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赵改萍 侯会明
　　提 要：清代前期， 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 蒙藏高僧频繁朝拜； 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改萍， 四川大学“985工程”宗教与社会创新基地、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4级博士；侯会明，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主题词：清代 五台山 藏传佛教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噶举派及格鲁派都在五台山得到传播和发展，至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达到鼎盛。本文主要阐述其兴盛之条件、表现以及特点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盛之条件
　　清朝建立政权后，为了加强其统治和巩固边疆，其统治者除利用武力征讨、暴力统治外，还加强思想统治，针对蒙藏民族的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与汉族不同的情况，清朝于是利用藏传佛教“化导”、“柔顺”蒙藏民族。即通过藏传传教来使人们听从按世间帝王形象塑造的、虚幻想象中的佛的安排，让人们忍受现实的苦难，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死后升人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从而加强其统治。对此，康熙《五台山殊像碑》中说“(兴喇嘛教)事有俾于劝俗，聿弘觉善之门。”在《五台山台麓寺碑文》中又说：“佛教之弘深，欲跻群生于仁寿。”在《五台山广宗寺碑文》中亦说：“宣梵呗于梵天，意兼劝俗。”这些都表明了康熙利用藏传佛教之政治目的。雍正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因思古今之有佛教，特以劝善惩恶，济世觉民为本。黄教之传，所以推广佛经之旨也。……广布黄教，宣讲经典，使番夷僧俗祟法慕义，亿万斯年，永跻仁寿之域，则以佐助王化，实有稗益”。乾隆也作诗说： “教维神道设，总为牖斯民!”[1]这些都明确反映了清朝尊祟和扶持藏传佛教，意在统治蒙藏民族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用心。而五台山作为汉藏共存的文殊圣境，对蒙藏人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而清统治者将五台山作为联结和管理西藏的政教纽带，以此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正是由于清政府认识到了五台山的特殊地位，并给予积极的支持，才促使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盛至极。满清贵族早在太宗时就开始尊崇五台山藏传佛教。太宗天聪八年(1634)，元裔察哈尔国的摩尔根喇嘛携带嘛哈噶喇佛像，来到盛京(今沈阳市)，奉赠太宗，太宗遂于殿侧建造银塔礼之。因为太宗知道这座佛像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奉祀于五台山的金像。从此，满清贵族就对五台山倾仰不已，纷纷巡幸五台山。同时，满族贵族统治者认为“文殊”与“满洲”有着渊源关系。乾隆皇帝说， “文殊”梵经本称“曼殊”，乌斯藏进表也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师佛的妙观察智，曼殊的切音又与“满洲”二字相近；竺兰宝号，还和我朝国号相符。同时，五台山地处神京之右臂，千里而近，易跋涉者较多。以至清朝诸帝多次到五台山瞻谒金容，祈福满清王朝长治久安。 《山西通志》卷8l《巡幸记》载：“国家绥柔蒙古，特行黄教，宏启宗门，藉资控驭，是中外父案，边民享并平之福者二百祀。而清凉菩萨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因此，康熙先后五次巡礼五台山，并下令将五台山十座青庙改为黄庙，使得五台山首次出现完全由黄衣僧聚居修行的寺院。乾隆同康熙、雍正一样倾仰五台山，尊奉文殊菩萨，礼遇藏传佛教僧徒。他说：“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2]，“盖中外董教总司以此二人(此句‘中’指中原， ‘外’指中原之‘外’的边疆，即蒙藏地区等)，各部蒙古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3]于是，他六度朝拜五台山，制碑题额，赐诗赏物，修葺佛寺，兴建行宫，举行法会，遂使五台山佛教臻于兴盛。嘉庆帝不仅把五台山看成是“为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还把五台山说成是“神京之右臂”[4]。可见，五台山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把五台山视为内地的“小西藏’’，以此来加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维护政治的统一与稳定。嘉庆皇帝曾于嘉庆十六年(1811)亲自率领藏蒙王公贵胄礼拜五台山，并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举措的深刻意图。他说：“又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共谒梵寺，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非徒供游览悦(豫)也。”[5]这就一语道破了清朝中央政府营造藏化五台山的主旨，即显示中华各族人民“一家之心”。因此，清代诸帝都积极支持成为五台山藏传佛教兴盛重要条件之一。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是清代前期五台山藏传佛教兴盛的基础。五台山很早就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备受汉藏两系佛教尊崇。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人。八思巴在五台山期间不仅听受佛法、写诗著书，而且还频繁进行佛事活动。其影响波及后世，之后的帝师胆巴驻锡寿宁寺、萨迦意希仁钦逝世于五台山便是明证。明代，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格鲁派传人五台山，并初具规模，五台山成为内地仅有的一处青黄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为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以兴盛，除了统治者的力量外，还有藏传佛教僧人的重要作用。藏传佛教发展到清代分为四支，即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额尔德尼、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和内蒙古的章嘉胡图克图。这些藏传佛教领袖频频朝礼五台山，在此长期居住、修行、传法，吸引了满、蒙、藏、土等民族民众接踵而至，这无疑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兴盛。
　　二、清代前期五台山的藏传佛教
　　由于皇室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支持与大量的蒙藏佛教徒来五台山朝拜，促使五台山藏传佛教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据《五台新志》载，清世宗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人1000余人。仁宗时，仅菩萨顶一寺就有喇嘛561人，最盛时内住喇嘛3000余人，章嘉活佛驻锡五台山，更使五台山地位大大提高。尤其三世章嘉驻锡五台山期间，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义理，形成了每年4月到8月在此闭关修行的习惯，对蒙藏信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4月至10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出现“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骆驼马牛数千里，倾城贡献者，不绝于道”[6]的现象。由此，五台山藏传佛教声名日显，名震华夏。下面详细论述其表现：
　　(1)清代诸帝与五台山
　　五台山藏传佛教一开始就得到清朝皇室的支持，清朝开国君主就曾积极支持其发展。世祖人关登基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十四年(1657)，先后命令各派数十名藏传佛教僧人在五台山建立护国祐民道场，并派藏传佛教僧人住持五台山番汉佛教事宜，奠定了清代藏传佛教发展的根基。顺治非常崇拜五台山，曾留有顺治帝出家五台山菩萨顶的神奇传说。
　　康熙皇帝早期受祖母太皇太后及其父亲的影响，对五台山藏传佛教更加尊崇。他执政后认识到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怀柔蒙古、西藏方面的重要性，先后五次巡礼五台山，以示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康熙五次朝礼五台山，敕赐梵文藏经两部，匾额55块，作诗15首、碑文20余道，修葺寺院20余座，赠送渗金佛菩萨像7尊，作各种道场8次，敕赐金银六千余两，赍送珍物，多难悉录。现存康熙御匾“真如权应”、 “五台圣境”、“云楣”等，其字体为颜欧合体，稍有一点柳字的笔法，是珍贵的艺术珍品。现存康熙年间碑文13块，与藏传佛教寺院有关的有4块：《菩萨顶大文殊院碑文》、《重修清凉山罗喉寺碑文》、《广宗寺碑文》、 《寿宁寺碑文》，这些碑文、匾额、诗文等既是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历史的记载，也是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达到鼎盛之明证。
　　雍正帝在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推崇儒学的同时，也尊崇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当圣祖玄烨第四次巡幸五台山时，雍正皇帝曾以贝勒身份从行，至五台山瞻礼圣容，游览圣地。当过龙泉关后，写下了《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 《将至五台山月下作》、《清凉纪游一十四首》等诗，记述了他在五台山的行履。
　　乾隆皇帝同康熙、雍正一样倾仰五台山，尊奉文殊菩萨，礼遇藏传佛教僧徒。他六度朝台中，制碑题额，赐诗赏物，修葺佛寺，兴建行宫，举行法会。之后，五台山佛教臻于全盛。乾隆朝台过程中，沿途大建行宫达21处之多，今就五台山就有3座，耗费白银72万两。从中可见乾隆皇帝的崇佛与奢华。乾隆学识渊博，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兼通，在朝台时多次赐诗题额，制碑泐石，御书辰翰。其中仅乾隆十四年春，就有御制五台碑文8篇，御题五台寺庙联额51块。现在保存完整的御制碑还有菩萨顶的两座汉白玉四棱碑和殊像寺、黛螺顶御制碑、塔院寺大藏经阁《宝塔院作》壬子季春御匾、《镇海寺作四首》壬子季春御匾、殊像寺己巳“大圆镜智”御匾和广宗寺的一副楹联等等。这些御制诗文和匾额都是他礼谒五台山的“纪实”。从这里，足见乾隆帝对五台山之景仰与重视。
　　清代前期，五台山藏传佛教在帝室支持下发展到鼎盛。帝王御制诗文、碑文、匾额、联楹等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体现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皇帝的出巡，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虽然满足了统治者暂时的精神需求，安抚了蒙藏贵族，体现了朝廷对广大藏传佛教信徒的关爱，维护了各民族的团结，但对劳动人民而言，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实惠(除了仅有的一点精神安慰外)，反而由此增加了负担。
　　(2)、高僧巡礼五台山
　　藏传佛教兴起于西藏后，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到清代，藏传佛教分布于青海、内蒙古、外蒙古、甘肃、四川、北京、五台山等地，形成了四大系统，即前藏达赖系、后藏班禅系、内蒙多伦胡图克图系和外蒙库伦哲布尊丹巴系。五台山作为内地的汉藏佛教圣地，又近京师。故此地位特别重要，康、乾时期成为蒙藏等地高僧重要朝礼之圣地。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1697年出家，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迎于布达拉宫内坐床。康熙四十六年(1707)桑结嘉错为拉藏汗执杀，仓央嘉措也随着被黜，解送北上。关于仓央嘉措的下落，一种认为他没有死，后到达五台山。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说：“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十三世达赖到五台山朝佛时，曾亲自参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静休的寺庙。”据此来看，六世达赖送到内地后，清帝即将他软禁于五台山，后死于此，较为确实[7]。至今五台山仍有他的所谓得道之洞，仍是蒙藏信徒虔诚瞻仰的圣迹。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一世哲不尊丹巴，呼图克图(1635—1723)， “随驾赴五台山”，瞻谒圣容。参观寺庙，后随圣祖皇帝返回北京。
　　三世章嘉在五台山驻锡时间最长、建树最大。三世章嘉胡图克图受到乾隆给五台山藏传佛教特别礼遇，居住在五台山镇海寺。自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随同乾隆到五台山巡礼开始，5l岁即火猪年(1767)以后，每年四至八月章嘉国师都要在五台山闭关静修金刚瑜伽，著书立说，弘法传教，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圆寂。章嘉在五台山讲授了很多教法，按照求法者们的意愿，讲授了显密经典、各种注疏典籍和道次、修心、生起圆满次第等显密教诫经典，还传授了各种灌顶之法、随谶法和各种显密经典教本等。因此他的弟子很多，有贤圣转世的活佛、住持法座的大喇嘛、精通经卷的格西、潜心专修的行者、双语说法的固始、学通三藏的和尚、富有信财的施主及康熙皇帝的十二皇子、乾隆皇帝的五皇子、六、八皇子等，及西藏、蒙古、安多、康区、汉地的喇嘛、和尚等[8]。此外，他还有大量的论著流传于世，尤其是藏文和蒙文《清凉山志》，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五台山佛教历史、寺院概况、人物等，可补汉文之不足。与汉文《清凉山志》相比，首先章节次序、数量不一致，章嘉这本《清凉山志》，分为五卷：一为山门初开、二为寺庙概况、三为历代高僧、四为菩萨显应和异众惑通、五为帝王重建。与汉文相比，省略外护、题咏等内容，增加了赞颂等内容；汉文有十卷，藏文本仅有五卷。其次对一些寺院进行了考证，如说释迦也失于夏天曾住圆照寺，可补汉文之缺载。总体来看，基本沿袭明释镇澄的说法，对一些问题还未作考证，如提到唐代无著和尚的圆寂问题，汉文老藏丹巴《清凉山志》认为他立化于金刚窟，台山无稽可考，应从《五灯会元》龙泉寺一说，但章嘉未作考证，认为他圆寂于金刚窟。但这是藏传佛教僧人首次用藏文、蒙文写《清凉山志》，与八思巴写的一些五台山的赞颂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尽管有一些缺陷，但它仍有利于汉藏满蒙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五台山藏传佛教的传播。
　　章嘉还根据《宗喀巴大师传》中“宗喀巴转生在五台山”的说法，指出宗喀巴“现在大约在叫庆宁寿的和尚庙中”。章嘉这一说法，虽系主观臆测，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把五台山与藏传佛教联系的更紧密，提高了五台山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世章嘉去世。乾隆帝为纪念他，用四千纯金制造了一座镶嵌无数珍宝的大塔，把他的遗体放在宝瓶内，按章嘉之遗嘱，把他安葬在指定的地下窟中，并建塔于普乐院，以供后人瞻仰。此灵塔是融合汉、藏、蒙、印风格为一体的典型建筑。章嘉胡图克图为了清代的民族团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内、外蒙古的稳定，充分说明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在凝聚中华民族心理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证明了五台山“中华卫藏”的地位。
　　(3)寺院的建立及管理
　　清世祖人关登基后，就屡令藏传佛教僧人住五台山开启护国枯民道场，从此清朝开始在五台山建立藏传佛教寺院。
　　顺治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的住持等均由皇帝任命，并形成了委任扎萨克大喇嘛的制度。顺治十六年(1659)，阿王老藏受命住持五台山真容院，督理番汉僧众，成为第一任扎萨克大喇嘛，为五台山佛教的最高领导人，从此菩萨顶也成为五台山汉藏佛教的首府，藏传佛教达赖一系也传人五台山。关于阿王老藏，据《清凉山志》载，他俗姓贾，燕京(今剑匕京市)西山人，曾“赴觐阙廷，钦承天问，妙谛微机，既协皇情，而译事钩稽，尤邀特眷，是以殊礼异数，宠贵滋多”。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他在菩萨顶圣祖玄烨举行了祝国佑民道场。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又率领本寺僧众诵经迎驾，欢迎圣祖二次巡台，被康熙封为“清凉老人”。他在五台山不仅修葺寺庙、新建不少禅堂，而且还整理番汉经典，为汉藏僧人学习研究佛典提供了方便之门，提高了五台山僧人的文化素质和佛学水平，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
　　顺治十六年(1659)，曾命蒙古大喇嘛老藏丹贝(原居京师崇国寺)任五台山菩萨顶住持，协助阿王老藏管理番汉佛教事务。 《清凉山志》云，“诏众推选清凉住持，捡举丹贝”。顺治十七年(1660)，丹贝受命驻锡五台山菩萨顶。关于他的事迹《清凉山志·老藏丹贝传》载，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丹贝多次重葺经堂，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他与阿王老藏共同接待了多次来五台山巡礼的康熙皇帝。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封为“清修禅师”、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赐予银印、提督银、斩杀剑等。他在五台山期间，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康熙四十四年(1705)奏请朝廷为菩萨顶和台麓寺请回了梵书、藏经各一套，供藏传佛教僧人学习。在明释镇澄编的《清凉山志》基础上，经过调查考证、增删补缀，编辑了《清凉山新志》十卷。其中新增内容有：康熙新志序、御书匾额52块、御制碑文17篇、御制诗9首、阿王老藏谈经普说、同住规约、重修五台山真容院记等等。同时也订正了旧志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唐无著和尚的圆寂问题。记述了五台山佛教近百年的历史。
　　康熙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与五台山联系紧密，形成藏传佛教道场。康熙四十四年(1705)，敕令将二世章嘉在五台山修建的罗喉寺、三泉寺、寿宁寺、玉花池、七佛寺、金刚窟、善财洞、台麓寺、普庵寺、涌泉寺、菩萨顶等10座青庙改为黄庙。寺内佛殿塑像和陈设均按藏族风格重新更置，十座寺院的和尚随之也成为藏传佛教僧人，从此五台山藏传佛教迅速发展。这一举动体现了满清贵族崇拜藏传佛教的心理以及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尊崇，其目的旨在创造一个藏化五台山，使蒙藏民众在朝拜时感到更为亲切，加强蒙藏人民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其次，这一举措使中央腹地首次正式出现藏传佛教僧人聚居修行的寺院，且规模宏大，它们成为清代直到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场所，在中国藏传佛教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一员，马兵十名，步兵三十名，守护香火供器，给予喇嘛绝大权利，菩萨顶常住喇嘛千余人，盛时多达三千有余。藏传佛教寺院中，菩萨顶规模和权力最大，其次是罗喉寺和镇海寺，其余寺庙规模较小。
　　清代为了加强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西藏达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有二十一所：菩萨顶、罗喉寺、广仁寺、台麓寺、普寿寺、寿宁寺、七佛寺、三泉寺、三塔寺、玉花池、铁瓦寺、涌泉寺、鱼耐庵、南阁庙、普庵寺、宝华寺、圆照寺、集福寺、慈福寺，驻于菩萨顶；另一类是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处”，即普勒院、集福寺、广化寺、文殊院、慈福寺。这种管理模式体现出清帝的治藏用意，即以章嘉的力量来牵制达赖喇嘛的势力。
　　扎萨克大喇嘛全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僧官二品，从顺治十六年(1659)阿王老藏“乘传上主五台，总理番汉经典”驻锡五台山菩萨顶开始，依次为老藏丹贝、老藏丹巴、顶增坚措、丹生嘉措、老藏缺培、章木样旦增、缺培达计、陈赖达尔来、改利陈片尔、格鲁缺培、喇嘛尼嘛、章木样、扎亚、洛桑旦片、阿旺庆巴、章样摩拉、少巴春柱、降巴缺培、阿旺桑布、加禅桑布、罗桑巴桑、阿旺益西等二十三位大喇嘛[10]。其中前六人是从崇国寺派来的，其余均由西藏选派而来，每六年一任。担任扎萨克大喇嘛的是从藏族或蒙族中选派出来，具有格西学位，并且担任过“堪布”的僧职喇嘛，并经过清廷认可、皇帝敕封后，方可任职管理五台山喇嘛教的事务。与官制相当，其职向上隶属理藩院。由于皇室对藏传佛教僧人的宠幸，致使其骄横无忌，出现了喇嘛僧恣意行淫、囤积土地等混乱现象。五台山“直台怀南北二三十里，土地皆僧所有，由朝廷持赠，向不纳税，七环而居者，皆僧佃也，妇女亦为僧所有……为此台人土谚云‘石头砌墙尾不倒，和尚到门狗不咬，喇嘛上床人不恼’，以上为五台山之三大特色。当时情况可想矣。寺既多，僧尤多，仅此佃妇，固不足于支配也。”[11]
　　另外，藏传佛教寺院主要在汉传佛教寺院基础上改建，因此，建筑风格与西藏绝然不同，仅在寺院内塑有藏传佛教的佛像而已。如菩萨顶的主要殿堂挂有六字真言的“崦”字，还如慈福寺的文殊殿，殿内塑大智文殊、大悲观音、大行普贤三大塑像。文殊居中，骑雄师，观音骑朝矢吼，居左，普贤骑白象居右。坐臂前塑白教两尊译师像，右臂前塑莲花生大师和横四臂文殊像。体现了藏族塑像的特点，藏经阁西侧还有一座藏式殿阁，内塑米拉日巴尊者像，寺内还有一块《五台山圣境图》，用汉、藏、蒙三种文字介绍，不仅是一部地理书、文物志，还是一篇康熙巡台录和反映五台山风俗民青的彩图。此外在罗喉寺中，不仅有藏式塔(文殊塔)的存在，而且在罗喉寺文殊殿内塑像庄严，金碧辉煌，正中文殊菩萨骑狮项，青狮横卧在莲台上，昂首竖耳，精神抖擞，跃跃欲动，坐狮背披锦垫，上置莲台。文殊体态清秀，面容恬静，头戴宝冠，肩披璎珞飘带，胸乳裸露，结跏跌坐于莲台上，肩膀西边伸出两束莲花，莲花上一边放着智慧剑，一边放经书，这种文殊塑像体现了藏传佛教塑像的特征与风格。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藏传佛教风格的塑像很多，几乎不胜枚举。但这种塑像又结合五台山的特点，将文殊菩萨置于中央，并且也非常寂静，因此体现出藏传佛教的汉地化倾向。
　　三、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特点
　　五台山自元代传人藏传佛教以来，到清代前期达到鼎盛，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与元明相比，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更具规模，兴盛至极。元明之际，五台山藏族喇嘛不多，主要分散寄居于青庙内，与青衣僧共同修行，尚未出现全由藏传佛教僧人聚居修行的寺院。清初，将部分青庙改为黄庙，藏传佛教寺院内的僧人主要是“汉族喇嘛’’，中期则逐渐以藏族僧人(即“藏族喇嘛”)为主，少数是蒙古族和汉族僧人。清朝中晚期，黄庙之内蒙古族僧人渐占多数。可见，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僧人已明显增多，且地位至高的藏传佛教领袖或频繁造访或长期驻锡五台山，使蒙藏民众亦如影随形，纷至沓来。同时，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也更加完善。大量藏传佛教寺院的出现，蒙藏僧人和民众的到来不仅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蒙、藏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情感交流，融洽了民族关系，巩固了民族团结，同时也为促进民族间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清代前期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盛，与藏传佛教格鲁派17世纪的东传密切相关。17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又一次东传到蒙古、青海、云南等地，并出现拉卜楞寺、塔尔寺等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势力的膨胀势必想寻求向外新的发展，内地五台山正是适应这一需求的产物。
　　再次，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更加提高。满族贵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统治，积极支持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清朝皇帝巡幸五台山次数如此之多，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以此提高藏传佛教地位，柔化蒙藏人民的情感，加强他们的向心力。正因如此，五台山藏传佛教集神权与皇权一身，地位极高。例如，皇帝巡幸五台山，主要住在黄庙中心寺院菩萨顶，菩萨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壁镌黄龙，完全成了帝王宫庭式建筑。清朝中央政府还特派士兵常年驻守该寺，严加护卫。菩萨顶还是扎萨克大喇嘛驻锡之地，扎萨克大喇嘛生前备受恩宠，他们除享有管理藏传佛教寺院的权利外，还享受地方的进贡，如菩萨顶罗桑巴桑被清廷封为扎萨克达喇嘛，授以提督印、斩杀剑，命山西全省州府县衙都向其进贡。据《五台新志》载： “喇嘛饲马之草豆，所用米麦茶油，向系从(五台县)地粮拨给一千二百两，令喇嘛自行买用”。此外，他们圆寂之后，也备受殊荣。清朝中央政府定下制度，五台山只能埋葬五台山黄教高僧，并批准在凤林谷建造扎萨克大喇嘛专有墓地，墓地规格极高，每位扎萨克大喇嘛墓前立有高大石碑，碑盔雕刻双龙；中刻“御制碑文”；碑体四边或雕群龙云水，或龙凤莲枝；碑面刻有每位扎萨克大喇嘛的生平事迹；碑前设石供桌，享受四时追祷祈祀。碑群气势犹如皇室王公墓地[12]。这些都使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提高，从而在民族团结中发挥了作用。
　　第四，五台山藏传佛教体现了皇家与民间特色并存的特点，体现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民族团结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替代之作用。五台山是清代皇室王公、藏传佛教领袖和普通僧众经常朝礼的地方。康乾的多次巡幸，不仅支持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也提高了其地位。尤其藏传佛教寺院的典型代表菩萨顶的建筑更具有皇家风格，但与承德、热河相比，五台山还具有民间特色。如承德普宁寺就不是普通群众所能随便进入的，它明文规定： “凡蒙古扎萨克等来瞻礼者。王以下、头等台吉以上及喇嘛等，准其登红台礼拜，其余有官职者，许在琉璃牌坊瞻叩，余概不准进庙门”[13]。所以普通朝拜者，只好用头顶庙墙，在可以望见大乘之阁的地方向五大宝顶三叩头，也算是了却心愿。而五台山则不然，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均可进入朝拜。章嘉胡图克图每年4月——8月驻锡五台山，有大量的蒙古信徒前来朝拜，增加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民间特色，从而不同于承德、北京等地藏传佛教寺院。例如在十方堂天王殿两侧平台立存有125块功德碑，碑中记载了上至蒙古王室，下至庶民百姓为寺院捐赠的数目不等的银两、土地、粮食、马匹。最多的布施达白银一千两，最少的五亩地、五十两白银(每亩地2．5两白银)，多少不等。这种虔诚的朝拜不仅增强了蒙藏心向中华的心理，而且也促进了汉藏满蒙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使五台山藏传佛教成为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一个中心，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
　　第五，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兴盛是汉藏满蒙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清代前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的时期，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完全统一在这个封建中央政权之下，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4]。政权的统一与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蒙藏满土等各族人民纷纷朝拜五台山，这无疑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同时，五台山的塑像、建筑、音乐、舞蹈等方面也得到了繁荣，并体现出了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特征。例如五台山的金刚舞道场，是黄教喇嘛的宗教活动，原为藏传佛教的舞蹈，传播时间大致在清代康熙年间。五台山黄庙的佛事活动在山西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一个以宗教情节为内容和舞蹈动作为主的别具一格的宗教祭祀舞蹈。它在山西的传播与发展，既体现了藏族宗教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也反映了山西五台山宗教文化的独特风格。
　　总之，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无 邑)
　　①雍正《惠远庙碑文》转引自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39页。
　　②(清)松筠《卫藏通志卷五》，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68页。
　　③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340页。
　　④嘉庆皇帝《御制清凉山碑记》，见崔正森《五台山碑文选注》，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130页。
　　⑤[12]黄灏《五台山与藏传佛教》， 中国民族报，2003、9、26页(宗教版)。
　　⑥袁希涛《游五台山日记》，见崔正森《五台山游记选注》，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156页。
　　⑦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三联书店，1963．6页。
　　⑧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等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8．314页。
　　⑨(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三》，北京： 中国书店，1989．102—103页。
　　⑩崔正森《五台山佛教史(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753页。
　　[11]沌谷《五台山参礼日记》，见崔正森《五台山游记选注》，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126页。
　　[13]《须弥福寿之庙下马碑》，见李克域《普宁寺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世界宗教研究》，1982(3)． 115页。
　　[1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