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燕《鼓山禅研究》 之《鼓山元贤传》

　　马海燕《鼓山禅研究》 之《鼓山元贤传》

　　在明末佛教界万马齐喑的历史形势下，元贤渐渐展露了头角，担当起振兴曹洞禅门的重任。元贤（1578-1657），初名懋德，字闇修，后讳元贤，字永觉，尝自号“荷山野衲”，又号“石鼓老人”，建阳（今属南平）人，是宋大儒西山蔡先生（即蔡元定）十四世孙。父云津，世守诗书；母张氏，生母范氏。

　　建阳乃理学盛行之地，其先祖蔡元定，字季通，人称西山先生，为朱熹的得意弟子，在朱子学派占中有重要的地位。[1]元贤身处理学氛围之中，幼承家学，为诸生的时候，就嗜周程张朱之学，他曾写诗言志：“道德师颜闵，文章宗游夏；其馀二三子，不愿在其下。”[2]足见他在儒学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同一般。道霈曾概括元贤的生平曰：“（师）年二十五省发，四十出家，四十六悟道，五十七岁出世，八十岁入灭。二十余年间，四坐道场，大作佛事，言满天下，道被域中[3]，凡丛林久参耆衲，罔不腰包来觐，而海内贤士大夫，亦多折节问道。”[4]

　　万历三十年（1602），二十五岁的元贤还是一名诸生，曾到山寺读书，听见有人在诵《法华偈》：“我尔时为现清净光明身。”高兴地说：“周孔外乃别有此一大事。”以后就向同邑赵豫斋，受学《楞严》、《法华》、《圆觉》三经。[5] 万历三十一年（1603），寿昌无明和尚，在董岩开法，元贤前往拜谒，反复征诘。无明慧经（1548-1618）是明代曹洞大师(详前)。昌勉励他参“干屎橛”。“干屎橛”是禅林一则公案。临济宗为打破凡夫之执情，并使其开悟，对审问“佛者是何物”者，每答以“干屎橛”。盖屎橛原系擦拭不净之物，非不净则不用之，临济宗特提此最接近吾人之物，以教斥其专远求佛而反不知清净一己心田秽污之情形，并用以打破学人之执着。[6]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元贤四十岁，父母（生母仍在）相继去世，投寿昌无明慧经落发为僧，慧经为安今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寿昌圆寂，元贤往博山圆戒，留居香炉峰，经常与无异元来商榷玄奥，当仁不让，元来叹曰：“这汉生平自许，他时天下人，不奈渠何。”元贤和博山的关系，在法门的辈分为兄弟，在戒学的授受则是师资。

　　天启三年（1623）秋九月，元贤因为葬亲回建阳。舟过剑津，听见同行中有僧唱经云：“一时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乃廓然大悟。后居瓯宁金仙庵，阅大藏三年。

　　崇祯五年（1632），元贤谒闻谷大师于宝善庵，闻谷大师（1566-1636）即杭州真寂闻谷广印禅师，是云棲祩宏弟子。两人一见投合，闻谷大师即以大戒授元贤。

　　崇祯六年（1633），名士林之蕃，因谒闻谷大师，得遇元贤，遂与诸善信，欲延元贤主鼓山。次年元贤由曹能始等迎请住持鼓山，开始与众居士着手修复、添置涌泉寺建筑[7]。大师来主鼓山，众望所归，各地僧众，闻风而集于鼓山，“不起于座而百废俱兴，楝宇飞，金碧相映，禅衲云拥，石鼓雷鸣，众咸以为国师再来云。”[8]

　　崇祯八年（1635），元贤往寿昌扫塔，归过建州，著《净慈要语》，大倡念佛戒杀之义。冬天，泉州士绅张瑞图、吕天池率众请元贤入泉州开元寺，开堂结制，四众云集。次年在泉州应曾二云居士之请作《楞严略疏》。秋归鼓山。

　　崇祯九年（1636），闻谷大师卒。元贤往真寂祭吊，浙西诸先生，请元贤出主建州真寂寺。该寺为闻谷大师所建，接纳缁素，首以净慈设化，曾嘱元贤撰《净慈要语》二卷，以广宣念佛，普劝放生。元贤刊刻闻谷大师遗语，奉闻谷遗体入塔，并作铭。此后就在浙江驻锡五年。

　　崇祯十四年（1641），曹能始因元贤久住真寂，延请觉浪禅师住持鼓山，觉浪禅师当年即归庐山，元贤亦于此年归闽。觉浪（1592-1659），字道盛，号杖人，先于涌泉寺投瑞岩和尚出家，后于慧经门下受具，初参元来，后因服膺元镜禅师，追随左右，为其法嗣，一生也致力于光大曹洞法门，门下弟子云集，也是清初影响较大的法脉之一[9]。

　　崇祯十五年（1642）元贤赴泉州开元结制。修《开元志》，翌年（1643年）刊行，列目为建置、开士、艺文和田赋，“凡元以前，一以《开士传》为据，后此则考之旧碑及陈氏志，且旁采他集而益以耳目所闻睹者，错而综之，数以聚之。”顺治三年（1646）元贤移宝善说戒。著《四分戒本约义》、《律学发轫》，梳理戒律，以辅教风。

　　顺治十四年（1657）元贤年八十，于上元日，付法于上首弟子为霖道霈，令承法嗣。九月朔，果示疾，不食者二十余日。起居如常，乃说偈曰：“老汉生来性太偏，不肯随流入世廛；顽性至今犹未化，刚将傲骨救儒禅；[10]儒重功名真已丧，禅崇机辨行难全；如今垂死更何用，只将此念报龙天。”十七日子时圆寂。世寿八十，戒腊四十。林之蕃曾呈诗元贤，正可表露其对于于鼓山之贡献。诗曰：“石鼓重开播祖风，庄严殿阁碧霄中。二时展钵千僧静，半谒传灯万劫空。岳顶雪明松影白，海门日出浪花红。灵源不混诸流去，岂用当年一喝功。”[11]

　　元贤对于民族与国家十分的关切，这和鼓山一脉在新朝的命运密切相关。我们在上面提到明代佛教的弱势地位（这种地位在清初仍然无法改变），“无论是出于利益驱使，还是为光大佛教（而依附权要），这样的现象则表明佛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教，是佛教的无奈之态和实际状况的表征。即使明代后期佛教丛林中有些刻意提倡作务清修，以经济自主标榜精神独立和道行高尚的修行，代表了佛教发展的积极因素，但其之所以如此标榜，实际上也还是表征了佛教弱势地位。”[12]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鼓山禅”同样离不开地方官员、士绅的支持，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鼓山僧人是有其独立品格的，而他们个人的品格又足以代表或影响整个“鼓山禅”。元贤和后代禅师不同，他正是处于明末社会鼎革之际，福建地处南方，南明小王朝曾在这里做垂死挣扎。据说，元贤曾有诗句云：“满朝袍笏辞旧主，一领袈裟哭旧王。”对明朝的灭亡表示悲痛，对降臣则表现了一种鄙视。

　　元贤文集中，有关当时明清战事的诗文很多，曾言：“目系世变，时吐其所欲言，乃作《续寤言》。夫贤本缁衣末流，只宜屏息深山，甘同寒蝉，何故嗷嗷向人，若孟轲之好辩，贾谊之痛哭哉？岂多生习气未能顿降，抑亦有不得已而一鸣者乎？今此书具在，苦心片片，惟在大方之高鉴。”[13]其有借古言今的，如：“羽檄连年至，天骄迫汉疆。骨枯塞草白，血溅阵云黄。未见请缨壮，谁为借箸良。销兵是何日，令我忆冯唐。”“见说天王怒，千军出汉京。晓霜严楚剑，夜雨洗天兵。边耀止戈武，天悬日月明。单于应胆落，指日塞烟清。”[14]实际说的就是清兵压境的形势；有直言战争苦难的，如“旌旗蔽空，尸骸遍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忧也。白刃环躬，饘粥弗继，此吾之穷也，非吾之忧也。所忧者，魔鬼入室，祸起萧墙，将来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15]等；元贤还为崇祯皇帝作过忏疏，有《崇祯皇帝遐升礼忏疏》、《崇祯皇帝遐升礼忏表》等。

　　与元贤交往的有两位誓死效忠于明朝的士大夫，一位就是曹学佺，还有一位就是黄端伯。据说曹学佺殉节与元贤有很大关系：“（曹）尤深禅理，与鼓山永觉大师吻契。当殉节时，永觉大师于方丈中见宫保公缓步入，须弥弗见。”[16]元贤曾示意其以死殉国难。黄伯端曾与元贤同在寿昌门下，“乙酉五月，当大兵之未渡江也，南都君臣已先逃散，其不逃者意在纳款者也，惟御史黄伯端大榜其门曰：‘大明忠臣黄端伯誓不降，亦不逃。’”此在其《续寤言》中有记载[17]。

　　李元仲《史感》中对元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吾闽永觉禅师，初得旨于寿昌，后于鼓山开堂。及闽关不守，师掩扉撤座，竟不上堂拈香。盖释门中又自有真忠孝、真节义，万万非儒生所及者。”[18]

　　鼓山僧人在这方面的“遗民情结”，固然是其特立独行之高贵风格，迎得世人的敬仰，但这也无疑给鼓山禅在新朝的发展带来了了种种不利的影响。鼓山涌泉寺在元贤的努力下已是生机盎然，无论是寺院丛林的规模还是曹洞的禅学，都可以说是海内闻名了。

　　元贤的一生，著述甚富（约计35种），主要著作分为语录、史传、禅论、注疏和“会通儒释”五个方面，道霈对其作出的评价是:“老人（元贤）之道广大精微，其学贯通该博，其见地圆明超绝，其说法纵横无畏。” [19]其主要著作及收存情况如下[20]：略