树,又名公孙树,是有名的观赏树种。每到秋天,扇形的叶片变成黄色,碧瓦红墙掩映在一片金黄中,其景之美可以想见。一般庙宇多柏,而大泽山上下寺除柏树外还有白果树,是为其一大特色。

　　龙文明《大泽山记》中写“庵之旁多嘉树,与乔松竞姿”,这里说的有别于乔松的嘉树,当指白果树,这说明上下寺在明代即有白果树。崔云亭先生写“殿前后有白果树数株,大可四五围,颇壮观瞻,盖亦数百年物也”。据老人回忆说,上下寺的几株白果树均四人合抱不交,与山门前的碾盘等粗,树杈上可容四五人围坐打牌。每株枝上均长有垂瘿,垂瘿长达二尺有余者即有三四个,十分奇特壮观。尤其上寺泰山老母殿前的一株,干短枝粗,因树杈阳面长有许多深浅不等的凹窝,加之部分树枝年久中空成洞,老和尚养的鸡晚上飞到树上歇宿,白日飞到树上产蛋,一次拾蛋就有半提篮。更为有趣的是,有一次怪久不见鸡,多日后忽见母鸡率小鸡自树杈处出,盖鸡在树洞中生蛋而孵为鸡雏矣,此佳话至今流传。

　　白果树是两寺历史悠久的见证,又是寺貌不可缺少的装饰,惜寺毁时树亦无存。后下寺院中又植白果树两株,今已合抱矣。

　　六、上下寺原有大量碑碣,寺毁碑亦毁坏殆尽,现存的碑碣弥足珍贵

　　凡庙宇皆有碑碣,这是我国庙宇的通例,大泽山上下寺也不例外。碑有还愿祈福碑、颂扬功德碑、重建重修碑,前两者无多大意义,后者却是刻在石头上的庙宇史,很有价值。可惜的是,两寺还愿祈福颂扬功德碑现有不下百通且保存完好,而重建重修碑却所存无几,仅存者也多漫漶不清,参阅起来很是费力。

　　现存重修重建碑,上下寺各有两通,从其中可约略了解两寺历史,弥足珍贵。上寺重修碑,一为康熙二十二年碑,一是嘉庆十三年碑。康熙碑立于上寺西侧路南,碑记为张含辉撰书。张含辉,山东莱州人,清顺治九年进士,官至四川学政,曾游大泽山留有多处摩崖题刻。碑文较有文采,书写也端丽可观。碑为汉白玉石质,碑额“重修碑记”为篆书,四周刻祥云图案,是一通制作考究的碑碣。嘉庆碑立于梳洗楼正殿门西,亦为汉白玉石质,为日照庵主持僧人祥玉撰书。两碑是上寺重修情况的珍贵档案。

　　下寺的两块重修碑一是明万历碑,一是清康熙碑。原在下寺遗址林场门前有一白石板作桌面的石桌,前几年将桌面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通智藏寺重建碑。碑文有三分之一残缺,连立碑年代也已无存。不过可辨认出撰文人为孙善继,系明代掖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仕至兵科给事中;篆额人为张孔教,明掖县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书丹人不可辨。孙张二人皆万历间人,可知此碑为万历年间所立。此碑虽已残缺,却是研究下寺历史最有价值的一通。另一通下寺重修碑是康熙五十五年所立,这在碑上可清楚辨出,此碑也有一定价值,系1999年出土。谈到智藏寺碑碣,不能不提一下大名鼎鼎的《岣嵝碑》。原在下寺东南隅,有一字体为蝌蚪篆的古碑,人称大禹岣嵝碑,又称神禹碑,文人多拓宝之,1937年崔云亭游大泽山时尚见此碑,在他的游记中专门作过记述。此碑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立,碑原在湖南衡山县密云峰。衡山原名岣嵝山,故碑名岣嵝。原碑早佚,昆明、成都、绍兴及西安碑林等处皆有摹刻,碑拓收入《金石萃编》。下寺《岣嵝碑》碑尾有清人白玉堂跋语。白玉堂,清道光举人,曾任盐课提举,善书,在大泽山中留有多处摩崖题刻。跋语中说:“兹就其残影钩焉填焉,拓之而移刻于此石。”据此可知下寺 《岣嵝碑》 系这位善书的白举人移刻来的。《岣嵝碑》用了大禹的名字而享誉全国,白氏将其移刻于此,更增加了智藏寺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气息。可惜已佚于遗址改建期间。

　　七、从方志和现存的重修碑碣可大体考知两寺的几次重建重修情况

　　两寺历史都很悠久,一定有过多次重修重建。两寺初建时恐怕是规模较小且很简陋的,经过一次次重修重建,才成了最后的面貌。研究寺庙发展史,其实就是研究其重修重建史。可惜两寺留下的重修碑都太少,而且残损严重,现已很难弄清两寺历史上的重修重建全部情况。尤其上寺的重修,现只能从两通重修碑知道两次重修的情况。康熙二十二年立的日照庵重修碑记载的却是顺治年间

　　平度州守李芝兰和莱州人赵士冕主持的一次重修。“时值土寇,未暇勒石,僧人净恩恐其久掩李赵二公之功,立碑以志”,可见李赵二人重修时因境内土寇作乱未暇立碑,到康熙二十二年才由僧人净恩主持,张含辉撰书立下了这通碑。查方志,知李芝兰是辽宁铁岭人,顺治十年在平度任守官,这次重修当在顺治年间。是如何重修的,碑记未说明,只说“不逾年而焕然改观”,不逾年,时间这样短,估计这次重修并无大的拓建,只将原有的建筑物维修粉饰一番,使之“焕然改观”耳。

　　嘉庆十三年立的重修碑所记实际上是作为日照庵组成部分的梳洗楼的一次重修,并非全庵重修。重修情况也未写明,只记这次重修为“义士张万有等”所为,纯是民间的自发行为,重修事宜则是由僧祥玉主持,估计只是一次小型的修缮。

　　下寺虽只有两通残缺的重修碑,但看剩字并参阅方志,起码可知有5次重建重修。方志记载智藏寺始建于金明昌七年(公元1196年),这一说法明显有误,但为什么各种方志均这样记载?很可能是这样:金明昌七年以前智藏寺久已毁圮,至此时才又在原址上重建一寺,把这当成了始建。到清康熙修志时,修志人并不知山中有北宋政和二年“游大泽山智藏寺”的题留,就错误地把智藏寺的始建时间定在了“金明昌七年”上。明昌七年虽非始建,但显然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建,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次重建。

　　如前述,康熙《平度州志》中介一庵纯时,说这位禅师卓锡大泽山中曾“填涧谷,立殿宇”,看来这是对智藏寺的又一次大型重建。在万历年间《重建大泽山智藏寺记》(即前面提到的孙善继撰文、张孔教撰额的重建碑)中,从残字可辨认出这样的意思:大泽山故有寺庙,□公卓锡于此,见寺久已圮于兵燹,愿重修之,“又鄙其规制狭促,堑山堙谷者五年而基始成,又五年而寺成”,可见“□公”的这次重建用功十年,连智藏寺的地基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是一次改变面貌的重建。那么,主持这次大型重建的“□公”是谁,又是在何年代呢?碑文接下去有这样字样:“再圮,而修于正弼,士人徐璋翼之,时嘉靖四十五年也。历二百年即有修缮,亦仅仅支撑补葺而已。”这里又提到了嘉靖四十五年的一次小型修缮,这一次是在历二百余年之后的一次修缮。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上推二百余年,正与一庵纯禅师“元末游辽东,观东莱有秀气,卓锡大泽山中,填涧谷,立殿宇”的时间契合。由此可以断定,万历重修碑上所述这次大规模重建,即是元末明初一庵纯禅师所主持的那次重建,碑文中提到的“□公”即一庵纯禅师。这次重建乃现在所知的第二次重新修建。

　　第三次,即碑文中提到的“历二百年后”嘉靖四十五年的这次小型修缮了。

　　此后的一次,也即现在所知的第四次重修,即孙善继撰文所记的这一次。碑文在回顾了以前的两次重修后接着写:“至万历末……岁乙卯,二三缙绅先生往游……”乙卯年是万历四十三年,万历共48年,万历四十三年也算“万历末”了。孙善继是万历十七年进士,撰额的张孔教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都是万历中后期人,由此可以推知这通《重建大泽山智藏寺碑》立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那么这次对智藏寺的重建竣工也是在这一年了。据碑记介绍,这次重建之前“□殿而天王殿而斋厨、钟楼、碑亭、山门俱缺焉”,重建后,“法界中所宜有者次第告成”。那就是这次重建把“缺焉”的□殿、天王殿、斋厨、钟楼、碑亭和山门“所宜有者”逐次建成了,可见是一次大规模的重建。至于主建人等情况,因碑文残缺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可知的第五次重修是在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这有1999年春新出土的康熙重修碑为证。从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已过了101年,这样长的时间也该修缮一次了。这次重修,据残缺碑文可知,领袖为徐承宁、张永兴,两人为何许人均不可考,主持僧人是明存。重修碑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授文林郎直隶真定府行唐县知县莱州人王壮图撰文,主持明存是王壮图的朋友,康熙四十八年夏王壮图听明存要醵资修寺,王以为“累卵磨鞭何其难矣,厥终所不敢知也”,“丙申(康熙五十五年)春越8年而明存忽以落成音闻”,出乎王壮图意料大功告成了。这次重修,据碑文载“梵宫浮屠俱新,其旧山门、两廊扩而大之”,看来是粉刷了殿宇、扩大了山门和两廊,属中等修缮规模。

　　下寺从方志和碑碣可知有上述5次重修或重建,我们从一点蛛丝马迹还可知有第六次重修。在平度市博物馆院内有一块不大的从张舍白氏善行碑上断下的三角形碑石,其上有“壬午科举”四字,这是指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壬午科举人白玉堂,由此可知所颂善行为道光年间白玉堂所为。在这期间,张舍白家达到鼎盛,成为胶东首富。其间有过许多善行,残碑石上有“捐军需……建坊祠并大泽山智”字样,“大泽山智”无疑是指智藏寺,看来,白家在捐军需建坊祠的同时,还捐资重修过智藏寺。白家有4代11人在大泽山中留有摩崖题刻数十处,可见白家人对大泽山情有独钟。凭白家对大泽山的热爱,凭白家的财富和乐为善行的特点,出资重修智藏寺是很可能的。这次重修属民间行为,估计是一次小型修缮。

　　从道光年间到抗日战争时期智藏寺被焚毁的百年间,下寺有无修缮,因无文字记载,情况无法知道。1937年崔云亭先生游下寺时,所见情况是“年久失修,栋折露天,灰尘满地,雀蛇穿凿,色彩无光,佛头不止着粪而且着雨矣”,其况相当惨淡,看来这寺在清末民初很长时间内再未修缮过。

　　八、上寺情况很奇特:名庵,却不住尼姑住和尚;是佛教庙宇,却供奉着道教女神

　　上寺名日照庵,本来应是尼姑所住,以现存的资料看,里面住的却是和尚;和尚是佛教僧人,庵里却供奉着道教女神碧霞元君。研究这一奇怪情况,是很有难度却又十分有趣的。

　　明张书绅曾在日照庵饯别送他上山的两个和尚,一般说,不大可能在尼姑住的地方与和尚饮酒作别。明代范炼金在《游大泽山记》中写:“日照庵在北峰之,丹垩焕然,别一洞府。一比丘少年持摩尼数珠,稳坐蒲团,一小j^黎送茶过此。”比丘、j^黎皆为僧人,这里明明白白写日照庵里有两个小和尚。上述两则记载证明最晚在明中后期日照庵即由和尚主持。康熙和嘉庆两重修碑上,也明确记载着日照庵里的主持是和尚而非尼姑。

　　造成僧占尼庵的原因,据分析可能是这样:

　　当初,智藏寺里佛事很盛,外地的女尼也来了,但和尚寺里是不能住尼姑的,于是就由在智藏寺主持在寺北僻静的地方另建一庵以安排这些女尼。再是到智藏寺里礼佛的并不只是善男,还有信女,为适应女香客需要,也需另建一庵。也就是说,开始时这日照庵是名实相符的,以后渐渐尼姑死去或离去,无人为继,于是智藏寺的和尚就去主持此庵,到这时,或仍叫庵,或另有命名而未叫起去,仍用原名,于是就造成了这种庵中住僧的状况。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那么,开始时日照庵中供奉的一定会是佛教女神观音菩萨之类,可是以后这庵里却供奉上了道教女神碧霞元君,这日照庵也就有了“碧霞元君行宫”的另一个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康熙二十二年重修日照庵碑记中这样写道:“碧霞行宫建于大泽山之日照庵也。”这就是说,在碧霞宫修建之前就已有个日照庵在那里了,碧霞行宫是在日照庵中修建的。那么,是不是在日照庵正殿之旁增建一碧霞行宫?碑文中又称碧霞元君为“正神”,看来并非在一院中又有观音,又有元君,而是将佛教神观音之类请了出去,碧霞元君鸠占雀巢地成了此庵的“正神”,此庵也就另命名为碧霞元君行宫,而原名日照庵又未泯没,所以才造成一庙两名的事实。

　　在日照庵建碧霞宫,即改日照庵为碧霞元君行宫,是不是曾有道姑入驻庵中,后来又被和尚赶走了呢?不会是这样,因为日照庵一直附属佛教寺院智藏寺,岂容道人入驻!也就是说信奉佛教的和尚把道教的女神请了进来当了正神。造成如此怪状的原因可能是这样:

　　自宋真宗封碧霞元君之后,这位女神声望日隆,特别是在民间,对这位能消病祛灾造福众生的女神越来越崇信,到明清形成了对碧霞元君崇拜的热潮,到处都建庙祀之,康熙日照庵重修碑文中说其行宫有“百千亿”,未免夸大,却能看出此神影响之广。此神虽被道教收入所尊之神的行列,但她始终保持着民间俗神的色彩,在俗众中具有崇高威望。而有明以来,释、道在官府和民间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大泽山的寺庵被碧霞元君狂热所冲击,香火日渐冷落下来。 庵院的主持和尚为重振香火, 于是祭起了“名神效应”的法宝,把碧霞元君请来当了正神,只取其民间俗神名分和看重其声望,至于是释是道,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此举果然灵验,日照庵自来了这位元君,香火大盛,竟形成了规模盛大的庙会,而保持着佛寺原始面貌的下寺却门前冷落鞍马稀了。

　　九、民国年间日照庵又建起??无生老母殿,原本红火的日照庵庙会更火爆了

　　人们冲着泰山老母——碧霞元君而来形成的日照庵庙会原来就很红火,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信徒们又在泰山老母殿西侧建起了面宽三间的无生老母殿,从此,庙会规模更大。每年春农历三月十八日开始赶会,至三月二十六日达到高潮,一直赶到四月二十六日,会期月余。

　　无生老母是明朝中叶白莲教造出的一位女神,被尊为创世主、救世主,是中国式的女上帝,在民间影响极大。1932年昌邑信徒集资建起这座无生老母殿,神像是在昌邑塑好运来安放的,所以民间有无生老母娘家是昌邑的说法,所以昌邑信徒尤其信奉这位老母,为这位老母立的碑多为昌邑人所立,昌邑人来赶会的也最多。

　　崔云亭先生写他1937年与9名学生于农历三月二十七日来大泽山,“下午六时至下寺,适值会期,殿堂僧舍,人已挤满,吾等几觅宿不得。”可见即便在战乱时期来赶庙会的仍如此之多。据山下年长者讲,每年会期,昌邑、潍县及四围各县的善男信女接踵而至,每天山下的韭园、大疃等村停牛车各达百辆之多。这一庙会的特点,是个非贸易的山会,除游山者外,来的多为许愿还愿的香客。富者捐资立碑修庙、点戏愉神,贫者以小米为香资,每年庙内收小米达数千斤。

　　就在崔云亭先生目睹山会盛况之后的数年,上下寺均被毁,山会也就销声匿迹了。

　　十、上下寺均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日寇侵略给大泽山文化带来了深重的劫难

　　同许多名寺古刹一样,大泽山上、下寺也有过建而毁、毁而建的曲折历史。至抗战结束,两寺已荡然无存。上、下寺是什么时间怎样被毁的,人们很想弄清这一情况,我们也对此作过多方调查。多数老人回忆说,两寺均被日寇焚毁,但时间不同。

　　1939年,时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当时的下寺驻

　　有国民党18旅沈官臣、陈泽渥部的修械所。日寇得知这一消息,即派一队日军带上放火工具骑马来到山脚下的大疃村,胁迫几个村民为其带路,上得山来,一把火把下寺烧了个净光。大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熊熊烈焰连寺后巨石上明洪武九年之大篇摩崖题刻亦烤得似瓦片般卷起而剥落。据韭园村村民周维桂回忆说,下寺被烧是在这年秋的一天下午大约两点多钟,这天正值其赶掖县沙河集,在返回的路上,看到大泽山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知是寺庙被烧,为安全计,没敢回村,而就宿在东岳石其姐姐家。

　　1940年5月大泽山区解放后,我八路军胶东西海军分区司令部及西海行署进驻大泽山下高家、韭园村一带,当时我西海军分区的一个电话班就驻在上寺。日寇得到密报后,遂于1943年趁进山扫荡时,又将上寺付之一炬。上寺的辅助建筑梳洗楼在日寇洗劫中虽幸免于难,惜于翌年被拆掉,拆下的砖瓦建了韭园村小学。对大泽山文化积聚起过重大作用的两座山顶古刹,均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焚毁,实在令人扼腕。日寇入侵,不但使平度人民受尽涂炭, 而且也给平度人民倍加珍爱的大泽山文化带来了劫运。所幸者,现在重建的两寺,再也不会遭受那样的劫难,它们将在全新的意义上为源远流长的大泽山文化演绎出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