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 秦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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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民族》　2007年第2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向外开疆拓土，近邻中国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的对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①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②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然而囿于资料，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不被大家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东本愿寺与藏传佛教界的初步接触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奉行神道中心主义，采取了“废佛毁释”的政策，佛教界受到来自政府、民众以及其他宗教的猛烈攻击。加之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对西方宗教采取解禁政策，基督教、天主教迅速传播到日本，原来几近国教地位的佛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日本佛教界一方面派遣大批僧人赴西方留学以汲取近代学术思想方法，并在国内佛教界实行种种革新措施；另一方面，向来有护国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纷纷“采取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姿态，教化国民协助战争，再次成为御用宗教的一翼”。③其直接表现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相表里，迅速开始了向海外的开教、扩教活动。
　　在日本佛教对外传教的过程中，京都的东本愿寺以其强大的实力充当了先锋。1873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栗栖香顶赴上海做开教考察，此行成为近代日本佛教在华开教之始，同时他也成为第一位亲自接触藏传佛教并向日本佛教界进行系统介绍的人。
　　小栗栖香顶(1831—1905年)，号八洲，生于丰后国大分郡(今冈山县大分市)真宗大谷派的妙正寺；8岁时从父亲学习汉文儒家经典；10岁时随父北上京都，得僧籍；以后在京都及家乡的寺院中研习教义；1868年3月被授予东本愿寺中最高的学阶“三讲”之一的“拟讲”；1870年，他响应政府“开拓北海道”的号召，力主应参与其事，和法主大谷光胜④一起，到北海道布教。小栗栖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可是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抗西来之耶稣教，“但这首先得说服中国僧人”。①1873年7月，小栗栖受东本愿寺派遣，从日本长崎抵达中国上海，做开教之考察。8月，赴北京的龙泉寺学习汉语，并到五台山等地巡游。在五台山巡礼佛迹期间，他就佛教的传播途径做了详细的考察，尤其对藏传佛教极为关心。小栗栖在北京的一年期间，师从雍和宫的九世东科尔(亦译作“洞阔尔”)呼图克图土登晋美嘉措(1820—1883年)，学习、研究藏传佛教。次年8月，他因病归国，在家乡的妙正寺静养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藏传佛教知识，并参考魏源《圣武记》中的《抚绥西藏记》与《后记》，写成《喇嘛教沿革》一书(共三卷)，于1877年在京都出版，东本愿寺执事石川舜台为该书撰写了汉文序言。该书成为由日本人撰写的第一部面向日本系统地介绍藏传佛教的著作，后来该书不仅成为日本人了解藏传佛教的重要参考书，也激发了日僧赴藏“求法”的热情，“佛教圣地”西藏成为日本不少佛教徒向往的地方。因此，该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佛教各宗在华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与中国藏传佛教界之间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其中与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的接触尤为频繁，这一点可从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理藩院档案中窥见一斑。如1902年9月20日，本愿寺“特命全权大臣内田康哉交到《甘珠尔》经四箱，现经本庙安设在法轮殿供奉”。②西本愿寺僧人堀贤雄③甚至提出人雍和宫为僧。1905年12月，雍和宫得木奇丹巴等人为此专门向清朝外务部递呈报告。外务部答复：“查中国庙宇，向无外国人在内随众唪经为徒，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亦无准收外国人为徒之明文。日本人堀贤雄情愿唪经为徒之处碍难允准。”④堀贤雄的要求未能如愿。
　　二、东本愿寺僧人的入藏活动及其失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净土真宗在中国开教范围的逐步扩大，不仅与内地的藏传佛教界发生了接触，而且将其触角伸向了西藏地区，派遣僧人到西藏“求法”就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明治中期涉足中国西藏的日本僧人共有三名，即河口慧海、能海宽、寺本婉雅。其中河口慧海⑤是黄檗宗僧侣，在此不赘。其余二人均是东本愿寺僧人，以下就他们的进藏活动做一简要介绍。
　　能海宽(1868—1901年)，法名法流，号石峰；12岁时在京都东本愿寺剃度为僧；1886年人京都东本愿寺的“普通教校”(今龙谷大学前身)，潜心学习佛教；1890年北上东京，进入庆应义塾学习英语；1891—1893年在哲学馆(今东洋大学前身)跟随从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东本愿寺僧人、著名学者南条文雄(1849—1927年)学习梵文。1896年5月，能海宽向东本愿寺提出入藏申请，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对西藏进行探险，并要求总寺院提供必要的进藏费用。⑥1897年9月，东本愿寺寺务长石川舜台批准了能海宽的入藏申请。次年11月，能海宽领到了370日元经费，还有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①写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该信全文为：“西藏达赖喇嘛教主狮座恭维：教祺安吉，福寿圆满，曷胜额庆。西藏自古佛教盛行，风俗淳朴，唯因山河辽远，交通不便，未曾闻有敝邦人到境观光者，少洵为憾。本寺兹遣派能海宽，亲问教主安好，并究教法之源流，考经文之异同。该员始到贵境，未通人情风俗，而探教求经之业固非容易，如蒙慈航指导，保护远人，俾伊得窥一斑，则不啻本寺之幸，实斯教之幸也。肃此布恳，并请崇安统希，慈照不戬。大日本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大日本明治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②
　　1898年11月12日，能海宽从神户乘船踏上了去西藏的旅程。其经由南京、重庆、成都，于次年5月12日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当能海宽从日本启程时，东本愿寺的另一位僧人寺本婉雅亦以入藏为目的，已先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寺本婉雅(1872—1940年)，爱知县人，1888年7月毕业于京都府立中学；1895年入真宗大学第二部学习佛教，因立志入藏，临毕业前退学。1898年6月，寺本婉雅受东本愿寺派遣(但未提供经费)，开始了他的入藏旅程。他经神户、上海，于8月抵达北京，师从雍和宫喇嘛仁钦尼玛和沃塞嘉措二人学习藏文、蒙古文。1899年3月4日，寺本婉雅从北京出发，南下上海，再溯长江而上，经汉口、重庆，于6月27日抵达打箭炉，与能海宽会合。③
　　打箭炉是从川路进藏的必经之路，但在这里，能海宽、寺本婉雅两人的进藏行动受到了当地官民的阻止。当时打箭炉厅同知刘仁齐表示他们只能在“普通意义”上的藏区即巴塘、理塘游历，除非得到特殊的许可，不能再西进。于是二人只好决定先去理塘和巴塘一带。他们于7月8日从打箭炉出发，7月20日抵达理塘。当地寺院的喇嘛得知他们的身份后，不愿向他们提供粮草和运输行李的乌拉，④这使能海、寺本二人一筹莫展。他们无可奈何地在理塘停留了近半月之后，于8月3日从理塘出发，11日抵达巴塘。两人立即与当地的军粮府粮台吴文源联系，请求提供入藏的护卫和随仆，企图进藏。但他们的请求不仅未获批准，而且被勒令停止入藏行动并立即返回打箭炉。巴塘江卡土司还以“交界僧俗众人”的名义专门给粮台吴文源递送了一道禀书，云：“缘近闻得，巴塘现抵有洋人二名，由省随带牌票，欲进藏等语。小的僧俗人等，现已议结阻滞，我等界内不能前进，伤害黄教佛门，外国之人一概不前行……”⑤10月1日，在四名土司士兵的武装“护送”下，能海宽、寺本婉雅踏上了归途，22日返抵打箭炉。寺本婉雅与能海宽告别后，经重庆乘船至上海，独自返回日本。而能海宽不甘心失败，继续打探新的入藏途径。此后他在打箭炉一直停留到次年5月，其间他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搜集和对藏文经典的翻译，并对勘了藏、梵文《金刚经》。此间，他把《金刚经直译》(上、下两卷)、《弥勒菩萨誓愿经直译》、《无量寿智经直译》、《般若心经直译》等寄给了南条文雄。
　　能海宽惧于再遭藏族群众的抵制，遂计划改道经由青海入藏。1900年5月17日，他从打箭炉出发，经由成都，于6月24日进入西安，7月23日抵达甘肃兰州，再沿湟水西行，于8月4日到西宁，次日抵丹噶尔厅(今青海湟源)，准备在这里等待入藏商队，以蒙混其中入藏。但他的财物在丹噶尔被盗，由于没有足够的人藏旅费，他只得打消了从青海进藏的念头，折回西宁。
　　能海宽企图从四川、青海进入西藏的行动虽连遭失败，但他没有放弃入藏计划，打算返回重庆后经由云南进入西藏。1900年8月26日，他从西宁南下，经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循化(今青海循化)、河州(今甘肃临夏)，于11月4日抵达重庆。
　　1901年2月20日，能海宽装扮成一名中国内地的汉族和尚，带着一名仆役从重庆出发，计划在8、9月份到达拉萨。他经贵阳、昆明，于4月16日抵达大理古城。当时能海宽计划的入藏路线是：大理→丽江→中甸(今云南香格里拉)→阿墩子(今云南德钦)→江卡(今西藏芒康)→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拉萨。①能海宽大概预感到了由滇入藏旅途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失去生命，于是在临出发的前夜(4月18日)，他给老师南条文雄写了题为《不惜身命》的信，并把自己的一些文字材料让仆役送走。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用极少的钱深入[中国]内地，步履艰难，前途未卜。但无论千难万险，现在只有把惟一的生命托付给佛陀了，决心越过云南。我趁雇工返回重庆之际，捎去此信，今后通信大概很困难。明日向丽江出发。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四月十八日。”②此信成了能海宽的绝笔，从此再无音信，神秘失踪，成为日本明治中期进藏“求法”路上的不归之人。③
　　寺本婉雅返回日本后，1900年8月，他又以陆军翻译的身份随日军再赴北京。抵京后，他把在北京黄寺和资福院搜获的两套藏文《大藏经》运至日本。1901年7月，他诱使藏传佛教高僧、雍和宫著名活佛阿嘉呼图克图“访问”日本月余。④1903年2月，他以日本外务省派遣的“西藏蒙古研究生”为名，潜入青海塔尔寺，在那里滞留了整整两年。1905年5月，他经青海成功潜入西藏拉萨，实现了其多年来的人藏夙愿。抵达拉萨后，他先后到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巡礼”。但是一直声称入藏求经、学习佛教的寺本婉雅没有像河口慧海和此后的多田等观那样长期居留拉萨，他在拉萨只停留了三个星期。6月8日，他从拉萨奔赴日喀则，在那里停留了5周，于8月22日抵达加尔各答，10月回到神户。⑤
　　三、西本愿寺代表大谷尊由会晤十三世达赖喇嘛
　　1903年12月12日，英国侵略军在荣赫鹏的率领下，从亚东、帕里一线入侵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年4月，英军攻克了战略重镇江孜，7月逼近拉萨城下。面对英军直逼城下的情况，7月26日，达赖喇嘛匆忙指定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代理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秘密逃离布达拉宫，从此开始了他四年多的流荡生活。他先赴外蒙古首府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后经清政府安排从库伦返藏。达赖喇嘛行至青海塔尔寺后，清廷又于1907年冬降旨给达赖喇嘛，令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暂住修养，做人觐准备。
　　1907年11月29日，达赖喇嘛从塔尔寺启程，经西宁、兰州，于次年2月18日到达五台山。达赖喇嘛在五台山曾向全体僧众讲经说法、摸顶，并派人给五台山各寺庙熬茶、放布施。⑥
　　达赖喇嘛到达五台山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德、美、俄等国的驻京使节等纷纷前往五台山看望达赖。早已获知消息的日本更是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对达赖喇嘛的拉拢活动。日本参谋本部与驻华公使馆便是这些活动的具体策划者，这时具有入藏经验的东本愿寺僧人寺本婉雅充当了这些阴谋活动的具体执行者和中介者。从相关记载分析，当时他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促使达赖喇嘛会见西本愿寺的代表大谷尊由，①二是促使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1908年5月8日，寺本婉雅从日本赶到北京，与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见面后迅速奔赴五台山。6月2日下午，达赖喇嘛在菩萨殿会见了寺本婉雅，寺本转呈了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莹和参谋次长福岛安正的亲笔信和礼物。福岛在信中邀请达赖喇嘛到日本观光。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寺本婉雅向达赖喇嘛反复强调佛教是日本、西藏和蒙古所特有，西藏问题是关系东亚全局的重大问题，并建议达赖秋天进晋北京以后，寻找机会到日本观光。寺本还告诉达赖：东本愿寺法主本欲亲自飞锡五台山会晤达赖喇嘛，但由于患病卧床，将委托西本愿寺法主的代表专程奔赴五台山面晤达赖喇嘛。达赖对此表示高兴和感谢，至于会见的细节问题让臣下具体协商。②这样，本为东本愿寺僧人的寺本婉雅，为曾三次派人赴中国和中亚探险考察而闻名的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③与西藏结成关系创造了契机。
　　此后，寺本婉雅频频与达赖喇嘛的随从堪布接触，劝诱他们进言达赖喇嘛晋京以后到日本观光，还许诺如果达赖经印度返藏的话，日本可以保证其安全；同时许诺在达赖喇嘛晋京时让藏兵观看日本士兵的训练等。④
　　6月10日，达赖喇嘛分别给大谷光莹、福岛安正回信，两封信内容大致相同，对赠礼表示感谢，至于“信中所劝之观光贵国之事，余将晋京之秋，相愿商量”，⑤同时向大谷光莹、福岛安正回赠释尊佛像、西藏氆氇、藏香等礼物。同日下午，达赖喇嘛在菩萨殿召见了寺本婉雅，为表彰他在“西藏佛教和日本佛教联络方面付出的辛劳”，向他赠送了西藏产氆氇及藏香。⑥
　　6月11日，为了落实西本愿寺法主的代表与达赖的会见等事宜，寺本婉雅从五台山返回北京。16日到公使馆会晤青木宣纯，向其汇报与达赖喇嘛接触的情况，并就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会见达赖之事进行商量。7月5日，寺本婉雅与西本愿寺代表甲斐宽中一起从北京启程，于10日抵达五台山，迅即与达赖喇嘛的幕僚、堪布谢庭华联系，要求谒见达赖。12日，二人在菩萨殿谒见了达赖喇嘛，并将大谷光瑞的慰问信和礼物转交达赖。
　　7月31日，大谷尊由在香川墨识、堀贤雄、甲斐宽中、峰旗良元等西本愿寺僧人的陪同下悄然抵达五台山，住进显通寺。大谷尊由在五台山停留了4天，此间与达赖喇嘛在菩萨殿会晤两次。一次是8月2日上午，由谢堪布担任达赖喇嘛的翻译，甲斐宽中担任大谷尊由的翻译。大谷尊由在会谈时说：“日本国京都西本愿寺法主(按：即大谷光瑞)之足迹曾遍及印度、西域、支那各省，但因西藏路途遥远，山河阻隔，尚未游历，因以为憾。现今法王(按：即达赖喇嘛)驻锡五台正欲晋京，我听到后非常高兴。我法主派我特向法王请安，今天得到亲切会见感到荣幸之至。”①另外一次会晤是8月4日上午，这次的谈话由寺本婉雅担任大谷尊由的翻译，内容比较广泛。会晤结束后，达赖喇嘛向大谷尊由赠送了哈达，同时还将三条白色长幅哈达交给大谷尊由，指出这三条哈达分别献给日本天皇、京都西本愿寺法主、驻北京日本公使。大谷尊由一行对达赖喇嘛向日本天皇和日本公使赠送哈达一事感到意外，他们认为这也许是达赖准备与日本政府接触的一个信号。②
　　达赖喇嘛与大谷尊由的这次会晤，是日本西本愿寺最高代表与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通过这次接触，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双方都表达了应该加强佛教和文化交流的愿望与意向。
　　四、日本西本愿寺与西藏互派留学生
　　在上述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之弟大谷尊由的秘密会晤中，双方还达成了互相派遣留学生的意向。根据这个意向，西藏方面派遣擦珠·阿旺罗桑(1880—1957年)活佛到日本留学，西本愿寺派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两位僧人赴西藏留学。
　　青木文教(1886—1956年)，滋贺县人，早年入京都府立中学，后进入佛教大学(今京都龙谷大学的前身)学习。1909年9月，正在佛教大学学习的青木文教被大谷光瑞选定为派往佛教圣地西藏的留学生后，先被派往印度调查佛教遗迹。1910年2月，川军进抵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大吉岭。当时正在英国考察的大谷光瑞获知消息后，认为达赖喇嘛流亡在外，正是建立“友谊”的好机会，于是立即发电报给正在加尔各答的青木文教，命他迅速赴大吉岭面见达赖喇嘛，并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亲笔信，③让青木转交达赖。
　　青木迅速赶赴大吉岭，得到英印当局的许可后，谒见了达赖喇嘛，献上礼物，转交了大谷光瑞的信，确认了互相交换留学生的计划，并吐露了自己入藏游学的愿望。处在流亡中的达赖喇嘛对青木的到来表现得十分热情，并答应了他的要求。④
　　不久，达赖喇嘛选定的赴日留学生、色拉寺著名活佛擦珠·阿旺罗桑抵达大吉岭。1911年4月，在青木文教的陪同下，擦珠活佛及其两名随从由大吉岭出发，踏上了赴日的旅途。为了不让清朝官府和英国人知道此事，擦珠活佛等三人化装成日本人，各自起了日本名字，身穿西装，把僧服藏在行李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出发。但由于擦珠活佛等三人不会讲日语，他们又于途中改装成蒙古人。他们抵达神户以后，立即受到新闻记者的关注，被当地报纸称作“三名举止奇怪的蒙古人”。⑤除几名当事者知道外，西本愿寺对擦珠活佛的身份一直严格保密，在公众场合都把他介绍成“蒙古人”。
　　擦珠活佛到了京都西本愿寺以后，总寺院委派多田等观担任他的日语老师。擦珠活佛到日本几个月后，就收到达赖喇嘛召他返藏的电报，他只好中断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前往印度。擦珠活佛离开日本前，与西本愿寺方面约定，他从印度护送十三世达赖返藏后，再回到日本继续留学。西本愿寺派遣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以及准备赴印度学习梵文的藤谷晃道三人护送擦珠活佛主仆三人前往印度。但是，擦珠活佛从此再未能踏上东瀛土地。
　　1912年3月，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护送擦珠·阿旺罗桑一行抵达印度噶伦堡，并谒见了正在此地滞留的达赖喇嘛。达赖当时对辛亥革命后内地的混乱状况相当关注，应达赖的要求，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二人留居当地，根据报刊等资料向达赖喇嘛提供有关西藏及内地的各种消息。他们二人受到了很好的礼遇，达赖喇嘛还给他们取了藏名，青木文教的藏名为“土登扎西”(Thub—bstan bkra—sis)，多田等观的藏名为“土登坚赞”(Thub—bstan rgyal—mtshan)。①此后达赖喇嘛经常以他们的藏名称呼他们。②
　　当时中国一片混乱，国力衰弱，驻藏清军与共和新政府之间的联系中断。1912年6月，达赖喇嘛决定由噶伦堡返回西藏，并邀请青木文教和多田等观二人到西藏游学，给他们下发了入藏通行证。③
　　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二人本打算与达赖喇嘛一同进藏，但英印政府对这两位来自日本的“不速之客”十分警戒，对他们的入藏要求未予许可，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使其希望落空。达赖喇嘛在离开噶伦堡的前一天(1912年6月23日)召见了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二人，二人请求达赖喇嘛帮助其入藏。达赖喇嘛欣然允诺，让他俩若有困难就去找西藏地方政府派驻噶伦堡的代表。次日，达赖喇嘛一行踏上了返藏的旅途。④
　　随同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起进藏的计划破灭以后，青木文教便从英国人控制严密的噶伦堡折回大吉岭，在那里等待入藏的时机。1912年9月8日，驻噶伦堡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给他安排的向导抵达大吉岭。次日，青木化装成西藏巡礼者，由其教友多田等观等人送行，踏上了进藏旅程。9月27日，青木文教抵达西藏定结宗，受到了宗本的热情款待。10月2日抵达日喀则。10月15日，青木一行抵达拉萨郊外的塞曲科羊子寺。次日，青木文教拜见了正在这里停留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询问了青木的旅途经过后，表示西藏地方政府与日本方面的关系不能局限在与东、西本愿寺派的关系上，而要发展与日本其他教派以及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内地川军官兵经由印度撤出西藏以后，达赖喇嘛于1913年1月12日从羊子寺启程回拉萨。达赖将自己启程返拉萨一事通报各国，往日本方面是发电报给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月22日，青木文教与达赖喇嘛一行一起进入拉萨，被安排住在拉萨大贵族、十一世达赖喇嘛家族的彭康(即彭错康萨)家中。⑤
　　青木文教在拉萨住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期间他受到了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热情款待。西藏地方政府不仅安排青木文教住在彭康家宽敞的三层小楼上，派一名僧官担任他的家庭教师，还给予他特殊津贴。青木文教说，他时常有见到达赖喇嘛的机会，为了报答达赖喇嘛的“鸿恩”，他经常回答达赖的问题，并把从海内外报纸上了解到的重要消息向达赖喇嘛报告，或翻译有关报道直接呈送给达赖。
　　作为西本愿寺派遣的留学生，学习西藏的宗教、语言文字是青木的重要目的之一。具体地说，青木在拉萨的第一年，主要学习藏语口语和简单的藏文写作。第二年他跟随擦珠活佛学习文章的读解、作文和翻译，此间他受大谷光瑞之命，在擦珠活佛的指导下，用日文翻译藏文的《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第三年他跟随一位富有学识的青海蒙古人，专修藏文文法、修辞学和历史。此间他还把日本书刊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由、日本的教育制度等的文章翻译成藏文，呈送达赖喇嘛。他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赏识，达赖委托噶伦龙夏向他颁发了奖状。①
　　由上可知，青木文教作为西本愿寺的留学生在拉萨生活的三年期间，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周到的照顾。他通过与西藏上层的频繁接触，了解到了一般外国入藏者很难获取的西藏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情况，这在他以后写成的《西藏游记：秘密之国》中得以反映。
　　本来青木文教还想继续留在拉萨，但是他收到了西本愿寺方面让他归国的命令。这一命令无疑与当时西本愿寺在财政方面陷入困境以及大谷光瑞在这不久前辞去法主职务有关。在青木文教离开拉萨前，达赖喇嘛于1916年1月23日在罗布林卡召见了他，授予他“班智达”的称号，并向他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印的证书。达赖鼓励青木文教以后继续学习，并为西本愿寺与西藏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实现“日藏亲善”而努力。②
　　1916年1月26日，青木文教从拉萨出发南下，于3月底抵达印度噶伦堡。受正在西姆拉休养的西本愿寺原法主大谷光瑞之命，青木文教在印度滞留了一年，1917年4月才返回日本。此后，青木文教先后受聘于日本外务省、驻日美军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CIE)、东京大学等机构，1956年11月17日去世，享年70岁。
　　西本愿寺派遣的另一位赴藏留学生多田等观，为了不引起英印警察的怀疑，决定从没有英国人驻扎的不丹进藏。为此，1913年8月，多田等观先从大吉岭抵达加尔各答，再从那里向不丹进发，历尽艰辛，于1913年9月28日抵达目的地拉萨。他拜访了擦珠活佛，并在罗布林卡谒见了达赖喇嘛。1913年11月，受达赖喇嘛的安排，他进入拉萨色拉寺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佛教修行生活。③
　　多田等观进入色拉寺以后，被安排在该寺的罕东康村。多田在该寺居住了十年，基本上如同西藏喇嘛一样过着严格的修行生活。由于多田等观是一位来自日本的特殊“喇嘛”，他在色拉寺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寺院上下对他都相当尊敬，多田等观说他在色拉寺受到了相当于一个活佛的待遇。因受到寺院的特殊照顾，进寺三年以后，多田等观通过答辩，获得了低于“格西”的学位“却杰”(相当于助手)。临回国的前一年(1922年)，多田等观获得“格西”学位。④
　　多田等观不同于同时期入藏的青木文教，他对政治以及西藏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关心较少，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藏传佛教的理解上，客观地说，他在西藏度过的是十年严格的修行生活。多田等观在提交给西本愿寺的留学总结报告《人藏学法始末书》中，详细记载了他在色拉寺学习过的教材及任课老师等。他学习了一年多论辩以后，又学习了般若、中观、律学。1919年9月，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向28岁的多田等观授予“具足戒”。此后，多田等观学习密宗，接受了灌顶。①由于长年在昏暗的酥油灯下诵读佛经，多田等观离开色拉寺时，患上了严重的眼病，右眼几乎失明。②
　　在西藏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中，多田等观与达赖喇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得到达赖的信任和深切爱护。在得到达赖喇嘛的恩惠这一点上，他超过了日本的其他进藏者。多田等观说，他抵达拉萨后，在达赖喇嘛的行宫及其他非正式场合多次见过达赖喇嘛。在入藏的第二年，达赖喇嘛给拉萨的高级僧侣们讲授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时，破例让当时尚无资格的多田等观也来听讲，以后还亲自给他授了比丘戒。多田等观把日本报纸上的相关新闻翻译成藏文呈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详细过目后，总是给予评点，指出文章的不足，使多田了解到了达赖喇嘛深厚的修辞学造诣。达赖喇嘛还把自己亲手绘制的宗喀巴画像送给多田，并经常赐给他藏式点心“莫顿”；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喜欢花草，多田等观曾按照达赖的要求，将日本的荷花运到拉萨。
　　1923年2月，多田等观向达赖喇嘛提出了回国的请求。达赖允准了多田等观的请求，向他颁发了盖有达赖喇嘛金印的特殊通行证，还授予他证明其在西藏修行了十年的“毕业证书”。③在多田等观准备离开拉萨回国时，达赖喇嘛向他赠送了许多珍贵的西藏经典和其他文献，还力排众议，赠送了一套尚未传到国外的德格版《大藏经》。多田等观说，他离开拉萨的前一天，还与达赖躺在床上，交谈至深夜。④
　　1923年3月，多田等观回到了阔别11年之久的日本。此后他投入到了对西藏佛教文献的整理以及藏语教学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1967年2月18日去世，享年76岁。
　　以上是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府及藏传佛教界接触的大致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基于与英国外交关系上的考虑，在20世纪初及20年代，在与西藏发生政治联系方面保持了相当谨慎的姿态，日本有关当局甚至向大谷光瑞提出了“今后本愿寺方面也需要停止与达赖喇嘛保持的关系”的警告。⑤从此，曾为日本军政当局渗透我国西藏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东、西本愿寺只好以“时机尚早”为由，放弃了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藏传佛教界保持的联系。
　　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看似一种宗教活动，其中也有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其目的、宗旨、行为来看，无不围绕着日本的国策与对华侵略目标而行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与协助侵略的作用。
　　①　参见拙作：《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东本愿寺、西本愿寺系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两个派别。东本愿寺派被称为真宗大谷派，俗称阿东；西本愿寺派被称为真宗本愿寺派，俗称阿西。两派教义有同有异，相互之间虽有联系，但互不统属，各立其庙，独立发展。东、西本愿寺派至今仍是日本两个势力强大的宗教组织。
　　③　杨增文主编：《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④　大谷光胜(1817—1894年)，法名严如，明治前期东本愿寺派第21代法主。
　　①　参见[日]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东京，法藏馆，1937年，第6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理藩院档案喇嘛寺庙管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廿三日条。
　　③　堀贤雄(1880—1949年)，日本富山市莲照寺僧人，曾受西本愿寺派遣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后参加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主持的第一次(1902—1904年)中亚探险活动。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理藩院档案·喇嘛寺庙管理》之《外务部照日本人与喇嘛为徒碍难允准由》。
　　⑤　其事迹详见秦永章、李丽：《河口慧海的入藏活动及其对日本藏学的贡献》，载《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参见[日]隅田正三：《西藏探险的先驱者、求道之师——能海宽》，日本佐波文化协会，1989年，第175—176页。
　　①　大谷光莹(1852—1923年)，法名现如，东本愿寺第22代法主，1896年获伯爵封号。
　　②　日本外务省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s1．6．1．11。
　　③　参见[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东京，芙蓉书房，1974年，第52—70页。
　　④　“乌拉”即为官府和农奴主服各种差役的农奴。
　　⑤　[日]能海宽著、能海宽追忆会编：《能海宽遗稿》，东京，五月书房，1998年，第178页。
　　①　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成田安辉西藏探险关系一件》，s 1．6．1．11。
　　②　[日]能海宽著、能海宽追忆会编：《能海宽遗稿》，第200页。
　　③　寺本婉雅认为能海宽是在今天的云南德钦被当地藏族“古宗人”所杀，参见[日]寺本婉雅：《故能海宽君遇难的真相——遭中国云南省“古宗族”惨杀》(上、中、下)，载日本《中外日报》，1923年7月8、10,11日。
　　④　详见秦永章、李丽：《20世纪前半期雍和宫藏族高僧秘访日本始末》，载《北方论丛》，2004年第2期。
　　⑤　参见[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174—196页。
　　⑥　参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①　大谷尊由(1886—1939年)，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僧侣、政治家，西本愿寺派第21世法主大谷光尊的第四子，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担任西本愿寺辽东半岛支部长，从军布教；1905年12月担任清国开教总监，次年2月担任台湾开教总监；1910年担任西本愿寺派干事长，曾多次赴欧美各国考察；1928年任贵族院议员；1937年出任近卫内阁拓相，一年后辞去该职出任新设的北支开发会社总裁、内阁参议，同时兼任西本愿寺派护持会财团理事长等要职，成为该派之巨头。
　　②　参见[日]寺本婉雅：《西藏蒙古经营私议——附日本对达赖国王关系论》，日本东洋文库藏(线装本)，1909年，第46页。
　　③　大谷光瑞(1876—1948年)，法号镜如，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21世法主大谷光尊(明如)之长男。1899年曾到中国巡游，同年到印度考察佛迹和到欧洲考察宗教情况。1903年得到其父大谷光尊的死讯后于考察途中返回日本，任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1906年再次到中国的成都、重庆等地游历。1908年．他第二次派人到中国新疆罗布泊等地探险考察。1910年，他第三次派人到中国的塔克拉玛干和敦煌考察，攫取不少重要文物。1914年他辞去西本愿寺法主一职。他是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幕后策划者之一，曾任日本大东亚建设议案会委员、内阁参议、内阁顾问等职。1947年大谷光瑞被开除公职。
　　④　参见[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73页。
　　⑤　[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74页。
　　⑥　参见[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74页。
　　①　[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83页。
　　②　参见[日]寺本婉雅、横地祥原编：《藏蒙旅日记》，第284—285、287页。
　　③　此信原文为英文(见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有关西藏的英、清交涉一件》，第1卷，s 1．4．1．29)，内容如下：“达赖喇嘛陛下我怀着无比愉快的心情给陛下写信，祝您身体健康，幸福快乐。能有机会在去欧洲的途中去印度做短期造访，使我受益匪浅。我极其高兴地回忆着陛下与我结下的深厚友谊，而且陛下将这友谊友好地延伸到了我的弟弟大谷尊由。1908年陛下在中国五台山时，他向陛下致敬，因我之故，陛下热诚地接待了他。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之间建立的关系能永远保持、发展下去。我派我的私人秘书青木文教将此信交给陛下。谨向陛下致敬。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1910年2月7日。”
　　④　参见[日]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东京，芙蓉书房，1995年，第11—12页。
　　⑤　参见[日]多田等观著、钟美珠译：《入藏纪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①　参见[日]多田等观：《拉萨时代的青木文教》，载《日本西藏学会会报》第4号，1957年9月。
　　②　参见Tokan Tada,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Tokyo,1982，pp．95—97。
　　③　参见(日]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8页。
　　④　据青木文教记载，1912年8月7日，正在进藏途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日本明治天皇去世的消息以后，迅速通过西本愿寺给日本皇室发去了唁电，表示哀悼。随即，日本皇室也通过西本愿寺向达赖喇嘛表示感谢和问候(参见[日]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9—30页)。由此可见，当时，达赖喇嘛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是通过日本的佛教团体西本愿寺与日本政府方面保持联系，西本愿寺成为沟通日本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渠道。
　　⑤　参见[日]青木文教：《西藏游记：秘密之国》，京都，内外出版社，1920年，第153—154页。
　　①　参见[日]青木文教：《秘密国西藏》，第262—263页。
　　②　同上，第268页。
　　③　详情参见拙作：《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学生——多田等观》，载《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参见[日]多田等观著、钟美珠译：《入藏纪行》，第30页。
　　①　佛教密宗的仪式。凡入门或承继阿阇梨位者，须先经师父以水灌洒头顶，故名。
　　②　参见[英]柏尔著、宫廷璋译：《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41页。
　　③　现收藏在日本岩手县花卷市的“藏侑馆”。多田等观当初从西藏携归的许多东西都存放于此。
　　④　以上参见[日]多田等观著、钟美珠译：《入藏纪行》，第35—45页。
　　⑥　参见[日]青木文教：《西藏文化的新研究》，载青木文教：《西藏》，东京，芙蓉书房，1969年，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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