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姚藏传佛教白塔的文化人类学考释

　　云南大姚藏传佛教白塔的文化人类学考释
　　邢启顺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550002）
　　内容提要：在对中国喇嘛佛塔考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大姚白塔在佛教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更重要一点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觉，去深入阐释围绕作为文化符号的白塔产生的“白塔文化”，试图寻找宗教研究的新视点。
　　关键词：藏传佛教 白塔 文化人类学
　　大姚白塔屹立于云南省大姚县城西一公里的宝筏山顶（今习惯称白塔山）。白塔高18.4米，顶至塔檐12.69米。塔檐以下至地面5.71米，为立体八角形，上粗下细，分两台，上台高3.29米，外檐长 1.69米，下台高2.42米，外檐长2.68米。塔基为砖砌须弥座，塔身用 梵文和汉字砖砌成。梵文砖上书佛经，汉字砖书有“大佛顶”、“八大灵塔咒”、“十方诸佛镇塔咒”、“十方诸佛灵塔咒”、“资益谷塔咒”、“资益谷法咒”、“阿众佛灭极咒”、“尉迟监造”等字样。[1]因塔上大下小，形似罄槌，又名罄槌塔。
　　该塔是珍贵的保存完整的唐代建筑，上大下小,造型独特，工艺精巧，结构严谨。此塔“与内地不同，然据云西藏亦无此种塔形”。[2]“大姚白塔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无数次地震，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和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大地震，塔顶震裂三尺余。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姚知县曾大修过一次，基部加了外表新砖，有‘同治壬申年大姚县康重修’字样。1982年11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拨款7800元修葺，已建成白塔公园。”[3]上大下小的圆形大姚白塔不用木材的拉力，仅用塔砖如何将上部巨大的重力置于其相差很大的下部之上，并经千余年而完好无损，古人是如何应用这巧妙的力学原理，实为建筑群中的一大奇迹。然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卷》中却无收集，实为一大遗憾。
　　大姚白塔屹立于县城西的文笔峰上，原有白塔寺，已经被毁，现在山下建有普照寺。
　　“白塔流云以其高”，“萃律浮图插云岭”，文人墨客也为其赋予了特别的哲理和诗意。白塔立得久了，当地的老百姓也赋予了其他有关的文化含义。在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三女造塔》传说：唐朝时期，举国上下繁荣昌盛，大姚坝子水草丰美，蜻蛉河（流经大姚的金沙江支流河道）、方家坝、莲花坝纵横交错、首尾相连，一派渔村景象。然十年前，大姚坝子东西南面三座山下，有三个洞府，内住三个妖怪，播土扬沙，掩埋民房，毁坏庄稼，涂炭生灵，水灾、疾病连年发生，百姓生活拮据，有田无粮，有房无人，一片萧条。一夜，饥寒的百姓还在熟睡中，玉皇大帝谴下工匠，让三个女儿带领造塔，镇服妖魔，一来拯救百姓，二来试一试三个女儿的心肠好坏。三女约好，鸡鸣完工，返回天庭。大姐老实，厚道，烧砖、选地、设计、决不含糊，马虎；二妹、三妹自作聪明，竹扎纸裱，造成两座纸塔，看大姐还在一招一式，他们二人觉得好笑，捂着鼻子学鸡叫，大姐一听不好，便将盛石灰的大锅反罩在未完工的塔上，塔成了上圆肥，下瘦小的形状。玉帝命令以神箭检验，三箭分别射中塔顶、踏腰、塔底，白塔完好无损，顶部还碰出火光。二妹、三妹接受惩罚自不在话下。[4]
　　神话是人类生活中潜意识的外在反映，无论其神话要素如何组合，但可以从组合的结构形式得知神话所反映的事实和心理。塔的数量可见，至今不假，白塔构造牢固到神秘的地步，于是，百姓将其视为神仙所造。在当时当地，这个神话蕴涵着百姓的生活理想：无灾无乱，风调雨顺。并且，在这种神话中希望有神灵的护佑，同时，寄托一种对好恶的态度，奖善除恶。白塔神话中的三个女儿分别代表百姓心目中的人格道德追求：诚实、信用。作为文化象征符号的白塔，在佛教中有特别的含义，而一旦脱离其固有的文化环境时，象征的意义会被重新塑造，文化符号不再具有其本初的意义，从而产生文化的错位和重组。文化符号本初的意义难以改变，而重组则会经常发生。文化研究不仅仅在于发现本初的形式和内容、逻辑和哲因，更在于发现文化重组的规律和多样形式，找出一般的模式。
　　白塔在藏传佛教中是灵塔，具有深刻的文化涵义。吐蕃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当时的古勘舆家认为西藏地形犹如罗刹魔女仰卧，随时有可能翻腾兴风作浪，迫害生灵，为了治服藏地“鬼怪”，镇服四方，松赞干布下令在重要地方建造佛塔和寺庙。寂护和莲花生来西藏传教并建桑耶寺。桑耶寺建成不久，莲花生大师就返回印度。寂护大师留在吐蕃继续传教，主持桑耶寺的佛事活动。公元八世纪晚期，寂护在吐蕃圆寂，为纪念这位印度高僧，弟子和信徒给他建造一座灵塔，供后人瞻仰膜拜。灵塔建在哈布山东麓。之后，有三大译师（葛瓦拜则、焦若·鲁坚赞、祥·也协德，简称葛、焦、祥）灵塔“与圆寂大师灵塔一起构成了西藏最早的第一批灵塔群。”，“此后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及其历代达赖和历代班禅的遗体都要供放于灵塔，成为一项制度”桑耶寺内建红、绿、黑、白四塔，以镇服一切凶神邪魔，防止天灾人祸的发生。四塔高大雄伟，形制各异，独具风格。白塔用石块、石板砌成，塔体全为白色。该塔位于大殿东南角，形制略似北京北海白塔。塔基方形围墙上，立有一百零八座小塔。塔身方形，腰部以上逐层收分如梯层，上有覆钵形塔腹，覆钵扁平宽大，无龛门，宝刹上置十七环相轮而不分级。《西藏王臣记》载：白塔中“供奉有从印度揭陀国王的门前宝瓶中取来的如来舍利，及西藏先王的严密牟尼宝和五部经典。传说这塔是最大的加特。”[5]
　　它既是佛塔，又是陵寝，主要的使用价值是用来盛放释迦牟尼佛或某些重要高僧法师的舍利——通常是火化后的骨灰，有时放置全尸或经过特殊防腐处理过的喇嘛高僧的遗体、经书、圣物等。这种具有双重功用的宗教特殊建筑物，源于印度佛教，又随印度佛教传播。在释迦牟尼圆寂后，建灵塔纪念，当时的舍利塔为圆冢，圆锥形的石碓塔陵。到阿育王在位期间，开始建造复式佛塔。宽肩圆腹，象一个倒扣着的僧钵，因此，又称复钵式塔或覆钵式形塔。覆钵式塔深受藏传佛教各派喜爱，藏于称为“葛丹却丹”，俗称喇嘛塔。
　　走遍中国，塔是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白塔在全国却了然可数，主要有以下几座：
　　1、妙应寺白塔
　　位于北京阜城门内，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建，当时入仕中国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曾参与设计与修筑工程。塔高50.9米，塔身似硕大的覆钵，是现存元代藏传佛教大塔。塔建在寺院后部的塔院正中，由塔基、塔身和塔刹构成，基台3层。[6]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第356页称“白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藏式佛塔”。“最大”为实，“最早”则虚也。
　　2、辽阳白塔
　　原名垂庆寺塔，在辽宁省辽阳市公园内，据1922年发现的塔铭和“金史”后妃列传上记载，为金大定年间（1161——1173年）金世宗完颜壅为其母李氏所建，塔为砖筑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高71米分塔基、塔座、塔身、塔刹四部分。上段为一覆钵。[7]
　　3、闸口白塔
　　中国五代越国（907——978年）佛教建筑，在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边闸口白塔岭，建于五代吴越时期，仿木建构。塔为八角形九层实心塔，全部用白石分段雕凿而成，由基座、塔身及塔刹三部分组成，通高约14米，逐层收分。[8]
　　4、庆州白塔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辽州庆城遗址的西北部，建于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原名释迦如来舍利塔，因塔粉刷作白色，通称庆州白塔。此塔体形匀称，砖雕精美，是辽代仿木构砖塔的代表做。庆州白塔平面第五层有砖刻塔记，记载塔名和建造年代。[9]
　　除此，还有五台山白塔等。除闸口白塔外，皆为覆式建筑，可归入喇嘛塔类，与大姚白塔同属一类，除塔身各部略不同外，塔基、莲座都基本一致。
　　从塔的形制看，大姚白塔在中国绝无仅有，大姚白塔是在初期石碓塔陵的基础上发展成的，塔身覆钵体鼓起处至塔基距离较大，大约十米左右，而其他白塔在考虑建筑物承载力和稳固性时缩短了这一段距离；大姚白塔覆钵是单个，而其他白塔是多钵逐个叠加，更显复杂；大姚白塔几乎无铁箍环绕等其他稳固性措施，完全依靠自然力的支撑；亦无华盖、流苏、风铃、宝盖、飞天等装饰性建筑，表现单一。可见，大姚白塔是在石碓塔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其他塔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和加工。因此，大姚白塔具有雏形的功能，对研究早期佛教传入概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佛教源于古印度，佛塔源于佛文化，大姚白塔理当是佛教文化的一分子，并且是藏传佛教的特有文化。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讲，文化产品如果从一地传到另一地，在文化涵化过程中，在文化传入地产生原文化变种。云南大姚白塔地处滇西，处于青藏高原东部，往西与大理、丽江、迪庆相连，直接与西藏连成一片，一般皆认为藏传佛教从滇西一线传入云南和内地。在昆明市东郊区有一条以白塔路命名的街道，塔毁名存，足以说明藏传佛教已经影响到滇中部。并且，藏传佛教已经穿透当时西南的文化中心南昭（今大理），深入到云南腹地昆明。直到元朝统一西藏，藏传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大部分地方。这种源于印度?堵波的覆钵式塔，在元代时从印度尼泊尔又一次传入我国内地，尼泊尔青年匠师阿尼哥设计元大都妙应寺白塔。
　　据《大姚县志》、《楚雄州志》和《云南考古》（汪宁生著）的有关记载，此塔建于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为吐蕃所造。《云南通志》载：“该塔系唐代西域蕃僧所建，尉迟监造。”[10]“尉迟即梵僧名”，[11]“由四川双流和尚尉迟敬德监造”[12]。
　　在此，对建造者的考证存在很大谬误。对于尉迟身份由于没有确切的记载，所以传统考古学将尉迟当作“西域蕃僧”、“梵僧”、“四川双流和尚”等。
　　这里我们可以看两则材料：
　　其一：
　　据《搜神记》载:门神乃是唐朝名将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夜不安寝,因宫门外有鬼抛砖弄瓦,鬼魅号叫,害得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无宁静。唐太宗惧之,以告群臣。秦叔宝出班奏曰:臣平生杀人如剖瓜,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同胡敬德戎装立门以伺。
　　唐太宗听其奏,夜果安宁无惊。太宗嘉赏之,但看二老将沏夜无眠,于心不忍,遂谓二人守夜无眠。即命画工图二人之形像,戎装手执玉斧,腰带鞭链弓箭,怒发一如沙场嘶杀之威,悬挂于宫掖之左右门。果然邪祟以息。
　　后世沿袭,遂永为门神。西游记有小词曰:
　　“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之句而传世也。
　　今白花尖大庙,其门神画得活灵活现,那红面者是秦叔宝(即秦琼),黑面者即是唐初大将,尉迟恭(胡敬德)。但无见此记载者,往往会将门神说是神荼郁垒混为一谈。神荼郁垒者,传说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树枝伸向东北,树下是囚禁万鬼出入的“鬼门”。把守鬼门者就是神荼郁垒二神,阅领众鬼之出人。若有鬼魅再害人者,“执以饲虎"。黄帝命画工画其像,立桃板于门户上,以御凶鬼之入室。往后民间沿袭此法,将神荼、郁垒画于门板上，以抵恶鬼入门。今录此以飨游客知其门神出实。[13]
　　其二：
　　尉迟恭（公元585年 —— 658年），字敬德，朔州鄯阳人。青年时以勇武闻名乡里，参加了刘武周起义军，并和宋金刚率军南下，陷唐晋阳、浍州，大败李渊军队，俘虏了永安王李孝基及独孤怀恩、唐俭、于均、齐世良等 5名唐将。公元 620年被李世民战败于美良川，复被围困在介休，经劝降，他和刘武周的另一将领寻相归附了唐朝。李世民让他当右一府统军。时隔不久，寻相等又相继反叛李世民，一些部将对尉迟恭也产生了怀疑，把他囚禁起来，并对李世民说：“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笑着说：“如果尉迟恭真要叛变，他那能在寻相之后呢？”于是令人释放了他，引入室内，赏赐了不少金银财物，并说：“大丈夫处世以义气相投，小小误会你不必介意，我怎能听信那些谗言相害于你呢！请多体谅。如果你真的想走，这些东西就算我送给你的，也不枉我们交往了一场”。
　　当时，李世民正与王世充交战。有一天，他带了 500骑兵观察地形，王世充率步、骑万余突然把他们包围起来，世充猛将单雄信挥枪直刺李世民。尉迟恭见情况危急，不顾一切，大喝一声，把单雄信刺于马下，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这时，正好大将屈突通带领大部队冲杀过来，合兵攻击，王世充大败，被斩获6000多人，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也被俘虏。从此，李世民对尉迟恭更加信任，尉迟恭亦对唐一片忠心，跟世民屡战沙场，败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立下了汗马功劳。
　　尉迟恭善于避矛，又能夺敌矛返刺。齐王李元吉知道后，请去掉矛头与之较量。元吉多次突刺都不能中，反而被敬德夺走 3次，内心感到莫大耻辱，但也发现尉迟恭确实是员战将，为了和他兄长李建成共同对付李世民，他们用重金收买不成，决计铲除李世民这个羽翼，派人多次行刺。尉迟恭知道后，索性大开门户，安然而卧，刺客数次入室，始终不敢下手。继而元吉又在其父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恭，被下狱问罪。经世民多方面周旋，才免于被害。
　　武德九年（公元 626年）六月初四，历史上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针对兄建成、弟元吉联合争夺皇位的情况，在群臣的参谋下，率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伏兵于玄武门。那天，建成、元吉照例上朝，走到临湖殿，发现有变，拨马急走，建成被李世民射死。这时，尉迟恭率70骑继至，射元吉坠马。世民坐骑跑入林中被树枝所挂跌倒，元吉很快赶到夺下弓，扼住了世民喉头，在这危急关头，敬德驰马赶到，元吉拔腿便逃，被一箭射死。
　　当时，李渊正在宫苑海池泛舟游玩，李世民今尉迟恭前去“警卫”。尉迟恭披甲持矛直奔那里，李渊见后大吃一惊，喝问：“今日乱者为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恭回答说秦王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这时，建成、元吉部下已杀进宫来，尉迟恭请李渊下道手喻，命令所有部队归李世民指挥。李渊见大势已去，只得依从。事变结束之后，不少人主张把建成、元吉死党 100多人处死，并没收其家产，尉迟恭坚决反对，他说：“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对建成、元吉余党不再过问。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尉迟恭官拜右武侯大将军，赐爵吴国公。这一年突厥犯境，李世民令尉迟恭前去迎敌，他率轻骑直入敌阵，杀其大将，突厥败走。贞观十一年（公元 637年），李世民大封功臣，以尉迟恭为宜州刺史，改封鄂国公。贞观十三年（公元 639年）二月的一天，李世民问尉迟恭：“有人常说你反，这是什么原因”？尉迟恭回答说：“我能反吗？我从皇上征讨四方，身经百战，能够幸存，实在是锋镝余生。今天下已定，还疑我反叛吗”？说罢脱衣扔地，露出身上枪箭伤疤。世民感动地说：“请你赶快穿上衣服，正是由于我不怀疑，才对你说这番话哩”。不久李世民又想把女儿嫁给他，尉迟恭叩首：“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为了褒彰功臣，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恭等24名功臣像画在凌烟阁上，他还常去观赏，以表对功臣的赞赏和纪念。
　　尉迟恭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谢绝宾客。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658年）二月去世，享年74岁，李治亲为他“举哀”，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前去哀悼。[14]
　　那么，材料中所言尉迟是否是塔砖上所刻之尉迟，应该说，彼此是相同的。材料二中记述的是历史中真实的唐代大将尉迟敬德，从其生卒年代（公元585-658年）看，与大姚白塔建筑年代（公元746年）相距甚远，卒后近100年左右，显然不可能是其“监造”。材料二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尉迟恭作为盛唐名将，其声誉在当时一定在全国闻名，普通百姓敬之如神，这通过各种传奇故事、神话等文学作品的渲染，将其塑造成一位能够护佑百姓平安，免于祸乱，甚至能够与魔鬼作斗的神灵。如此，他从一位历史中真实的名将被神话成一位能够居于天界（神）、人间、阴界（鬼）之间为人着想的护佑神。这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形式，将现实中的有声誉能耐的人神化，寄托普通百姓的敬仰和尊崇，也同时寄予理想。人神合一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特有形式，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民间信仰大综合的特点，往往诸多宗教信仰形式同时共存。即使相互之间在教理、教义和根本信仰之间存在着矛盾，都被其化合为一。一切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同时又悬挂于自己创造的意义之网中。因此，已经作古的真实历史名将尉迟恭就成为白塔的“监造”者，甚至省略名，只取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姓“尉迟”二字，作为神灵的代表。作为建造者——普通百姓试图用此镇服妖孽，获得吉祥平安。从功能的意义上说，人们创造了一个文化象征符号使自己悬挂其中但求得一种生于自然却恐惧的心灵安慰与自我扶平。西藏前弘期佛教盛行于七世纪中叶至九世纪的前半，前后约二百年，此前，西藏有苯教盛行，区域包括了西藏东部和滇西部分地区，松赞干布时，有了统一的藏文，才开始翻译佛经，建立佛教。那么，从白塔上的咒语看，有可能有苯教的咒符[15]作为具有此功能意义的象征符号“尉迟”和刻于其上的各种咒符叠加在一起，满足人们心中所创造的这样一种心理定式：总有诸多妖孽，就应有相应镇服之法。这也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之一功能欲所决定的，即只要能够使自己达到平安，得到幸福等，无论何种法理都是合理的。白塔及白塔所隐喻的文化被当地人或者说信仰者工具化，同时，又被自己所创造的工具所役使。然后，在一种不知觉的状态中克服了来自心灵深处的恐惧，度过了莫名的焦躁与不安，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是对生的恐惧，而非对死的胆却，至于死的思考，又只有寄托在佛教之中，如此，白塔借用佛教的象征符号，顺便也将他们对生的恐惧刻在白塔这个文化符号之上，生与死的焦虑被符号化。，它借用佛教的白塔，将咒符刻于其上。白塔成为集佛教、苯教、民间信仰为一体的文化符号。
　　大姚白塔作为藏传佛教佛塔，其建筑年代（公元746年）为何早于藏传佛教源地吐蕃第一批灵塔群生成年代（公元755年-797年间）。答案有两种：第一，如果说西藏最早的第一批灵塔群史实相符无误，则说明喇嘛教（藏传佛教）并非从印度经过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以后向西南云贵川及内地传播；第二，如果确信藏传佛教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则说明藏传佛教灵塔群产生于大姚白塔之后，传播的路线不是经过尼泊尔，而是以印度为中心的散发式传播，也包括云南、西藏一带。也就是说，在公元8世纪中叶，佛教的一支几乎同时传入云南、西藏。接下来的问题是，藏传佛教如何经过东南亚进入云南？一般讲，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的佛教是南传佛教，小乘佛教，如何在云南产生藏传佛教？只有第三种可能：藏传佛教产生的年代远远早于吐蕃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时期（当然，这里仅仅是一个推论，也许需要考古资料的进一步证明，例如，碳14测定等）。
　　现在，大乘佛教，儒家思想，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该文化区都有所影响，却找不到藏传佛教的踪迹，白塔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符号，记录在历史的瞬间。白塔已经失去原有作为宗教信物的神圣性，文化功能萎缩、丧失。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离不开创造符号的人，符号的意义是人的意指，能指与所指归于人的意指，一切意义皆归于人自己编织的文化意义，人生活于自己编织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